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应促进社会福利最优化——读《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

　　《不安的变革：　　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　　（德）阿希姆·瓦姆巴赫 汉斯·克里斯蒂安·穆勒 著　　钟晓睿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0月 出版

　　数字经济应促进社会福利最优化

　　——读《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

　　⊙郑渝川

　　德国反垄断委员会主席、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院院长、曼海姆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希姆·瓦姆巴赫，与德国《商报》记者汉斯·克里斯蒂安·穆勒合著的《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指出，基于数据运算和互联网技术的数字经济，而今已经深刻的改变了诸如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但数字经济确实也挑战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准则，凸显了隐私保护难题，并且还正在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按照本书作者的观点，数字经济的发展目的，应当确立为促进社会福利的最优化，这又必然要保持数字经济的充分竞争。

　　难题恰恰在于此。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悖论：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会推进竞争，提升效率，但越是新锐的技术，越有可能随着竞争的加剧，最终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削弱竞争甚至导致竞争消失。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数字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排他性，边际成本甚至为零，这意味着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是最有效的，没能在规模之战中胜出的企业，必然就被排除出整个市场。

　　数字经济时代的显著现象是，我们很难准确概括包括苹果、亚马逊、谷歌等企业的经营范围，这些互联网巨头企业都是跨行业、跨市场经营的。数字经济越来越突出地上演了平台效应，企业搭建平台，再通过持股、并购、自建等方式锁定相关联的、可以稳定带来流量的服务领域，还可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其他服务的互通接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沿用过去依照产品的市场份额判断是否属于垄断的思路，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传统法律、监管思路，还会根据价格变化来判断垄断是否存在，因为垄断者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抬价。但这项标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也失效了。互联网巨头企业名义上对消费者收取的费用为零，但是这些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三方甚至多方交易关系，消费者的数据和注意力成为了企业看重的资源。在目前，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还未能很好地根据互联网巨头企业的数据能力来建立区分垄断的监管新规。

　　当然，从促进市场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科技创新的迭代速度大大超过了很多行业，使得数字垄断现象往往难以长期持续。比如，20世纪90年代，曾被认为垄断的雅虎搜索，很快被谷歌以及中国的百度在不同市场取代；微软的IE浏览器曾被控垄断，但很快，Chrome又成为新的领导者；脸书在美国市场独大，却也无法真正遏制TikTok的兴起。这也为反对过早、过严实施数字垄断制裁的论者提供了依据。

　　本书为此提出的建议是，从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出发，降低数据使用的垄断。比如，监管部门可以设定规则，强化互联互通，要求不同科技公司把自身收集的数据纳入共享范畴，尤其是不得限定构成竞争的新创企业分享互联网巨头企业的数据。

　　社会市场经济是二战后，前联邦德国提出的经济发展思路，也就是弥补英美式自由放任经济的缺陷，在不损害市场竞争活力的前提下，有效强化政府监管和再分配职责。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遵循让市场力量尽可能自由发挥作用的原则，重心倾向于让发展成果为社会大众所共享。作者认为，前联邦德国在二战后得以快速恢复，并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是由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为德国经济带来了较好的发展环境，而德国政府强化反垄断，事实上也是让德国中小企业长期得以保持增长活力的关键。

　　如前述，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反垄断政策思路必须进行变化和调整。作者认为，监管部门应当意识到，今天经济运行的方式、特征、规律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注意到垄断代替竞争、数据代替价格、网络自由职业者代替社会伙伴关系、分享代替产权等新趋势，重新致力于建立与数字经济兼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

　　针对数字经济总是难以避免从技术应用初期的过度竞争，发展到技术成熟阶段的巨头垄断等问题，本书作者认为，监管部门要将反垄断的重点转向推动强制性的数据共享。不仅如此，如果市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显示出增加竞争的趋势，政府就需要主动介入，制定新规则。比如，限制产品使用，鼓励其他企业进入现由巨头企业垄断的业务领域，限制平台企业接入其他企业的产品标准、方式等等。

　　而对于互联网巨头企业以及其他行业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经常出现的滥用用户数据等做法，并因此使得用户数据安全受到威胁等情况，作者表示，监管部门应切实保障用户数据安全权益；检查用户获得互联网服务所必须接受开启定位、录音、通讯录等权限的必要性；核查企业获得用户各项数据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用户数据的方式；增加企业保障用户数据安全的相关义务。

　　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机器换人”的问题，总体持乐观态度，即认为技术革命确实会带来就业市场的剧变，但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让现有工作方式消失，并创造哪些新岗位，还有待观察。更何况，新技术往往会创造许多与之互补的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数字革命还没有使那些不断消失的岗位，真正转变成可以由零散方式外包，让自由职业者承揽，并且收入和福利状况得到保障的松散岗位。这意味着，即便在实现就业的人群中，贫富差距已经拉开。作者在书中建议，各国政府都应当根据数字革命的发展规律，强化教育培训职能，推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增强相应的就业技能。

　　此外，本书还谈到了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所塑造的经济新模式崛起对社会和产业带来了影响。作者分析了出租车、房屋中介、金融业、通信服务、零售等不同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变化，指出尽管数字革命总体上赋予了这些行业新的效能，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比如，网上药房兴起后在德国等国家已经导致大量药房倒闭，尤其是那些分布在偏远地区、本就生意不好的药房，这使居住在农村、郊区的民众很难在心血管疾病突发时买到必备药品。另外，要让数字经济创造的福利服务于全民而非寥寥几个企业巨头，就必须重视公平纳税的问题，通过健全法规以及跨国间协议来修补避税、逃税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