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发布式于2016年12月24日在京召开。本届会议以“年金制度深化改革与道路抉择”为主题,邀请部委领导、金融机构、学术单位多位专家发言,同时发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该报告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开发的第六部年度报告,由数据发布、理论探索、政策实践和国外借鉴等部分组成,汇集学界和业界关于年金制度研究的前沿报告,为完善多层次社保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时间:16年12月24日(周六)9:00-17:0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
中国保险学会
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郑秉文):大家上午好!
现在我宣布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发布式——“年金制度深化改革与道路选择”,现在开始。
今天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一个原因是昨天中央公布了养老事业全面降低门槛的重要决定。还有一个喜庆的日子,今天是平安夜,祝各位平平安安。
今天还是按照往常的习惯,我把到会的主要来宾跟大家介绍一下。
到会的领导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委员、著名的社会学家李培林教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也是著名的社会保障问题专家,胡晓义副部长;中国保监会周延礼副主席,他长期搞商业保险,也是著名的保险专家,英文非常好,很国际化的一个专家。
其次,出席今天会议的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司局的领导尹志远书记、周红书记等等,有财政部社保司的符金陵司长,还有发改委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各位领导,其中还有我们在去一年里到地方去调研的地方领导,还包括上海市宝山区区委书记汪泓同志等等。也包括我们共同的主办单位,中国保险学会的会长姚庆海同志。还包括我们这次会议的资助方安邦养老保险的领导,副总裁姚大锋同志,他上午有事儿下午来,总经理周沛先生代替。还包括基金业协会副会长,著名的养老问题专家钟会长。这里还有其他学会的一些领导,有欧盟驻华代表处的同行,还有香港投资基金业的总裁。这里还有北大的郑伟教授,清华的陈秉正教授,人大的董克用教授等等。
此外,我还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娘家,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同志,科研局是我们的娘家,大家也知道,美国所也是我的娘家,拉美所也是我的娘家,我有三个娘家,今天三个娘家领导也都来参加会议,感谢马援局长、国春副局长,感谢美国所的郭红书记等等,还有社科院的其他一些同行。这里还要感谢机构的同事,这么多机构的领导也是专程来开会,特别表示感谢!
此外,还要感谢媒体的同行,今天也了不少,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这个会议手册上都有。我就占用两分钟时间,没有免俗,简单把各位领导提一下,表示一下我的感谢心情。说到这儿,我提议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上述各位领导、同行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这样的会议,我们每年12月召开,到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从2011年开始出了六本书,第一年出的书的主题是“欧债危机与养老金改革”,第二年“中国的养老基金地区失衡与统筹层次提高”,第三年是“社会保障经办体系改革”,第四年是“第一支柱养老金NDC改革”,第五年是去年“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的改革”,今年是“第二支柱养老金改革”。
六年来,我们在各位领导的支持下,风风雨雨,学术上有些收获,我在这里对各位同行表示感谢。
下面,就开始领导致辞,首先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李培林:尊敬的胡晓义会长、周延礼主席,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因为在平安日之夜,所以今天开这个会也非常适合主题,社会保障、社会保险都是为了人一生平安。欢迎各位参加第六届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论坛,此次论坛由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学会共同主办,感谢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再次鼎力协办,本届论坛主题聚焦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深化改革。
大家知道,今年11月17日我国政府获得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以表彰我国政府过去十多年来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2010年时我国的养老覆盖面是3.59亿人,到2015年扩大到8.58亿人,年均增长27.7%。医疗保障覆盖面在2005年刚刚超过3亿人,到2015年扩大到13.3亿人。目前,五项社会保险项目覆盖人群达到近21人次,基本形成了社会保险项目与非缴费型的项目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迈进,为全世界社会保障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成就显著,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时刻,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面临很多挑战。2015年,我国城镇职工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共计9142万人,占全部参保人员的25.9%,这比全国老年人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高出了6.3个百分点,显示养老保险制度负担加重,基金财务压力进一步显现。
20多年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了职工福利的社会化。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人们对老年生活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独撑局面需要突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年金制度将成为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补充。
2004年5月1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第20号令企业年金实行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年金制度的开端,到2015年出台《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宣告我国养老金第二支柱全面建成向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是第二支柱的覆盖面目前总体仍然很小,与成熟经济体相比,无论在参与率还是在资产规模上,都有很大的差距。难以全面发挥对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参与人数2320万,职业年金覆盖约4000万,合计不到全国就业人口的8.2%,覆盖范围太窄,企业年金积累基金1万亿元,职业年金刚刚起步,第二支柱的资产总额不到GDP的1.5%,而这个比例在OECD国家中平均是84%,在非OECD国家中平均是36%,所以总体来看,我国的年金资产规模太小,年金作为第二支柱又窄又小,急需深化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联合业界和学界数十位专家,历时半年多,完成了对年金制度深化改革的深入研究,形成了本该今天发布的这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覆盖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变迁、规模扩张、帐户管理、风险控制、资产配置、税率引导等理论前沿问题,总结了自动加入机制的引入,个人投资选择权的放开,合格默认投资选择生命周期基金等实践经验,阐明了建立养老金管理公司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前景,对刚刚起步的职业年金进行了精算、评估,引进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年金制度的最新改革动态,研究深入、理论扎实、数据详实,不仅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充分展现了中国社科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地位。
同志们,2017年我国将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国家要补社会保障这个短板,社会保障既要补第二、第三支柱的短板,年金制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阶段,下一步要从有到广,将更多人纳入进来,让多层次混合型的养老保险体系真正建立起来,实现共享发展,这也是社会保障领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这次论坛和今年这本养老金发展报告的主题。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此时,对年金制度深化改革进行研究正当其时,让我们携起手来群策群力,为推动中国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奋斗。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郑秉文:感谢培林院长精彩的发言。他作为社会学家,他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及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都有深刻的研究,我们大概是在几年前都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方面的造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这里必须要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是在六年之前我给胡部长写了一封信,我说要数据,缺数据。胡部长做了重要的批示,于是才有了一年一年的发展报告,可以说要是没有胡部长六年之前的批示,没有第一本不可能有今年的第六本,胡部长本身就是学者型的高官,常年在人社系统、保险系统工作,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家,他在人社系统专业精良性是有口皆碑、世人皆知的,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场合有机会感谢胡部长,因为胡部长每次都说我批你的数据我就不来了,今年胡部长作为会长参加我们的会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胡部长给我们作演讲。
胡晓义:谢谢秉文。各位上午好!培林院长、延礼主席,各位来宾,首先,我作为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的会长,也代表我们学会祝贺这次论坛举办,以及这个《发展报告》的发布。
刚才,培林院长做了非常精彩但是也很简短的演讲,他的观点我都完全赞成,借此机会,我也讲一讲和这个年度发展报告有关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我个人的思考。
首先,“十三五”国家规划提出来要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个我认为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国家规划是明确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来了,1991年国务院提出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决定》就突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次用了“多层次”的概念。到了1998年,就是上世纪末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层次的体系建设是什么状况。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层次或者这个支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刚才培林院长引了一些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到2015年底,我们养老保险,就在城镇职工这一部分已经覆盖了3.54万人,比98年增长了3倍多,如果加上后面实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际上到了8亿多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月能在巴拿马获得杰出成就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奖是颁给中国政府的,颁奖词中首先肯定的是中国政府的决心,就是能够作出这样的政治决策。其次肯定了执行力,就是有这种政治决心也能变成实践活动。这两条加起来我觉得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
所以,我说基本养老保险层次。基金上不用说了,基金到2015年收支的规模分别比98年增长了19倍和16倍,积累有35000多亿,待遇水平也是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讲基本层次的发展。
看补充这个层次,最先叫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后来叫企业年金。这个制度应该是在这些年建立并且逐步开始定型。特别是2006年以后,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政府部门进行监管,到了2015年底,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7.5万户,涉及2300多万员工,积累资金是将近1万亿,9500多亿。这是2005年,应该说人数也增加了很多,基金规模也增加了很大,特别是2007年市场化运营以来,年平均的收益率是8%多一点,基本实现了保值增值。这四年以来已经有245万人领取了企业年金,其中分期领取的人数,就是不是讲一次性领取的人数,它的占比从35%提高到75%,就是3/4的人分期领取了,已经逐步改变了过去一到退休一次性支付的方式。人均月领取额从四年前的980块钱增加到现在的1850块钱,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初步显示了补充养老的作用。跟自己的纵向相比,应该说发展还是很快的。
在这个层次上还有一个制度—职业年金,职业年金2014年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而建立,现在还在起步的阶段,但是也开始积累了几十亿的资金,同时也开始有了几千万这个量级微量的支出,就是这个制度开始萌动了。
第三个层次或者第三个支柱,对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国家理论界做了不少研究,但是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障的内涵和外延,我以为至今还没有形成清晰而统一的认知,到底什么是第三支柱。所以在实践当中始终没有具体政策措施出台。
综合这些情况,我觉得可以形成这样几个判断:
第一,企业年金自身有比较快的发展,规则逐步健全,市场化运营闯出了一条新路,它的方向应该肯定和坚持。但是覆盖面仍然还比较小,培林院长刚才讲了。基金规模只相当与基本养老基金结存量的27%,而集中于大型国企。所以在全局上还很难说已经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还是局部的。
第二,职业年金刚刚起步,而且职业年金的特点是既承载着制度转轨的过渡性功能,它的刚性就要强于企业年金。所以它是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同时又由于有财政资金注入,还有市场运营的模式,这样的相互交错,所以它的操作复杂度也会比企业年金高很多,因此需要周密设计、精心实施。这是为什么现在职业年金开始有积累,但是运作路径还不是特别清晰的一个原因。
第三,我们讲的第三层次或者第三支柱现在基本是空白,可能有一些尝试,但是没人界定说你这就是第三层次或者第三支柱,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支持。所以,应该说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就这个现状做这样一些研判。我认为“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加快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是非常必要的。我不展开,我就点点题,我认为:
第一,准确界定政府的责任。正确引导民生预期。就是政府不能把养老这件事情完全包下来,是要发挥各个层面的资源优势。
第二,合理调整体系的结构,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是一个单一层次或者单一层次为主的这么一种制度架构的话,它的可持续性是很差的。所以,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来看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把养老保险当做一种制度供给,怎么来合理调整它的结构。总的方向我认为是适度控制第一支柱或者第一层次的范围,适度的增大二三层次的比重。
第三,发挥市场功能,满足差异化需求。为什么要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越是发展需求就越趋于多元化、多样化,而基本的养老保障制度不可能也不需要满足所有的需求。只需要满足那些基本的需求,而超出基本层面的需求可以用其他的手段来满足,其他的资源来满足。关键是政府要看到市场是有这样潜力的,善于运用市场的手段。
我举个例子,比如现在在银行,可以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那买各种的理财产品,其实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可以体会的。但是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实际上是很纷杂的,有没有可能把它统和一部分,引导成为长期投资的个性化养老产品。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思考的,可能各个部门、各个机构有自己很多的开创性的研究。但是从宏观层面能不能把它统和一下,哪些作为长期性投资,尽可能减少短期的投机性的投资的这种趋向,其实这是值得研究的。这是总的一个想法,觉得有必要发展多层次。
具体有几点思考,这完全是学术性的思考,因为我也不当副部长了,所以我下面讲的几点没有任何行政的色彩,完全是个人的学术思考,就是在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问题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要不要提高企业年金的实施强度。现在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愿性的,企业和职工两方谈判,大家都愿意就可以。有没有像职业年金这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个可能是我们推进它加快发展的手段。这点可以思考。
第二,是不是可以思考我们要不要重新定义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边界,现在把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里面的个人帐户养老金都作为第一层次来安排的,这个从历史沿革来看没有任何不妥,因为当时制度就这么定的,因为个人要交费。但是发展了20几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反思一下,个人帐户养老金安排在基本制度里面会受到很多的制约,有没有可能将来拿出来,或者拿出一部分来和第二层次相结合,让它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个人的选择性,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当然要这么做改造工程就很大。我觉得在学术研究上是应该没有禁区的,可以研究出多种的方案供决策层参考。
第三,我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第三层次到底指的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有长期、有短期,哪些可以作为养老的财务储备的,然后给予什么样的政策支持,然后实物性的投资怎么办,房产这些怎么界定它有没有养老支持的功能?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怎么样进一步强化支持政策,特别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二三层次的发展。
第五,从更宏观的架构上来看,我们得考虑一下,总体的养老保险多层次的结构比例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方向,就是那么说,仅仅是一种口号的宣言性的,就是说我要发展第二层次、发展第三支柱,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可能在学术上是需要有一些研判的。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622”或者“433”,或者是“532”这样的架构,觉得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现阶段实际的比较合理的配置。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研究。
我也期待着我们的学术团体,我们的学会组织,和我们的行政部门,各界人士,在这些方面贡献更多的智慧,感谢大家听我的发言。最后,我总的希望,像《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这样的研究学术成果不断的涌现,跟上时代的步伐,使学术之树常青,祝社保事业常兴,为国家民族常盛而努力。
郑秉文:谢谢胡部长,他领导中国保险事业十几年。接下来,谈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根据国务院去年颁布的新国十条经典表述,大意应该是家庭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福利计划的主要提供者、社会保险计划的主要运营者,周主席长期在保险系统工作,是个很国际化的领导里,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型高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周延礼:今天非常高兴参加由社科院、中国社会保障协会、中国保险学会联合举办的2016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通常我们所说的蓝皮书,蓝皮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了我们国家过去一年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特别是刚才,培林院长、胡晓义部长经典概括了重要内容,把它的内容经过他们的思考我相信都已经把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提炼出来了,我听了之后深受启发。特别是胡晓义部长讲到的第三支柱,这些政策空白我们如何填补,真是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和整体的安排,不然的话,这条“腿”会越来越软,将来会瘫痪的,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主题当然是研究第二支柱了,但是一定不要忘记第三支柱,也要让这条“腿”强身健体,尽快的强壮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现在我们出现很多的问题都是在第三支柱不健全,没有安排,所出现的问题。
所以,借此机会,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些简要的思考,也有几个方面的考虑,我主要是围绕着在年金制度深化改革,保险机构可以大有作为,这样一个内容上,我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考与大家分享。
主要是三方面内容:第一,年金制度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第二,保险业在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当中发挥作用问题简单和大家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只能提纲挈领的做一下分享。第三,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接着晓义部长讲话的内容,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大家分享。
(一),年金制度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背景现在速度之快,每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养老金的压力是空前的。所以,我们急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家知道,2006年的时候国务院23号文件把商业保险定为中国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刚才秉文教授又把2014年新国十条给商业保险的定位,是承担者也好、实践者也好、运营者也好,也重新做了定位。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年金制度作为商业保险如何在运营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当然现在看来我们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在金融各个领域当中,包括银行、证券发展的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可以并且有可能大有作为。你看我们2007年到2016年老龄人口的增长幅度,2007年是60岁以上人口占11.6%,到2016年是16.6%,要是讲总数增长的速度是更快,2007年是1.58亿,2016年是2.29亿,这样一个人口的压力对养老金需求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也是堪称世界之最。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深刻的研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年金制度和商业保险经办,如何提高年金制度它的制度生命力,这是我们要深刻研究的问题。
我简单梳理一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国家从2015年到2016年这两年都做了哪些政策发布。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就是胡晓义部长他们为主,标志着养老双轨制正式废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刚才胡晓义部长也提到职业年金,刚刚启动,现在有几十亿资金了,这个制度开始发挥一点作用了,应该说时间不长,能够发挥作用应该说难能可贵。
2016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人社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16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提高了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的水平,总体上调了6.5%左右。2016年12月,我们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我相信2017年应该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的红利之年。
(二),商业保险在我国社会保险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
我相信在制度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将来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业保险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商业保险的运作特性:
一是在基本养老层面,二是企业补充养老层面,三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层面。
比如说在基本养老保险层面,商业保险可为社会保险提供精算技术和管理支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商业保险在这些方面承担的工作,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这样可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层面的这些效率,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刚才我也听到胡晓义部长谈到,中国政府得到国际上的这个大奖,3亿多人口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险的这样一种制度红利是非常难得的。
二是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方面,商业保险可以为养老金的计划发起、运营提供全面的、全程的服务。这方面我们和一些企业合作方面都体现出来了,我们前几年在辽宁做的应该说比较好,已经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承担者。刚才秉文教授也谈到,新国十条这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商业保险的作用,所以为我们下一步深入的做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强大的推动。
三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层面,商业保险可以发挥主导作用,提供多元化的养老保险产品。讲到养老保险产品的时候,也有保险公司的同志在这儿,包括还有大学的专家教授,我们现在发起的养老保险产品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水平要高的,真正体现养老保险需求的保险产品,千万不能哗众取宠,千万不能打着养老产品名义搞理财,现在我们有些理财产品真是理财,加上老百姓理财的需求愿望、欲望非常高,但是真正作为老百姓养老的需求,现在这方面研究不够,甚至做的还不够。所以,在这方面一定不要让养老来开发各种理财产品,提高我们养老保险产品的保障程度,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其目的主要是弥补社会保险保障的不足,丰富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考虑。当然这个理财不是不可以搞,也可以搞。但是注重我们广大理财群体的养老保险需求,这是很关键的。
现在大家看到买的理财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已经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这部分群体。其理财的目的是保值增值,也是为自己以后未来的生活能够有可靠的保障,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考虑,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的考虑保险产品的养老保障性的问题,提高保障的水平。
商业保险这几年在年金业务经办方面应该说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已经有5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承担了受托人帐户管理和投资管理人的角色。比如说像太平、中国人寿、长江养老、平安养老、泰康养老、安邦养老,这次会议主要是安邦养老赞助支持。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家养老保险经办、企业年金所做的成就,为他们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年金业务已经是保险业的传统业务领域了,他们现在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因为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步介入、逐步参与这些事情,在受托人、帐户管理人、投资决策这方面,在人社部的大力支持关怀下很多企业愿意参与,但是管理始终是我们在经办年金业务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们要深入的做好年金业务的细化、优化业务领域,提高我们保险经办年金业务的效率和效果。
另外,在金融领域当中保险业参与年金业务,我们做了一个总体的了解,已经列入首位。到2015年底,有10家法人受托机构当中5家养老保险公司受托管理的企业数、职工数和资产数,第一个在企业数有4.71万家,数量也不小,职工数是928万人,资产的总额是4170亿元,占企业年金法人受托业务的92%,也就是在企业数量当中我们占92%,在职工数当中占76%,在资产数量当中我们占73%,应该说还是不错,要大体来讲是2/3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保险业,特别是经办业务,管理是关键,优化管理、细化管理、提高效率、提高效果,这是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现在在20家投资管理机构当中有7家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资产超过4791亿元,占市场份额的52%。通过这个可以看出商业保险在这方面应该说成绩有目共睹。
(三),如何做好和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我有两点思考,和胡晓义部长是互为补充。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在国际上得大奖,对中国政府的奖励应该说代表着我们政府,也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2006年,国务院23号文件已经确定,把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安排和其他方面,还有各部委在这方面的认识,甚至把商业保险的作用很好的发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要进行思考。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比如说在企业年金,我们认为发展还是相对比较滞后,现在机构参与的数量可以看出,还没有达到100%,应保尽保。企业的职工数2/3强一点。资产的总额管理也没有完全纳入进来,所以在这方面难以构建起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制度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有几个数据,2015年末,基本养老参保数据8.5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数据是3.54亿人,这个和人社部统计数据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比较而言,参加企业年金的数就太少了,只有2316万人,所以我们要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制度。有些数据可以看到,比如讲到养老三支柱的发展问题。基本养老这块过去三年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但是企业年金制度缴费波动比较大,甚至还有负增长的状况。商业保险发展速度比较快,今年还有几天时间,我估计保持30%的增速还是可以,2016年商业人寿保险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在这里我看商业保险如何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可以有效的体现在增速方面。
另外,从全国企业参与和企业职工的增速来看有几个数据,不一一的向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当然是根据我们保监会统计的数据,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供大家参考。
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缓慢,未能有效发挥第二支柱的作用,因为今天我们研究就是第二支柱。所以,我们在企业年金的缴费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参与企业和职工的增长应该进入一个瓶颈期。另外,企业年金未对养老保险提供保障这方面有足够的支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年金保值增值当中的作用。首先是年金制度安排认识上大家要有统一,是作为长期的储蓄安排,关系参保人和受益人的养命钱。年金资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是职工和企业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所以保险机构要充分发挥长期资产负债管理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提升投资能力,刚才胡部长也讲到,从市场化运行,就像国家基金这块3亿多,投资回报率8%左右,应该说相当不错的。我们去年的保险的运营资金收益率水平大约7.5%左右,这两个数据应该说非常接近,为年金基金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投资收益率,实现了有效的保值增值,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年金制度的建立发挥作用,甚至扩大年金制度覆盖面,发挥商业保险的有力支撑。
另外,应该加快实施年金化的制度制定和方案的设计。这点刚才胡晓义部长个人思考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要补充一点的是,比如说企业关于一次性领取和分期性领取的时候,我觉得这都不是标准意义上年金化的方法,所以要导致企业年金的待遇对长寿风险的应对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制度的安排。作为企业年金年化发放是未来必然的选择,也是我们保险机构体现专业优势的又一个重要领域,所以保险机构应该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保险业在精算技术、长寿风险管理的优势,通过提供固定年金和变额年金等多种养老保险服务,加强领取期服务方面的创新工作。特别在技术的创新工作。我们要充分利用新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化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广泛应用到企业年金化发放方面的优势。现在我们保险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要保险性技术。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应用到企业年金化制度当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
我就讲这么多,讲的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郑秉文:谢谢周主席精彩的演讲,企业年金覆盖率去年下滑,大面积下滑,是2004年建立企业年金以来下滑最厉害的一年。年金化的发放问题在职业年金里做了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不能一次性发放,这些制度也都是在逐渐的改进。周主席说的这些都是切中要害。
下面,是本书的宣传介绍。
