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家乡伊春林区刚刚结束了伐木工人的生活，即将进入林业局团委机关工作的时候，接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们那时候都意识到了整个国家命运和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即将发生改变，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从此进入了近代史上也许几千年历史上一段激荡壮阔的历史时期。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伟大的交响曲，那么二十八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乐章。我有幸参与其中，参与组建并主持了光大证券这一资本市场上有特点的金融机构，见证了中国社会这一变革的历史过程，回顾以往，无限感叹，庆幸为自己人生道路做出了正确选择，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快乐和人生的意义，每念及此，十分感恩这个时代！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二十八周年。
一、时代感召
1992年底，我从黑龙江省委大院离开，到中国光大银行这一国有金融企业工作，一晃近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干部，在省委省政府的两个大院也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之一。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有无数人问过我，你放着大好的仕途不走，为什么选择了金融，选择了证券业？实际上，是时代的脚步促使我们离开党政机关，投身到国有金融企业。
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对我影响甚深。
一件事是1990年随省委调研组到南方调研，一路从浙江到深圳，再到海南。当时的大背景是，1989年风波之后，内地的党政机关气氛比较沉闷，我们这些给省委领导写文字的人，地命海心，每天都在思考中国的下一步路该怎么走。但到了南方，感觉则不一样，尤其是深圳这个年轻城市的活力、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开风气之先的开放氛围，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和冲击。与封闭的北方相比，在南方，你会看到人的价值取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制定政策的人，枯燥地坐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椅子上，已经没办法理解鲜活的社会生活，无法理解市场上发生的许多故事。这引起了我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以及发展路径的深入思考，形成了内心对传统官僚责任的一种另类认识。
还有一件事就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不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无法理解小平南巡谈话给人民带来的冲击。众所周知，小平南巡谈话之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国内政治风波之后，一些人开始否定改革开放政策，左的思潮开始复辟，甚至出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在党政机关弥漫着一种无所适从的压抑氛围。实际上在小平南巡谈话没正式传达之前，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讲话正式传达后，像一缕春风吹进人们的心里，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的局面，解除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困惑与彷徨，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和广阔的新视野。
小平南巡谈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不但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也给按照传统路径在党政机关发展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到市场上去”，去经风雨、见世面、练就真本事，成了一批敢于进取的年轻人的新选择。那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龙下海虎上山，蔫头耷脑坐机关”，我也和众多“92派”一样离开了省委机关，投身到国有金融企业。先是在银行，后来到了证券业，开始了近三十年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职业生涯。
二、草莽岁月
在银证分业经营之前，我在光大银行大连分行担任副行长。由于分管证券业务，设立了光大银行第二家营业部，与总行主管证券业务的副行长周道志多有业务上的配合与接触。在银证分业经营之后，组建光大证券时，他和我的大学同学、时任光大证券深圳营业部总经理的史致金推荐我到光大证券任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我在光大证券十多年的难忘经历。
尽管当时已经是小平南巡谈话三年之后，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人们对金融特别是对证券的认识仍很肤浅。当时为了开拓业务，我去拜访某省负责主管金融的副省长，他是我过去在黑龙江工作的老领导，希望他开放省内上市公司的指标，以及支持光大证券在当地开设新的营业部。当我表明来意后，他说：“你放着好好的银行行长不干，搞什么证券，要指标帮我们省内企业上市可以，但要在我主管的范围开营业部，不就是设赌场骗老百姓的钱吗，我不能支持。” 他当时的表态在一部分党政干部中很有代表性，体现出那个阶段人们对证券市场的认识。
