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文渊：一记开市锣声，迎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小尉，你去把它弄好。第一，半年时间把它建起来；第二，找好接班人，再回人行。”
35岁的“小尉”领命而去。半年后，他奋力敲响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铜锣。随着这一记锣声，迎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历史总在不经意中书写。新中国资本市场从浦江饭店的孔雀厅起步，三十载磨砺革新，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当年顶着40摄氏度高烧还能熬夜、敲锣的“小尉”，早已退休成了“老尉”。不过，“老尉”内心深处的丰富记忆从未忘却。
在位于上海西郊的家中，尉文渊热情欢迎上海证券报记者：“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建设者，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有义务讲给大家听。”
激情燃烧的岁月
改革创新是历史责任，如果循规蹈矩、不去推动这个进程，就是一种辜负。
懵懂中迎来一个新时代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座谈会。会上，朱镕基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委主任）和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3人组成领导小组，由人行上海分行负责具体筹建工作。
彼时，尉文渊刚从国家审计署人教局调回上海，应其大学老师龚浩成的征召，进入人行上海分行，履职金融行政管理处正处级的副处长。可就金融而言，当时的尉文渊几乎是个“菜鸟”。
半年后一次意外的宣布，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1990年6月，朱镕基带团出访，正式宣布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还邀请时任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参加开业仪式，成为当时轰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
“时间表在此前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意味着万一筹备工作没做好，成立时间还有往后延的余地。现在公之于世，就没有退路，到时间非成立不可。就在这个当口，负责交易所建设的筹备组组长工作发生变动。时间只剩半年，谁来接着干？”这时，尉文渊站了出来，主动请缨。
“年纪轻，刚刚来，希望吃点苦，做出一点成绩。”尉文渊当时想，这是一个独立工作的机会。
“‘少不更事’，自己的相关专业知识几乎为零。当时只知道交易所是搞证券交易的，没想过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数年后，尉文渊才意识到，自出任上交所筹备组组长，自己就融入了建设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进程。
开天辟地建市场
“怎样建立一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没有经验可循。但我当时就想，一定不能重复解放前的‘老古董’。”尉文渊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大到交易所选址、设计、装修，拟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清算体系、会员管理，小到交易员马甲的样式，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
回忆那段岁月，尉文渊最为得意的是——前瞻性地采用电子计算机撮合交易体系。彼时，在讨论交易所的交易方式时，一些人主张沿用解放前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打手势、口头喊价模式，认为当时可供交易的股票稀少，交易员喊喊价，可以让气氛更热烈些。不过，尉文渊依稀听闻国际上有电子交易。“我觉得，时代在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去复古，应该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于是，尉文渊提出采用电子交易方式。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些超前。
“出了问题，我负责！”尉文渊向众人拍胸脯，并准备从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拿出100万元，搞计算机交易系统。“当时我一个月工资200多块，真出了问题，我哪里负得了责，就是说大话，个人英雄主义。”他自我调侃道。
那时候的尉文渊根本不懂电脑。数次波折后，他偶遇上海财经大学数学专业出身的助教谢玮，一拍即合，便借调谢玮参加交易所的筹建，具体承担计算机交易体系的开发工作。
“当年，我最怵他的工作问题。交易所会有多少个交易席位（终端），有多少只上市股票，每天会有多少笔交易等，我根本搞不明白。现在市场朗朗上口的以‘6’打头的股票代码，是迫于追问，我灵机一动，模仿了当时上海城区电话号码6位升7位时，由‘6’打头的方式。”尉文渊说。
经过短短数月筹备，开市当天，随着第一声锣响，电子交易体系成功运转，交易信息在12.69平方米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红红绿绿、不停地闪烁，开创了中国金融科技的先河，对中国资本市场、中国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大胆的电子交易的选择，以及之后持续不断地升级，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是怎样的情景。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龚浩成是开幕式主持人。朱镕基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覆于由汪道涵手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的红色绸布被揭开。尉文渊忍着疼痛在交易大厅的正上方，对着那面刚买的“铜疙瘩”奋力一敲，在庄重的锣声中，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此开业。
那一刻，尉文渊意识到，自己的激情已经被点燃了，再回到四平八稳的机关是不可能了。也就在那天，自己被推上了一个无法后退的舞台。
“脱缰之马”的那几年
上交所开业后，尉文渊没有选择功成身退，而是继续带领上交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无纸化、“T+0”、放开涨跌幅，这些现在看来无比重磅的创新，都是当年的产物。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老师，没有人能教我们。”尉文渊说，“我们自己多学习、多体悟，边摸索、边发展。”那几年，他大胆推进多项创新。
现在投资者习以为常的股票无纸化，就诞生于交易所开业后的几个月。“当时，由于实行过于严格的股价涨跌停制度，场内交易近乎停滞，滋生出场外的黑市交易。对此，我们建立了未经场内交易不予过户的制度，进而设想干脆把‘老八股’的纸质股票全部收回来，为投资者开立电子股票账户，通过电子数据处理解决股票的交易和变更。”这个尉文渊于某日清晨刷牙时，从银行使用信用卡、储蓄存折上产生的灵感，开启了中国的股票无纸化，在“老八股”之后，纸质股票成为了历史。此后，无纸化逐步推广至国债、企业债等。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虚拟化、数字化金融。
“后来有机会去考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看到庞杂的实物托管系统，我更加确信，无纸化这个事做对了！”尉文渊说。
A股市场中唯一一段全面“T+0”交易也是在那时推出的。由于采用电子化、无纸化交易，上交所成立伊始的“T+4”结算方式，转进至“T+1”，使交易便利性和市场效率大为改观。在1992年底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升级过程中，由惠普公司聘请的外国工程师无意间告诉尉文渊，新开发的软件在技术上可将原先所定义的“T+1”改为“T+0”。“要不要？”尉文渊琢磨了一个晚上，觉得这样可以活跃交易，有利于提升效率、便利投资者。于是，在征询时任理事长李祥瑞的意见后，他随即确定按照“T+0”的要求编制交易软件，并调整交易规则等一系列相关工作。过了数日，上交所全面推行“T+0”交易制度。
那时，上交所创新频出。一次脑洞大开，往往就能影响后续30年。