我分四个部分来跟大家宣介这部《发展报告》,第一部分关于报告的本身,今年报告的主题是第二支柱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建立前两个支柱的基础之上,去年研究的第三支柱,我们跟中国保监会联合做的课题,前年的研究是做的第一支柱的研究,我们主要是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在此之前,正如我刚才讲的那样,我们在2011年、2012年分别对欧债危机与养老金的关系、中国地区失衡的关系做了研究,当时2012年这个选题基于国务院领导的一个批示,他说为什么失衡这么严重啊?我们为了解释这件事情,这个选题是这样选的。2013年是经办机构,主要还是跟周书记、社保中心他们做的。这里做一个说明,我们每年这个报告是双语的,还有一个英文版,我们这几年一直坚持下来了,只是2015年的英文版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没出,只是今年一年比较情况特殊,往年一直有的。来龙去脉三,今天发布这个报告是个课题的结果,是三方研究的课题,我们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安邦养老保险,这个课题在签约仪式上胡部长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对课题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当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也都在,这是当天签约仪式上的照片,这个课题最开始到现在一直以课题的形式做的,课题的荣誉主任是胡晓义部长,荣誉副主任是陈良和姚大锋两位同志,指导委员会还是人社部相关司局的领导,还有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个课题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出了四期简报,又做了一些调研,我们是到了香港调研,香港接待我们的是投资基金工会的黄王女士,今天也来了,我们又到江西做了职业年金的调研,今天江西社保局的领导也来了,我们还开了若干次研讨会,这是研讨会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课题的角度来说,今天同时也是一个结项的会,这本书是由一个主报告和40个份报告构成,有五大板块,100万字,这是迄今为止6本书里最长的一本书。作者涉及到60几个,合作的作者还有20几个,一些最大的特点,由于企业年金实践性、操作性比较强,我们与机构合作,这是今年一个最大的特点。与机构合作是我们社科院学者学习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我们交互的机会,只有在交互过程中才能发现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们书的编委会组成,这边是书的目录。第一部分是传统的板块,是基本养老和企业年金这两支基金年度的发展情况,这是每年都这么滚动的,每年都有这个板块,每年都是由胡晓义部长批示,由周红书记提供数据,而得来的分析,这个分析我们持续了六年了,我们有自己的特点,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方面我们建立了发展指数,这个发展指数由于变化不是很大,我们不是年年发布,今年是第三年没发布了,明年想要发布一次,在企业年金方面有一些我们的特点,这个也做了几个指数,主要是集中度的指数,这个指数是年年都更新的,这是第一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是关于企业年金的专题片。这个专题片我们主要还是从基本理论和过去12年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回顾这样一个角度来撰写的。
第三个板块是政策建议篇。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板块抓住了一些问题,第二个板块抓住了一些问题,第三个板块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第四个板块是改革借鉴篇,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制度引入我们国家一些研究,比如说引入胡部长讲的,能不能半强制性的啊,那么我们这里研究了“自动加入”的问题,研究了引入QDIA的问题,默认投资工具等等。
最后一个板块,我们是对境外最新的企业年金的发展做了研究,我们为此专门去了一趟香港,因为香港7月1号立法生效,它引入了DIS默认投资系统,我们建议在内地我们企业年金要引入QDIA,引入生命周期基金,就是TDFs,我们看看香港是怎么做的。
我们在那密集调研了三天,走访了11个机构,域外还有其他的发展,对我们的改革具有极大的纪念意义。比如说2006年美国养老金保护法案的通过,PPA,这个对我们启发太大了,就是十年之前美国这方面立法通过了,在他立法之前,美国出现了一些投资先进很先进,经过十几年院外集团的运作、社会需求的压力,2006年终于通过了,这部法案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美国养老金历史上第三部最重要的法案,第一部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第二部是1974年的ERISA,这是第三部最重要的法案,我们给翻译过来了。对于2006年美国PPA的研究我们还不是很深入,但是我们知道很重要,它对养老金、职业年金覆盖面的扩大,对基金的分离,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的分离,对于长期资金的形成,长期资金对资本市场的正效应,这个意义就太大了。这个我们做了专题研究,我们可以说前面关于生命周期跟那个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域外还有一个案例,2008年英国的NEST改革,英国08年的改革,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意义也是非常大的,英国的养老金改革也是非常曲折的。我是十几年以前我的博士生就写过,2008年这个改革我还是记忆深刻的,比如我们现在建立职业年金,英国在2008年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我们现在是一个省一个,这种投入太重复,安全性也有问题,运维成本也是巨大的。像这种我们介绍进来给决策者看。
总而言之,域外的改革我们看看还是有好处的,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关于报告的内容。今年我们选择了第二支柱,第二支柱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能不能用一本书的量说明,得找一个主题,发现什么主要问题呢?不能发现十个问题解决十个问题,不能发现五个问题解决五个问题,我们认为就是一个问题,它的参与率太低,覆盖面太狭小,这是关键。我们12年了,成绩巨大,根本没有,中国人没有信托的,我小时候有寄卖行,本人小提琴就在寄卖行花15块钱买的,那是最早的中国人的信托,中国人没有信托精神,欧洲大陆也没有信托精神,因为只有英国有衡平法,于是他有信托,我们突然传统的1991年搞的互助会和企业补充保险,变成一个DC型信托制,我们谁也不懂,那么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搞起来了,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12年时间基本养老保险的飞跃多快,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养老保险的飞跃速度衡量它,高标准的要求我们自己,用这个尺子一衡量这个覆盖面只相当于基本养老保险的10%不到,问题出来了,1991年提出来建立多层次,可是现在还是一个层次一脚独大,第二层次建立不起来,第三层次几乎是零,政策还没有出台,所以既然我们研究第二支柱要找出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整本书就是围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扩大覆盖面,我们在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我们用英文的习惯,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我们用参与率,用英文习惯可能更好,因为是自愿型,不能覆盖,覆盖是强制型的,我下面用参与率这个词了。
如何解决企业年金参与率扩大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解决的,如果不解决问题是非常大的,这个数据我就不给了,刚才周主席给的数据非常详细。
参与率狭小后面有三:第一,未来职工的退休收入水平降低至少10%,不利于社会稳定。我们目前这个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好几个国家跟我们差不多,有的发达国家比我们还低,比如英国30%,我们现在实际替代率是42、43,我们高于英国。美国38,我们高于美国。加拿大更惨了,我们是加拿大的1倍。韩国也很惨。我们比很多国家第一支柱替代率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看到,人家有第二支柱,还有第三支柱,如果加起来整个退休收入占退休前的比重大大高于中国,所以在这个方面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二,在机关事业单位全面建立年金制度的同时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全国的机关事业单位一起步3800万人,进入了年金时代。但是职工企业搞了12年,才2000多万,很容易形成一种新一轮的诟病,因为大家还没有缓过神来,职业年金没有运作起来,钱还放在那,我社科院退休的人,从去年10月1号缴费以来依然在旧制度里面,所以大家没有缓过神来,缓过神来以后我估计也是一场诟病。那么既然要让它公平,我觉得就应该采用像胡部长刚才说的那样,实际上机关事业单位不是强制性的叫自动加入。企业年金也可以自动加入啊。这就形成了新的公平了。
第三,私人部门的企业年金制度长期滞后,多层次混合型的制度目标渐行渐远。
我们对企业年金的发展有这么三个思考。第一个思考要抓住当前企业年金参与率的三个契机:第一供给侧改革,为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建立和扩大提供了空间。二是我们的年金试行办法已经实行12年,目前正在修订。三是第三支柱,我去年26号开的会,今年24号,去年12月26号我就说第三支柱呼之欲出,呼了一年,但是今年我还得用这个词儿,因为一直在路上,一直这么走,突然就像昨天似的国务院发布了降低门槛那个文件,所以我今年还得说,第三支柱呼之欲出,第二次说了,不好意思,我不想再说第三次,既然呼之欲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设计有高度相关性,美国的研究、美国的制度改革、英国的制度改革告诉我们,应该捆绑起来,两个支柱要合作,退休之后帐户怎么打通,非雇员或者雇员转成资雇者,资雇者再转成雇员,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制度要打通这也是一个机会。
于是,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自动加入、放开个人选择权,比如说建立合格默认投资工具,比如说投资扩大范围,比如说完善我们的税收优惠制度,我们现在税收制度是EET,我们再提出TEE,等等等等。咱们这个书里印了主报告,主报告是我写的。
第三部分,鸣谢与未来。
六年来,要感谢各位,这里要感谢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就2016这本书来讲,没有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的支持是没有这本书的,没有胡部长的支持没有这六本书,感谢部里的养老司、社保中心、精算的团队,感谢周书记的支持,没有精算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包括2014年的和今年的职业年金,感谢安邦养老,安邦养老支持我们社科院的团队三年了,课题费和开会的费用,这里代表我们这个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今年的十几家机构参与进来,感谢实地调研的香港同胞,还有地方的领导同志,有的同志今天到会了。感谢中国保险学会,今天这个场子,大家吃的饭都是人家的。谢谢他们。感谢我的娘家,中国社科院、中国社科院的科研局、拉美所、美国所,科研局每年支持这本书的出版社七八万块钱,从开始到现在,我是感恩的,没有科研局的这七八万块钱出版社也不能出,因为就卖一千多本。所以科研局的这七八万块钱等于也救了我这本书,这是体制内的那点事儿,感谢科研局。感谢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管理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工经所的。感谢上海建睿投资公司,我们的网站是他们帮忙做的。感谢所有的工作者,感谢所有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这里有默默无闻我就不说了。
跟大家公布一下未来两年的研究计划,明年我们的主题是“长照保险”,后年主题是“主权养老基金”。
第四部分,我公布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明年2月20号我们与加拿大使馆、加拿大CPPIB养老金投资公司联合举办这本书的发布式,这本书我提过多次,养老金加拿大1997年改革是一个典范,他运用顶层设计,非常好的运用了顶层设计,各个部门、中央,联邦和各省之间经过了大量协调,可读性很强,是个记者写的,也很厚,24章,这本书赞助单位是海富通基金、易方达基金。感谢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出版,感谢CPPIB给我们版权,这是当时改革的总理,右边是当时改革的财长,这边是当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右边头像是现在CPPIB的总裁,他们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第二个学术信息的发布,2017年4—5月我们发布《外国社会保障法律译丛》,这部《译丛》是六卷本,历时6年,600万字,六年,很大,胡部长亲自给我们写的序言。这里要感谢基金业协会会长的支持,感谢社科院科研局纳入到创新工程里,这本书光社科院的支持,在我印象当中是86万,这个没有社科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再次感谢马援局长,这是去年在密云办所长培训班,最后那天吃饭说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成果,明年开花结果。
第三,明年7、8月份的一个发布式,我们世行的书,我09年我们翻译过一本,还有两本,这两本经过一两年的运作我们翻译过来了,这里感谢华安基金、中欧基金,这两个公司给了我们资助,我首先声明,所有的资助钱都进了出版社,不是我个人,不是我们团队,社科院进去的钱拿不出来很难花,我说的资助大家可别误会了,以为给我个人、给我团队分钱了,不可能的事儿。感谢人社部的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能够出这套书,我们很多书都是这个出版社出的。
根据议程,下面是我们中心网站的升级。我们中心成立于2001年,我们网站建立于2012年12月当时中国社科院有个数据中心,在数据中心的道义支持下,记住,是道义支持下,我们搞了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几年来访问量也很厉害,几年来是61万次也不是62万人次。我们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这个很业余,就我们一个行政秘书在2012年没花钱找朋友搞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可能每年交800块钱,服务器租用的费用,再后来社科院给我们社保实验室划拨了一次10万块钱,用于行政秘书的工资费用,所以这个网站我们是在没有时间资助的情况下搞起来的,没想到在学术上还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下一页,考虑到需要工业化进入到4.0了,我们这个中心从1.0今天终于迈向了2.0,我们中心的网站,我们社会保障实验室的网站也迈向了2.0,迈向2.0以后得有特点,不能自吹自擂,我们有如下的特点,这是改版前的版面,那是改版后的版面,改版以后更正规化了,由和讯系统,纳入他们里面去,由上海建睿投资公司予以设计和维护,这样的话就更正规化了。
重要的是我这里公布一个学术信息,经过跟出版社商量,我们年度发展报告,不是已经出了六本了吗,出版社同意,我们在过去四年之后,把书全文挂在网上,供大家免费下载,这是2.0最重要的地方,2.0最大的进步就是这本书免费供大家下载。还有其他一些功能上的变化,因为我们是单独申请的域名,也很容易记,cisscass,尽管我们自认为2.0很正规,但是跟各位比也是业余范儿,所以这里也没有摸球、放音乐,这个仪式就结束了。
根据这个议程,现在进入茶歇阶段,10分钟以后进入第一单元宣介阶段。
主持人(姚庆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继续开会。这部分的内容是《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成果的介绍。
首先,有请孙永勇,是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他来介绍基本养老部分在我们《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中的相关成果。大家欢迎。
孙永勇:各位嘉宾,早上好!
很荣幸再次站在这里介绍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六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团队里负责基本养老保险部分介绍的成员。六年来对基本养老保险的理解认识可以看到,经过基本养老保险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下一步基本养老保险应该怎么走,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进入低速发展的时期,一系列指标都已经显示出来。2015年参保人数、参保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增速都已经下滑,特别是参保职工的人数增速只有百分之二点多。
从各个省份的情况来看,参保人数的增速大部分处于低速阶段,最高的是内蒙古超过了10%,同时负增长的省份出现。浙江省的参保人数出现了负增长。参保职工负增长的省份达到了4个,未来的情况并不乐观。
同时,所有省份的离退休人数保持增长,虽然速度下降了一点,但是速度高于参保职工的增速。
制度赡养率在各个省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黑龙江超过了70%,而广东是10%左右,这个差异是巨大的。如果按全国总的制度赡养率来比,大部分省份的制度赡养率远远高于平均数。
参保职工的缴费情况也在继续的恶化,缴费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现在参保职工中将近20%是没有缴费的。
同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增速也是快速的下滑。有8个省份参保人数负增长。甚至领取待遇的人数也出现了三个省份的负增长。
第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情况。
2015年虽然人保系统加大了各种力度来提高收入,但整体上来看基金运行情况还是很难改善。从收入上来讲,收入的增速是有所抬升的。大家看这个图,几项主要的构成,基金收入构成中有几项加速了,但是加速最多的是财政,换句话说,这个速度的提升中有很大的程度上是财政提上去的,财政加大了投入。
所有省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仍然还是保持增长的。与收入的增长相比,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更快。这个图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率和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的增长率,比收入的增长率依然要高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尽管财政投入了很多,支出仍然比收入增长要更快。
同时,所有省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速都在10%以上,没有一个例外,也就是说,速度都很快。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的增速连续多年是下滑的,而当期结余增速实际上几年是负增长的,去年因为财政投入很大,这个负增长的幅度小一点,但仍然是负增长。
2015年当期结余为负的省份是6个,也就是说,6个省尽管财政有投入但是仍然收不抵支。黑龙江有将近200亿的赤字。
累计结余额,虽然总的很大,但是分布很不均衡。广东有6000多亿,江苏、浙江3000多亿,而很多省份结余很少,而且有些省份当期结余为负,那么它的累计结余就会减少。
与此同时,从前面几年的情况来看,做实个人帐户的难度与日俱增。这里有两条线,上面是个人帐户的累计记帐额,2015年底有47000多亿。下面这条线是整个基金的累计结余,就是所有基金的累计结余,现在只有3.5万亿,两条线之间缺口是在扩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所有基金钱填到那个帐户里都填不满,而且那个口子越来越大。
同时支付月数,就是基金的支付能力,连续三年下降。各个省基金的可支付月数的差别就很大。黑龙江1.28个月,就是一个月就可以把积累的钱全花完。上面的广东可以发50多个月。这就是全国各地的差异,基金支付能力的差异。
对于城乡居民这块,我们看这个图,2014—2015年的变化,这几个构成部分里面,红的是财政补助占的比重,另外几个是其他的构成,只有财政补助这个比例是上升的,其他比例都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这个制度越来越依靠于财政的补助,70%都是财政。
各个省份的基金支出收入比不断上升,本来支出收入比就很高,就是我们收的钱里有大部分的花出去了,而这个比例还在上升。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攒的钱也会面临不够花的情况。
所以,整个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
对于制度的改革有几点提出来思考:第一,顶层设计方案的问题。这个东西也有几年了,但是迟迟没有出台,我们看到这个局势是越来越严重的,如果你的顶层设计方案不出台的话造成的未来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第二,关于改革的问题。到底该怎么改?第一个顶层方案的设计难以敲定,我们也与第二个问题搅在一起的,到底是退回去的做原来的现收现付,还是坚持既有的方向,做实个人帐户,还是另外一条路搞名义帐户。事实上,现实是这样的,改革应该是顺势而行,而不是逆势。现在的常态下,如果重回现收现付那个动作很大,我们现在经济增速已经降下来了,就业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往回走那个风险是很高的,现在的现实就是个帐是空的,原来制度是现收现付的,所以顺势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既建立现收现付制度又建立个人帐户,就是名义帐户,这个东西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团队就提出了名义帐户的方案。
第三,扩面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小微企业参加这个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着一些难题,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很多小微企业。那么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探索一种针对小微企业专门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这个是可以探讨的。
第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按照现有的趋势,这个制度会越来越依赖于财政,财政的比重已经达到70%了,而从全国的统计来看,有些省份可能个人缴费的水平稍高,但是全国个人缴费基本上200块左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制度未来也是很堪忧的,而且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呼声、一种压力,就是提高这个层面的保障水平的问题。所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需要探索它的再改造问题。
我的发言就这些,谢谢大家,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姚庆海):感谢孙永勇研究员的精彩介绍,刚才孙永勇研究员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能力和我们的可持续性,下一步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个报告里很多成果的亮点,都展示出来了,再次感谢孙永勇研究员。
下面,为我们介绍的是齐传钧秘书长,他介绍的是企业年金部分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中的内容,大家欢迎。
齐传钧: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午好!
我们报告办了六次,我也写了六次的企业年金部分的分报告,也和大家见了六次面,企业年金还是那个企业年金,规模还是那个规模,确实讲起来比较困难,但是问题作为学者每年都有思考,思考都有变化,今年在去年基础上肯定有一些新内容的,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特别认同我们中心的郑秉文老师说的,企业年金最大的问题,其实根本问题就是规模太小,这个问题是总根子。我汇报四个问题,三个是对今年具体企业年金运行状况的描述,同时对每个状况、每个特征提出一项大家思考的问题,因为今天下午,包括今天上午后半段,还有很多大咖,还要给出丰富的饕餮盛宴。最后一点我就想对目前面临的企业年金发展规模有限存在的问题提一点自己的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个特征,我们讲企业年金的收益率,我们知道2015年收益率9.88%,再创新高,这个数据大家可能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想说什么?我们是八年来平均投资收益率8%,上午领导也说了,收益率非常好,我们认为也非常好。但是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收益率相对银行存款是不错,但是如果相对工资增长率每年平均13%、14%,过去20—30年,假如未来还按照这个速度增长,名义工资增长率,我们企业年金未来替代率是多少?这个不难算,我们发现虽然平均收益率8%,但是如果工资继续保持这么增长,我们替代率可能堪忧的。
另外,我们8%的平均替代率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企业年金投资只局限于国内,我们过去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十年,GDP飞速增长的十年,按理说资本收益率应该和经济增长率差不多的。国外的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做得好的10%,但是它是全球化布置的,有些国家增长速度比较高,有些国家增长速度比较低。在我们中国,这不是养老金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资本市场的问题,当然养老金本身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这个收益率我们能满足吗?未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果经济下滑,我们还是这种投资模式,我们还是这种资产配置的模式,我们能不能达到8%的收益率,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二个特征,今年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是经济转型,既有我们被动地做出调整,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今年基金的增长率应该是比较高的,2015年23.89%,这个基金增长率有几项贡献,一个是收益率的增长,9.88%,还有就是缴费基数的增长,另外就是缴费覆盖面的增长。我们通过粗略的计算发现,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收益率很重要。另外一个关心的就是覆盖面,今年的覆盖的人口增加了1%,说明什么?我们企业年金制度在过去八年也好、十年也好,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是在高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取得的,经济一旦进入新的时期,或者滑向中高速增长,我们覆盖面可能马上就降下来了,未来的扩面又给我们提出了课题,到底怎么看覆盖面不断扩大,是暂时的还是趋势性的?如果是趋势性的可能就要引起我们重视了。
第三个特征,就是指数,这个指数年年算,基本差别不大,我们这个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我们认为只要这四个管理人的指数不超过300这个市场就是充分竞争的。我只讲问题不讲成绩,刚才说了我们企业年金市场只有1万亿的规模,有的学者说,我们这个企业年金投资管理要向专业化发展,什么叫专业化发展?我们建立养老金公司,我们要成立专门从事养老金投资业务的部门,成立一个团队。但是我们知道,目前牌照大概50多个,这么多机构参与这么小的市场,在我们经济学有个概念叫过度竞争,大家都吃不饱,这就带来行业的挑战,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深有感触,企业年金包括第三支柱我们赋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如果规模不能扩大我们没有共赢,只有共输的局面。比如一问今年业务量做多大,因为规模不大,所以带来市场不健康,所以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多的机构来分享,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我只把问题提出来。
最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最近特朗普上台以后提出减税对中国刺激很大,前两天曹德旺网上曝光说中国税务高,这我就想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缴费能力问题。第二支柱我们知道有欠缺,第三支柱有争议,但是规模相对第一支柱、相对我们13亿人口都是杯水车薪,这都是大家的共识了。这两年的争议基本在学界达成共识了,要加快发展第二、第三支柱,虽然大家提的方案不一样,有的说要把第二支柱做成强制性的,有的说把第一支柱个人帐户划到第二支柱。所有的一切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做大第二、第三支柱。其实我也有思考,我前年的思考是怎样做大,去年的思考是什么?我觉得企业年金投资收益,还有投资的成本,还有比如说账户之间转换便利性存在问题。今年我发现其实曹德旺这一说,我们还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老说中国在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缴费空间在哪?我觉得这是必须面临的问题。
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整理,一个是从流量来说,每年从工资里面缴纳企业年金的费用必须面对企业的负担问题,我们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好,还是进入所谓中高速增长也好,“L”型拐点也好,反正种种原因告诉我们,我们企业正在面临很大的困境,这是我们内部。外部,美国如果一旦实行减税政策的话,我们的空间更狭小。我觉得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的不成熟的结论,我上次在别的地方开会也说过,其实我们以前做的顶层设计都是针对每个制度设计,比如企业年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我们应该对整个社会保险大的体系做一个顶层设计,这可能不是某个部委承担下来的,可能要国务院层次,因为只有在大的层次上才能把整个企业的负担合理的配置。其实我们有没有配置的空间?我觉得有,比如说养老,现在三个人养一个人,按理说理论上替代率80%,就是每年收支相抵的话,我们现在每年收支不抵的情况下,财政有补贴的情况下,我们替代率才40%多,这说明我们有应交没交的,28%的参保缴费率,美国12.4%,人家也是参保者和待遇领取者也是3:1,我们得问问这个黑箱里出了什么问题,是管理问题,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企业年金看似发展不好看似是企业年金本身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出在方方面面。比如说第一层次,肯定出在基本养老保险,我们有没有空间。第二层次出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成本配置合不合理。第三个层次税收机制合理不合理,所以不延伸讲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法破解企业年仅和未来第三支柱的缴费问题,就是流量问题。
还有一个思考可能比较浅显,有一个数据,我以前用过,2013年的数据,2013年的居民存款是47万亿,全国GDP是57万亿,相当于82%,2013年美国企业年金是13万亿美元,美国当年GDP是16万亿美元,正好也是82%。我们存在什么问题?很多人存款干嘛,很重要的是未来养老之需,只是我们没有转化成投资资本市场的企业年金或者第三支柱的养老金。美国家庭实际上存款很少,我就动了这个念头。我们现在货币贬值大家也知道,放在银行贬值特别可怕,能不能有一种制度把这个“水”南水北调,调到我们这个池子里,我觉得可以探讨。紧接着我还有一些想法,因为会后我们中心还有一个文章,我准备针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想法。当然有问题还是我的,我也欢迎私下里大家对我的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
姚庆海:感谢齐传钓秘书长精彩的介绍,提到我们企业年金的覆盖面还很低。另外,2014年、2015年企业年金投资的高收益率,在2016年是不是还能继续的维持?资本市场的变化、挑战,包括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挑战,我们怎么样应对?下一步企业年金如何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一个完善的、可持续的制度,保证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点上我觉得课题给予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国务院几个部委的深度参与下,人社部、财政部,包括其他的部委对贯彻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正在研究相关新的政策出台,我觉得政策落地对企业年金是重大的利好。
下面,欢迎上海社科院左学金研究员对报告进行点评,大家欢迎。
左学金:谢谢中国社科院郑秉文教授让我做点评,中国社科院是上海社科院的老大哥单位,小弟弟单位点评老大哥单位坦白说很感叹。中国社科院离决策中心很近,所以他们对社会的动态了解的非常清楚,我们上海稍微远一点,但是上海有一点好处稍微超脱一点。所以我对两位的点评要稍微超脱一点。
刚才孙永勇研究员他谈了我们国家2015年度养老金的情况,我感觉总的情况不是太乐观,而且长期的趋势可能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想说两条:
第一条,我们国家的变动对我们国家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我们知道2012年开始我们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从2012—2015年连续四年,以后还要连续,每年要减少几百万。现在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是根据联合国2010年对中国人口的前景展望,我们国家如果是中方案,在2026年要出现人口总量的负增长,不管哪一年出现,但是2025年前后我们国家会出现人口总量的负增长,这是大概率的事件。随后,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现在在不断加深,2015年已经超过16%。到2050年左右,我说的主要是中方案,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保持在30%,不是60岁以上,是65岁以上。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根据中方案是9亿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年龄结构,从养老金来说是支持比,有人口支持比、有制度的支持比,我们人口的支持比,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比例,我们在2010年是8多一点,就是大概有8个支持一个,到2080年左右,根据中方案、低方案都是1—2个支持1个,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对我们目前养老金来说,我们看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养老金需要做重大的改革。
刚刚说到广东、江苏、浙江有大量结余,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收不抵支,这又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的养老金不能适应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流动,我们看哪些地方出现养老金大规模的结余?都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入地,相反人口劳动力的流出地都出现比较大的亏损,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国的养老金统筹,这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基本是共同的制度,但是因为是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们中央早就提出来要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方案,我知道人保部在做方案。所以,如果我们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不同省份基础养老金出现严重收支、结余或者亏损不均衡的情况。这个我感觉是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向。
另外,大家也提到参与率,不光是第二支柱的参与率比较低,现在第一支柱的缴费率、参与率也不高,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我们说2.7亿农民工大概只有5000多万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没有参加,但是他们退休以后,现在大家关注50岁以上所谓高龄农民工,他们回到农村,每个月拿70块钱能不能养老?如果不能养老,还是我们国家财政要负担。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贫困人线是2800元,70块钱如果地方不配套就是840块钱,是贫困线的30%,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我感觉可能参与率低是因为我们国家基础养老金的强制缴费率过高,我们中央明确降费,一般来说是“20+8”,而且参与基础养老金的回报率受益的结果不确定,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失。
我们到日本,日本说交的国民年金拿回来的钱比交的少,我们国家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不确定性,日本大量的年轻人不交国民年金,尽管法律上有要求,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感觉我们中央对基础养老金改革方向都定了,关键是下决心加快实施的步伐,这里面我知道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不同区位的地方政府的博弈,但是我们应该很好的从全国整体的利益达成妥协,有一个好的推进方案。
刚才齐传钓秘书长说了企业年金的情况,企业年金规模太小是主要问题。刚刚他也强调了企业的负担问题,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国际的形势和国内的形势有很多不利于我们进一步向企业收取更多费用的格局。特朗普虽然没有上台,已经明确要把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曹德旺也说了,他的所有的税大概就是35+5,35是企业所得税,加上5其他相关的税,基本上没有什么流转税,像增值税、营业税这些税他没有。我们国家现在是17%的增值税,不管你赚钱不赚钱,你只要有增值就要交17%,然后25%的企业所得税,我们加起来税负今后要比美国重得多,所以我们国家必须减税,如果不减税我们企业投资会大量的外流。中央当然也提出来要降低企业的税负,但是问题下一步怎么做。
我的感觉,我们考虑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我们应该有个概念叫宏观费负,不叫税。比如说养老金,如果说养老金允许是工资的30%,总量啊,那么我们强制缴费应该是多少?自愿型的、商业保险或者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能有多少?我想30已经很高了,美国我的概念不一定是最新的,是7.65+7.65,包括养老金、包括伤残保险。台湾的税负很低,但消费税相当于我们的流转税,企业所得税是15%。所以我们如果从顶层设计来看,我们应该有个宏观费负的概念。现在上海拿100块钱工资交60多块钱社会保障费,这个非常高。我们养老金比如说30%,我们多少是切给强制缴费的,多少是切给商业保险的、企业年金的?如果我们强制缴费率是28,我可以预言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措施,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很难发展,因为我们企业负担费用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点我们今天都强调了,但是我感觉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当然我们大家说降低税费率会不会给我们养老金更大的赤字,我感觉恰恰相反,我们降低缴费率才有可能扩大参保率,才有可能把两亿多农民工吸收到基础养老金的覆盖范围来,大大提高我们的支持比,改善我们的财务状况。我们要实现全国统筹才能减少地区之间基础养老金的不平衡,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否则很多人只交15年等着退休。另外我们退休金的增长机制不能每年国家规定涨多少,应该根据规则来涨,大家知道我交多少最后领多少,大家都明白,现在大家知道我交多交少一个样。我感觉养老金包括第一支柱、第二支柱改革我们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下决心,着眼于长期,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否则我感觉我们养老金未来很难应对人口变化、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挑战。
谢谢大家!
