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科技与产业创新论坛”圆桌对话：着力数字经济时代“突破口” 湾区推动技术、制度双创新

　　“到了今天，我们的共识已非常明确：未来中国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将立足于自身的创新发展，走内生型增长道路。这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12月19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高峰论坛”的平行论坛“大湾区科技与产业创新论坛”期间，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执行董事杨云飞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关注大湾区科技与产业创新，就是关注大湾区经济的未来，也是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科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牵引力，某种程度上将决定大湾区发展的速度。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继续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研究实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出入境、工作、居住、物流等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鼓励科技和学术人才交往交流。7月，广东也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大数据硅谷和国际数据经济创新中心。

　　以珠海、佛山为龙头的珠江西岸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东岸打造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都在推动着新一代技术的突破发展和应用落地，“世界工厂”正在稳步升级为新的“硅谷”和世界先进的制造业中心。

　　大湾区最强大的基因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大部分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下的有意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从而能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科创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强大的基因。”杨云飞表示，“大湾区科技产业创新前景无限广阔。科创生态也不仅仅局限在科创本身，人才、成果转化能力、产业优势、资本市场，甚至与世界其他地区领先科创企业的有效对标与竞合、引入，都将成为影响成败的重要因素。”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于占福也在主持圆桌对话时指出，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的一个特别幸运之处就是，这里活跃着众多的创新因素。“不需要跋山涉水，到异地去对接这些要素，只要在大湾区稍作甄选，就会发现确实有太多先进的技术、理念在不断涌现。”他说，“这也是时代的红利。”

　　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拓尔思知识图谱研究院院长臧根林也表示，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起点明显不同。他认为，如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批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得大湾区在建设智慧型湾区上已有较高的起点。

　　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不止如此。“这个时代提供了新的发动机，如何去抓住机遇是大湾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而这一定要有一个‘突破点’。”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刘海林表示，“如果用数字资产交易所来带动整个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发展，推动数字经济进步，这就有非常重要而且实际的意义。”

　　香港交易所环球上市服务部副总裁朱筱赟认为，对于科技是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不少行业参与者已深有体会。在产业方面，科技和创新涌现出蓬勃的力量，而在资本市场，科技创新也正带来着“最大的机会”。“大湾区是我们在这一股新潮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领域和重要的市场。”她说。

　　作为一家在湾区诞生、成长的企业，商汤科技是湾区科创企业的典型代表之一。“我们所研究的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一个高科技手段，它很难自己成为一个行业，我们需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每个场景、行业结合。”商汤科技新兴创新事业群总裁、深圳公司总经理柳钢介绍说。

　　他表示，作为一个湾区企业，我们的发展路径其实就是借力湾区政策，从一个小实验室成长起来，把产品和技术首先赋能给众多的湾区合作伙伴和企业。例如，商汤科技已与阿里巴巴、香港科学园公司合作，成立香港人工智能实验室。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韩美表示，对于共享出行和城市治理来说，如何有效管理车辆、规范停放，需要技术上的创新和探索。而大湾区拥有区域一体化的优势，对于发展一站式服务是非常好的机遇。

　　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

　　圆桌讨论期间，主持人于占福提出了湾区创新的主要突破应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的问题。

　　在臧根林看来，政策创新与技术创新并不矛盾。技术创新需要政策的支撑，政策创新需要技术的发展去落实。“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互相配合好，车就走得快。”

　　不过他也表示，制度创新会面临一些想不到的挑战，有时只能逐步消化；而技术创新则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被接受。“技术只要真的好用，能解决问题，大家就不会抵触。”

　　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世界的湾区中最为特殊：城市各具实力，像没有“头狼”的狼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四种语言，也加大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湾区融合的难度。

　　“大数据是保健品，什么项目都可以用。区块链则是一种特效药，不是所有项目都适用，但它可以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臧根林举例说，“大湾区没有中心，但大家必须合作，这就需要去中心化、建立信任，需要特殊的技术来化解政治和体制上的问题。”

　　他认为，大湾区下一步的数据融合，应当尽量减少标准上的差异，由统一的标准化委员会牵头。但对于已有的差异，例如翻译、术语上的不一致，这些有着历史因素，要承认差异性的存在，不能强制要求某一方更改。“这就需要技术来消化。”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商业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谢雯则认为，政策创新是湾区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多元化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元素，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碰撞，有新的火花产生。”她说，“我们希望在政策层面能够打开，给更多灵活性、更多空间。”

　　针对大湾区创新型、初创型企业较多的特点，渣打在尝试“金融沙盒”计划，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评估企业，信审也开发新的评估方法，聚焦新经济、科创型企业。“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拓展。”谢雯表示，“企业在生命周期中需要的服务和资金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商业银行金融匹配可能有些错位。”

　　而在技术创新上，渣打银行同样进行着布局。“不管是区块链还是开放式银行，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搭建平台。”她说，“我们参与了政府主导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区块链平台建设，是唯一一家从香港和深圳同时辅助研发的商业银行。”

　　韩美则以哈啰出行的实践指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用户需求广泛、活跃，如何匹配算法和供需的平衡，制定有效的策略，保障好安全，这些都需要在技术上很大的投入。“我们非常希望和愿意参与到大湾区智慧交通建设中，更多和大湾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深入合作。”她说，“我们愿意开放技术和平台资源，参与大湾区产业创新与交通建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