光大证券刚开始注册资本很少，只有2.5亿元，而且还不是真金白银，由光大集团下属的光大外贸出资1000万美元，其他是光大银行、光大信托的几家营业部评估作价，才补足了2.5亿元的资本。
光大证券成立时，集团非常重视，当时的集团董事长邱晴亲自任光大证券董事长，集团的副董事长刘纪元任副总经理。邱晴的资历不用说，刘纪元80年代在甘肃做过宋平同志的秘书，曾任甘肃省人民银行行长。因此，光大证券从一开始就在整合、调动资源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光大证券的批设许可应该是1996年3月8日拿到的，当时周正庆行长特意给邱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半开玩笑地说：“邱大姐，三八妇女节给您送个礼物——光大证券成立的批复。”
当时光大证券在取得牌照、获取各项业务资质等方面走得比较快，然而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尽快赚到钱，并把管理完善起来。当时的市场很不稳定，各业务板块的发展不平衡，同时当市场热点来了，赚钱又很容易，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抢钱”。当时无论是国债业务，还是到地方上拿指标帮企业上市的投行业务，都是如此。尤其是“打新股”这个简单粗暴的业务，非常典型，因为当时的上市公司很少，发行的股票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一旦股票上市，打到新股通常都有30%甚至高达100%以上的回报。这种赚钱的模式，简单但是非常快。
我当时主管北方总部，对业务推动力度大，总结出“稳、准、快、狠”四字经营风格，那时候感觉每天账户都在进钱，很过瘾。这个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企业管理理念。
当时市场上弥漫着各类投机行为，甚至被逐步放大，一些公司发展为“坐庄”、挪用股民保证金、保底代客理财等，为后来行业的风险集中爆发埋下了隐患。
三、迁册上海
1997年后，朱小华从人民银行到光大接任董事长，为了加快光大证券的发展，他做了几个对光大证券发展影响很大的决策。
一是调整领导班子，配备了豪华管理阵容。董事长由朱小华本人兼任，孔丹兼任副董事长，同时把深圳建行行长惠小兵调任总裁，设置了两位常务副总裁，一位是高国富，另一位是周道志，还有两位副总分别是聂庆平和我。惠小兵做事敢做敢为，有“惠大胆”之称，在深圳地区影响较大。在任行长期间，支持了华为、中兴等一批优秀企业。高国富人很稳重，有经营头脑和政治智慧，他后来没有到位，一直在上海做得顺风顺水，先后任上海久事公司总经理、太平洋保险董事长等。现在上海市委对他也很重视，超期服役任浦发银行董事长。聂庆平年纪很轻就是证监会国际部的领导，理论功底扎实，他把规范的理念带到了光大证券。后来回到证监会，在2015年“股灾”后被委以重任出任证金公司董事长。
二是把光大证券注册资本金由2.5亿元增资到5亿元。实际上集团也没有出钱，就是把证券公司成立后三年的所有者权益转增为资本金。光大证券成立时除了那些营业部和1000万美金外，集团没有出过钱，此后一直经营稳定，主要依靠自身的经营和股份制改革募集资金。那个年代许多金融机构都经历了把资本金亏掉再重组注资的过程，包括光大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企业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实事求是地说，光大证券的案例是那个时代金融机构少有的案例。
三是把公司总部迁到上海。由于朱小华对上海比较熟悉，对浦东比较有感情，他来后就做出了这个决策。开发建设浦东是朱镕基总理提出来的。1997年时，上海浦东还比较冷清，受“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传统观念影响，上海本地人也不愿意去浦东。我记得刚到浦东时，只有上海证券大厦和上海人民银行两个像样的办公大楼。当时与我们共事的同事很多住在浦西，很不方便。有一次公司来了客人，由于时间比较紧，说好了第二天去浦东吃早餐，然后开会，结果餐厅没有开门导致早餐没有吃成。到了晚上，浦东更是一片沉寂。
由于我们是第一家迁至浦东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上海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支持，浦东区委区政府下决心在陆家嘴核心地段给了光大一块非常好的地，就是现在的上海21世纪大厦的位置。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光大没有开发，时间久了只好转手他人，而当时浦东的房地产还没有起来，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惜了。
还有一项决策，就是把光大证券的一部分股权装入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光大金融控股，由于当时证监会还没有针对此类情况的相关政策规定，于是向朱镕基总理请示，朱总理开会当面请时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支持，成功装入上市公司。
现在来看，上述这些决策都对光大证券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朱小华本人后来出事了，但不能因人废事，他做的这些事还是应该肯定的。他在来光大集团之前，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央行副行长，视野比较开阔，也把现代管理和金融运作的一些观念引入了光大集团，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当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与他并无渊源，我曾经记了一整本他所讲的企业管理方面的笔记，后来我搬家时看到了，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我在这本笔记上写了几句话寄给他留作纪念。一天早上，他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很动情地说：“读后很感慨，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诗：我曾在天上飞过，非常感谢。”
四、高歌猛进
光大证券有了这些积累和做了这些调整之后，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趁着“519行情”的东风，光大证券跨越式发展到了新的台阶。