汪泓:尊敬的郑教授,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今天我不是用官员的身份发言,因为我是我们学科研究团队的一员,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我们郑教授、董教授、左学金教授都是我们的指导教授,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们上海理工大学的吴忠副校长,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史健勇校长,和研究中心三位主任,我们今天专程给大家谈一下。因为我在高校工作30年,五年前到地方担任行政官员,三年前转为书记,原来我是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的,98年开始当时我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市总工会担任副主席,就是研究职工权益的维护,特别是研究最低工资、最低保障线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几年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特别我们热烈祝贺中国社科院今天的社保论坛,以及热烈祝贺《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的发布,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我们这个专题是三支柱模式下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研究。
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特别是中央的“十三五”规划当中五大发展理念,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国家出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我们看到在余命过程,或者整个人的一生,我们受教育,从高等教育来说如果到博士是28年,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普通高等教育22年,但是从基础的国民教育来说也是9—12年以上,但是工作寿命,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有28年的受教育,二三十年的工作时间,此后就是退休。所以,现在对我们退休年龄的界定不再是用过去我们所看的判断和生理的,或者说整个体力劳动价值,而是看劳动价值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对基础养老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个人补充保险的三大支柱已经成为了共识,所以刚才左教授讲的我非常赞同,从国家层面来说,三支柱也好、五支柱也好,我们现在研究三支柱,所以基本养老这块一定要尽快全国统筹,这个就是从全国全覆盖的角度做到。
从纵向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三大支柱如何有效的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李总理强调建立统一的城乡保险制度,必须把职工养老的制度办法衔接,在机关事业单位我们讲职业年金发展到今天要重点研究企业年金如何扩大,如何发挥它独特的二支柱的功能。三支柱能够使得他尽可能的把消费者,或者各年龄段的人们,对于养老的托底保险的愿望,能够在我们保险市场上充分的显现出来。所以企业年金发展,在当今来说,刚才几位领导和学者都说了,由于整个制度设计中和我们支柱设计当中的难度,整合的难度,还有实际操作当中,在第一支柱当中企业交缴的情况已经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而对第二支柱交缴的积极性、主动性、规范性、强制性没有充分的激励或者约束,所以很难发挥二支柱的作用。
我们从第二支柱来看怎么发挥作用呢?2012—2015年,全国基本养老金的领取人数以及企业年金的支出和领取的人数,占比104.8:1,到2015年是88.62:1,这个比值之间还是非常大的。而和全国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之比,这个比重可以看到变化趋势。
我们国家的企业年金变化趋势有个发展历程,从91年到2014年,我们对补充养老金的认识地位,包括提出了这个概念,以及在市场化的运作,今天有很多基金公司实际在这方面都很有经验。然后对这个出台的管理办法,以及我们发布了在所得税当中可以看到财政部等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采用递延纳税的优惠政策,但是从现象上看,从缴费情况说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从全国所有的养老金来看,3800多亿,当年的养老金占到3200多亿,占到82.6%,而企业年金只是占到3.45%。而从养老金的支付情况来看,企业年金没有对养老的保障起到足够的支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领取量,只不过是260.57亿,所占比重0.9%,而基本养老金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占到97.02%,商业保险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占到2.08%。
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基本养老金的支出在整个养老金的支出当中占到97%,也就是一业独大,这样的话就过分依赖财政、过分依赖我们的养老金的第一支柱基本的缴交情况。所以当年我们讲的个人帐户做实这是不可能,刚才看到两条线,交缴量、积蓄量、支付量都是不一样,我们博士研究生在做的时候,我们对国家几个重大报告当中,我们用系统动力学,从整个系统动力学来看整个系统,反映的就是一业独大的情况。所以,企业年金对退休人员养老保障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然后从参与的企业情况来看,虽然税收政策对企业年金发展有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是瞬间的作用,政策的长期效应或者刺激不够大。大家看一个数据,从2008年曾经起到过一个催化的作用,但是到2010年迅速下跌,这几年保持相对的平稳,虽然我们2008年财政部下了一个文,2011年国税总局下了一个文,2013年财政部、人社部、税务局联合下了一个文,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作用不大,我们认为整个交缴的能力和激发的积极性,包括它的主动意愿是没有的。
我们也看到在第一支柱当中,我们比例比较高,雇主缴费也是比例比较高,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中国在雇主缴费在第一支柱当中比重比较高的。我们也看到128个国家的雇主缴费率是小于或者等于20%,个人缴交率我们是在8%,110个国家的个人缴交小于8%的。
从这个情况来看,企业在第一部分当中所要考虑的比重已经比较高了。第二企业年金参与率低,从2007—2015年参保的职工、参保的企业,包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到企业年金的职工参与率,从原来的3%到2015年的5.73%,企业年金企业的参与率从原来的0.33%到0.35%,与刚才讲的发达国家相比,它的三支柱整合效应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太依赖于一条腿—第一方面。
第三企业年金在占GDP的比重当中,2007年的0.57上升到2015年的1.41,和金砖四国比我们都是低的,还不是跟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基本养老制度设计构架比较完善的国家比,我们缺陷比较大,所以郑教授的专著对我们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同时企业年金地区发展不平衡,上海、北京、江苏占到我们全国的2/3以上,而像西藏、海南、青海,西藏当时有2.5亿,上海要达到525亿,北京是314亿,江苏省是279亿。因此,的确对于基金量这么小、这么多的金融机构在关注这个平台,要做大做实市场的确也带来挑战。
另外,企业年金的投资运作率相对比较低,刚才我们讲到企业年金的平均收益率,前几年我们看了平均情况是7.63%,相对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个运作要相对低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投资范围相对比较窄,风险组合方式不够理想,所以收益升值空间还是有限的,还有各种政策的限制。
特别是现在在上海,央企和市属大企业做的还可以,当然比例还不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特别是一般的传统型的企业几乎不参加。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也不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他连第一支柱都发生了困难。
第三个事情,相对企业年金的级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收入比,一般的职工和高管之间的比重比较大,所以他倾向高管的技术人员,所以对于企业年金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合理的比重。在制度设计过程当中,原来企业年金制度当中考虑做到个人帐户,现在企业年金也有公共帐户和个人帐户,所以吸引力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因此,对企业年金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个我们刚才大家都谈到,职业年金是强制缴纳的,而企业年金缺乏法律层面的规定。我刚才说到的国有企业央企的效益比较好的垄断性行业的可以,其他的不行。他没有主动积极的纳入到政策的企业年金设计制度当中。所以,缺乏相关的法律体系来进行规范和引导。
第二个因为企业现在面临税负的情况,所以它的经济效益和负担用工成本比较高,也抑制了他在企业交缴的愿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90%这个企业年金来自大型企业,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基本没有。这样的话按照现行的,我们认为养老的、医疗的、失业的、工伤的、生育保险的五项社会保障制度加起来就已经将近40%,39.25%,这样对第二支柱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撑财力。
第三个方面,企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相互的挤出效应。因为一业独大。从这个情况来看挤出效应以后,因为我们第一支柱比较高,所以基本养老金已经满足的情况下,或者基本上这个支柱独大的情况下,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动力不足。还有投资收益无法满足职工养老需求。但是从现在来看,7%点几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现在接近1—2个点,这个远远比我们工资增长,以及GDP的情况要好。
第四个方面,企业年金“三非”特点导致其吸引力不强。第一老年人对养老产品希望有个保值的心态,所以有一个非稳健的策略,有的时候就没有保本,风险度强了以后对市场的形成也是有点压力的。第二是非长寿风险型的,不管是DC计划还是DB计划,可能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全周期过程当中,它的覆盖生存期不够长,或者年度支付的额度没有足够的满足额度,比较小甚至不稳定。第三是灵活结转不够,特别是异地的,或者说异区域、异国的,或者说在退保和保单贷款当中,这种支撑支付的办法。我上次听了金融单位有很多组合的办法,已经在考虑了。另外对金融机构也是挤压,这么多金融机构挤压在这个平台上也是一个挑战。
上海的企业年金从93年开始推出了城乡保障改革的方案,96、97、98、2008、2010年以及到现在,现在我们长江做的挺不错,但是压力挺大,我们朱总都很清晰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们运作的非常有水准的,但是也是有巨大压力的。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科创中心引领四个中心:经济、贸易、金融和行业,应该说有很好的企业发展的基础,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规模在全国比较大,就是这样,中小企业的积极性都不高,在我领导的区里面,我们国有企业4000多家,大中型企业特别多,宝钢、中铝、深能、中节、上港,这些还不错,那其他的几十万家的中小企业不跟你谈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是上海这样的情况也碰到巨大挑战。
对这个发展来说我们怎么建议呢?一个是能不能有一个半强制性和强制性的加强它的定位和立法,推进企业年金的强制和半强制缴纳。所以我们觉得企业年金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我们说企业年金完全可以仿制,英国走了上百年,也是通过了一段时间实现的。
第二明确定位,激发企业年金的发展潜力。从保基本的全国统筹到企业年金,把个人帐户累计的实现方式同个人养老保障同市场结合起来。
第三个出台配套的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所以这里面一共八种,列了TTE、EET、ETT和TEE,来考虑它的减免待遇,而激发他在最终的企业年金上下功夫。
还有完善产品的形态,提高企业年金产品企业对个人信誉率,比如说增强长寿风险的保障机制,比如提高资金使用的灵活性。
还有差异化的收费,激发我们基金管理机构的积极性,建立专业基金负责年金运行。提高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的水平,有益地寻找配比风险投资的最佳组合。另外加强企业年金监管的力度。
我们的确非常赞同刚才讲的,从顶层设计上要考虑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企业年金发展过程当中也要加强立法的监管,包括使得同步在考虑一二三支柱有效的结构配比和很好的激发机制。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想,不知道自己活到哪一天,但是一定会留一大笔钱放在银行里做寄托。三个篮子三个1/3,能不能让我们基金能够非常好的组成一个组合,让老年人能信得过来投保,现在我们北京、上海全国诈骗案当中,诈骗老年人的不得了,多少亿了,这样搞的话实际上很有保险市场,只不过现在没有打这个平台搭好,如果我们合理设计的话能不能做好有效的宣传和担保机制,使得我们一、二、三支柱作用充分的显现,使得企业年金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先机。
这个方面只是谈一下我们团队研究的想法,请同志们、专家们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大家!
主持人(吕建设):谢谢汪泓书记以学者的角度对年金制度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所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下面还有5位嘉宾发言,再次提醒一下嘉宾注意掌握一下发言的时间。
下面有请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童威总经理发言。
童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华安基金参加郑教授这个宏大的课题所做的小小的工作。一直以来作为公募基金来说都有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和一个持续的养老资金的进入,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像它的公募基金也是非常重要的养老金的管理机构,这些方面作为比较老参与到这个市场的华安基金来说,我们主要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宣传,也就是投资者的教育,持续不断地通过我们产品的活动给投资者宣传比如说公募基金组合投资的理念、价值投资的理念、长期投资的理念;另一方面,持续的用体制机制、人员的管理,这些方面不断的持续的促进最透明的、最长效的投资能力的培养,并通过产品的形式把这种投资的力量贯彻下去,供投资者选择。
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小的课题,就是海外年金资产配置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启示,有一些分析也不一定是准确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总的来说,海外年金资产配置的基本框架还是在四个框架里面,即:股票权益类资产、扩收类债券资产、现金类资产、另类资产,是在这样的大框架里面。
如果年金资产股票配置型的多一点,就叫偏权益类的配置型的。还有固收债券类多一些,就是债券类配置型。另外如果偏重于另类资产,就是非权益、非固收这样的资产是另类侧重型的资产。
最近这些年的变化来说,总的体现出了从债券向股票转移,从传统的资产类别向非传统资产类别转移,从国内市场向海外市场转移,这样三个大的趋势。
实际上从债券向股票转移的核心问题是未来年金的支付能力和年金投资的收益因素,如果年金投资收益满足不了未来支付压力的话可能内在就有从固收向权益转移的特点。
传统资产、另类资产包括比如说基础设施、房地产、对冲基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等等,这些从长周期来说还是风险比较可控的投资品,所以它有这样一个转移的趋势。另外,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还是全球化的趋势,海外市场的配置还是在加大的。
总的来说,这三个趋势体现了这样一个理论观点,就是说年金投资的风险收益特性要去和它配置最有效的资产组合,不断的优化它的有效的资产边界,他在找到最优化的资产配置的组合能符合年金投资风险收益的特征。
第二我们也总结了一下这个因素,主要有七大类的因素影响了年金资产的配置。第一个是整个养老保障体系替代率的水平;第二是年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第三是全社会的老龄化状况和人口结构;第四是社会福利和个人财富水平;第五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和容量;第六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汇率稳定性;第七是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阶段。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我们这里通过分析OECD国家养老金的资产配置情况初步总结了这七个因素。
具体来说,如果替代率水平偏低,那倾向权益类的占比要偏高,简单的说,如果是退休之后收入越小他的年金就越偏向于风险高的资产收益的特点。
第二如果是年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占比和地位更高的话,越高年金配置就越倾向于稳健保守的风格,因为就更重要更要稳定,这逻辑上也是通的。如果全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越高风险偏好也是越低的。
财富水平对年金配置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影响。如果股票市场或者债券市场发展的水平越高,那偏股或者偏债的配置也会相应增多,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汇率稳定性越强年金资产也更偏向于配置更多的海外市场的资产。样浪保障体系发展程度越高年金资产配置的限制就越少,这个企业或者个人自主的空间也就越大。
第三我们简单的和我国年金资产配置对标进行了分析。主要来说有这样几点:
提升风险偏好的因子,包括养老保障体系的替代率水平,年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全社会的老龄化和人口结构,人均财富水平与社会福利状况,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阶段。这样五个因素我们觉得是提高了年金资产的风险偏好。抑制风险偏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和容量,另外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汇率稳定性。
另外,我们也提了一些简单的政策建议,当然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批评指正。一是增长股票市场的配置;二是相应的降低债券的配置比例;三是维持另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上限,另外另类资产比如说像今年表现效果比较好的大宗商品、石油,特别是像黄金这种产品,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再深入研究它在资产配置中的地位;继续探索海外资产的配置。
谢谢大家。
主持人(吕建设):谢谢童威总经理精彩的发言。下面,我们有请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叶蓬发言,大家欢迎。
叶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这个课题是关于企业年金投资范围扩大的建议和设想,这是郑教授这里的分报告,应该是我们苏罡总经理牵头的,因为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也害得手册上很多同事被动的跳槽了或者降职了,非常抱歉。
前面很多提到的或者是其他分报告里有的,我就不再这里班门弄斧了,谈一点我们作为投资管理人机构的设想。我们看到从2013年以后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领导下,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也是在不断拓宽,包括我们过去讲主要是集中在债券和股票,就这两张牌。2013年23号文放宽了很多,也感觉到人社部非常的睿智,过去我们说2014年、2015年的收益都非常好,跟投资范围的拓宽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包括在养老金产品,还有试点的股权和优先股的投资方面。
我们这张图简要比较了一下在企业年金、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投资业绩最近这些年的变化情况,我们看到各自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特征,跟资产配置、投资范围都是有相关性的。
年金的特点固收类占了很大的份额,实际上在权益资产总体的配置还是比较低的,非标市场起步比较晚,目前的占比不到10%。
从必要性这个角度也没有必要多说了,首先从投资组合来讲,肯定是拓宽的范围有利于分散风险,实现更好的风险收益的特征。再一个,我们一直讲企业年金是作为养老金具有长期的稳健性,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应该是一个稳定器,但是不管从总的规模还是从投资的长期性来讲,还没有完全体现出它的特征来。从供给侧角度来讲,我们希望长期资金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还是对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包括提高整体的投资效益,还有发挥机构专业的优势,这方面都从投资范围的扩大能够更好的体现。
简单过一下,前面童总也提到,包括美国的401K,加拿大的股票投资也占了很大一块,日本从以前国内的债券为主,现在逐步的向股票、海外投资增加比重。韩国的一个趋势也是从债券向股票扩大。
另外可比较的,全国社保投资基金投资方面做的非常优秀,从长期股权投资占比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增长趋势。另一个可参照的是保险资金,保监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贴近市场,也是非常有前瞻性,风险收益特征也跟保险资金的收益需求非常的切合。过去这些年,在投资的配置方面,特别是在股权类的和另类投资方面,整个占比也是不断的提升。
简单来看,从国际来看,正如前面专家总结的,我们在投资品种上面可能是由固收类向权益类的比例在升高,包括投资领域来讲,国外的很多养老金也是进行全球化的配置,这样也是分散风险提高它的风险收益率。从国内可比较的话,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和渠道都是比目前的企业年金范围更宽一些,我觉得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从目前企业年金投资我们看到的局限性,我个人认为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是我们长期的资金短期化的投资操作,包括短期化的评价,虽然我们讲这个年金目前总体上处于积累阶段,资金的时间长度也是比较长,但是实际上在操作当中,包括外界对它的评价经常是非常短期化的进行评价。我们觉得可能面临的核心问题,包括比如说个人投资选择权的缺乏,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以企业为单位,由企业作为委托人来进行委托,然后由这个机构进行操作。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受托人这个角色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他的职能经常比较缺位,很多都是以委托人比较短期的想法来看待这些问题,也包括我们委托期限机构都很清楚,长的最多签3—5年,短的一年一签,这样必然使投资管理人的行为短期化。包括招标、对他的评价,很多是以年度或者季度进行评价。这些都会对长期资金投资的特性造成一些困扰。
从监管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用心良苦的。目前我们还是以数量化的监管为主,包括投资的范围、品种,包括对单品种的比例做一些限制。实际上对年龄不同层次的受益人来讲,对风险的偏好或者承受能力差别很大,现在这些企业不管是集合计划还是大的企业做单一计划,把25岁和60岁的人放在一起,那么风险承受度应该差别很大,但是在同样的投资策略下很难做到把长期资金做长期化的配置和考虑。我想下面生命基金这个主题可能大家也会探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从投资范围扩大的角度,也是为了能够体现企业年金作为养老金来讲追求的长期、安全、稳健的收益,那么投资范围的拓宽有助于做好风险收益的管理。
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当然从监管的角度,监管者的智慧和开放的心态非常重要,能够像过往一样不是跟着市场走,而是站在年金特性的角度,能够引导和推动市场的发展。
第二方面是投资管理人的能力和态度。本质上来讲,作为投资管理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心态来做好扩大投资范围,就是过去不熟悉的事情做好,这也是对放开投资范围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还有投资市场的变化和未知,放开投资范围必然会涉足一些我们过去不了解的领域,包括对风险的历史把控还不是太熟悉的这些方面。
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看受益人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认知,这个认知程度越高才有可能做资产配置和投资品种的选择,能够做长期的考虑。
所以,我们的建议,结合刚才几个方面来讲: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建议借鉴保监会对于保险资金放开的程度,包括全国社保对于资金的范围和品种放开的步骤,逐步的做一些投资领域放开的安排。
从投资管理人的能力和态度角度来讲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必须要从过去信息比较充分的投资品种向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领域延伸,我们过去不管是债券还是股票,多半是二级市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本身的价格就反映了它的风险收益水平。但是深入到比如长期的股权投资,或者大宗商品,或者其他的领域去,基础设施相关的领域,可能这些信息是不完全对称的,这个对管理人的能力是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再一个从高流动性向低流动性品种的延伸,你要获得长期的风险溢价,必然对流动性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跟养老金长期的属性可能会更好的匹配。
再一个从战略资产配置的角度深化资产管理的价值链。
还有从投资管理人的角度与资产的关系,过去更多是在现有市场上选择品种,未来可能需要投资管理人和资产之间有更好的互动,就是说除了选择二级市场资产,还需要主动为养老资金匹配我们的资产。从投资市场变化未知的角度,我们知道从国外的养老机构来讲多半是进行全球化的配置。一方面从分散风险获得更好收益的角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L型角度,或者长期放缓的趋势,我们光靠中国的资本市场,从一定角度来讲,也不能完全为我们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提供支撑,我们也可以对一些新兴的、发展更快的国家,或者对传统的市场更成熟的国家进行资产的配置,这样的话,一定对我们风险收益水平有提升。
关键的关键,我觉得还是整个对于受益人本身对风险收益认知相关的,所以我们建议也是可以尝试逐步放开个人的投资选择权,因为这是很多做配置的角度必须考虑的因素。避免不管从委托人还是受托人还是托管人的角度目标的多元化,这样很难做长期资金的配置。
另外一个角度,对投资者教育,提升受益人长期投资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以公募基金的模式去判断和考虑问题。
还有包括在会计制度方面,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整个会计制度准则的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诟病,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过度反应,我们看刚才的收益率,在2008年和2011年整个行业收益率是负的,但是并不是亏钱了,只是按照当时的会计制度显示当年是亏损,但是资产长期来看是能够带来收益的。正好国际准则9号,我们2018年要用新的准则了,所以可能相配套的东西都会对我们资产配置也好,或者长期的投资品种的选择也好,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就简要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吕建设):谢谢对企业年金投资范围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和提出的改革建议。
下面,我们有请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正阳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陈正阳: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尽可能用比较短的时间把这个报告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虽然企业年金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现实很骨感,但是有感于未来庞大的市场,未来预测10万亿甚至20万亿,新华人寿专门设立了新华养老保险公司,也是今年刚刚进入这个市场,希望得到各位专家、领导、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这个报告主要是在郑老师整体庞大的报告里其中很小的分支,刚才我觉得胡晓义部长曾经讲到对未来的设想,其中讲到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将来到底承担多大的程度,也就是说,既然是三支柱必须相对比较均衡,第一支柱要下降,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可能要适当的上升,但是将来是532还是433还是多少?这个并不是特别清晰。所以来研究一下现在企业年金制度已经经历了12年的发展,目前的制度框架之下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到底能到多少,是不是能够真正承担第二支柱光荣的使命,还是非常必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课题主要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对现实做一个预测和研判。
我觉得我们这个模型假设更加贴近现实,结合最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包括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包括对工资增长率的研判,包括对延迟退休政策的采用,也采用了过去11年、12年企业年金真实的相关数据。
刚才很多领导都已经讲到了,目前的第一支柱替代率实际上逐年在下降,这个数据来自于社会劳动保障部官方发布的相关数据,经过整理而得。我们可以看到从2001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73%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45%,未来可能还会下降。所以从第一支柱来讲,虽然第一支柱压力很大,负担很重,很多的问题需要改革,但是它的替代率真真切切的在下降。第二支柱有没有上来?这是整个社会和高层设计非常关注的。
另一方面,前面很多专家讲到了,企业年金到目前来看,的确难以起到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刚才其实很多领导讲到了非常关键的是参与率,现在企业参与率只有千分之三点五,个人的参与率只有百分之五点七、百分之五点八左右,基金的积累相比占GDP的也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难以有效。
从替代率角度来讲又是另外一个维度,我们可以看一下替代率到底多少。整个替代率测算的时候依赖于很多的模型和假设,因为要对未来很多经济参数作出相关的研判,我们力求相对比较真实、比较客观的,是对未来有相对比较好的把握。所以在这个课题里面有一些前提假设,比如说本次主要是对新人做一个研究,因为中人跟老人各个企业差异化非常大,有的有中人、老人的补偿,有的没有,所以难以做一个综合的研究。
目前也是采用业内常用的现金流平衡的模型,不展开讲。
参数非常重要,第一是工资增长率,过去工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3、14左右,但是随着整个中国宏观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态势,我们对未来的工资增长率研判逐步会下降的。未来十年工资平均增长率均值在7.5%,到十年以后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到6%左右,并且保持一定的波动,我们也是通过正态随机的方法进行研判。
第二加入计划的年龄,正常来说一个员工加入计划是参加工作,比如22、23岁,但是很多企业未必一开始就有企业年金计划,另外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工作会发生很多变动,一旦变动中间可能很长的时间未必能够立刻转过去。所以我们综合评估了一下,根据现在的经验,假设加入企业年金计划的年龄是30岁,退休年龄是目前劳动保障部,国家正在充分考虑的因素,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但是也是双刃剑的因素,整个社会高度关注。但是从未来趋势,无论国际趋势还是国内趋势,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我们也采用了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相关的假设,我们预计在30年左右时间里肯定男女最终退休年龄到达65岁,不排除将来进一步到66、67岁,因为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往后挪了。死亡年龄是参照的生命表。
缴费率,我们看过去十几年平均的缴费水平其实企业里差异很大,在企业里不同人群差异也是很大的。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根据现有的相关数据,大概在8%左右。另外也假设到退休以后的贴现,现在是部分领取,从各位专家和各位领导充分考虑到长寿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用了市场上最流行的约定的贴现率,用的相对比较保守的2.5%的比例。
最后是投资收益率,刚才很多专家对投资收益率过往做了很多分析,平均来看过往达到7.6%,但是各个年份波动很大,而且随着企业年金基金资产量不断扩大,投资收益率在未来应该会趋向于稳定,所以我们大概根据未来的发展趋势估算了一下,货币类大概2.5,固定收益率4%,权益类根据以往的十年并且参照将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按照大类的资产配置42来进行平均,得出均值在5.68%左右,有一个8%左右的标准差,我觉得这样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从长远看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用以上的数据测算,大概可以看一下,男性的职工、女性的职工,基本上替代率的均值在9%左右,男女差异并不是特别大,在95%的置信区间会有一点波动,波动不是特别大。从个体测算来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是从整体替代率企业年金来看整体还是偏低,还没有到10%,我觉得原来我们整个政策设定起码是希望达到20%左右,甚至更高,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跟我们原来的设定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应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整个员工退休收入里所占的比重还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第二个男性和女性随着退休年龄的拉齐,性别不再成为企业年金替代率结果主要的因素。
如果换算到不同区域、不同的行业,我们大概看一下,如果按照2015年相关数据来看,整个企业年金领取的金额还是比较有限的,并不是特别高,还没有起到很好的养老的作用。
同时,我们对相关的敏感性做了分析,我们对加入计划的年龄、退休年龄、缴费率、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分别做了敏感性的测试,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加入计划的年龄晚一年,你的替代率可能就会下降3.13%,如果你的投资收益率增加1,那么你的替代率就能上升2%,所以看每个因素的弹性、影响因素是有不一样的,有的弹性更大一点,比如投资收益率弹性比较大,退休年龄弹性也会比较大。
说一个简单的结论,加入年金计划的年龄以及整个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跟替代率呈现反向的变化,退休年龄、缴费率、投资收益率跟替代率呈正向的变化,其中退休年龄是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最敏感的因素。其次是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缴费率以及加入计划的年龄。
我们对退休年龄也做了其他的参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退休年龄发生变化,如果是60岁替代率达到7.5%,65岁达到9%,如果更高可能会更多一点,不同年龄弹性不一样,尤其61—62呈现出比较大的弹性。
投资收益率应该是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最核心的因素,如果是6%左右投资收益率,比如说未来30年左右投资收益率,那能达到9.6%,如果是10%的投资收益率,替代率能达到18.5%左右,所以投资收益率对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工资增长率,它是一个反向的因素,如果我们 企业的工资增长很快的话,企业年金替代率反而会下跌,过往实际上比较高的工资增长,那未来我们预期应该逐步往下降。
这是大致的一些数据分析。政策也有简单的建议:一个是延迟退休年龄,这应该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同时也是双刃剑,社会各界非常敏感也非常关注,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基本养老保险也好,对企业年金也好,延迟退休年龄对替代率有非常明显的促进的作用。
第二怎么来鼓励企业能够进一步延长缴费的年限,这个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包括员工离职的中断,怎么能够推动企业年金比较持续比较早的加入这个计划也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非常关键,现在很多课题会做比如说权益优化的投资,做更多另类方面的投资,做更多投资品种相关的设计,包括引入更多竞争的机制。
以上就是这个报告简单的汇报,谢谢大家!
