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连续发力 宏观经济有望持续向好

　　10月以来，超20省市相继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总额超万亿元。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将在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继续提前下达2024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业内专家表示，近期财政政策接连出招明显发力，在三季度宏观数据回升向上的背景下，释放了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的信号，目标兼顾防风险、补短板、稳增长，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宏观经济继续回升向好。

　　10月25日，重庆披露拟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文件，拟于11月1日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304.1亿元。这是重庆近期第二次披露拟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10月9日，重庆披露拟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421.9亿元，两次已发行及拟发行总金额726亿元。

　　自10月初内蒙古拉开新一轮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序幕以来，目前已有云南、广西、天津、吉林、福建等20余地相继披露拟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已发行及拟发行金额总计超万亿元。

　　据专家介绍，再融资债券用于借新还旧，发行规模等于或小于原债券到期规模，与到期债券一一对应，不能直接用于项目建设，于2018年4月开始发行。2020年12月开始，部分再融资债券资金用途由“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变为“偿还政府存量债务本金”，不再列明被偿还债券信息，市场将这类债券称为“特殊再融资债券”。

　　此前，特殊再融资债券曾出现过两轮发行高峰，分别是2020年12月至2021年9月、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此次特殊再融资债券的重启发行，意味着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一揽子化债方案”进入大规模落地实施阶段。且与以往两轮相比，此次发行规模更大、节奏更快。

　　“相较于普通再融资债券，特殊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特殊再融资债券直接利好城投债，尤其是在债务负担较重地区，能够短期缓解地方偿债压力、降低债务成本。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表示，从短期来看，特殊再融资债券重启发行，有助于缓解市场对城投债务风险的担忧。可以看到，近期各期限、各等级城投债估值收益率普遍下行，短久期下行幅度更大，显示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对城投债短期信心提振比较明显。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未来城投债市场的发展进入更加有序、健康、稳定的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中央财政将于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全部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授权期限内，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的60%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在三季度宏观数据回升向上的背景下，近期三个‘万亿级别’的财政措施连续出台，超出市场普遍预期，释放了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的信号。”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其中，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隐债，旨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同时能够改善社会预期，有利于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增发1万亿元国债，可有效弥补抗灾短板，资金投入到具体项目后，也会增加需求，具有稳增长效应；提前下达2024年部分新增债务限额，能够保障明年初基建投资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是财政政策向稳增长方向发力的直接体现。

　　专家也表示，尽管财政政策明显发力，但并非释放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信号。王青分析认为，首先，特殊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置换现有隐债，除了部分资金用于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外，不能新增社会融资，它的主要作用还是化解风险。其次，新增债务限额提前下达，属于财政资金靠前投放，但总量不变，而且这基本上已是近年来的例行操作。另外，增发1万亿元国债能带来较大规模增量资金，但整体上也仅相当于GDP总量的0.8%，规模相对有限。这些措施将引导经济逐步回归常态化运行，同时兼顾补短板、防风险等多目标综合平衡。

　　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表示，随着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今年底明年初宏观经济有望继续回升向好。在王青看来，为了配合四季度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年底前央行有可能提供额外流动性支持。政策推动下，预计四季度GDP增速有望进一步回升，推动完成全年5.0%左右的增长目标。考虑到至少在明年上半年，稳增长政策还会持续发力显效，2024年宏观经济有望继续运行在中高速增长轨道，明年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会进一步修复。

　　罗志恒认为，2024年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延续今年的恢复态势，也仍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要继续发力，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和解决就业置于更高的位置，推出一揽子举措提振市场信心。他建议，推动财政政策逐步从重投资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在一揽子政策的安排下继续推进财政化债、金融化债；增强非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同，增强财政政策不同方式的系统集成性，增强政策的效率效果，同时强化与市场的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