投融资体制改革最迫切
中国证券报：在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的同时，户籍制度、社保等藩篱却横亘于前，如何破局？
郑新立：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生活成本高；小城市机会少，生活成本低。要解决这个矛盾，一是要加快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二是在大城市周边结合中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群，用高铁连接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这就可以解决大城市房价高、进入难的问题。
大城市的户籍门槛确实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不顾资源承载力有限的现实情况而强制放开，并不可取。为此不妨打开思路，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来减轻大城市压力。一方面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在提升，另一方面当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时，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如以往，门槛问题自然消失。
立足于此，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要尽可能推动就地城镇化；在大型特大型城市，主要通过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交通网络来形成城市群，通过这个办法来缓解其人口交通的压力。对于没有产业支撑的小城市，可以通过建设便捷交通、拉近大城市距离来解决；离大城市远一点的，可以通过次中心城市的连接来解决，带领周边地级市和县城的发展；再偏离一点的，也可以利用当地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如旅游等。
对于城镇化，我们总结了18个典型共10种模式：一是乡镇企业带动型，如苏南和浙江；二是出口带动型，如东莞和绥芬河；三是资源开发和深加工带动型，如鄂尔多斯；四是旅游带动型，如丽江；五是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型，如长沙和吉安；六是是什么资源都没有，靠市场带动型，如义乌，已成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城；即便是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地方，也能做好文章。例如甘肃定西鼓励种土豆和百合，一个县建了大概上千个淀粉加工厂，生产和销售淀粉；宁夏部分地区种枸杞、葡萄，用黄河水养鲤鱼，这些都是开动脑筋积极谋变的结果。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战略，你觉得眼下最迫切的改革应当是哪个领域？
郑新立：最重要、最迫切的当属投融资体制改革，特别是找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如何吸引社会资本的办法。这一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将立竿见影。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现在社会资金虽然很多，但企业融资成本很高，难以承担。有人估算，实体企业目前的融资成本高达10%-11%，这对于我们所要的稳增长极其不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革需要决心，也需要眼光，企业死掉了，银行业也难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