主持人(吕建设):谢谢陈总的发言。
下面,有请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蔚发言。
李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我代表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我们的考虑主要是个人帐户这块的管理模式,因为现在面临一些问题,这些大家都会认识到或者体会比较深,比如大客户少了,而且大客户因为经济方面的影响,消费能力下降,从投资理念方面缺乏长期投资的理念,短期化的行为比较严重。从运作模式方面来说差异化比较低,养老金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从监管方面来说,统一监管,但是受托人的作用发挥的不够。从顶层设计上来看,也缺少和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的有效衔接,比如现在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缺乏比较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我们的税优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
基于这个,我们公司对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思考,因为国收养老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法人受托机构,我们在个人帐户这块有一些考虑。以个人帐户为核心的安排主要是基于下面的理论,一个是产权理论,因为养老金的个人帐户是一种排他性的产权设立。第二生命周期的理论,因为投资者通常以较长时期制定投资计划,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最佳的配置。第三个是委托代理理论,因为委托人或者企业以集中决策的方式做的决策长期来看很难真正的满足个人的投资需求。
从现实来看,这三个方面的意义,比如推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因为企业年金个人帐户为核心改了以后,也有助于推动基本养老这块个人帐户的统一管理,从而推动整体的改革。第二管理机构如果直接对个人客户负责,它的服务流程、服务水平在市场倒逼下有可能提升,随着个人话语权的不断提升客户会获得更好的体验。第三对个人帐户充分管理的实现有利于企业年金和其他养老金融充分融合衔接,实现对个人养老金融的统筹管理。
在国外方面有一些借鉴,因为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对于制度这块的背景差距还是挺大的,比如在设计理念方面,比如智利是完全积累。文化方面影响也是比较大,比如美国倡导个人的责任,或者和工作道德、伦理观念深刻的影响每个雇主和雇员,所以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私人保险的性质,强调自己管的比较多。第三方面养老资金也受到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成熟度,还有社会信用等条件的影响。
所以具体到投资选择权的设计上,有这样一些选项:在运作类型上有管理机构的选择权,也有投资基金的选择权,还有投资产品的选择权。在运营模式上有个人进行投资选择的广度需要考虑,还要考虑个人进行投资选择的自由度,还有默认的基金组合,以及最低的收益保障是不是需要提供,这个是在制度设计里面需要考虑的。
在别的国家其实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需要避免个人投资者行为不当的影响。因为投资者通常会有一个选择的超载,反而不进行选择。个人帐户的模式管理内容增加,所以管理成本也会增加。第三就是做好对养老基金投资监督和风险提示,因为个人资产配置通常会把权益这块配的比较高。
我们认为在国内实行个人帐户有六个基础的条件,这是基本比较成熟了,比如说DC已经广泛的使用,现在养老金产品可供选择的范围比较大,运营流程和数据交互标准化建设推进比较快。很多国有企业、老的企业十年中人补偿期逐渐结束。现在降低门槛放开有限选择选,也成为年金制定的方向了,部分企业其实已经开放了个人选择权,像我们这儿的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做个人选择权的东西了。
具体来看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个人帐户选择权的设计,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下,提供有限的组合,比如说三到五个组合进行一个试点,也可以考虑推进受托帐管一体化,在职业年金中直接进行试点。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由计划方式逐步向产品方式过渡。最后以法规的方式明确投资者教育的责任和职能。
最后也是几点建议:
第一,统筹考虑逐步推进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多渠道的投资。第二,创造条件在企业年金中逐渐引入个人选择权。第三,逐步探索信托型的个人养老保障体系。
第二个建议,建议取消20号令规定的企业年金制度建立时的三个条件,其实很多中小企业在履行的过程中有一定困难,或者程序比较复杂,而代之以全员自动享受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员工个人。
第三个建议,关于投资者教育,因为401K里面规定雇主有责任提供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们国内有调查,企业经营者中知道企业年金的只有40%,而真正对企业年金有了解的只占到30%,还有1/3企业认为雇主没有这个责任,所以这块的教育挺重要。
最后一点建议,在个人选择权开放的初期,高度重视默认基金的设计,同时鼓励开发生命周期的产品,这个我们公司也在进行非常多的研究,近两年就会推出。
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吕建设):谢谢李总对企业年金管理所做的多角度的研究和建议。下面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发言人,本专题的评论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发言。
陈秉正:我就简短一点,时间太晚了。我本人主要是做保险,也做一些社会保险。十几年前做一些企业年金的研究工作,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一个学生发了一个对中国企业年金未来的预测,因为当时刚刚建立这个制度,大家很看好,我们当时也比较看好,我们当时预测到2010年中国企业年金发展规模可以到1.3万亿,参与率可以到接近40%,但是今天下来一看,我们预测这两个指标都远远没有实现。看来今天大家都共同谈到一个如何推动第二支柱的发展,建立我们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发挥第二支柱的作用。
刚才5位嘉宾说得非常好,从不同的角度,也是不同的身份,我特别感慨,如果我们党的各级书记都能像汪泓书记那么了解企业年金,这么专业,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保障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甚至第三支柱都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我非常有感触。
另外,我感觉我们其他的嘉宾都从企业年金发展中的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还有未来的展望预测,这方面我不一一的展开,我都做了记录。
我想最终大家都认识到了我们要发展好这样一个第二支柱,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归纳一下各位嘉宾的观点。
首先,我觉得要做好这件事情应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做。一方面想办法刺激需求,另一方面想办法改善供给。从刺激需求的角度,怎么能让更多的企业、员工了解,并且有兴趣,并且采取行动,加入这个计划中来,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从上午胡部长就建议,我觉得都很好,比如大家提到能不能并轨,我说并轨是把第一支柱里面的个人帐户和企业年金实行某种融合,提出研究课题。比如大家提出能不能“自动加入”,降低门槛。但是这又带来很多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展开。你说“自动加入”,那我们现在企业会说了,我给员工的负担很重了,社保加起来是40个百分点,加上住房公积金20%,个人4%,64%了,我还拿什么再自动加入,自动加入的话员工5个点,我在配5个点,太多了,怎么办?我说这个好不是好,但是带来什么新的问题。还有怎么刺激需求,大家讲了税收优惠。还有从改善供给来说,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比如给个人投资审核权,比如在初期的时候可以是默认的,因为消费者、员工不太清楚我一定要选什么,但是相关部门要把好关,给他默认的基金选择权,比如说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能不能建立生命周期基金,针对不同员工对风险的不同偏好,大家下午还要讨论TDF,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TDF在台湾发展的很好。
还有很多嘉宾提到了我们要改善企业年金的管理,比如说在投资的范围方面、比例限制方面,能不能放得更开一些,这点我同意,因为我们企业年金是长期性的,国外来看权益类配置方面也会比较高,比如有的代表说能不能从30%提得再高一点,都是很好的建议。
还有大家提到在领取方面能不能改进一点,建议分期领取,真正发挥保障的作用,我建议我们分期领取怎么个分期领取?我不太清楚,可能各单位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月吸收明显和突出,职业年金也进来了,将来也有领取问题。我们本来建立这个目的是为了给职工退休以后建立细水长流式的养老补充,我们当然希望他分期领取,问题是怎么分期领取,有没有约束力。我记得好几年了我建议,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应该考虑是不是可以鼓励职工以商业养老保险年金的方式领取,这样我们商业保险公司设计出和企业年金对接的产品,员工退休的时候就自动的把企业年金里的帐户购买了基期的年金保险,这样的方式我认为是很好的选择。
另外对参与者、职工,包括企业和职工,加强有关风险方面的教育。
我觉得都是我们从刺激需求和改善供给方面共同发力,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年金市场,借用保监会的一句话“未来会更好”。
谢谢大家。
主持人(吕建设):谢谢陈教授的精彩点评,到目前为止,我们上午的议程进行完毕。
钟蓉萨:下午我们开始接下来的论坛,我自己其实办了很多会,而且也主持了很多会,但是我觉得今天是周六,而且是圣诞节的平安夜,中午到一点大家还坐无虚席,我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大家共同来推动养老金的事业,这些人不是用情怀不会这样坚持的,所以非常难得,我们为我们自己鼓掌。谢谢大家。
上午,各位专家谈到了生命周期基金,下午我们希望通过我这节能够让更多的专家跟大家分享生命周期基金在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未来的三支柱里面,在中国如何落地开花,希望下午的专家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干货。
生命周期基金作为公募基金的重要创新,在美国很好地满足了企业年金DC计划,尤其到个人选择权之后的投资需求。它在美国20多年的发展年复合增长超过了40%,到2015年底规模已经是7630亿美金。上午郑老师谈到美国2006年PPA的改革法案,我刚才跟他提意见,他公布明年的三本书,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赞助的,另外我们单独赞助了一本就是翻译2006年PPA的法案,我们未来要作为一个单本进行发布,这也是我们跟郑老师合作的项目之一,但是他没有向大家公布,期待我们明年的成果,还有第四本跟大家见面。
确实在2006年养老金改革法案出台之后,生命周期基金被美国劳工部纳入了QDIA,员工如果在他没有自己选择产品的时候,雇主可以免责把员工的企业年金投向生命周期基金。为什么说它是可以免责把员工的年金放在生命周期基金呢?就是如果你给他选了赔了钱会告政府说我的养老金不够了,这时候专门在养老金改革方案里给雇主豁免,就是他如果有选择困难不敢选的时候,可以把生命周期基金作为他的默认选择。
2006年的改革方案提供了生命周期基金等这种QDIA,就是默认选择的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了企业年金全面的改革。美国有84%的DC计划将生命周期基金产品纳入了默认选择,将近40%的个人将持有的年金资金放到了生命周期的产品里。
到了2015年DC计划的规模在十年内增长了80%,达到了6.73万亿美元,参与率也从原来DC百分之十几的参与率增加到57%。另外生命周期基金也是第三支柱主要的养老金融产品之一,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谈三支柱,今天主要是谈在年金的DC计划里生命周期基金发挥的作用。
正是看到了生命周期基金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协会和胡部长所在的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去年一起专门搞了一期生命周期的培训班,我们也邀请了富达的生命周期之父,和他们在养老金业务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两天的培训,从当时的制度性安排、系统性风险、下滑曲线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大家知道生命周期这个TDF是公募基金作为养老金资产配置的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协会今年也推动证监会推出了FOF的指引,让这个行业能够发行以FOF这种运作方式的生命周期的基金。我们也希望基金公司通过FOF积累经验、总结经验,提升大家的资产配置能力,真正能够帮助投资者能够选择好工具,为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这是我们今年在FOF方面,和养老金的培训,我们去年搞了一个培训班,今年我们为了FOF的开展,协会又举办了两天的培训。应该说境内外的业界,大家都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和实践。
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这节里,各位嘉宾能够跟我们一块分享,希望生命周期在我们国家落地开花,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节,我们有四位嘉宾和一位评论专家。
首先,有请的是香港的基金工会黄王慈明,她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俩都有将近十年的认识的老朋友,她来给大家介绍在香港的强积金里,她们将来想把TDF作为他们的默认选择。
黄王慈明:感谢钟会长,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讲的时候如果因为有香港的口音,讲得不正确的地方请你们见谅。
我今天想讲的是香港的强积金,这个强积金是香港的第二支柱,主要是跟职业挂钩的退休制度,这个制度基本上是一个DC的,就是缴费确定型的制度,主要是一个信托型。而且很重要的一环是由市场来主导,政府的角色很简单,就是说我不会来包底,因为如果包底就跟第一支柱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角色还有香港强积金管理局的角色是作为监管的机构,他们去分管、发牌、批产品,他们不会承诺任何回报。
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平均是百分之三点多的净回报,这也跟我们工资水平没有你们这里增长这么高有关系。
另外,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很希望把这个费率减低。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强积金管理局披露总体的费率是多少,平均大约是2.07%,到去年费率是已经降到了1.57左右,但是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很大,说你们这个费率这么高,回报也不好,雇员没有什么大的选择。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强积金管理局和政府很努力,就希望推出一个计划,就是我一会儿讲的DIS,我们叫预设计划,就是预先已经设定的投资计划,它基本上是采纳了TDF的概念,我们这个市场比较小,如果要重新成立一系列新的基金,没有这个成本效益。
每个强积金的计划,都需要有一个DIS,我们叫投资的策略,这个投资的策略基本上有两个基金,一个是核心累计的基金,另外是65岁以上的基金,这两个基金分别是混合型的基金,两个基本上都是投资在股票跟债券,但是核心的核心就是基本上放在比较高风险或者股票配置比较高的,大约60%。另外40%就是放在债券。另外65岁后就相对把这个风险降低一些了,主要是投资在债券,股票的成分只有20%。每一个计划都需要提供这两个基金,那么怎么样去配置,按照雇员的年龄来做呢?基本上雇员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是默认进了这个投资策略以后,那么受托人就会每年帮你去调整。
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49岁或者是更年轻的,你基本上所有的供款都自动放在这个核心比较高风险的基金。那么从50岁以后,这个受托人就每一年帮你调整,你作为雇员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就每年按照你生日的日期帮你调整,就是50岁帮你调整,51岁也帮你调整。50岁的时候比较高风险的,就93.3%放在这里。放在这个低风险的只有6.7%,就是一直这样的,你年岁越大高风险的就每年下调。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雇员基本上什么都不需要,他只要看这个报表,因为资源配置怎么样都不需要做。为什么做这个DIS?就是因为知道很多雇员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把这个责任就放在这个受托人,而如果完全交给受托人自己来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所以就希望这是一个统一的来调配,而且这个受托人要定期向会员汇报怎么样,如果有偏差我们有一个参考的组合,如果你偏离的多就要解释。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受托人做,所以在香港很多报纸说这是“懒人基金”,基本什么都不需要做。而这个基金所投的是一个环球配置,我们重点是放在其他成熟的市场,其实放在香港的部分是很小很小的,因为我们不想某个市场看得比较多,重点是全球配置多元资产。
最后一点要提的,强积金管理局希望透过这个计划来把这个费用降低。那么在强积金管理局是第一次把这个费用切了一个上限,就是说这两个计划的费用不能超过一个水平。我们这个制度一直就是市场的规模,是靠市场的来推动的,但是政府觉得不够,他们就透过这个DIS,把这两个基金设立费用的上限,这个费用的上限就是管理费不能超过基金每年净资产的0.75个百分点,还有经常的开支不能超过0.2个百分点,这个是很重要的突破,因为政府过去没有把这个费用设一个上限。而且政府说这只是第一步,他们会检讨这个费用,因为市民对费用这块很敏感。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希望我明年可以跟你们汇报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正式落实是4月1号,到时候市民的反应怎么样,整个市场的反应怎么样,评价怎么样,回报怎么样,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再跟你们汇报。
谢谢!
