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海平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和今后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年。回顾“十二五”，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国内经济出现阶段性转型和决策层换届三大背景下，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概括起来：一是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虽然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但我国经济发展顶住压力，保持总体稳定，某些优势进一步增强，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自身经济地位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进一步提高。
二是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过去四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虽逐年有所下降，但总体仍保持在7.4%——9.3%的较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就业状况和居民收入状况改善。城镇年均新增就业人数从1221万人增加到1322万人，就业压力得到纾解。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速，表明增长对收入水平和结构产生积极影响。这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有所改善，经济发展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十二五”期间开辟的改革新进程，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两年多来，围绕完善国家制度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有积极进展。这些改革的举措指向体制机制的弊端，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吸引世界的目光，必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十二五”我国发展“三期叠加”，既是一个发展爬坡过坎、改革攻坚克难的时期，也是开始向新常态转变的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不少、矛盾不小，风险和和挑战相伴而行。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从国际经验看，在中等收入和结构转换阶段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速度下降幅度过大，或剧烈波动难以抑制，最终可能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失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考验着决策的能力，也考验着方方面面的适应能力。
二是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市场环境，传统制造业市场空间被压缩，新型制造业领域竞争激烈，我国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减弱，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创新发展、推动结构调整，培育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新结构和新优势，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个过程刻不容缓，艰难而痛苦。
三是政策转型的压力增大。原有发展模式形成了对传统政策模式的依赖，在惯性作用下推动政策调整和转向，容易使原有经济模式内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性化，带来经济失速或失控风险，甚至酿成危机。这就需要政策转型审慎而稳健，既使已有风险逐步释放出来，避免再积累新的风险，同时又要统筹兼顾，用新政策置换旧政策，用新增量替代旧存量，形成可操作和预期的新政策框架。
“十三五”时期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将处于深度调整期。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供求关系、政策取向都已发生明显变化，培育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新结构，实现经济向中高端转型发展是必然要求。为此，未来的发展需要实施两大发展战略：一是对外的全球战略，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增进国家利益、保障国民利益的能力；二是对内的协调战略，解决好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过程中结构失衡与发展潜力并存问题，协调好内部的发展格局和利益关系，进一步夯实现代化发展战略根基。
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加强调全面的包容性，要发展民生经济，解决好教育、卫生、养老问题，弥补社会发展短板，夯实经济前行基础；发展服务经济，为各产业发展扩容，为结构调整助力，为提升发展品质加码；发展生态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未来发展主导权；发展国防经济，促进技术创新和军民互动，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服务于全面崛起。
未来的发展需要把握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使质量效益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把握好速度与结构、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结构性稳增长，通过存量调整为增量释放出要素和市场空间，通过增量引导带动存量结构优化；把握好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关系，审慎拿捏好宏观对策的力度和分寸，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问题中考虑，把长期问题分解到短期问题中去解决；把握好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关系，快变量要稳，慢变量要进，为经济平顺换档和转型腾挪时间和空间。
未来的发展要靠全面的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能偏废。改革不仅是放权松绑，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要积极推进市场制度创新，重点是深化国有企业、垄断行业、财税金融和价格改革，形成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制度条件；要积极推进政府制度创新，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管和服务，为市场提供完善的政策环境和条件，释放市场活力和经济红利；要着力解决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性问题，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社会治理、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方面改革，不断扩大社会和生态红利。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改革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全面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