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观念扩内需 环保助力稳增长
中国证券报：除了加大投资，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郑新立：投资之外，扩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去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今年要继续扩大居民的消费。有必要指出，投资和消费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推动的。考虑到以往两大消费热点——汽车和房地产风光不再的现实，政府已提出将三个“一个亿”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抓手，一是沿海地区要抓一个亿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中西部地区要增加吸引农村劳动力一个亿到城市，三是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要解决一个亿人口的住房需求。上述举措一旦切实推进，所带来的消费增加十分可观。只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加快各方面改革，把内需潜力释放出来，全年经济增长在7.5%以上是完全有条件的。
中国证券报：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内涵和难点是否发生变化？
郑新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之所以滞后，实际上就是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未来可以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这样供给短缺的矛盾将很快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如果放开政策，保证一定的投资回报率，就能形成一系列的设备需求，带动相关产业。一句话，只要我们扭转传统的发展理念，扩大内需的办法并不少。
比如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向污染和雾霾宣战。如果我们把提供清洁的空气、水等公共产品作为共享发展的重点，并以某种合理的方式纳入计算GDP。同时，把资金引导到环境治理上来，环境治理就能对稳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环境保护，我们首先要走出把治理污染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的认识误区，其次也要在做法上突破以往“谁污染谁治理”的窠臼。通过制度的安排，政府颁布强制性的排污标准并且严格的监督执行，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的制度，这就能够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环保产业的机制，这就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证券报：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变小，未来更为长远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郑新立：改革红利就是未来长远的增长动力。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就能把企业的活力、把13亿人的潜在创新能力焕发出来，这种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如果得以发挥，将成为最大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改革背景下的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有望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源所在。我们知道，农村还有2.6亿人在种地，按18亿亩估算每个人只能耕种六亩半地，而按现代机械化条件算，一个劳动力可以种地几百亩、上千亩地不成问题。即便在国内，农业部的测算数据也显示，东北单季地区每个劳动力耕种100-120亩地、双季地区可以种50-60亩，其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生产率，其收入就可以和进城务工的收入拉平甚至超过；也有测算显示，投资农业规模经营，扣除转包费之外，收益率有望达到30%。
这些都不是空话。比如说，田埂取消，能增加5%的耕地面积；统一播种、统一灭虫、统一灌溉，又可以提高生产率。未来农村留下6千万人种地就绰绰有余了，其余的两亿人到城市里进入二三产业，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对于消费的提振作用是可观的。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动力，当属这两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