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也提出类似建议：加强国家金融安全顶层设计，成立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金融安全委员会”，从国家战略安全层面把握大局，相机决断。同时，理顺影响金融安全运行的监管体制，下决心改革当前各控一域的金融监管体制，尽早解决信息分割、功能分离、决策各异的局面，提升监管效能，防止单体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防止单一领域风险演化成全局性风险。
民盟中央在《关于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综合监管体制创新完善的提案》中建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分业管理体制，构建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核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协调统一，以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为重点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建立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整合监管机构，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原总裁杨超建议，首先要整合监管资源，转换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其次，应仿效此前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通过立法监管的模式，对已经实现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通过立法实现有效监管，现在很多金融控股集团，其业务已经涉及银证保三类，如果继续采取分业监管，易造成监管缺位、越位、错位、推诿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监管，将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势所趋，这也就意味着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间将进一步压缩，游走“灰色地带”的成本会上升。
未来金融机构应“如何自处”？多数代表委员直言，金融服务切实盯住实体经济才是“正道”。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句话就是：抓好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表示，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应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金融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认为，资金在金融体内循环的情况亟待扭转：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循环；另一方面是资金在大金融系统内循环，比较突出的是银行同业业务近年来增长过快。比如通过信托搞委托贷款、通过配资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等，这都导致资金无法进入工业、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并变相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