钟蓉萨:非常感谢,黄王女士把香港默认模式和选择两种产品在不同的年际进行调整,包括他们做全球配置,以及大家对养老金相关的费率关注,这几个核心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和我们进行了分享,我们也期待明年这会儿还来和我们把香港市民的反应和效果跟我们大家分享。
下面请中欧基金的副总经理许欣,介绍中欧如何推动事业部制打造多元化的股票债券量化另类团队,为FOF资产配置打下了好的基础,大家掌声欢迎许总。
许欣:谢谢钟会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我分享的课题其实也是郑老师安排的任务,是他的整个课题中的一部分。我们分的课题主要是想去研究一下中国养老相关的公募基金的情况,我们前面提到一部分是TDF,还有养老主题的公募基金,我今天的分享是在后者养老主题的公募基金。
我们研究了中国目前整个基金行业,目前跟养老主题相关的产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偏债,一类偏股。这是从投资范围来看,前者更主要投资于债券,后面主要投资于偏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追求到风险收益特征不一样,前者更注意跟养老这种性质偏稳健、风险小一点的相关,后面主要投资的是一些养老相关的主题、一些标的,相关的行业、相关的产业、相关的公司有这样的划分,无论是偏债还是偏股我们把它定义为其他的细分类型,细节我不展开,我只是说一些大面的情况。
比如我们看偏债务类的三个类型中的,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这类养老产品波动更小,它们的风险收益特征更平滑,投资债券的比例一般在60或70以上。
举个例子,像定期支付型主要考虑到养老的特征,需要定期的给付,所以产品设计中也会加入分红、派息的因素。
第二类是偏股类的产品,既包括主动管理型的投资于养老产业、养老上市公司的基金,也包括被动型的投资指数的产品,这类产品跟前面的相比有一个特征,它的波动比较大,因为它的比较高的比例是投资于股票市场。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收益并不是稳定的,有的年份随着股市的涨跌也是随行就市的。
所以,总体来看,养老主题类的产品本质上还是普通的公募基金,只不过跟养老这个事情有些关联而已,我觉得未来解决公募基金和养老这个事情怎么做有机的结合呢?实际就是刚才钟会长提到的就是用FOF的方式,用帐户的方式,像个人养老帐户,以组合化的方式进行一个投资,这样才能达到养老产品的特征。
我们看到单一的一款产品很难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的,无论投资债券还是股票,类似TDF这种,随着客户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的仓位、资产配置的比例在逐渐的演化,靠一款产品很难达到的。
我们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在国外这几年发展最快速的新兴的领域,就是把互联网、大数据、量化投资进行高度结合,国外这几年有一些专门做智能投顾的公司,包括在华尔街这类公司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估值也很快的上升,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跟客户负债端相关的不仅仅是客户的生命周期,不仅仅是他目前的年龄,还跟每个客户的收入、风险偏好,各方面都相关。其实现在基于负债端的客户的特征,跟它进行有效的匹配,有合适的组合,包括用FOF的方式或者是智能下单,智能帐户的方式满足他,我觉得这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这个给国内养老相关的事情带来了启示,如何针对千差万别的,每个客户都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一个个体服务,这个成本太高了,但是用互联网方式帮助他解决,定制化的做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养老产业的事情不但是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重要事情,而且需要参与者有非常长远的眼光和长期投入,因为本身这类产品所提供的费率、收入并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要用更长远的心态经营这个事情。确实目前存在一些在基金行业作为投管人这个行业也面临一些困惑,比如这个行业基金经理的流失比较严重,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产品,包括为社保、年金做服务的投资经理变动蛮高,这个行业流动性比较大。
做养老这个事情需要基金经理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债券和很多方面有很深刻的理解,长期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基金行业也出现一个问题,确实经验方面是不够的,比如我们看了几个数据,现在目前两年以内的基金经理占了行业80%,五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占比只有3.8%,十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只有0.2%,所以资深有经验的好的基金经理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养老这种产品的管理是需要有经验的人的,这也是呼唤这个行业要做很多变革,包括治理结构的变革,包括怎么从机制上让大家用更长远的眼光和心态看这个事情。
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各位。
钟蓉萨:中欧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第一家比较彻底的采取事业部制来进行管理的,三年来的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且刚才看到他们也分享了他们未来,如果利用互联网包括智能的投资和投顾帐户管理,为客户、投资者做好服务。
接下来掌声欢迎平安养老的李连仁总作主题发言。
李连仁:尊敬的钟会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下午非常荣幸做一些生命周期基金的分享,今天是平安夜,跟平安也是有渊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各位一起能够探索中国的养老,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的珍爱,把节日都放弃了。
我们平安在生命周期基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去年在人社部社保学会研究分会安排下,我们承接了生命周期基金的课题。我本人也是做了一些研究,也在杂志上做了一些专题的小文章。我今天的主题虽然没有准备PPT,我还是认真准备了四点观点。主题是中国养老金个人选择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四点论述:
第一,目前我们的企业年金投资十余年之后感觉还是有一些问题,成绩值得肯定的,我们年均收益达到8.07%,应该说非常不错,尤其跟香港比,刚才黄王会长讲3%,我们比香港高很多。但是我们其实有两点问题,我们8到底高不高?有的讲高,有的学者讲低了,按照经济发展的速度。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在哪里?第一我们投资风格过于趋于保守了,大家也有呼声说进一步放开投资范围,把股票的比例提升。但是我观察到的,我们现在在配置方面来讲,远远没有把股票的上限利用到,我们看到2014年的数据,股票的比例大概7%,到2015年的6月份,股票的比例是14%,这是节点数,不是平均数。去年为什么14?是因为上半年在涨,到了下半年基本跌到10以下,到今年的熔断更加没有超过10以上的,凤毛麟角,我们受托观察下来大概平均是5个点的仓位。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远远没有把年金这样一个承担长期风险的资金运用到位,因为现在无论涨跌我们都不能领,除非当年退休的人员,我们还要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还要长的时间才能领。但是造成这样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客户有很高的期望,每年又不能亏损,然后又要超过平均值,给你两个线,一个是绝对的线,你不能亏,甚至要高于三年定存,第二还要跟市场平均比,这样一个养老金投资的趋向,在投资界是非常难的。我们公共基金取相对值。我们银行理财取绝对值,给客户承诺了多少预期收益率,刚兑就可以。但是养老金又要做左边的硬性绝对收益,又要做右边的相对收益,非常难。所以造成大家不愿意冒风险,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在2007年大家非常积极,我们看到年金起步,2007年大牛市,我们所有投资管理人都把股票打到30个仓位,那年市场平均收益是41,非常非常好,有一些组合甚至是100%以上的收益率,这是非常好的起步,但是到2008年突然当头一棒,当年的市场平均收益率是负1.83,到了这样的程度之后,大家还是抱有一种期望,从30降到20行不行,后来又不行了,到2011年股债双杀,这时候客户不干了,找我们受托人谈,找投资管理人谈,不停的问责、不停的批评,后来我们都学乖了,把仓位降下来。但是这一点不对,没有把资金长期的性质用起来,过于短期,你每年不亏损的结果就是你不冒风险,你不冒风险的结果就是你的收益率会偏低。
第二个问题,更大的问题在哪里?即使像去年的行业收益率9.88,是2007年以来最高一年,但是在人社部发布的一张表里,我们收益分布的表,最低的是0以下,最高是16以上,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两档都有投资组合,虽然比例不大。表面上看我们9.88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每个客户都可以拿到,可能60%以上的客户拿到9以上就不错,但是还有40%的客户运气不好,或者投资策略不好,甚至还低,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亏损了,所以这就体现了投管人在投资这块的水平也好,或者投资政策也好,一些客观因素或者主观的能力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分布,这样一个平均比较高的收益率,给大家带来的并不是多收了三五斗。这是总结的第一个问题企业年金面临的问题。
第二,我们为什么呼吁个人投资选择权。因为我的工作原因,我会见到很多企业客户,谈完正常的工作之后,我经常跟他介绍一下个人投资选择权,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对客户产生面上的影响,还是仅限于个别的学术交流,或者机构个别的探讨。其实我总结了几点,个人投资选择权为什么是一种趋势?它有很多好处。
第一我们可以发现年金资金的长期性,真正的可以冒一些风险,把长期收益最大化作为我们的目标。现在企业大一统选择的时候,并没有把长期收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它是追求两个目标,第一当年不能亏损,第二要超越当年市场的平均水平,或者行业的平均水平,或者小行业的,电力、铁路这样一些行业的平均水平,它并没有把长期超越市场平均水平作为硬性目标,或者作为主要目标。所以如果有个人选择权之后,就可以根据个人风险偏好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就像我们老百姓,我认为在座有90%以上的同仁们都可能会炒股,其实大家承担风险的能力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低,其实我们可以勇于投资股票,然后该吃吃该喝喝,其实我们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但是到年金怎么就不能承担风险了呢?这就是个问题。我们需要将来把人员的风险进行分层,就像学银行理财一样,我们在买银行理财就是要先做风险测评,你是哪一类的就应该买哪一类之下的组合产品,我们银行理财产品分了大概五六档,最低的一档完全不投股票,或者再往上保本浮动,一类一类的,我们需要把这个理念引入到年金投资里面。
接下来举两个例子,我们在国内有些客户是用了个人投资选择,就像我们平安集团,我们从2008年就用了个人投资选择,当时我们分管年金的副总从香港复生银行过来,我们观察了六七年的样子,我可以报告一下我们的答卷非常好,我们分了三类组合:一类是股票上限到30,第二类股票上限到20,第三类完全不做股票。所有员工每年都有选择权,然后可以变更,我的个人选择权全部投在股票上限为30的组合里,然后我们全体员工的选择来看,50%的资金进入到风险相对最高的组合,40%的资金进入风险中档的组合,只有10%的资金进入最低档的组合。那我们收益怎么样呢?我们过去六年,风险最高的是42,高于市场平均10个点,平均一年高于1.6,中档38,高于市场平均6个点,平均每年高一个点。完全不投股票那个组合毫无疑问,它低于市场平均,大概是跌了一点点。他不投股票低于市场平均非常正常。另外,我们计算了波动率,前两者波动率比市场平均3.58略高一点,但是最高也才是5.19。5左右的波动率在我们养老金里非常非常低的,我们等于已经冒了相对高的风险,甚至没有达到10的波动率,所以完全可以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的。
国外的例子来讲,我们看香港刚才那个黄王会长也讲了一些情况,我这边观察了一个情况,香港大概有37%左右的资金放在股票类的。另外,30%左右将近40%放在混合类,这两类风险最高,加在一起77,也就是说,3/4香港参加强积金的人员把钱放在高风险和中高风险的组合里面。他们获得什么结果呢?我看到香港强积金的统计数据,这都是公开,从2000年3月份以来累计收益率最高的是股票基金。但是去年是最低的,亏了,如果看过去三年,股票基金排第二,如果看过去十多年排第一。这里面就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寻求长期收益的最大化,让个人有机会寻求,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选择。所以给了大家一种选择、一种灵活,你可以去追求你的长期收益最大化。当然有些员工特别保守,那我就完全不做股票也可以。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一千人的客户也好,一万人的客户也好,甚至四十万人的客户,全部都是一个收益率,这样大家被迫把风险控制下去,因为不能把大船弄翻了,也不能速度快。
第三个观点,现在为什么还有难处呢?我接触很多企业,他们讲的核心问题就是责任。我们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年金客户,他们的员工最大的习惯是什么?一切依赖于企业,有什么问题我第一反应找企业,找我的单位,而不是说先看看个人。所以企业们也担心,我把个人选择权留给个人,他们好了固然好,如果当年亏损不好还会找我,那你推荐范围的组合产品怎么亏了呢?你们怎么尽责怎么把关的呢?这个他们觉得还不如大家还是大锅饭,这个责任没法区分。刚才钟会长介绍了美国2006年的PPA法案,讲了在个人投资选择权实施之后要豁免企业的责任,这点非常非常关键,现在中国的企业就是担心责任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来讲,这个责任一有了之后就可以被问责了。尤其现在的政治气候,对大家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的决策或者做法有错误了,可能因此要被问责。
第二点问题是个人的认识,我们老百姓还不太成熟,我们平安集团为什么可以实施个人选择权?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我们金融机构可能对金融产品的认识相对比较充分,我们实施了六七年了没有任何员工投诉我们,没有任何员工要求我们解释投资业绩,我们不见得每年非常高,但是累计还可以,但是如果不高的年份没有人找我们,这是员工的成熟度,在中国来讲,中国老百姓包括年金参与人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有工人、也有没有任何金融知识的人员,也有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没有办法大一统。
另外我觉得是政策,现在的政策没有禁止个人投资选择权,20号令里没有禁止,但是没有禁止并不意味着我们做得非常好,因为个人选择权可以带来一系列问题,没有禁止约束潜在问题就会爆发,个人知识充分性的问题,能不能理解产品的风险和问题,这些都是问题。
第四点的分享,在中国要推进个人投资选择权的一些考虑或者建议。
1、在政策上一定要明确,我们允许个人投资选择权之后,企业要因此豁免这个责任,至于法律条文怎么表述都可以探讨,但是一定要达到,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企业的HR、经办人或者企业决策层不能因此承担这样的决策责任,这个责任应该让渡给个人。
2、在中国的国情之下,显然不可能一步实现个人投资选择,我们考虑的是分步走,或者混合制,就是企业选择加个人选择混合,我们有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其实个人缴费完全可以交给个人进行选择,你税后的工资完全可以个人支配。另外你支配的钱是企业缴费归属给你的部分,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仍然控制钱,公共帐户的钱,没有归属给个人的钱,企业统一做决策,个人的缴费那可以考虑做个人投资选择,这是政策上的考虑。
另外,在默认投资选择方面一定要规范,因为我们观察到香港的情况,我也看了美国的材料,这里的默认投资选择以前五花八门,有的是货币类、有的债券类、有的混合类,不同的类别作为默认投资选择。大家一开始以为默认投资选择是好东西,只要默认了会比较安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美国在做PPA法案之后规定了三类基金在默认投资选择里面,一类是生命周期基金,一类是平衡基金,一类是合格计划。所以为什么美国能够在TDF基金里得到发展,就是2006年的PPA法案非常重要,现在应该说80%以上的参加人把TDF作为默认的投资选择,这个普及率非常高。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规范。
然后在中国TDF来讲不是个人投资选择全部,但是一定是非常主流的,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参与人五花八门,层次、知识结构都完全不同。TDF来讲类似于傻瓜式选择,就是你默认,一个年龄档就进这个档,进入下一个五年股票适当减少,进入55岁可能股票就清零了。这个选择来讲是比较好的,是傻瓜式的,也不用费很大力气教育投资者,就是告诉他你只要参与进来就按照养老金的规律给你最优化,那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接受,不会想再看股票这个选择怎么样,那个产品怎么样,选来选去脑子都昏了。所以,这块从中国来看,TDF我们认为可能成为个人投资选择权的主流。
最后技术方面做一个调整,因为TDF类有一些产品股票的比例要超过30,我们中国现在是按照组合层进行管理,每个组合不能超过股票为30,如果引入TDF在投资范围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把组合型的比例监控转化成计划层的比例监控,最终你允许一定的超标。当然我们觉得TDF也不意味着股票比例达到90、100这样的高线,因为它带来的是一定的波动,这个波动我们认为要控制在一定的幅度,比如10个点的波动率或者15个点的波动率,这是我们控制的上线。那你可以反推的,这个股票比例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不能再上升了,50也好、60也好,还是做一些测算的,不能说TDF引入了就做成了纯股票的组合,那这样的话给持有人可能带来很大的波动,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讲,波动性还是很大的,在这方面还要兼顾中国的国情。
我分享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社科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
钟蓉萨:非常感谢李总。我觉得几点印象非常深刻,目前我觉得我们整体来讲养老金也是短考核的,长钱如果用短考核,然后我们所有目标都想达到不太可能实现。另外他讲到股票应该配额少,因为我在很多场合讲到,不管是生命周期如果没有税收递延,不是强制大家在三年以后才能拿出来的话,实际上什么样的产品也做不好,实际我们一起努力的就是希望把市场里的短钱变成长钱,当它是长的时候,当你在市场跌的时候去买,反而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这样才有复合增长的收益。这个道理可能今天时间比较短确实没有机会能够讲清楚。
另外,我们也呼吁,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的办法修改过程中,我们也代表行业跟人社部提出来,我们希望能够推进实现个人选择权,但是很遗憾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呼吁,这个我们再继续加油。
接下来,我们请汇丰晋信的何喆总监,他们前面首次推出了生命周期概念的产品,他们也在此基础上持续完善这个产品,所以欢迎他给我们分享他们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后面改进的思路。
何喆:谢谢各位,我是代表汇丰晋信做一个简单的议题,名字是生命周期基金在中国的实践。我这个议题分成三个内容,因为我做产品出身的,所以我所有做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产品设计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在下面自己初步的推算了一下,可能这个内容要讲清楚的话会花15—20分钟时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部分内容,国内生命周期公募基金的现状。
谈到现状可能要从分类来看,目前国内或者国际上对生命周期基金的分类有不同的分法,但是传统意义上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目标风险型基金,这是按照预先设定的不同风险收益特征来设置不同的产品,比如我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股票资产的比重,比如可以设计积极型、稳健型、保守型的产品,投资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风险偏好去选择符合自己风险特征的产品,当然他也可以进行转换。这其实就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伞型基金。
我重点要说的是目标时间型的生命周期基金,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TDF,这类产品是生命周期基金中最流行和最经典的类型,这个东西会设计一个到期日,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基金资产中股票类资产会逐步降低,债券类产品会上升,到期之后往往会变成一个纯债或者偏债型的产品,这样的设计主要契合的金融理论,随着投资者退休年龄的临近,他的风险承受力在不停下降的。
国内目前有三支生命周期基金,汇丰晋信发行了两支,另外一支是大成的2020,第三支产品目前的规模都算特别大。汇丰晋信2016产品是国内第一支生命周期基金,这个也是国内唯一一支生命周期产品,到今年年底完成了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已经变成了纯债的基金。
国内的三支生命周期基金区别,我理解的主要是在条款设计上,这个主要是指股票资产的设计。首先从股票类资产的上限来看,2026基金和2020基金,它的到期率很长,因此在合同生效的时点第一个期间,就是右边的两支产品的上限都是95%,这个已经接近于普通股票型基金的初始风险等级了。2016基金到期时间比较短,大概十年,所以合同生效的第一个期间它最高的股票类资产上限达到65%。所以从它的初始风险上来看接近于平衡性的混合型产品。
这三支产品区别在于股票资产的下限设计以及股票类资产下降的方式。2016基金采取宽基式的平滑式下滑,什么意思?左边的图,2016基金股票类资产的下限各个期间都是0,也就是初始就给基金经理一定的权限在股票类资产里的配置。
什么叫平滑式?也就是约定在合同里就已经确定了,每隔一年股票类资产的上限下降5%左右,直至最后变成一个股票类资产不超过5%的基本是纯债型的产品。
2020基金采取的是跨基式的阶级式下滑,也就是股票资产下限设置上仍然是0%,所以第一个期间合同生效日是2010年的12月底,它的股票类资产权限是0—95,是给基金经理很大的股票类资产配置的权限。但是它在股票类资产下降的方式上采取的是阶级式的下滑,什么意思?每隔五年左右时间,将股票类资产的上限下降25—30%。
2026产品,我定义为采取窄基式的阶级式下滑,也就是我们提高了股票类资产下限的权重,也就是合同生效类起的第一个阶段股票类资产的比重是60%到95%,这是当时股票型基金的定义。那么它下降的方式,我们采取的跟2020比较相似,采取阶级式下降,也就是每隔五年左右把股票类资产中枢轴下降20—30%左右。
实际仓位怎么样呢?我们罗列的三支产品自成立以来,到2016年三季度所有仓位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到虽然国内生命周期产品有着一个较大的仓位调整的弹性,但是绝大部分时间内,基金经理都是以接近于仓位上限的比例去进行资产配置的。
在我看来,像这种TDF基金在合同初始就已经规定了各类合同资产的上下限,是强调纪律化的资产配置,而并不完全基于基金经理对于未来各类资产的主观判断。所以我认为即便在合同里给予基金经理较大的调仓的权限,原则上也不应该让基金经理过于频繁地调整这个仓位,否则将是有悖于TDF产品的设计初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在临近退休的情况下,那么基金经理如果看好未来的市场,把股票仓位调得很高,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风险的错配,这是我觉得这种产品最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第二看投资者结构,这三支产品目前很显然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很小,基本都是个人。但是2026基金比较特殊,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做一个尝试,所以我们将2026产品作为第二支生命周期基金,我们将它在第一个期间里面的股票仓位调整到了60%到95%,这个就是把它定位成股票型基金进行销售。从我们这个尝试的情况来看其实并不是很理想,起初时有接近40%的机构投资者,但是过了大概几年机构投资者慢慢的进行了赎回了,我们认为随着国内市场发展,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更是希望把资产配置的权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种TDF基金以机械化资产配置来规划投资,其实是有悖于一部分投资者的需求,所以很明确这种产品在国内就是定位于零售的公募产品,当然我这里所指的机构投资者并非专业的养老金专业机构,也就是如何将科学的TDF产品纳入这些养老金专业机构的投资中,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第二,国内生命周期基金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比较。我简单罗列了美国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旗下部分的TDF产品的列表,列表上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他们都是以系列产品的方式出现的。从产品线的构成上来看,基本上每隔五年或者十年设置另外一支产品,而且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保留帐户。但是国内的这三支生命周期基金可以看成是独立的产品,产品和产品之间条款上其实没有什么关联。
其次还有一些区别,是投资方式,国内的生命周期基金因为也是受制于法规的限制,目前只是投资于国内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在海外应该说绝大部分TDF都是以FOF的形式去做,当然今年基金的细则出来以后,可为以后开发FOF基金打下了基础。
还有生命周期基金到期之后怎么办?无非三种做法:保留,什么都不干,把他的产品按照原来的产品契约一直存续下去;第二是终止;第三是合并。但是国内的生命周期基金到期处理其实没有严格的规范,而且目前也只有汇丰晋信2016基金到了到期日,我们怎么做?我们选择了继续存续,成为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债券基金。
但是这个做法其实有问题,如果以后大规模推这种TDF产品,如果一个基金公司旗下发了5—10支,若干年到期了,不做任何变化,就有5—10个同质化的产品就没有什么效益。
第二终止,可以吗?可以,国内法规也是允许的,也有很多先例,有很强的操作性。关键在于如果这个产品到期之后还有一定的规模,包括这个产品在市场上还有一定认知度的话,一般而言基金公司不会选择进行终止。
第三种合并,意思是说我可能会选择一支纯债或者偏债型基金作为保留帐户,剩下那些到期后的基金同时就会等于做一个合并的动作,合并到这支保留的基金中去。但是国内有点问题,因为国内现在没有基金合并的细则和先例,可能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特别是如果合并基金之前,原则上需要对合并基金和被合并基金同时召开持有人大会,这个需要花很大的资源和精力。所以我想以后能不能在TDF基金上有一些法规的突破,可以设置保留帐户,在我生命周期基金到期以后我可以不需要召开持有人大会自动进行一个合并。
再看看跟国外还有什么区别?还有在资产配置的方式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当然每家公司都有各自的逻辑。但是有几点值得以后我们做生命周期基金值得借鉴的。
第一个我们看Fidelity、Vanguard这些产品,它股票仓位的调整是呈现先平后陡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年轻的投资者来讲,我20岁和25岁,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些产品中可能每隔五年或者每隔几年股票类资产的权重前期下降的幅度很低,进入中年之后,特别到退休之前,它会加速股票类资产下降的程度,所以从这张图上来看,基本是先平后陡的特征。而国内的三支基金要么选择平滑要么选择阶梯式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对于到期之后的股票类资产的设置,海外有很多TDF产品到期之后一般会有20—30%股票类资产的上限,这个逻辑主要是因为随着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其实人的预期寿命比想象中来得长,所以退休之后也不代表你不能冒风险,你仍然需要维持一定程度股票类资产,这样才能满足退休之后的理财需求。当然国内的几支产品,特别是2016产品,在退休之后只保留了5%左右的股票类资产,这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第三个内容,实践中的经验。
国内的TDF产品是具有一站式转换的机制的,这个可以简化投资者的选择,也就是说,投资者仅仅只需要使用一个目标到期日作为唯一的风险度量,投资者仅需要选择跟自己退休年龄最接近的TDF产品投资就行了,这跟第一种类型的生命周期也就是目标风险型的生命周期相比,它不需要过分地借助于专业风险机构的指导,这是它最大的优势。
表现怎么样呢?这是它实际的业绩表现,这3支生命周期基金,因为目前处于各自不同的阶段,2016是纯债,2026型是激进的混合,2020型是平衡性的混合。这三支产品从成立以来它的应该都超过了100%。着重讲一下2016,因为已经到期了,它的收益率超过了178%,年化10%左右,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在临近退休之后,他逐渐降低了股票的仓位,所以从实际操作上来看,是有一定可以借鉴的地方。
定期定投。从我们实际运作来看,生命周期基金是一个绝好的推荐给客户的定期定投的备选产品,2016和2026这两支产品大概占了我们汇丰晋信所有定投客户的50%以上,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模拟,假设我是在新基金成立开放之后开始定投,每个月定投,定投到今年11月30日为止,我的2016基金年化定投基金收益率是5.75%,2026是7.23%,这都超过定投比如沪深300指数年化收益率,应该说也是超过了期间的CPI或者期间国债的收益率。
接下来我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合格的养老金产品我觉得应该同时满足三个特点:本金安全、适度回报,适度回报就是一个基金经理并不是追求非常高的收益率,只要超过当期通胀率。还有定期储蓄,这主要跟养老金的特性相关。
那么TDF基金从实际操作来看,满足两个,有一个不满足。应该反过来讲,定期储蓄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与其他公募基金相比,TDF基金作为一种公募基金是一种很好的定期定投的工具,因为前期风险低可以锁定收益,这个客户很容易接受。
适度回报,从过去数据来看,不管是定期定投表现还是实际直投的表现,生命周期基金都能超过这个期间的通胀率,所以我觉得也能够达到目标的要求。
最讨厌的是本金安全。生命周期基金没有一个条款能够确保本金安全的,我始终是要举一个很极端的,如果我是通过定期定投的方式做一个生命周期基金,临近退休的时候,我虽然股票的比重很低,但是我累计的本金很高,这个时候其实累计到的绝对的股票类资产的比重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市场出现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本金同样有可能受到损失的。这是很难在这个基金特性中进行弥补的,可能在自己的投资中要加入对养老金本身投资目标的设计。
最后讲一下我的一些简单的建议和结论。
第一个是受制于国内公募基金发行需要2亿的限制,目前国内公募基金很难一次性完成整个生命周期体系产品的配置,所以国内现存的三支生命周期基金都是三支独立产品,在产品设计上没有太多考虑完整的产品线布局。所以以后再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应该有个完整的思路,特别是借鉴现在有的发起式基金,可以一下子铺比较多的系列产品,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我个人不建议在以后的TDF产品中设置一种宽基式的股票比例,这也是为了避免日后发生风险的偏移。在股票的比例设置上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在对于全期的投资者,因为他的风险投资能力在各年龄段差异不大,所以可以采取先平后陡的方式考虑。
接下来,我觉得生命周期基金作为一个纯粹的为养老金投资设计目的的产品,即便到期日较长,也不应该设置过高的目标比例。所以刚刚香港的黄总已经说过,她们香港最高是60%,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股票配置的比例。
接下来,产品设计中纳入机构投资者需求的尝试,起码在我看来是没有成功,所以这种产品以后就是很纯粹的零售型的公募产品。
第五条,我觉得以后应该允许设置一个保留基金,允许在TDF基金到期之后自动合并到保留基金中,当然保留基金可以借鉴很多方式,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支付的方式回馈投资者。
再接下来,TDF基金肯定采取FOF的形式更有效,因为当时三支产品比较早,只能采取直投的方式。
再往后,我们认为这也是很多机构,像我们基金公司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国内的投资者很少会进行长期的基金投资。我们做过一个统计,2016基金持有期超过五年的可能也就是10%左右,很难说服一个投资者投资在同一个品种上的公募基金上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对于长期进行养老金投资的投资者应该给予一定汇率或者税收上的优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计划,如果他定投我们旗下的基金超过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这个投资者再买我们其他的公募基金在管理费上有一定的优势。
最后一条,单纯以股票仓位进行划分是双刃剑,通过股票仓位划分TDF其实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标,因为TDF最终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它的风险是越来越小,这也是投资者本质上要求你TDF带来的特性。是不是以后可以在投资目标上加入对于组合预期波动率的考虑、考量、考核,这个我觉得是在以后实际的投资中可以考虑的。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胡玉玮:谢谢钟会长,尊敬的各位嘉宾、领导,大家下午好!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非常忐忑,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单元四位演讲嘉宾,包括钟会长,都是这方面专家型领导,让我点评起来非常难,实际不算点评,我只是简单回顾一下刚才四位嘉宾从各自领域背景,回顾一下生命周期产品这个概念。
第一位黄王会长介绍了强积金这方面的经验,因为企业年金从第一天开始就吸收了香港的经验,所以从目前阶段怎么从香港角度给大陆地区的生命周期产品提供建议非常重要。如果理解正确的话,黄王女士提到DIS,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香港版本的TDF,也是一种生命周期产品,只是名字不一样,因为刚刚介绍了很多的特征都是一样的,比如50岁之前主要把资金投入到核心的基金,50岁之后可能陆续的偏债或者稳健型的产品,也是符合TDF的特征,也提到“懒人基金”。
接下来是许欣总,对中国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做了详实的回顾,主要从养老主题公募基金的角度给大家回顾了目前发展的状态和形式,包括偏债、偏股。其中有一点挺有意思,目前基金经理跳槽率非常高,管理养老基金这么长期投资的年龄段比较低,投资经验非常薄弱,这可能属于我们在未来很长时间需要亟待加强的,当然一方面是机构自己市场本身,当然还需要监管机构多方面共同努力的方向。
接下来是李连仁总,平安养老,也给大家分享了投资人的辛酸,作为资深的养老金专家,主要以企业年金为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企业仓位比较低,虽然现在收益率好一点,但是还有提升空间,这主要跟目前的考核方式相关,基金经理不能甩开膀子进行投资。另外强调个人投资选择权这块,从平安角度确实需要个人选择权,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国际发展的趋势,包括欧美国家很早开始了个人选择权,其中李总提到的建议挺好,比如企业+个人混合制的放开形式,这确实给我们很多思路和想法,可以供我们监管机构和政策决策者进行考量。
最后是汇丰晋信的何总,主要讲了目前内地的三支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包括这三支产品的概念、相同点、不同点等等,我个人感觉有点意思的,可能跟李连仁总的东西有点不吻合,就是对于TDF来讲,一般可能讲究纪律性,它这个仓位比较高,特别在股票上比较高,70%、80%甚至更高。但是刚才平安李总讲到关于中国企业年金现在是往低走,所以如果想把TDF跟企业年金对接起来,这点怎么结合起来?我个人认为还值得研究,确实我们怎么把两个不同基金形式吻合在一起,怎么整合起来确实是下一步的方向。
接下来,我谈一下我个人对生命周期基金的看法。我们都知道生命周期基金另外一个词叫目标日期基金,大家知道所有变量里从这个基金角度来讲只是用到日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就是退休,退休是不是一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或者个人来讲是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变量?实际上对于个人来讲,除了退休年龄,60、65,实际跟自己的家庭环境、经济条件、抚养程度等等,是和其他原因相关的,如果只能按日期这一个变量进行资产配置这点是值得探讨的。日期我们指的是退休时期还是趋势日期?这实际上在海外基金都有很多探讨,为什么把退休日期作为唯一的变量,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60岁退休,60—80岁20年之间,如果你提前几十年把这些锁定了,后20年基本上是现金形式实际上很多机会成本,海外的机构或者研究领域都有相关的研究。
第二方面,关于在美国谈得比较多的是投资收益率,我个人一直研究或者收集,美国或者外邦的研究里面提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谈到生命周期基金收益率不是特别好,单位负25%,导致了2009、2010年的退休人员资金损失非常大,这可能为基金经理人探讨一下怎么利用更好的形式保护基金人或者个人的权益,这是海外的一些观察。总体来讲,我确实非常认可生命周期基金,确实能够丰富我们产品的形式,为我们个人提供更多的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确实下一步还有许多工作来做。这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谢谢!
