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长：稳预期关键是准确把握“稳中有变”的根源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做出了稳中有进、稳中有变的基本判断，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会议根据这些新问题新变化，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和稳预期”的“六稳”政策目标，确立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
自今年五月份以来，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我国经济在总体稳中有进的基础上，呈现“稳中有变”的新特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变”的根源，防止将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简单归结到外贸不确定因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绝大部分是经济和金融市场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我们必须立足自身去寻找问题的根源，确立治理良策。同时，必须正视外贸不确定因素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深远影响，关注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充分做好应对。
制度优势转化成市场需求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济转型仍在继续，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部分耐用消费品等传统需求相继退潮，短期内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从2012年我国主动实行经济转型以来，已经经历了六年的转型历程。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面对两大市场需求的退潮，一是由于长期高投资导致的各类硬件设施和设备的超前发展，逐步趋于饱和，各类硬件投资增长速度都将相继退潮。
二是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导致的低端市场需求的退潮。长期以来，中国天然的高储蓄优势，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现出来的各级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形成了各类硬件设施超前投资、超前发展的增长优势。各地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将社会储蓄资源（个人的、企业的和政府的）集中配置到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形成了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超前超比重发展的格局，这是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
2007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工业产能三大硬件领域投资的进一步饱和，工业产能过剩立即体现出来。基础设施投资在稳增长调控目标下，叠加PPP等投融资模式的改革，仍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房地产市场在社会财富效应驱动下很难具备自我平衡供求的调节能力，即使在总量上已经出现明显过剩的状况下，仍然难以熄灭市场的短期需求。我国这三大硬件投资领域虽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经过四十年的长期领跑，绝对规模甚至很多项目的人均规模都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大部分债务都物化成了这三大领域的硬件投资。债务高不高不是关键，由债务所形成的这些硬件实施使用效率高不高才是关键。
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低端需求市场的萎缩也是必然规律。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7年的7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不到50%。低端制造业正在加速向东南亚诸国转移。
六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低端制造品出口、低端工业、投资、能源资源采掘加工业快速下跌的冲击，目前正在经历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下降的冲击，未来还将经历居家装备、汽车、手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粮食和猪肉等生存必需品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负增长的冲击。这都是我国经济转型必然要经历或面临的传统需求相继萎缩的过程。这是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宏观调控政策所能左右的。
2016年下半年以来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传统需求相继下降带来的下行压力，形成了自2017年至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温和向上的格局。然而，随着“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短期效应的退潮，我国经济又重回到传统需求继续下降的轨道。今年五月份以来，相继出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和基础设施投资速度明显下降的现象，都是具有趋势性和规律性的变化，绝对不能看作是什么短期或偶然因素导致的。社零增速下降是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以及生存必需品消费趋于饱和的结果，基础设施投资也不能长期领跑投资。
这种局面造成了短期内我国经济面临着传统市场需求继续下降，新的市场需求培育仍然需要一个过程，难以完全对冲和弥补，经济因需求不足而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那种简单认为，我国需求是存在的，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能适应和满足需要，因而只要从供给端出发就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短期内供给改善并不必然产生需求。因此，加速培育新的市场需求，适度放缓传统需求（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退潮速度，仍然是稳住当前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国经济转型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制度优势转化成推动国内消费和服务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优势。过去四十年，中国文化特质造就的居民高储蓄优势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形成了最佳耦合，激发了长期以来硬件设施超前投资和超前发展的巨大投资市场需求，钢材水泥消耗量始终占世界一半。现在，硬件已经趋于饱和，我们需要激发国内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市场。
然而，传统的高储蓄和政府集中配置资源这两大优势，在激发消费和服务需求上却很难体现出来。居民高储蓄倾向抑制了当期消费需求。政府集中资源的优势也主要体现在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上，对如何激发社会消费还很难有好办法。保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必须要以中高速内需增长为前提。在硬件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就得激发居民的消费和服务需求，让居民从温饱型生活方式尽快过渡到高品质生活方式。制度优势必须要转化为激发居民消费和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需求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摸索出成功的经验和政策路径，这对各级政府和宏观调控部门来说，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考验。
这次“六稳”的调控目标中，突出了“稳投资”，重点在稳住基础设施投资。既然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最快，而且目前政府的财力又允许，那么短期内稳住基础设施投资就是稳增长的关键，也具备现实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稳消费、稳服务、稳高端制造才是根本。这几年对内需影响最大的是中部城市群和三四线城市的崛起，郑州、合肥、武汉、成渝都市圈快速扩张，人口加快导入，其意义不亚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崛起，政策应该向这些新兴都市圈和三四线城市倾斜。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大，硬件使用效率低。既然硬件设施存量庞大，那就要想办法将硬件设施都充分利用起来，就能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建设不重维护、重建设不重使用的问题。大量城市建筑物长期缺乏维护维修，外立面破旧不堪。工业领域我们用产能利用率来衡量硬件的使用效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各类房地产建筑物，我们该用什么来衡量利用率，如何考核利用率就缺乏标准。总之，把硬件设施维护好、利用好，就能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
消费转型是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中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投入很大，但是又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品质不高的问题。我国财政支出中民生类支出（包括五大类民生直接支出和八大类跟民生相关的支出）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70%以上。这些民生支出除了一部分转化成居民转移支付性收入外，很大一部分用于事业单位的费用支出，构成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生产单位的财政补贴。
我国每年有近六万多亿的社会保障性支出，主要用于居民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上。这就形成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双面补贴制度，财政民生支出主要补贴在公共服务供给端，社会保障资金主要补贴在公共服务需求端。这种双面补贴制度造成了两端都严重不足的状况。
另一方面，我国每年财政民生性支出中相当一部分资金又用于补贴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身上，造成了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事业单位和民营机构在经营环境和条件上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民营经济进入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了明明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着巨大市场缺口，但民营企业投资到这些领域就是很难做大做强的怪象。没有民营经济的进入和竞争，单靠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的供给就必然存在供应不足、品质不高、层次和种类不全等问题。
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刚性上升，又造成了财政支出每年必须快速增加的巨大压力。社会呼吁要减税减负，如果财政支出减不下来，又谈何容易。解决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双向不足的关键，是扩大财政和社会保障性资金用于居民公共服务消费端的支出，降低对公共服务供给端的补贴，推动公共服务供给逐步市场化。要加速事业单位改革，推动大部分事业单位彻底企业化，为民营资金进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创造公平营商环境，解决公共服务供给的瓶颈现象。
总之，只要我们打开思路想办法，就一定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化转化成激发居民消费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