1999年5月19日，在互联网股票的带领下，沪深股市一扫低迷，走出了一波凌厉的行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市场涨幅超过50%，随后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大牛市，在2001年达到最高点的2245点，这波行情叫做“519行情”。
除了前面提到的光大证券成立时的基因优势及做出的正确决策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理顺了激励机制。光大证券在1997年率先实行了投行变动费用包干制度，即业务净收入的20%在扣除差旅，招待等变动费用后，结余部分作为投行业务人员的奖金。这一制度，对激励投行人员的积极性、控制公司成本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从额度制逐步转向市场化，光大的投行条线也是看得非常准的。那时候经常出现内部好几波人一起去抢一个项目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内部市场竞争的程度。由此创造了第一家可转债南宁化工、第一家定向增发真空电子等市场上的经典案例。1998年、1999年，光大证券投行在业内各项指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光大集团的品牌优势，公司领导对投行业务的重视，和能够充分调动业务人员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1999年光大证券IPO进入全市场前十名，2002年再融资全市场排名第八，定向增发全市场家数第一，第一批保荐人考试中，保荐人数量排名全市场第二。
另外，公司在经纪业务也推行实现了激励机制，将经纪收入的8%作为激励奖金，大大提高了经纪业务的占比。大力发展了网络非现场业务，这对营业部比较少的光大证券来说，是非常大的突破。
光大证券做了这些整合工作之后，人员、机构和业务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用短短五年时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规模较小的证券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在证券市场上具有影响力、各项主要经营指标进入前列的证券公司。
五、创新试点
2001年10月，我接任光大证券总裁、党委书记。这时长达两年的“519行情”接近尾声，经过两年的快速发展光大证券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但整个证券市场的系统性价值高估、同股不同权、投资者利益保护不足等深层次问题不断爆发和激化，并引发了长达四年的结构性调整熊市，最后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严峻局面。
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光大证券也和其他证券公司一样，积累的问题在市场下行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我接手公司一把手后，连续做了几件对公司发展比较有影响的事。
一是改革调整。从2002年初开始，我们果断的在前任工作的基础上，对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和部门设置进行了调整，将管理和业务总部全部集中到上海，直接管理的部门由41个缩减到16个；总部员工减少25.8%；中层干部缩减了40.6%。调整后，干部的平均年龄大大下降，学历水平也明显提高。
二是加强了风险管理，清理了代客理财，调整了客户关系。特别是加强了各营业部的风险排查，坚决对营业部总经理进行轮岗，暴露出一批在市场上行时的违法违规案件，妥善处理了公司的突发性金融风险。
三是增资扩股。光大证券由于当时部分股权装入上市公司股权时，缺乏法律依据，内资、外资身份不明确，致使增资扩股迟迟不能解决，资本金排名已经在行业前50名之外，严重制约了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经过多方努力，我们解决了历史问题造成的种种障碍，成功增资扩股至26亿元人民币。同时启动新一轮增资工作，为上市做准备。
四是下决心调整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抓了研究工作，当时我作为公司一把手，亲自兼任研究所所长。后来招聘了一大批以北大毕业生为主的、素质高、研究能力强、市场意识敏锐、发展潜力大的专业人士，使公司的研究能力大大增强。光大证券研究所很快在行业内崭露头角，连续三年被新财富杂志评为“本土进步最快研究团队”，在宏观经济、汽车等十几个行业的最佳分析师评选中都进入了前三名。彼时新财富评比更关注研究成果和效果本身，不像后面那样跑偏。光大证券后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人才，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中流砥柱，高善文连续几年获评宏观经济研究第一，后来主动退出评比。现在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享有胜誉、在当时有“股市巫师”之称的程定华，以及赵雪桂、赵强、王云、诸海滨、李婕等，在各研究领域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当时还设立了国际业务部，与光大控股合作，在香港上市业务方面取得实质突破。成果之一的紫金矿业后来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当年最佳的IPO项目。我们还和光大银行合作，开展银证通业务，为后来的股民保证金集中托管奠定了基础，我们还试点合作建设了“阳光理财室”、QFII工作小组等，为标准化的资产管理业务打下了基础，后来成功推出了证券行业第一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叫做“光大阳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那时候券商研究是非常薄弱的。高善文的回忆文章《时光的刻痕》中，对当时券商研究的社会地位以及光大证券在股市困难时期的办公环境都有生动的描述。