钟蓉萨:非常感谢,这一节我听下来,我觉得下回专门办一期生命周期基金的论坛,为什么是目标日期,包括股票的配置。因为今天时间有限,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希望把这些理念理得更清晰,然后看怎么适合我们养老金的产品,而且在中国真正的开花落地。
我这节就到这儿,接下来欢迎安邦保险的总经理周沛先生主持下面一节。
周沛:谢谢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的主持,开这个会气氛要活跃一点,我刚刚在看整个板块的设计其实蛮好的。第一个板块是企业年金,第二个板块是生命周期基金,现在紧接着是职业年金,我觉得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都和生命周期基金有关系。我刚才认真研究了一下第三个板块相关的发言人,我觉得有个特点,有政府的蔡主任,还有两家企业,一个银行,一个保险,加上我们社科院,我觉得很有特点,实际上也就体现了政产学的发言。
我简单介绍一下发言的几位嘉宾,我刚才在网上简单查了一下,我们蔡主任是江西社保管理中心的副主任,这次我们整个课题其中做了两个地方的访谈,其中有一块就是江西,所以蔡主任对这块的支持非常非常大,在网上可以查到蔡主任是资深的社保专家。
第二位是太平的邢总,和我原来是同事,我们邢总有两个背景,原来在保监会干过,我记得好像在黑龙江保监局。第二在太平,时间很长,因为我们原来是同事,现在他是太平的总助,我们也很期待。
第三位是银行的宋纲,我查了宋总的背景很精彩,我起了名字叫“金融IT男”,他的研究也很有特点。
第四位是张盈华女士,盈华是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她的研究范围其实也很广泛,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合作,她不仅是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包括养老金产业,都有很多的造诣。
特别要提出来的,这个板块我来主持特别轻松,为什么?因为我们评论人董老师,大家都知道董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两个学院创办人,一个是劳动人事学院的老院长,第二是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老院长,他应该是我们国家公共管理学科的创办人,是大家。所以一会儿他来做点评我们就更加期待了,特别是董老师发起了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所以我这个板块主持比较轻松,大家都会有很多好的和我们一块分享。
下面,有请第一位蔡主任,江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我刚才在资料上查了一下,蔡主任题目我不清楚,但是应该和职业年金有关系,有请蔡主任。
蔡海清:大家好!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给我提供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应该说非常忐忑,为什么?一个是面对着下面全是专家学者,更重要的还有我人社部的直接领导包括社保中心的尹书记、发运处长,都太熟悉了,所以站在台上非常忐忑。但是既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我毕竟是在经办的第一线,我希望有很多我的想法能够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特别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一次简单的发言,能够引起你们关注点的适度转移,我为什么说这句话?今天整个一天下来,因为作为一个职业年金完整的业务过程,应该包括收、管、支。
我觉得这个论坛太好了,如果从落地气的角度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职业年金的投资运营或者“管”这块以外,是不是我们也得适当的,专家们、学者们拿出一点点精力,来思考我们的“收”和“支”的问题。
另外,在整个的业务经办过程当中问题很多,但是我认为为了保证整个职业年金的顺利经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妥善处理的。这个也就是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我尽量用比较精炼、简单的语言让大家能够接受,因为大家毕竟对我们整个的经办过程不是特别的清楚。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年金归集过程中的欠费问题。
根据我们92号文件的规定,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负责收缴基本养老保险,同时收缴职业年金。我们中直机关没有关系,他就两层,直接对参保单位,但是对全省来讲是三层架构,县、市、省。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讲,由于各个地方、各个县区经济状况不一样,必然会出现什么情况?出现单位的欠费。我们整个无论是《社会保险法》还是职业年金规定我们征收的对象是参保单位。
那么好了,当出现欠费的情况如何处理?如果从强化各级经办机构的职责上来讲,理所当然。肯定要求他,比如县级经办机构,我肯定要求你归集完整以后再上交到省级作为代理人的省级经办机构,但是紧接着一个问题来了,因为毕竟大多数参保单位是能够按时足额缴费的,比如一个县有一百个参保单位,其中99个全部交满了,但是因为某一个参保单位欠费,导致职业年金滞留在县级经办机构,大家很自然想到它对大多数按时足额的参保单位对象来讲是不是会带来收益的损失?必然会带来收益的损失。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能不能这样做呢?我每个单位,只要我把这个帐在征收了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业年金之后,归集了以后同时分帐,一部分按照规定到了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户,另外一部分直接上交到省级经办机构上来,大家可以想象,全省,我别的省不知道,江西省的参保单位是两万多个,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单位到帐以后立马记账,这将对省级经办机构的帐户管理压力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当然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技术支撑,要有很好的完整的信息系统的支撑。那么要求实现收银接口的无缝,财务业务的一体,数据交互的及时性,假如这个数据滞留半天就产生问题,对不上帐。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我倾向于后面,为什么这么说?它的最大意义在什么地方?它的最大意义在不改变目前现有的管理体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基金的统收统支,并且为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趟开了一条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什么叫统筹?统筹不是单纯的调节金制度,严格意义上的统筹必须是基金的统收统支。当然这里面说实在话,需要很多的东西支撑,因为中国太大了。如果说实行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对于我们部里将是严峻的考验,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又可以成立一个比如全国统筹中心之类的都有可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过多的讲。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单位缴费的虚实帐问题。
根据国务院18号文件,规定的非常清楚,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单位缴费部分是记账,并且根据每年国家公布的统一的记帐利率来计算利息。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或者我们俗称为差额或者自收自支的单位只要进来了的,单位的缴费部分是做实的,证明有个问题了,什么问题?由于国家公布的记账利率与我们的投资收益率是存在差异的。无论是一个计划也好,还是多个计划也好,因为作为基金一个月要估一次值,然后马上记账,全年下来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记实帐的投资收益率与国家公布的记账利率有差额,有差额就意味着不同人群之间在退休以后会享受不到相同的待遇。你说你记账利率是比非财政全额拨款单位高还是低好啊?你说是高,立马会引起非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人员反弹,如果是低,因为广大公务员和参公单位的公务员都是这部分人,是不是对他们不公平呢?从道理上讲当然是做实好。
但是,我最怕的就是但是,如果是基于各省的实际情况,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一步到位做实非常困难。为什么?别的不说,江西因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江西可以说绝大多数县它的财政是紧张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多数都是吃饭财政。为了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他光要补交10月1号到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部分就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实现。很多县长已经明说了,你叫我补这个钱我补不了,那么你要求再在这个基础上做实职业年金的单位缴费部分,可能不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有个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随着在职人员职业年金记账额的积累,额越来越大,对财政未来支付的压力也会不断的增加。一般的公务员,假设是20岁到65岁,45年积累时间不得了,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也会对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个问题不过是把问题往后延了一段时间而已,问题依然存在。
那么怎么办?我建议为了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做实的过程中,中央财政适当的拿出一定的财政补助出来,来支持做实单位缴费,同时各级财政要配套。但是我再提要逐步做实。这是我第二部分。
第三个问题,年金计划的建立问题。
按照18号文规定,实际上年金是可以建立一个职业年金计划,说穿了就是可以选择一个受托人,也可以选择N个受托人。选择一个受托人的可能性有没有?理论上有,但是实际上可不可能?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不可能。在实际工作的第一线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不可能,因为基金规模还是蛮大的,从风险化解来说,一般来说我们通常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也不能依靠一个人,当然也是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肯定要建立多个基金计划。问题来了,为什么问题来了?现在涉及到你整个年金基金计划是将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划入不同的年金计划,还是仅仅把职业年金分成不同的份额划入不同的年金计划。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相信在座的专家学者比我强,因为我是基层的土包子,我想到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
如果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人,来对应不同的年金计划。它最大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它最大的好处是让他个人帐户的管理非常简单,为什么?受托人、托管人对帐户管理非常清楚,因为你是对着人的,每个具体的参保人对应一个受托人和一个托管人的。帐户管理非常严,并且能够很好的贯彻落实什么呢?就是92号文规定的,托管人根据受托人的指令来支付参保人或者受益人的待遇,他很好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又有不同的年金计划,必然带来不同的年金收益。那么必然导致不同的待遇差。不同的待遇差就有问题,大家都是公务员,并且职业年金是带有强制性的,凭什么我赣州的人就享受低收益,我南昌人就享受高收益,立马会起冲突。这会造成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矛盾,如果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当一个市委书记所在地区跟另外一个地区形成差距,他会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说我们不分人群,反正就是打包,我只是将整个的职业年金假设500亿,分成七个不同份额,分到不同的受托人手上。那么要实行统一收益率,统一收益率从数学的角度很好算,因为帐户管理人本身明确要在省级经办机构,无非是100亿收益多少,另外200亿收益多少,然后加总综合收益率出来了,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里大家要知道,因为你是不同的年金计划,就必然带来省级经办机构的帐户管理压力一下子倍增。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要说的,根据92号文件规定,托管人根据受托人的指令发放受益人的待遇,一个参保人如何确定是要哪一家托管人发放待遇呢,你没有明确我这个参保人参加哪一个计划,比如我蔡海清退休了到哪一个托管人那里领钱。
再有基于目前单位的缴费部分没有做实,财政这个钱你到底是委托各级经办机构发放待遇,还是这个钱要重新归集到我们托管人的帐户上发放呢?如果说归集到托管人的账户上,从操作上来说困难重重,根本不可能。
第三个要说的,一般退休之后借助社会保障卡,那么这就必然带来了托管人与养老金发放银行跨行的问题。一旦涉及到跨行的问题就会涉及跨行手续费的问题,那么跨行手续费由谁来承担?由参保人承担吗?还是由托管人承担呢?或者是由我们职业年金承担,这个问题是要明确的,我今天之所以提出这几个问题,因为一个是涉及到“收”,一个是涉及到“支”,说穿了就把这次论坛补齐一下,当然谈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周沛:感觉我们蔡主任是特别有情怀的社保领导,他刚刚讲的主要是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叫做“盈亏”,第二“虚实”,最后是“模式”,盈亏的模式主要是涉及到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虚实的问题涉及到的还是阶段的问题,当前和未来的问题。第三模式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计划的问题。蔡主任第一个发言就把职业年金相关问题提出来了,所以下面我们有请太平的邢总,这部分的主题讲治理,有请邢总。
邢茂华:大家下午好!感谢课题组给了我们太平一个课题的机会,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刚才会务组提醒我,今天的会议严重超时,让我控制在10分钟之内,我尽量讲一讲。
职业年金对照企业年金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像我从事企业年金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了,对于职业年金我也是一个新兵,确实在现实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也是一头雾水。刚才我们江西社保中心的蔡主任,从职业年金的角度,在省级操作层面遇到三个主要问题和困惑跟大家谈了一下。这次课题组给我们安排的是职业年金治理结构的问题,确切的讲在职业年金有效运营制度保障的关键核心是什么?我们认为在于完善委托代理制,关于委托代理制,我们这个基金办法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角色,就是代理人,代理人在企业年金制度里是没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混合的角色功能,既代表委托人的权益和利益和责任,还有受托人的角色,还有帐管人的角色,我觉得可能把我们专业的受托人有一些投资监督、大类资产配置,这块拿到我们专业的机构,真正对帐户的日常管理,还有一些政策层面应该把握的,还是由我们代理人来做。
我现在评估一下,目前我们职业年金的推动情况,我有一个比较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上午大家也说了,企业年金规模太小,职业年金是推进太慢。在座的也是部社保中心的尹书记和发运处长都在,不知道我这个评价对不对。再一个热情的专业机构,冷静的政府经办,我也是全国访问了有20几个厅局有一个感受,我们职业年金对照企业年金来讲政策性更强,政府参与把控的力度更高,刚才江西蔡主任从现实运作的角度,对照我们企业年金来讲非常复杂。
总结了一下,在顶层设计方面应该是政府主导、制度先行、机构参与、市场运营的模式。我觉得从顶层设计来讲没有问题,企业年金运作了十年了,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完全能够为我们职业年金而用,而且专业机构的系统、人员确实可以给职业年金有一个很好的助力,特别是可以让我们职业年金少走弯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就是代理人的角色怎么能够体现出应有的意义。一个就是既要把政府主导这件事情做实,又要力争去行政化,把我们整个专业机构的能力和能量都发挥出来。各地的部门都在积极行动,有一些方案的设计,还有系统,也邀请了我们专业机构参与。
比如像人社部社保中心也是全国的试点,先期也邀请了像太平,专业的机构,受托人、投保人、帐管,都进行了模拟的系统运营测试,在系统层面没有问题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是面临操作之前政策的更明晰,包括蔡主任说的,有一些操作中的障碍,还有政策的空白点需要明晰。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几个方面,刚才蔡主任说了,就是帐户做实和做虚的问题。国家发的文件也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有了规定在操作层面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现在有的省财政状况非常好。想全省、全市范围内全部做实,那么以后会不会有做实的省还有做虚的省,像我们国家人事干部管理体制,这次人群三千多万都是体制内的,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医疗卫生这些事业单位,都是我们体制内的。以后这种调度可能会有从做实的省调到做虚的省,他是带着做虚的帐户过去。还有从做实的单位到做虚的单位,所以以后运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当然从更理想化的角度来解决,就是一次性做实,可能会面临着地区性的财政支付转移,那么中央财政问题。而且说白了,当年全部做实没有问题,实际上按照8%政府缴4%个人缴,个人缴费从2014年10月份就开始缴费了,目前积累的总量也就1000多亿,如果起步中央财政拿出1000多亿,一次性当年做实也没有问题,关键是延续到以后每年,包括投资收益敞口的扩大,可能以后财政支付的压力和能力确实也是一个考量。
另外,这个政策我觉得需要相关部委、相关各省的协同和协调,我们在各省之间推动了这种时间和效率,比如说2017年上半年有做实的几个省,下半年还有做实的几个省,我觉得从前两年的职业年金推动情况来看,我觉得也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强力的推动,就是在中央层面可能要协调,像财政部、税务总局,包括人社部牵头要搞一些强烈的推动举措,做好这种协调。
第三个刚才也提了,就是合格帐户的统一估值问题,包括记账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这个也会遇到人员随着帐户转移,在不同地区、不同帐户组合之间投资收益不同带来的心理状态和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像我们企业年金都会遇到,一个企业里面会十个八个组合,不同的投资收益,还有末位淘汰、激励机制,这个我觉得以后各省之间也会对比。江西统一估值达到了7%、8%,可能北京、上海达到了5%、6%,这个差距以后肯定存在,因为目前还是以省为单位的。
第四是职业年金待遇支付的纳税问题。过去我们国家几个部委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企业年金待遇支付纳税的问题,这个在实践中实际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北京市国资委管企业 ,有个领导,到了退休年龄,帐户积累100多万企业年金,还是不小的数目,但是对照这两年北京房地产的增值来讲微不足道了。按照原来的税制来讲40%左右纳税了,企业的税务主体是自主经营,以后做职业年金,职业年金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央财政,实际是税收转化成财政收入交的钱,接着待遇支付又纳了一部分税,我觉得重复纳税的角度可以考虑。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职业年金在全国推广之后,包括企业年金在内的待遇支付的纳税体系,有可能会带来比较乐观的改变。
另外,通过这次职业年金的开拓,很多我们长期在机关事业单位,不同用工制度、人员待遇的问题,实际都暴露出来浮于水面,在一个办公室,过去感觉到大家都是同工同酬,突然发现你可能不在这次国家财政拨款给你做职业年金这个资金待遇的受益人群,可能你就是另外一个人群。这个大量存在我们大学、科研院所、医疗事业单位更加明显,当然我们政府机关也有一些编外人员,就是这些人员的职业年金的资金来源,以后我们纯公务员可以税收空帐也保证,实帐政府有拨款,现在没有这些身份的人员他们以后这个实帐如何保证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人员定位来讲,有的省很简单,我不能把人社厅、社保中心负责给你各机关事业单位定人的性质,他都要求当地的编办汇集各个单位,你明确之后通过编办报给我,也是一个方式。
最后一个,我们现在专业机构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年金,实际要吸取企业年金起步时的混乱局面,当时有一段时间市场是恶性竞争的,包括一年帐户收5块钱,受托费是0,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就是说从起步就没有良性的循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专业性的养老金公司发展的有一段非常艰难的积累,通过管理费积累的不足,我觉得还比较乐观来讲,这几个先发的养老金公司都挺过来了,从我们太平,还有泰康、国寿等等,管理费的收入也都3亿以上了。所以,我也建议怎么能够优化固定好我们代理人以后在职业年金这种管家和枢纽核心的地位,就是起步从一个行业大的前瞻性,规避这种恶性竞争和过度垄断,实际过度垄断和恶性竞争最后后果有三个情况:第一是不计成本,这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对这个帐户、对这个计划组合服务管理的不确定性。另外,如果长此形成局部的管理人次的垄断,也不利于管理人的更替和优化对比和选择。总而言之,职业年确实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也是我们国家治理结构顶层设计很重要的一环,也是更加完善我们第二支柱一个重要的手段。以后可能随着第二支柱的完善,我们在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向企业流动就很自然,第二支柱衔接的也很密切,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谢谢!
