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在保持中性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同时，边际放松迹象明显。货币政策需要在防风险、去杠杆和稳增长等多个目标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阶段和市场状况下，自然要有微调；鉴于市场和经济状况的变化，2018年下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导向由“中性偏紧”微调至“中性偏松”。
对于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而言，让货币增速适当回升既是市场预期，也是政策目标。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相对稳定态势，实际上反映了货币当局希望货币增长平稳的期望，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信贷增长即信用创造，从而引导金融体系保持信贷增长稳定即货币平稳。然而，2017年以来，金融体系信贷增长的稳定，没有带来相应的货币增长稳定状态，信贷增长稳定的同时，货币增长却持续下滑。其中原因，表面上看是同期监管加强导致金融机构“去杠杆”、经营扩张放缓。深层次原因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不足，导致金融机构在监管强化下准备金不足，从而使得准备金市场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并导致货币市场的紧张，进而整个市场利率体系的上涨。
从历史经验角度看货币乘数扩张，即使在经历了前期的数次降准，也难有再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宏观流动性增长的平稳，即维持M2增长平稳，央行实际上面临很大压力。在新增基础货币现有工具难以扩大的情况下，降准是最有现实意义的选择，毕竟降准空间很大。
实际上，2018年伊始，货币当局“去杠杆”的政策思路，就由“总量控制”转向了“结构调整”，准备金调整重新成为日常政策工具的同时，“降准+置换”的组合操作，代替了过去常用的定向降准操作模式。在外汇占款的被动式基础货币投放阶段过去后，央行创设了多项基础货币的主动型投放工具，其中MLF是最主要和常用的工具。
当前的货币环境是“存量过多，增量不足”。“存量过多”是指货币投放过多带来的货币过度深化；“增量不足”是指在杠杆率过高情况下，为维持杠杆带来的高融资性需求。货币的偏紧，并不是针对经济增长的经营性需求而言的，而是高杠杆下的财务性融资需求过高所致。
2018年以来，央行多次采用的置换式降准，因其“收短放长”的偏转操作特征，切合了经济环境和货币环境的变化。从流动性创造的角度，降准并没有改变基础货币的投放格局，即基础货币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商业银行的可用储备货币增多，因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扩大，即货币乘数会增高。在经济低迷持续和金融去杠杆压力下，储备货币的临时性增多，并不一定会带来商业银行的实际信用扩张。只有“收短放长”的偏转操作，才会刺激金融机构产生扩张冲动，并将资金用于长期性项目可见，并对信用市场的融资紧张环境产生舒缓作用，降低信用市场压力，增加经济系统对信用风险的容忍度。（文章更多内容详见2019年1月9日本报观点与观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