“搞电子化、无纸化交易，国内投资者很快就接受了。可在搞B股时，境外投资者怎么都不同意，他们一定要有个凭证。”尉文渊说，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使用交割单，境外投资者可将其作为一种权利凭证，以此消除了大家的担忧。这个交割单，后来还成为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纳税凭证。“按税务法规的规定，收税后，税务局要给纳税人提供纳税凭证，但面对这么多、这么分散的投资者，很难做到。后来税务局与我们商讨，就在交割单上加了水印，充当纳税凭证。”尉文渊笑言，中国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从征收过程看，可以说是零成本、零流失。
因为搞改革、搞创新，尉文渊没少惹争议。当时还没有成立证监会，很多事情都由交易所独立运作，尉文渊是最终决策人。甚至在与相关部门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他自行拍板将股票的涨跌幅从千分之五，分步放宽和放开。消息宣布当天，被情绪长期压制的市场像炸了锅，上证指数几乎翻了一番。尉文渊自知这个事过于重大，在事前写给市领导的信中表示：“出了问题，可撤销我的总经理职务。”
回忆那段岁月，尉文渊很是感慨。他也是那时开始明白，改革创新是历史责任，如果循规蹈矩、明哲保身，不主动融入这个进程的话，对历史是一种辜负。
30年温故知新
30年间，尉文渊思考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设立证券交易所？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而立之年的资本市场将走向何方？
为什么设立证券交易所
回看30年，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在姓“社”姓“资”还需要争论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市场经济刚刚破土的条件下，上海为什么要急迫地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
彼时，上海依旧处在计划经济氛围中，虽然在1986年已经发行过“小飞乐”等股票，并且有了柜台交易的基础，但说到成立证券交易所，似乎各方面的认识和准备都不大充足。人们对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记忆犹存，投机、贪婪、冒险等意象充斥在回忆中。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的描绘，令人对此望而生畏。
回看30年，尉文渊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遭到了外界的质疑，高层急需向世界传递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对于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至于条件是否具备，未来如何运行，并未及充分的研究和论证。朱镕基同志在上交所开业典礼上的讲话，明确阐述这“标志着我国坚定不移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建立证劵交易所，是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项配套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浦东开发开放是交易所诞生的助产士。”早期，浦东开发的很多资金，都是通过证券交易所平台上市筹措的。尉文渊认为，这个构思和战略体现出非凡的智慧，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破冰之旅。
尉文渊将上交所比作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早产儿”，承担着在社会主义国度和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创设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责任。它不仅要在匮乏的资源基础上克服各种艰难，建立起相应的市场体系，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尽快发挥市场化筹融资的功能，为资金极其缺乏的经济活动“造血”；同时，它还要突破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框架中，寻求扩大发展非公经济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促进所有制体制的改革；面对投机倒把、不劳而获、寄生虫等各种鄙视言论，它要组织推动和服务于大众参与股票投资，形成广泛私人资本和民间投资活动，造就一支市场经济的生力军。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如果说设立上交所是最高层的高瞻远瞩，那么创设之初极具锐气的“尉氏”风格，则有着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尉文渊告诉记者，自己性格就是这样，不满足现状，喜欢琢磨新鲜事，眼睛永远看着前面。话到此处，尉文渊立了立身子，“我有机会站在潮头，决不退缩。”
有一件事情令尉文渊产生了快意。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间，中国是第一个开办证券交易所的。一些兄弟国家领导来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都表示回去也要办。他们看尉文渊比较年轻，就说：“我们回去找一个比你还要年轻的人当总经理。”
“当年有一种讲法，看到红灯绕道走。全社会都在奋力改革，向前冲，我也被深深感染。”尉文渊说。
而对创新的执着和对新事物过快的推动，终于让习惯成功的尉文渊撞墙了。1995年的2月23日，“327事件”捅出了一个大窟窿，将尉文渊也掀翻在地。
“拥抱更光辉的未来”
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当年意气风发的小尉，已经成了老尉，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于从旁安静地看待外面的世界。
新中国证券市场从开市第一天的93笔交易、1030万元成交额，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如今的庞然大物。资本市场伴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步伐日益壮大，今天的人们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现在数以万亿计的融资金额，众多强大的上市公司及其领衔的各个产业，数以亿计的投资者队伍及其充盈的民间财富，乃至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
在上交所成立20周年时，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过尉文渊。那时，尉文渊总结说，这20年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建立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这一政治经济决策，应该获得改革开放各项成就中的大奖。
谁是这份大奖的获得者？尉文渊笃定地回答：“邓小平。”
是的，没有邓小平亲自向到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送出的“小飞乐”股票，没有邓小平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定调，我们可能还要探索更久的时间。
20多年后，最高领导人再次为中国资本市场指明方向——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从此，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20年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将“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支持优质企业上市”。
“现在的A股早不是当年老八股的模样，中央前所未有地支持和重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这样的条件，可比当年好太多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拥抱中国资本市场更光辉的未来。”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让尉文渊用一句话总结中国资本市场过去30年的发展。
尉文渊想了想说：“神了！中国资本市场神了！”
【记者手记】
如今，30年过去了，岁月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除了脸有些圆润，发际线稍稍上移，尉文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状态，如果不是清楚地知道他创立上交所的年纪，很难相信，这是一位65岁的“江湖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