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禹国刚：期待资本市场培育更多科技巨头

禹国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费杨生 摄

　　勇向潮头立，敢为天下先。

　　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闯敢干的奋斗史。一代代“证券人”大胆创新，小心求证，为资本市场大厦的坚实、敞亮、更加现代化而添砖加瓦。

　　禹国刚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证券人”，是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动证券交易技术革新、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2018年，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禹国刚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30年前，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在通往资本市场的道路上做了一回‘拓荒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今天。”禹国刚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数十年里，深交所成立后资本市场的探索建立无疑为推进深圳特区改革开放抒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国刚期待，资本市场在创新创业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中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培育更多的科技巨头、“基业长青”公司。

　　“闯”字当头 “干”字为先

　　中国证券报：作为“改革先锋”、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你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的发展历程，当初是怎样和资本市场结缘的？

　　禹国刚：我生在陕南，长在关中，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大学毕业后拿着不错的薪酬，能来到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的深圳发展，是有缘分的。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释放不断对外开放的信号。在广东一位亲戚的鼓励下，我毅然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边陲”深圳。

　　初到深圳，满眼荒凉。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烂水沟。

　　爱华电子公司在深圳招聘干部，我是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但是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深圳速度”。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3年，由中日友好团体出面，要在全国招考两名懂日语、兼通金融的青年人去日本学习证券交易。1964年，我以考区第一名成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日语专业；在爱华电子从业期间，在与日本企业进行商务谈判时会用到股份、证券等知识，通过自学积累了基本金融素养。而此次更是凭借良好成绩，顺利踏上日本留学之路。

　　回国后，我从爱华电子来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工作，直至1988年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我应邀担任专家小组组长，开始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报：深交所在筹备建立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

　　禹国刚：当时股份制、证券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从中央到地方争论很激烈，没有定论。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历史使命背景下，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拍板。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先行先试，率先开市，杀出了一条创建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标志着新中国股市从深圳走来。

　　中国证券报：深交所第一天的交易情况如何？早期股票发行情况如何？

　　禹国刚：30年前的12月1日上午，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楼，作为深交所的主要筹备者、我和深交所副总经理王健鸣钟开市，钟声随即在大厅里沉沉回响。我们身后的灯光亮起来，穿着“红马甲”和“蓝马甲”的工作人员迅速投入工作，深交所就这样诞生了。没有鞭炮齐鸣，没有人潮涌动。甚至在开市钟响了4分钟时，一个委托电话也没有。当时深圳有16个证券部，原来其中的几个大券商早已密商，故意有单不报，企图要让深交所集中交易肇始日出现“零”成交。

　　所幸，我事前听到了这个风声，作了些应对的准备，国投基金部的出市代表温彤筠在9时04分45秒，率先挂出卖盘“深安达”25.73元/股，有色金属证券部的伍德民快步抢盘，成交两笔。接着，相继成交6笔，一共成交8笔。“深安达”股票半日成交8000股，深交所避免了开市首日“零”成交的尴尬。而这次有惊无险的“亮相”，只是深交所筹办过程中千难万险的一个切面。

　　栉风沐雨 乘风破浪

　　中国证券报：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深交所成立后有过哪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禹国刚：作为从零起步的特区，深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举步维艰。“4·22”、“8·10”等事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这是股市固有的规律。但1991年4月22日却出现了可怕的一幕，这是深交所乃至世界股市均颇为罕见的“零”成交的一日。

　　1990年3月至11月，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易阶段，面值1元的深发展股票白市（即合法交易）在6月涨到每股60元，黑市涨到每股120元。至11月，深发展白市股票涨到每股120元，黑市涨到每股240元。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股票投资狂潮。从1991年年初开始，深圳股市开始出现明显的跌势，到4月22日这一天，深交所罕见出现“零”成交，股民丧失了信心。

　　而此时，“要发新股”“股市要停市整顿”等谣言四起，再度令股民不寒而栗，加剧了股市下跌。到1991年9月7日，深发展股票跌至每股13.75元。损失惨重的股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有人来救市。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以2亿元资金购进龙头股——深发展股票托市，进而稳住大市。到10月10日，深发展股价升至逾26元，此后升至逾36元，股市有救了。

　　继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次政府救市后，又迎来了第一次使用电脑抽签表认购新股，引发了“8·10”风波。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表态：一定严惩腐败，并提出增发500万张抽签表，于8月11日早上开始原地发售。这场风波告诉我们：不能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廉政建设是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必须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巿场自我约束机制。

　　总的来说，危机、风波面前，没有领导顶住压力、当机立断，就没有深交所的今天，这也是作为先行先试示范区的独特风景，是成熟地区不曾经历的。“8·10”风波也倒逼了证监会的诞生，促进了证券发行办法改革。

　　披荆斩棘 砥砺前行

　　中国证券报：对深交所未来发展有哪些期许？

　　禹国刚：1993年6月，在第二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代表大会上，我为深交所制定了一个当期发展的目标，即要把深交所建设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覆盖面较广、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截至1993年7月，深交所全面实现“四化”，即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的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深交所的“四化”，不但为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出了一条规范、高效、安全、低成本的发展道路，而且促使深交所跨越式发展，成为2010年和2017年全球IPO融资金额名列第一的资本市场。

　　把深交所塑造成为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是在更高起点上打造成熟市场的新目标，意味着资本市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将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以后，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

　　中国证券报：对资本市场下一个10年有哪些新期待？

　　禹国刚：经过30年的洗礼，深市“老五股”（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中，万科A（原深万科）、平安银行（原深发展）不断成长壮大，目前成长为世界500强公司。希望通过资本市场，中国能培育出比肩美国FAANG（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飞、谷歌）的科技巨头，也能培育出类似波音等一样“基业长青”公司。

　　希望在全市场施行注册制的背景下，资本市场能培育出更多科技巨无霸，与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