周沛:我们太平的邢总对企业年金的治理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方案设计,包括受托帐款投资等等大量的问题,我想治理的背后是制度的问题,这里下一步的问题会非常非常多,最终还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在安邦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其他公司和各地谈的过程当中,受托费近乎0的都出现了,我觉得这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问题。
下面有请宋纲,他的题目是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管理的创新,有很多亮点。
宋纲:很高兴事隔五年,站在郑老师组织的论坛上,上次谈的跟投资收益有关,因为那时候我在一线,为光大银行在市场上打拼。大家看最关键的托管,反映很关键的问题是投资收益,上次谈的这个问题,今天换个角度,今天的确很多领导提到了8%,又回到老的状态,先把这个收益还是停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今天上午两个环节,包括齐传钧博士,包括长江养老的两位领导,他们在收益显示的图上都略掉了一个年份,2007年。所以这个8%是2007年的37%造成的,如果把这个37%拿掉,到去年可能不到6%了,如果把去年和前年再拿掉可能不到3%了。所以这个不能简单的说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就平均了,简单平均是8%,但是享受到8%的只有在2006年形成的600亿企业年金,现在已经1万亿了。
下面进入我的专题,通过我们十年来对企业年金账户管理的服务效果,因为光大银行也是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人第一批资格,可以看出有牌照的账户管理人这种孤岛式的运营有诸多的痛点。而政府部门对运营的监管应该说有缺失,我们讲的缺失是在政府部门没有任何一个第三方的强制备份,所有账户管理信息完全由账户管理人跟委托人之间的信息的达成。我们就提出了所谓的云计算的模式,是不是可以提供更高层面的管理,至于是不是“云”我认为这不是最关键的。国内企业年金帐户管理的历程、法规,大家作为机构方非常的熟悉,时间也很久。尤其到2013年103号文关于企业年金收税的办法出台之后一系列问题都来了,因为我们所有帐户管理人的工作量倍增。当年企业年金帐户的现状就是银行和保险担当一个主流角色,尤其是商业银行超过了70%的市场份额,而帐户管理服务机构众多,服务水平也比较参差,行业系统的规范和标准一直没有正式、完全、合理、充分的贯彻。应该说我们只是形成了一个价格的一致,或者形成了一些基本的交换数据的接口备份,而个性化的需求应该说并没有充分得以满足。而且帐户管理服务的痛点,我想所有帐户管理服务者都很清楚,光大银行每年的帐户管理的系统,我们给到IT开发公司的服务费应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从2004年第一套系统开发到现在大家可以算一下每年支出成本,我相信我们帐户管理费可能收了一些,但是可能也就将将覆盖我们的成本,需要庞大的运营岗位。同时企业经办部门的复杂性没有得到有效的降低,而服务良好性好的体验难以保证,数据孤岛是有风险的。
我今天讲我下面想法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可能世界上最有名,为什么说最有名,他在美国比FBI厉害,就是美国联邦税务局。可以说是美国IT系统里,尤其记个人帐的系统里最牛,为什么?因为他拿了一个社保号以后所有人必须交税,每年每个美国人交税就要填一张表,我们现在没有这么一张,或者我们国家没有这么一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他联动了一个第三方税收信息的采集,同时对全部的税收有一个有效的监控,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同时强制备份。再有他有审核和稽察的能力,而监管手段也通过这个手续不断的创新。现在全球征税,把所有的全球银行美国国税局都会盯着,你要不把你有关我们国民真实信息反馈给我,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美国国税局给我们很多借鉴,我们就想到我们第二支柱年金帐户管理的创新,能不能在国家层面,尤其对职业年金而言,对于职业年金我们能不能从国家层面成立一个专门作为我们全中国的职业年金4000万人的帐户管理系统,因为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只要是集中式的系统,一定对每个个人帐户管理成本是低廉的,而且中国的IT系统绝对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去年上交所上万交易时,大家说系统会不会崩了,随便百度一下,上交所的系统2009年都可以交易过万亿,什么概念?就是上交所早就准备好过万亿了,只不过以前没有看到过万亿而已,证明我们还非常小。同样,为什么要出发恒生,因为恒生的系统通过一个A股帐户就能把全中国的股票全都交易了,因为我们的系统先进性没有任何问题。大家现在看看在座的各位,今天开会大家就干两件事,听会、看手机,而且你一出门一定是三件事,手机、钥匙、钱包,可是你可以没有钥匙甚至没有钱包,手机只要在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有了手机、有了云人的生活状态就全部完满了,没有手机就没有了一切。那有手机这种形式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帐户管理纳在这个体系之上呢,云只不过是一种实现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目前比较成熟,尤其在中国非常成熟,完全应该有条件在更高层面做一套职业年金的帐户管理系统,当然谁驱动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讨论。
基于云服务的国家级企业年金帐户管理系统,就成为了顶层设计改革的重要的实施手段或者切入口,可以从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对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缴费的人、省、基金受托人建立统一的接口,在统一云平台的基础上,每个省市单列自己相对独立的系统,而自己独立的系统而不是通常意义全套的完整服务的系统,实际只是内部的管理平台或者一个终端而已。这样的帐户系统我们其实学习了英国的NEST,以及澳大利亚超级年金的管理模式。国有性质的这种职业年金帐户平台决定了它要为国家层面的职业年金提升效应和降低管控成本起到良好的作用。
统一的年金帐户管理平台可以成为什么?首先可以是国家管理运营第二支柱养老金单位和个人帐户信息的大平台,它已经实现了强制备份。第二可以是职业年金运营的基金管理平台,为什么?所有所有个人的信息你不是从托管人手里获得的,受托人是受托的责任,你从谁那获得的?一定是帐户管理人,是帐户管理人给了你所有的信息,这个平台就非常的关键。再可以什么,最终开放给全社会企业年金进行强制备份的国家平台,同时可以是国家层面的个人退休金IRA个人养老金帐户或者IPA的金融平台,这就为以后往这方面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要不要把基本养老的个人帐户纳入,我觉得也不是问题,至少同思路上来讲大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同时统一的年金帐户管理平台的功能非常关键,第一地税连接,否则103号文这种结构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之所以现在每个独立的帐户管理和受托人之间这个目前是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再有完善的个人信息保密和信息披露,这是这个平台所要坚守的。
前两天大家看到腾讯有一帮牛人,特斯拉在边儿上,这边开着电脑,跟你没有任何接触,直接把你车开走了,他们雇的黑客的牛人有上不封顶的薪水,中国这个能力非常强。那我们国家层面上能不能请腾讯帮个忙把我们平台安全性做得强一点,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用担心。
第三养老金的权属登记以及质押服务,个人权属的资产有个人处置的能力和空间,这个平台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同样要有帐户管理规则定制服务能力,要有一定个性化。同时为政府养老相关制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这么完整的数据了,怎么可能不能支持呢?太容易了。
系统服务的平台和效率,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到底是一家机构做这个,还是多家机构做这个,规则很重要,但是国家层面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否则再做分立到各省级的系统是一笔巨大的浪费和投入,而且这种运营对单个帐户管理人的成本可以说是巨大的,将来从国家层面获得数据,大家知道监管成本非常高,我们所有的上级单位向你要数据的时候,都是说一张纸下去什么时候必须提供,实际上有这样的平台需要你提供吗?他掌握了所有信息,就像美国国税局一样,可以掌握每个人美国人的税务信息。这个东西其实将来也可以外延,其实就是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现在个税改革很难进行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撰写是我之前的主要合作伙伴,我还有用友金融的陈宝山,还有中兴云服务的嵇方先生,这里我特别感谢澳大利亚的鲁贝研究员,我有一些观念的借鉴完全借鉴于鲁贝,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社会保障中心、感谢郑老师,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事,谢谢!
周沛:我们宋总的发言确实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这次总共37个分报告,其中涉及职业年金的专项大概4—5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分量也是很重的,我想这背后体现的是系统和云的问题,特别是银行系统对帐管系统的理解和保险公司有所不同,我记得在2005、2006年企业年金启动的时候银行特别看中这次企业年金帐户的管理是给银行的除信用卡以外的另一个新的机会,所以从光大的角度,从宋总的角度对这个理解,包括下一步和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帐户的对接,真正地体现了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帐户管理未来真正的价值所在。特别是未来的税延、税优对全金融产品帐户的开放,这个系统的意义非常非常巨大。
第三个板块,有请社科院的张盈华,对职业年金的财政负担预测与实帐必要性给大家作一个分享。有请。
张盈华:谢谢周总,谢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我汇报的这部分,实际是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应当实帐运营,只不过我们用数算了算,讲一下这个简单的道理。
2015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建立了职业年金制度,这个制度一改过去由退休工资和生活补贴组成的财政供养退休制度,建立了由基本养老保险与第二支柱组成的,与企业一致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马凯副总理曾经说的机关和事业改革同步,年金和基本险改革同时建立的目标。但是在制度设计中留了一个活口,就是全额供款单位的企业年金单位缴费采取记账部分,因此这个帐户特点就是虚实结合的特征。
为什么采取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呢?其实这个制度设计客观的讲有一定的现实性,我们看一下从全国数据来看,如果把在职的三千四五百万全额供款的机关事业单位人的职业年金单位缴费算在内的话,财政负担会占到当期财政收入比例是3.8,这个比例要比我们改革之前和之前采取的记账方式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一个百分点对于很多财力较弱的地区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为了实现五个同步里面的一个,叫“全国范围同步实施改革”的目标,似乎采取这样的记账方式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我们知道从长期来看记账是不划算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有20年渐进式延退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减轻财政负担的方式最多只有30年,30年之后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制度优势了。我们知道记账随着累计的年限越来越长,规模越来越大,到那个时候一次性负担是非常大的。另外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实帐运营的投资收益看作是记账这样一个方案的机会成本的话,那么这个制度在20年之后就不具备经济效率了,因为它损失了这样的投资收益,它的机会成本非常大。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说服政策决策者下定决心,沿着做实单位缴费的路径去走。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道路抉择”,所以我们有必要讲一讲实帐运营的必要性。首先我们知道有个规律,就是财政收入的弹性与经济增长相比来说弹性更大,我们知道从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GDP增速开始放缓,财政收入的增速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这是新常态,在这样新常态持续继续系深入进行的阶段,我们应当把做实单位缴费的工作放在财政负担还较轻,经济尚好的当前来解决,这也是我们国家所说的主动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的道路选择。
另外一个必要性,我们国家有惨痛的教训。大家知道我们9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帐户,这个空帐问题大家都知道。大概十几年前我们讲个人帐户空帐的时候用的是两千多亿、五千多亿空帐,而现在是多少呢?自从2007年个人帐户空帐突破万亿以后,以后四年增加1万亿,到后来两年增加1万亿,到去年一年增加了1万亿,现在的空帐规模4.5万亿,现在再做实基本没有可能了。
另外还有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投资印证我们从制度之外获取投资收益来填补制度基金可持续性能力的实际案例摆在那里,我们知道2015年全部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已经超过了累计拨付资金,就是现在剩的钱一大半都是投资换来的。美国401K投资运营资产余额年均增速是10%,以至于它资产余额始终与累计的缴费比例一般都是在1以上,就说明它的投资收益是高于它的累计缴费的。这样一种投资收益有助于维持这个制度的待遇水平和支付能力。我们也做了简单的测算,非常简单,就是假定未来我们投资收益是什么情况,这样的基金结余和累计的缴费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是1倍到1.1倍期间,这是5%的收益率,如果是8%的收益率可以看到更好。
另外我想讲一个思路,我考虑的不是很成熟,供大家讨论,如果我们现在一步到位的全部实缴做成DC制,很有可能不会出现在上个世纪企业年金改革的时候出现的由DB转向DC时候待遇断崖式的下降。今天早上胡部长曾经说,职业年金有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要承担制度转轨的过渡的职能,怎么让它过渡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DB向DC转轨时采取的制度设计,叫CB制,叫现金余额,我可以给你未来设定一个待遇的水平,这个待遇和DB下的待遇是平稳的下滑通道,然后我倒算出来你的记账利率,这时候缴费上来的钱可以进行实帐运营,记账利率略高于投资平均收益,这样我们收益可以维持基金收益的平稳。我还做了大胆的设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制度,你设定记账利率略低,你的实帐运营了,投资收益要高一些,那么在不同的投资收益下,我们所获得的那部分收益如果用来比较缴费,来冲减财政负担的话,你们看到的曲线就是我们实际的缴费,也就是过了15—20年,就可以不用缴费了。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讨论。这就说明投资收益是可以抵解财政的负担。
但是实帐运营是否具备可行性?今天我们说了我们国家地区财力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选择了两个省做比较,一个是经济发达的D省,还有一个N省,这两个省实际的数据提供给我们做的测算,两省实际财政收入差距一半多,两省的缴费工资水平差距有个一半多一点,测算下来这是D省的情况,它的实缴的财政负担占当期财政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这符合我们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规律,但是它的记账的负担逐渐上升。对于N省来说,更大的区间逐渐下滑到很小的差距,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实缴的负担相对来说越来越轻的。我也在旁边的框里说明了为什么是这样的规律。
N省和D省之间的确存在实缴的差距,如果以2015年为例,这一年如果实缴D省的这个财政负担占当地财政收入的2.1%,而不发达省份是2.9%,也差了0.8个百分点。还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国家这个差距,是岗平工资的情况与人均财政收入的情况的差距,如果以岗平工资作为参照系确定职业年金缴费工资的话,那些财力较弱的省份实际缴费负担非常重。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央财政有这样一种决心,所以我们叫“道路抉择”。
刚才我讲到了一个过渡的方案,可能会平滑一些,使得我们这个改革不至于会给决策者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缴,对于职业年金是补充养老保险的地位,补充养老保险的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它的投资范围应该比基本养老的投资范围更广,我们以权益类资产30%为例,这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基金如果用同样的投资限制我觉得不太合适。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如果实帐运营,加上职业年金的主要参保人员的学历、投资运营的意愿,我们可以考虑放松一些投资的限制。
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
周沛:刚才我听了张盈华的发言有两个需要借鉴:一个是职业年金在借鉴企业年金的路。第二是养老保险这么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空帐,所以这两个借鉴和深化改革的道路是有相关性的,特别要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虚实的核心问题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最终就是平衡的问题。下面有请重量级的评论嘉宾,我们的董老师。
董克用:谢谢主持人,谢谢周总,首先感谢郑老师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精彩的年会,也感谢郑老师给我这么大的任务,现场考试,之前不知道四位讲什么还得点评,我很愿意接受挑战,因为可以使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来听他们的发言。我觉得四位发言人都非常精彩,这段时间不长,但是有实务,有理论,有对现实的分析,有借鉴,还有IT的设计,还有未来理论的探讨,非常精彩,都非常实。
我为什么非常感兴趣呢?因为我还没有退休,虽然我行政职务都退了。我也加入职业年金了,我看我工资条上也被扣了职业年金,所以我非常关心,过两年我就退休了,那我要享受退休生活了。那我拿多少?我去问我们人大的人事处,我说你怎么算的,基数好像不对,董老师别问,先弄着,到时候会给你们讲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职业年金真是刚起步。
刚才我们蔡主任讲的非常清楚,讲了怎么归集、怎么虚实帐等问题,职业年金到底怎么建的问题,他的结论我也听得比较清楚,看来得走到全国统筹路上去,不然非常麻烦。我听到一个真实的事情,2000年摩根史丹利资助我到美国去研究美国的403B,就是大学、事业单位那个401K与403B,因为是非营利,本世纪初,16年以前,一个月,我就一直往下看,最后以宾大为例,我一直要追问,最后让我看到了宾大的老师怎么选自己的职业年金。我回忆一下也许我错了,当时他们给我们讲的是宾先申请建立403B,选择了四个养老金公司,宾大的每位教师每年可以从四个养老金公司里任选两个,每年换一次,选完之后今年不要动了明年还可以选。然后宾大怎么选的四个养老金公司呢?他请了一个咨询公司帮他选哪四个好,然后那个咨询公司每年拼命干活选市场上哪个公司好,然后推荐给宾大。老师怎么选呢?我说你怎么选的,他说我假如说了A公司,A公司给我了几个组合,然后这个公司会根据它的情况,特别像我们上节讲的生命基金,你快退休了多买国债,你年轻多上点股市,然后你可以听从他的建议,也可以根本不听,说这老师我反正不在乎这点钱,有钱,就选风险大的,因为风险高收益高。你自己选,选完之后他来帮你操作。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完了之后我写了一个报告给有关部门,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他在职业年金方面实现了几个功能,就是政府做什么?雇主做什么?个人做什么?比较清晰。这三者他很清晰。所以,2008年我在美国讲学时美国人跟我开玩笑,说一半都没了,国内一批专家说了,不要搞养老金跟资本市场了,说一半都没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只有不到3%的人停止缴费,剩下都缴费,然后恢复。因为他即使出现问题也不找政府,因为你自己选的,所以在职业年金规划设计中政府做什么,雇主做什么,个人做什么,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值得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思路。
邢总讲的也是非常好,现实中的几大问题,集中于治理制度到底怎么办,我们的政府很冷静,专业机构很热,我们将来应该怎么来做。特别是讲到里帐的问题,纳税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好。这个其实和宋总讲的系统这两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连接起来考虑。
还讲一个例子,其实美国的职业年金是自愿的,你可以不参加,但是有一个是必须的,我在美国讲学时给了我点补助吧,我去密歇根大学,他是公立大学,他第一项扣的就是补助,我还得写一个说明说本人不在您这退休请退回。扣的一刹那我没有办法控制,银行扣走了,回来的时候三个月以后,就是我离开美国三个月以后那个钱回到我美国的那个帐户,你还不能开中国帐户,所以我那个还不能关了。
这样一套系统确实保证了,就是刚才和宾大故事结合起来了,确实保证了这个帐户管理在这样一套系统下美国帐户是有效的,没有什么说你这个交了15年可以不交这回事儿,只要工资是银行发的,连看都没看见没了,我看过雇主给员工做工资,我到硅谷看中国的企业,因为外国企业不让看,我看中国的企业,老板我认识,我说你怎么做,他把财务人员叫来,美国企业两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第一项被扣的6.25,包括奖金都进去,他配6.25,我说你跟员工一块合谋少来点不就行了,他说你是中国人思维,这个故事不讲了,他说绝对不敢做,做了麻烦大了,因为税警是带枪的,那是刑法伺候,是不敢做的,中国思维不行。
有意思的是,包括这个系统我非常赞同宋总的想法,美国当年那套办法全国统筹的时候不是21世纪,是1937年,1937年什么都没有,没有网络,计算机还军用。那个时候怎么实现全国统筹?邮局。
所以我讲到今天为止,中国要建这套东西绝对有后发优势,那套系统我们强大的很,不要说银行,就我们天鸿基金,什么“双十一”瞬间巨量都解决了,别说这点事儿了,我觉得对中国是小儿科。问题在于做顶层设计时有没有这个思路,这是关键,不是技术问题。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我认为改革下一步也必须依托这样的信息系统,我们完全有条件,美国的那套制度9位数还是12位我记不清,我有那个,92年申请的,很简单,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实现了,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实现,所以宋的设想非常好。
张教授做了一个理论探讨,非常好,指出了我们现在职业年金,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连我还没有搞懂,还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那这样的新事物面临的核心问题她指出来了,我说我们在这样一个职业年金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独特的第二支柱,这个第二支柱里有两种模式,一个是企业的有条件才能加入,我们条件还挺高,结果企业加入不了,都是富人俱乐部。而这边机关事业单位直接加入,直接加入的模式里又搞了两种帐户,一个是记账帐户,一个是实际的帐户。我们要搞这么复杂吗?搞这么复杂看来是很快我们就并轨了,但是我们可能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年实施企业那个模式的时候问题一样,而两者之间隔了那么多年,当年企业的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出现个人帐户的空帐?是因为我们转支成本隐性债务没还。那今天中国财政这样还不还,再往下拖财政压力越来越大,那只不过是把我们问题拖给后面一代人,因此张教授指出的问题最深刻,就是制度设计到今天,我们重视顶层设计,确实形式上完成了定位,但是是不是应该实质上完成定位。
因此最后一句话,第二支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门已经打开,路已经排好,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现学现卖,感谢郑教授考试,我不知道是否合格,谢谢郑教授。
周沛:大家就是大家,上来又风趣又幽默,点评又非常到位。下面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要休息5分钟。
尹志远:各位代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零两分,今天按照规定的时间就散会了,所以今天还在座的代表都是优秀代表。在单位应该是发奖金了,但是会上没有准备,所以我代表郑主任给大家口头嘉奖一次。
现在是最后一个环节了,前三个环节对年金制度的运行情况,包括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一些想法和对策,都研究的很深入了,这个单元给大家定的题目是年金制度发展前景展望,要契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年金制度深化改革与道路抉择”,给这几位代表留出了很宽阔的空间,他们要讲的内容可以无边无际,所以我还得对他们提一个温馨的要求,今天是平安夜,希望他们最好在5分钟之内,把想说的话用最短的时间讲出来。
我不一一介绍了,下面有请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熊主任发言,大家欢迎。
熊军:我抓紧时间,对照着养老保险投资运营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要求未来有几个趋势:
一个是要更加重视从基金整体角度进行监管,因为养老基金是多元化的投资,所以本身就是利用不同资产类别,针对不同外部冲击的差异性降低波动率的,如果不从总体的角度监管,而是基于某个资产类别进行监管的话就会发现很纠结。但是本身这不是问题,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差异性。
从监管上有两点,一是在考虑养老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渠道的时候,更多的不要从关于资产本身的收益风险考虑的太多,还是要从这个资产类别加到资产总体以后对资金总体的影响这个角度考虑。第二点是现在对年金的监管,我们在投资组合层面上还是有很多约束的,有比例约束等。当投资管理人的受托人能力有所提高之后,应该尽量把投资组合的约束尽快去掉,因为这可能会带来投资中的扭曲行为。
第二点是要理性的看待波动风险。资本市场讲波动风险,把波动的风险放在一起,但是这个风险跟我们讲的损失风险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大家把波动风险理解为已经形成损失的,所以都采取积极回避的态度。事实上资本市场就是这么一个规律,波动风险大的资产收益率较高,只要不是在经济周期的顶点或者在资产估值最贵的时候买入这种资产,一般说来在市场波动过程之中,尽管会出现阶段性的损失,但是只要持有时间长一点,这个资产价值在也不会成为你实际的损失,所以对长期价值者来说这个影响不应该成为束缚我们投资的重要因素。因为现在在管理过程中,大家平常都提出来一条,不能出现当期的损失,我觉得这个约束看起来是在管理风险,但是实际上是在放弃获取更好长期回报的资源。
第三点看法,还是要加大受托人的责任。因为无论怎样,受托人在年金的运营过程之中是核心,要加大它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两点:一个是法规和受托合同允许的范围内,要赋予受托人独立的投资决策权,委托人不要干预太多,如果要干预的话也应该通过委托合同、通过受托管理合同的事情,通过明确各类资产的风险敞口、投资目标这样一些问题规定清楚。
再一个受托人要建立一个非常清晰的基准体系,有了基准体系,年金的投资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各个投资机构的专业性也是能够发挥出来的。
我就讲到这里。
尹志远:你贡献了两分钟,熊主任很简短的说出来了他想说的话,实际上他想说的话还是很多,今天时间关系也就到此了,留到下一次。下面请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汪泽英副所长发言。
汪泽英: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发布式,接到任务之后我搜集了一些材料,做了一些准备,到会场一看发现报告很详实,大家发言也很经典。有很多内容我准备了但是前面发言嘉宾都已经介绍过了,我在现场临时又加工了一份,我想谈三点,前面有些跟大家雷同的我就简短一点。
第一点,从2014年以来企业年金快速发展,一个是从制度建设来看,包括出台了年金的试行办法、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管理也逐步规范,从发展的数量、年金计划数、参加的职工人数也是比较迅速,数字前面已经介绍过。
第二年金的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从企业年金的发展来看,一个是国家在强力推进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第二个市场发展也逐步规范,第三是企业和职工对这个制度更加认同,实际上社会保险在建立的初期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怎么认同,到后面招工时职工就问,你买不买保险,参加不参加社保,现在有一部分职工已经关注了有没有补充养老、补充医疗。第四是个人的养老意识在增强。
第二是企业年金制度的普遍建立。实际上对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也感到了一种压力,紧迫感。
第三个是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关注,第一年金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才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增加和个人收入增加,这样才使得企业年金发展经济基础更加夯实。我们说它是富人俱乐部,确实它需要经济基础,也是在欧美国家发展的比较快,并且也是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年金制度发展更好,当然也有制度因素和市场培育的因素。
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到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为我们年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尽管我们目前来看进入经济新常态,由两位数的增长转变成一位数的增长,但是从国际市场来看仍然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GDP质量也在提高,这是第一个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年金发展需要从企业发展战略和薪酬制度这个角度来考虑,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前面也谈到年金制度是一个供需两方面的关系,有供给,需求我们要激活。我们一方面把年金制度定位为多层次的保险制度,企业是自愿的,单位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责任,我们要引导企业将年金制度纳入薪酬制度、人才战略和宏观发展战略,积极主动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合理的设计相关的条款。通过年金制度发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也使得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第三个关注,我们要引导职工进一步增强防范老年风险的意识。我们国家的保险从深度和力度来看,与发达国家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说明既有经济的原因,实际也与大家对保险意识关注不够有关系,我们要进一步引导职工增强保险意识,积极参加年金制度,在政策框架内增加缴费,尽量多缴费,提高未来的养老水平。
第四我们积极发展年金市场,增强年金市场发展的信心、相关的法人机构、市场服务主体,管好年金,在安全的基础上,使得它有更高的收益,来增强大家的信心。
第五方面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推动这个制度发展。
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尹志远:谢谢汪泽英同志,今天委屈他让他说了很短的话。接下来请社保中心职业年金处的处长王发运先生发言,我们这个处也是机关事业单位改革以后职业年金办法出台以后社保中心新成立的一个处,他现在正在全力的研究待遇跟角色怎么充当的问题,我们听听他的想法。
王发运:谢谢尹书记,我们这块的主题是“展望”,但是对职业年金来说,我觉得重在当下,展望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它在全国有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刚才邢总说了,企业年金规模太小,职业年金推进太慢。目前我想我们可能要做这么几件事,但是总体进度可能还是会让你失望。
我觉得第一步还是要加快制定完善有关的政策,包括转移的政策,比如说基金归集帐户的设立办法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才能为中央机关职业年金的经办作为前提。
第二步是组建评选委员会,并选择受托机构,为什么我说让邢总失望?我觉得这段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今天有人也问我今年春节前能不能有个说法,有个结果,我在这儿说一句,大家可以安安心心的过春节。我分析因为组建评选委员会还需要一段时间,评选委员会组建以后开展工作也是需要时间,另外招标也需要时间,所以几个加起来我想春节前可能是没法完成的。
第三步就是开展基金的归集。
第四步要完善或者组建、搭建职业年金管理的内部架构。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有了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也有一个评选委员会,但是评选委员会的职责仅限于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或者更换受托人。但是职业年金基金并不是说委托给受托人,代理人就没有其他任务了,我想代理人还承担着其他很多的职责,而且有相当多的事情受托人也会向代理人提出来。作为代理人内部需要搭建有关的比如说投资决策委员会等这类机构的任务。
下一步要说展望,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社科院张研究员说的那个,是不是虚帐要变实帐,这个不仅有助于减轻财政的负担。而且虚帐给职业年金的管理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我有一个体会,我们现在职业年金从政策设计到经办到帐户管理到委托投资,好像这个链条设计的都非常完美,但是有关的设计里面恰恰忘了或者缺少了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就是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在这里的决策,比如说他的帐户有虚帐、有实帐,然后投资决定权也没有放开等等。在这样一种架构下,可能会使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它的地位碰到可能比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更被动的角色。
我就说我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里面有个转移接续,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一个人要从一个省转到另外一个省,它的转移接续工作可能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不了。那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如果转移的话,他遇到的麻烦比这个大多了,如果是虚帐要到社保机构领做实的申请表,然后交给单位,单位再去财政申请做实。这个过程我粗算一下,可能一年下不来,所以转移起来非常困难。这是第一个事儿。
第二个,将来职业年金是不是走集中管理的路。现在是省级集中管理,我想能省级集中管理就能够实现全国集中管理,全国集中管理有助于实现专业化管理,还有助于减轻有关的受托机构等等的费用负担。现在受托机构到每个省都要去做工作,那么到时候就去做一家就行了。
另外,我们有一些小的省份,他的职业年金的基金本来规模就小,怎么可能实现集约化的管理呢?