我记得当时带队去拜访社保基金理事会，去见李克平副理事长时，我们说光大证券有当时市场上一流的研究队伍，克平不屑地一笑，说：“你们证券公司能做什么研究。”因为他是从国务院研究部门出来的，他当时觉得只有他们的研究才是比较权威的。后来在中投公司，我们在一个班子工作，我还和他开玩笑提及这段往事。那时高善文、程定华等人已经成为了股票市场上特别是年轻人群中“大神级”的人物。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扎实的基础工作，光大证券成为市场上138家证券公司中资产负债表健康、核心竞争力较强、市场形象较好的证券公司。当时由于部分证券公司风险暴露，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启动了全面风险处置等综合治理工作，采取托管、接管、撤销、责令关闭、破产重整等方式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清理了违规账户1100多万个，弥补客户交易结算缺口250多亿。当时我本人也多次参与这类会议，与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时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后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庄心一，以及风险处置办的吴清、黄红元等同志接触较多，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庄主席，勇于任事、敢于负责、无所畏惧的工作态度，是处置这些风险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工作作风，这些风险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处置。
证监会在关闭高风险券商同时，也适时推出了创新试点，目的是使得一些条件比较好、经营有序、管理规范、财务健康的证券公司先走一步。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积累和扎实工作，光大证券与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一起被评为首批三家创新试点。由此奠定了光大证券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也成为证券公司中最早的一批上市公司之一。
六、几点思考
光大证券是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我们在回顾其成长发展历史时，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是金融机构的发展必须坚守“一大主题，两条主线”。一大主题是指一定要抓住市场发展机会，超常规发展；两条主线中，一条是不断进行创新，持续提高盈利能力；另外一条是严守企业合法合规的底线，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不断创新才能获得生命，控制风险才能走得长远。这是金融企业在市场风浪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二是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人才是企业的第一核心竞争力，对证券公司来说尤其如此，光大证券之所以在市场上很快获得了市场地位，在很短时间内进入100多家证券公司前列，主要是提拔任用了一大批年轻、素质较高、专业能力强的人才。据不完整统计，从光大证券走出去的人才中有近50人成为全国性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期货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中的高管，有十多位成为企业一把手。
三是主要领导不能过于频繁的更换。光大证券成立22年至今，董事长先后9任，总经理先后6任。其中有些都是资历深厚的前辈，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光大证券管理团队有可能是证券圈子里资历最深、级别最高的一帮人。先后担任过光大证券董事长的有邱晴、朱小华、刘明康、王明权、唐双宁、袁长清、葛海蛟等人。但是从一个成熟的金融机构角度，更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一个企业的顺畅发展。在华尔街一些百年老店，企业的CEO都是一坐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而且在掌舵企业之前，绝大多数都在企业的各个部门都任职过，对企业有深刻的了解，目前光大证券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不是个别的现象，这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教训，在国有金融机构中有其共性，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作者简介：解植春，现任中国富强金融集团董事会主席，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及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咨委会副主任委员，兼任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等金融机构独立董事，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南开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客座教授。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原中央汇金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曾任光大银行大连分行副行长、中国光大亚太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CEO）、光大证券总裁（CEO）、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兼职副会长（2002年7月－2006年）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