第三个方面是有关的政策要更人性化一些,比如说职业年金的发放、待遇的支付,139个月以后怎么办?尽管有投资收益,可能支付的时间比139个月更长一些,但是总有一个时间点,而退休人员还健在职业年金没有了,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的,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办法处理。
我就说这些,谢谢。
尹志远: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建信养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郎丽妍女士发言。
郎丽妍:谢谢大家!今天这个日程安排的还是非常饱满的,不光是我们社会保障的报告,首先这个报告内容就非常的全面,而且今天我们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实务的角度、理论角度,甚至大家关心的职业年金的问题也做了探讨,我个人觉得还是收获满满的,在会议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也希望咱们会议的材料能够上到咱们网站上,然后继续学习。
对于我个人来说,把我放在这边确实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因为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毕竟也是机构,所以跟大家有些感想是一样的,也就呼应一下。反映一下来自一线的想法。
刚才几位嘉宾,尤其是平安的,还有我们人寿的,谈到企业年金的问题我觉得真是提到问题的关键点了,提得也都挺好。我个人觉得企业年金最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结果问题,就是规模太小,十年近万亿,离最开始的期待相差非常远,这只是一个总量的问题。那结构问题更是被人诟病,大家说是富人俱乐部。从我们自己管理的受托组合也是这样,我们大概有200多个计划,但是从资金量和规模上来说超过一半的在北京,我想各家机构差不多,所以各家机构有战略客户部,其实都是指北京的大客户,这是结构问题。
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从总量来说不是太乐观,因为本身央企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而且经济发展阶段在转型,有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已经停止缴费了,这也是影响咱们规模的继续拓展。
但是结构上显示了一点亮点,经过我们十年的预热发现了一些中小企业对年金慢慢热乎起来了,有些中小企业加入企业年金有愿望,但是不一定能够实现,可能不符合条件,但是这个愿望说明这个认知起来了,但是中小企业比较多,有可能规模上于事无补,但是从结构上来说我觉得这是可喜的萌芽,所以在这里希望政策部门、政府机构完善我们的政策,让这些萌芽真正的变成星星之火。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咱们经常谈的问题,规模太小,造成过度竞争的现象,50多家,刚才哪位讲的记不清了,50多家牌照近万亿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最近投了几个标,我们的受托现在在报价的时候都达到了万分之一,结果这个受托根本不挣钱,纯粹做规模,就这么一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行业公约是形同虚设,然后大家也觉得非常没有意思,毕竟大家做的是专业性的活动,我们这几年还在年金界有所取舍,开玩笑的说,前几年如果是外地的小标,一个飞机上坐着一看全是认识的全是行业内的人,这就是一个现实。
既然咱们畅谈年金未来的发展,我想强调几点:第一,我想强调受托职能,养老金公司受托作用的发挥,熊主任也说到这个问题,上午郑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国家没有衡平法,我们这个信托的理念、信托的概念、信托的文化很缺乏,这个在年金上非常突出。比如我们受托人来说,委托人因为没有信托文化不相信受托人,所以受托人你的资产配置能力、你的投资监督能力,你的整个组合管理,对管理人的管理,其实是你的专业能力,但是如果这个专业能力在没有信托文化的限制下你受托人做的是服务,更多的是属地化服务,甚至包括备案、项目上线、员工培训等等,这些事情要不要做?要做,也是受托人的职责,但是根本职责在哪里?如果没有资产配置的能力,没有更好的对投资的理解和监督,那么就造成两种结果:第一种,我的资产配置的权利在哪里?在管理人,所以管理人选择资产配置的权利非常大。刚才平安的李总也说,你看着我去年的收益率是9%,但是实际上有人是0,或者是负的,有人是16%,所以差距非常大,差距在哪里?就是你赋予他的资产配置权利非常大,别看30%股票权益不高,但是如果30%和0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大,所以还是造成年金的大起大落。第二大家都怕大起大落,因为年金的评价也比较短期,大家抱团取暖,我的策略都差不多,我的配置都是5%—10%之间,我更多的配置债券,那么我们专业能力在哪里?所以我特别强调受托职能在哪,这对于专业养老金公司,我一直在我们公司倡导的是一种受托文化,我觉得跟基金公司相比,它是做产品,他这个能力肯定是他独特的能力,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受托能力是我们必须培养的,这也是未来要发展的方向。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投资者教育。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我们特别想做一个TDF的产品,包括我们自己做,我们跟天弘郭总也设立产品,但是后来还是没敢推TDF的产品,所以投资者教育也是迫于眉睫。
第三点未来的方向,我还是很认可个人选择权的开放,事实上在我们受托管理的几个客户当中,我们做的也是金融客户个人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提供了两个产品,这两个产品是不同的组合管理人管理的,一年有两次产品的转换权,目前来说这个相对还是可以从这个方向逐步推,但是同时在考虑如果个人选择权放开之后个人的受托作用在哪里,这点必须考虑,甚至未雨绸缪的。
总体来说,前途是光明的,特别是今天早上我微信中看到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纵向是做全国统筹的努力,横向来做整合,怎么整合?就是个人帐户那块有可能向第二支柱,向企业年金发展,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好的。坚信未来还是丰满和美好的。
尹志远:下面我们请招商基金总经理助理孙明霞女士发言,大家很熟悉她,她原来是我们人社部社保基金管理司的处长,现在是跨界了,到了基金公司了,她可能更有心里话,或者更有感受,我们听听她怎么发言。
孙明霞:谢谢大家,大家下午好!
感谢郑教授的邀请,感谢尹局长的介绍,正如您所说的,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由政策制定参与者,转变为执行政策的实践者,就像现在的资本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由资产荒变为资金荒,美林时钟变成了美林牌电风扇,世界变化很快。
根据这个议题我想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可能想说的话不一定能说完,但是我想结合我一些工作体会谈一谈,从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区别这个角度入手,对未来谈几点看法。
首先,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属于补充养老保险,都算第二支柱,但是确实从制度的出发点和很多角度存在很大区别,首先从制定的背景看,企业年金大家都说是锦上添花,就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享受更好的待遇建立的,但是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配套文件,是为了保证机关事业单位的人退休以后待遇水平不降低而建立的,就是在改革以后怎么让机关事业单位人的退休待遇由原来的80%、90%,不会陡然降到替代率50%、60%,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设置了职业年金制度。所以制度设计初衷不同就会造成后来的比如说强制性,比如由于出资方的不同,财政出资空帐问题等等,这是第一个制定背景不同。
第二个治理结构也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第二支柱,但是职业年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DC计划,还有一定改革的责任在身上,所以治理结构上看,企业年金可以说是两层法律关系,五个法律主体,也就是说委托和受托之间的信托关系,受托后面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但是职业年金前面又多了一层,就是真正的委托人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个人,但是代表这些委托人出面和受托人签订受托合同的是经办机构,所以,在真正的委托人和经办机构之间有个行政授权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是三层法律关系六个治理主体。
由于前面两个不同带来第三个不同,比如说管理层次上的不同,职业年金严格说应该是个集合计划,是集中省级来管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不同县市,这样实现了相对的集中,又体现了一定的差异化,不像企业年金一个企业建一个。从管理主体来看,就是经办机构承担了委托代理的职责,以及帐户管理人的职责。管理方式上还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收益率计算,企业年金有的按组合计算收益率,像有的企业根据参保人的年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组合,不同组合有不同收益率,但是有的年金计划是同一个计划的收益率,但是职业年金是各省统一收益率或者不同收益率,但是我相信99%甚至100%的省会选择统一收益率,这就要求有一个总的托管人来计算统一收益率,然后有个受托人来复核。还有管理方式上的不同,空帐的做实等等。
从这些不同未来我有几个想法:第一坚定大家的信心,大家多说企业年金太小,职业年金太缓慢,我也认同,但是我觉得职业年金建立起来以后补充保险的发展,就是第二支柱的发展应该会稳定,比较乐观的发展,因为刚才也讲过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企业年金2300万人,职业年金建立到现在是4000万人,而且是强制建立,而且有财政资金的保障。
第二个想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在计划管理上对收益和风险的目标和设置应该有所不同。企业建立的时候受托人会对受托人风险承担能力进行测试或者沟通,以此确定年金计划的投资政策与风险机制,但是职业年金都是委托经办机构统一来做,我觉得它作为一个集中的委托人来做这个事情。协定他们作为经办机构来说,从政府的思维模式和做事的风格看,政府的人安全第一、稳健第一、稳定也更第一,就是一定这个政策结果出来之后社会稳定,大家能接受。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职业年金的风险偏好更低,如果是企业年金应该允许一定的波动率,或者应该允许不同风险偏好的企业或者不同职工年龄结构的企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配置的话,而职业年金会风险安全性要求更高,可能对波动率更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波动率不是越小越好,波动率特别小说明可能成本溢价类的资产太多,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职业年金预期收益率应该降低,安全要求应该升高。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要用好养老金产品,企业年金来看是1600亿的养老金产品,综合收益也非常好,但是因为现在也是有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养老金产品还是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从产品本身来看,可以通过配置养老金产品,比如职业年金集中到省级,可以通过信托型、债券计划型的养老金产品投资本省的重点项目,集中上来以后反而省级政府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年金资产。
再有就是解决流动性问题,像定期存款、协议存款,虽然预期收益很稳定,但是流动性存在一定障碍,如果通过货币型养老金产品可以及时申赎,可以解决流动性的问题。这个养老金的优势,比如不同管理人之间的差异性可以体现不同管理人之间投资风格的差异,以及作为基金公司的内部可以充分调动公司内部不同的资源。当然现在我们的政策里面对投资比例的监控,既在组合层面有监控,又在计划层面有监控,所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养老金产品在大类资产配置上的作用。
第四个对未来的想法,要充分发挥受托人的作用,大家刚才提到了,我觉得受托人在职业年金里更需要做实,企业年金尤其大央企委托人的强势可能有些还没有太做实,但是在职业年金做实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受托人在资产配置以及对托管人考核的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制度和机制限制或者引导受托人能在增量资金分配以及投资管理人考核上公平对待自己管理人的组合以及其他管理人的组合。
第五个个人投资选择权。我觉得企业年金肯定是要慢慢放开个人投资选择权,但是职业年金作为特殊背景下的制度,在推行之初为了新旧制度的平稳,而且为了尽快的推动落地,肯定统一收益率是比较适合的方式。但是慢慢以后也会有投资选择权的放开,至于说先放开由机关事业单位自己选计划,还是一次性放到个人选,这个没有太多的考虑,我觉得就是一个趋势吧。
谢谢。
尹志远:谢谢孙明霞总,应该说大家可以听出来,她的转变还是非常快的,原来在机关不敢说,只能听,今天终于以老总的身份在这儿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我们接下来请中石油集团公司企业年金处的处长何少峰同志发言。
何少峰:感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感谢郑老师、感谢尹书记,我看了一下好像来自企业的就我一个,我们中石油选择企业年金理事会的方式,今天我们主题是谈往前看,看前景。现在来看,套用一句俗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刚才有人讲受托越来越重要,我刚开始干年金的时候,我们领导告诉我受托有两种,一种是法人受托,一种是企业理事会受托。他说你一定要把企业理事会受托的大旗打好,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后来我们一直以法人受托为目标,在学习、在跟进,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基本属于游击队,因为毕竟不专业。
我在思考理事会受托的未来前景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觉得情况可能不是特别乐观,至少目前面临很大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大家都讲受托越来越重要。理事会为什么会困难重重,有问题呢?我经常跟熟悉的朋友说,我说理事会是“四非”组织,第一非法人,它不是法人,连社团都不是。后来我跟他们咨询过到底是什么?说是自然人集合,每个理事要为作出的决策承担个人无限责任,所以我们领导说要给理事买保险,避免承担这个损失。第二非金融机构,我们其他的都是金融机构,都是“三会”批的金融机构,严格程序的。理事会不是金融机构。第三非常设机构,我们在企业里都不是常设机构,不是挂在人事就是挂在财务,大多数是兼职状态。第四非营利,不挣钱,我们费用全部来自于企业给我们的预算。目前看是这么“四非”的状态。
以前在这种状态下,领导说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管得不是挺好吗,跟法人受托相比好像收益率也不是特别差,为什么?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它的优势在哪呢?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高度一致,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我没有规模的压力,不像李总考核目标,明年2000亿,我们没有。利润指标没有。相对来说你能用比较好的心态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它的劣势,就是它毕竟不是一个金融机构,年金投资管理我认为是比较专业的金融工作。我们现在多数都是兼职的状态,它在机构、人员专业性、考核机制是完全两回事,而且企业领导和金融业务,尤其我们是产业制造业的企业,跟领导投资收益的问题,尤其讲到资产配置很困难,你要想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确实需要比较高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过去能适应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工作很简单,就是选择评价更换管理人,是合规性管理。但是从这两年开始不是了,为什么?要做资产配置。刚开始是产品投资,产品投资演变成资产配置,受托人的主要职责从选择和评价更换投资管理人向资产配置转移,资产配置是在金融里面是高端的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这个事情对于理事会来说难度太大,要想做好这件事情不太容易,以我目前的条件我觉得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这个就支撑了理事会下一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从数据上也印证了这个趋势,2014年理事会从200多家减少到180多家左右,我估计还会减少。那么是不是最终理事会会消亡呢?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有个出路就是建立行业理事会,就是若干家企业一起成立一个理事会,大家把人集中在一起,或者聘请市场专业的队伍来管,然后我们把规模放在一起,要是能够收费就按受托费用收费,收不了费的各企业按照规模分担预算,非营利的,而且独立于企业之外建立一个治理结构,然后进行决策。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现在企业这种状态好很多,这可能是一个出路。
第二个出路转为法人受托机构,自己转为法人受托机构,或者委托出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化,至少现在不是一个终极模式,再有五年十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谢谢。
尹志远:在郑主任没有发言之前,我第一感谢上述6位先生女士的精彩发言,因为他们基本上按照5分钟时间要求发言的,给我们大家提供了欢度平安夜的更多时间。
第二,他们都谈出了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而且围绕着我们这个主题是展望未来的,希望大家往这个展望的路径上引上路,大家能够往前看,尽管看得比较渺茫,尽管大家看着这个主题板夜幕星空,应该说未来还是蔚蓝色的,但是注意到没有有两颗很亮的星星,似乎表示着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应该说这个专题就到这儿了,大家也都很累了,今天的会还是非常圆满的。第二支柱年金制度确实大家听了一天下来以后,企业年金发展清华大学的陈主任说了没有达到预期,尽管如此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问题还是很多。今后需要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重,道路抉择也需要慎重。职业年金文件是发了,但是还没有启动,很多政策还没有明确。包括为什么我们王发运处长着急呢?我们现在是经办中央国家机关的,我们还要协调指导地方企业年金工作,都没有启动,包括基本的,钱都在单位上存着呢,刚才人民大学的董教授说了,他那个钱也扣了,还在单位存着呢,还没有进入基金上来,所以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仰望星空还是要有希望,通过我们深化改革在顶层设计方面下点工夫,选择出正确的道路,我们企业年金发展、职业年金发展一定会很好的上路,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下面有请郑主任总结发言。
郑秉文:
谢谢主持人,我这5分钟给自己拟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国养老金的成败与否决定于顶层设计”。
咱们这个题目是“道路抉择”,想这个题目想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确实是道路抉择。三中全会到现在四年整了,第一支柱有什么?第二支柱有什么?第三支柱出来了吗?我们面临道路抉择,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为什么站在十字路口呢?因为很可能就出来了。职业年金出来了,企业年金很可能也出来了。那么我们的研究与我们的顶层设计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在25年前,我们在建立公共养老金的时候,我们对国外的公共养老金没有什么了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时候可以说的话。2004年建立企业年金的时候,我觉得这么说就不太应该了。现在企业年金又过去12年了,我们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有点会,从没有到有了一点,我们起码知道什么叫企业年金了。而且这十二年网络社会,什么叫企业年金我们都太懂了,大家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出过国,没有出过国的没有了,都知道什么叫企业年金。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搞改革,如果要是没有顶层设计,我觉得太不应该了。如果我们要失败就失败在顶层设计这个方面,顶层设计之所以没有原因我就不想分析了,大家见仁见智。我只是看这个现象,没有顶层设计。
那么什么叫顶层设计呢?希望大家2月20号看看我们翻译的那本书,我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企业年金,一个职业年金。
企业年金到现在还需要那三条门槛吗?董教授说不需要,我举双手赞成。那是12年之前对国有企业规定的,有道德风险,现在不需要,那代之以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自动加入”。预示改革必须得一环扣一环,一个接一个,你要有“自动加入”必须得放开你的投资选择权吗?放开投资选择权你选什么?于是生命周期基金、平衡基金,产品得有吧,自动选择机制有吧,扩大投资范围有吧,一层一层的,这就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什么叫顶层设计我也说了,这是企业年金。
那么企业年金面临道路选择。这回我们12年了,我们这回要改革,要出台新政,我们面临道路选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第二个例子讲职业年金。如果说企业年金那么复杂,是你不能扩大参与率的重要问题的话,职业年金比企业年金更复杂,它又多了一个代理人。那么这个创新我个人认为肯定要比企业年金还要复杂啊,毫无疑问啊。以前是五个行为者,包括委托人,现在六个人,以前已经很复杂了,于是批牌照的时候捆绑性的审批,那么这个更复杂了,那么情况又发生变化了。如果说企业年金那么复杂导致不能扩大参与率的话,职业年金没有这个问题啊,一声令下全都参与了,再复杂也不怕,你可以这么回答我。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复杂性在企业年金牺牲的是参与率,在职业年金牺牲的可不仅仅是参与率,机关干部、事业单位本来就是守纪律的。那么牺牲的是什么呢?总而言之我们要警惕,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代理人的越位问题,委托人的规范性问题,委托人的纪律性问题,委托人的约束性问题,市场是有规律的,所以在职业年金运行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的。我刚才说的是第二支柱顶层设计。
我们回过头来说,三中全会四年了,我们公共养老金的顶层设计我觉得也应该有了。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设计也应该有了,我说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社会参与,需要透明,需要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它是全社会的事情,既有社会性又有科学性,同时国外又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它是有规律的。面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的去尊重它。
公共养老金、私人养老金三个支柱的顶层设计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将决定中国这一代和下一代的福祉,而福祉的好坏将决定这个国家经济的开放度、经济的可持续性、企业的可持续性,否则那么多人,曹德旺啊都要跑到美国办厂,到那个时候再呼吁,用道德的力量呼吁他,去感召他,我觉得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规范我们自己,我觉得做到这一条这是我们做好养老金工作的基础,虽然我没有做过政府、没有做过公司,作为学者的一点感想,说错了本人个人负责,说对了由历史考验,作为学者是应该这样的。
这算我发言的5分钟。
这次会是一年一次,这么多同事来同行来,到六点还不走,非常感动。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这个团队将一如既往,我希望明年我退休之后也能运转运转,也能够继续有些成果,不辜负我们业界同事的期望,我再次感谢各位,到这个时候还不走,挺好。
那就祝大家平安夜幸福,我宣布散会。
09:00-10:00 |
开幕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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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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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讲话 |
李培林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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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义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 人社部原副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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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礼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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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5 |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网站(2.0版)上线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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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0:20 |
茶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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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20 |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宣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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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姚庆海 中国保险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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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
姚大锋 安邦保险集团副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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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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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30 |
第一单元 企业年金改革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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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周 红 人社部社保中心副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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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每人10分钟) |
汪 泓 上海市宝山区区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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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
陈秉正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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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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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30 |
午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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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40 |
第二单元 生命周期基金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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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钟蓉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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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每人10分钟) |
黄王慈明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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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
胡玉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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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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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50 |
第三单元 职业年金改革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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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周 沛 安邦养老保险公司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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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每人10分钟) |
蔡海清 江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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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
董克用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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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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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7:00 |
第四单元 圆桌论坛:年金制度发展前景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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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尹志远 人社部社保中心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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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
熊 军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规划研究部巡视员 |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5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中心英文为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CIS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英文缩写为CISS CASS。
中心的建立是贯彻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三个定位”要求的重要体现,是落实科研强院、人才强院和管理强院“三大强院措施”的有益探索;中心将按照这“三个定位”对社会保障领域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心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学科、跨领域、信息灵等学术优势,加强与国际社会保障学界、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保障业界的密切合作,搭建国际社会保障研究的学术网络和交流平台,研究国外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模式的经验教训,引介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理论不同流派的最新发展,追踪国际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市场的改革动态,传播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保障理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坚持追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简单透明的制度设计,建立适应大国崛起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大力推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日新月异的巨大进步,争取与中国国家地位相称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目前中心办公场所设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心主任为所长郑秉文教授。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简介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英文名称:China Social Insurance Association,英文缩写CSIA)成立于2002年6月6日,是由从事社会保险的实际工作、理论研究、教学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自愿结成的学术性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学会的业务范围有:组织开展社会保险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举办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讲座等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开展社会保险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审和推广工作;组织开展社会保险专业培训;组织社会保险调查研究,开展相关评估与咨询服务;开展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社会保险宣传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编辑出版会刊、图书、资料;承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其他部门委托的社会保险科研工作等。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实行会长负责制,设会长1名,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名,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016年3月,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胡晓义同志担任第三届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
中国保险学会简介
中国保险学会(The Insurance Society of China)是从事保险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是由保险界和相关领域的有关单位和专业人士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保险学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目前,中国保险学会共有255家会员单位和9家特约会员单位,其中保险公司104家,资产管理公司9家,保险中介机构19家,科研、教学单位78家,省、市级保险学会37家,其他机构8家;理事席位411个,其中常务理事席位137个;特约常务理事58名,特约理事9名。
中国保险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为其执行机构。中国保险学会实行专职会长负责制,由专职会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工作人员。学会常设办事机构有:综合部、研究部、学术部、保险史志办公室、保险研究编辑部、国际部、联络部、宣教部、党委办公室。
目前学会会长为姚庆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