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新政落地一年 大多女性不愿生
2017年1月，距离“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整整一年，中国希望借此改变严峻人口形势的这一重大政策，在这第一年遇到了种种改革阵痛。
在近日各地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二孩不出意外地蝉联了“最受关注话题”，只不过这一次，讨论热点从全面放开，变成了放开之后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生育意愿悬殊、产科床位紧缺、儿科医生紧缺、学位紧缺、教师资源紧缺、高龄产妇增多导致妊娠风险增高等。
2016年11月，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公开场合透露，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来自广东省卫计委数字显示，2016年度（1月1日至12月15日），全省新增二孩人数40.78万。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在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中，体制内家庭是重点目标群体，这个比例占到了24%。这些人群在过去严格的生育政策约束下，为了职业稳定或者前途，放弃生育二孩，如今他们对生育政策放宽的需求更强烈。
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体制内职业人群的生育意愿增加，也给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带来了各种挑战。
另一方面，全国妇联的一份调查显示，还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的现象。身体消耗、职业停滞、经济压力、家庭抚育等诸多问题，在深刻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
高压的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下称“广州妇幼”）拥有全广州市最大的产科，两个院区（珠江新城院区和人民中路院区）共有242张产科床位。
在广州，“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给这家医院带来的冲击也堪称最大。产科床位紧张、医护人员加班加点成为常态。
“太忙了。”刘婷（化名）是该院珠江新城院区的产科护士，而她自己本身亦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回顾2016年，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一年，她的工作日几乎要比往年多出两三个小时的加班时间。
据她介绍，广州妇幼2016年全年分娩量达到了2.35万人，比2015年的1.9万人增长了24%。在这当中，超过1/3的产妇是35岁以上高龄产妇。
在医学上，超过35岁的孕妇被称为高龄孕妇。超过这个年纪怀孕，无论是孕产妇还是胎儿，风险都明显增高。
增加的分娩量让本就紧缺的床位愈加紧张。“现在就算你是院长的亲戚，也得排队等床位。”刘婷感叹道，据她介绍，在2016年最忙的第四季度，产科经常有8-10个生完孩子的产妇，在排队等产后床位。“只有等前面的产妇出院了，才能入住。”她说道。
比起床位的紧张，高龄产妇则给医院带来了更多压力。
“一般来说，年轻的初产妇，如果是顺产，两天就能出院了，如果是剖宫产，没什么问题，三天也可以出院，”刘婷介绍道，“可是高龄产妇不行，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产妇，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我们得时刻留心。”
刘婷还记得前不久上夜班时，半夜两点多抢救的一位37岁高龄产妇。
“这位妈妈三十几周检查时血压偏高，一开始没见到什么严重的症状，没想到一周后送过来时已经非常严重了。经过紧急抢救几个小时，孩子总算没事，但妈妈还在病床上昏迷。”她回忆道。
这样的高危产妇并非孤例。刘婷透露，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这一年，广州妇幼的高危产妇比例达到15%。仅在2016年12月的一周内，她所在的产科病区就抢救了3个高危产妇。
据广州本地媒体报道，在广州其他三甲医院，光是大出血的孕妇，每个月都有5-10例。而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比上年同期高了30.6%。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风笑天曾利用两项大规模人口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他的结果表明，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中一半左右已超过生育高峰年龄，城市中这一比例更接近70%。
高龄高危产妇增加，让紧缺的医护人员压力更大。
例如刘婷所在的产科有医护人员200来人，其中以30-40岁年龄阶段女性为主，这部分医护人员本身也表达出了强烈的生育二孩意愿，以至于有将近两成医护人员在休产假，工作量的增加可想而知。
作为“单独家庭”，刘婷的两个女儿是在“全面二孩”时代到来之前生的，但她也有遗憾，“每天在医院忙得全身酸痛，回到家后几乎没时间照顾两个孩子”。
针对人口发展面临的医疗资源紧缺问题，国家卫计委提出，“十三五”期间将新增8.9万张产科床位，新增14万名产科护士和助产士。
扎堆生娃的中小学教师
在过去一年出现紧缺的不只是医护人员，还有女性比例偏高的中小学教师。
何媛媛（化名）是广州市第七中学的一位教师，女儿刚满一岁半，她发现自己又怀上了。
学校领导和同事在恭喜她的同时，也在为接下来将要空缺的职位犯愁。她所在的中学，目前有20位女教师正在休产假，不包括像她这样怀孕后仍然坚持一线工作的老师。据她透露，不少教师都是工作到临产前几天才放假的，而她也打算这么做。
作为80后，何媛媛是学校的主力军，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们扎堆生二孩现象非常普遍。
广州市人大代表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广州市符合二孩政策的70后和80后女教师是个庞大的群体，当中有生育“二孩”打算的占多数。
在1月8日的广州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真光中学校长陈秋兰就表示，她们学校怀孕和休产假的女教师近30人，占全校教师的14%。
“部分二孩教师妈妈属于高龄产妇，从怀孕开始就需要休息保胎，加上新政策规定产假延长到了178天，意味着这部分教师有一年多时间无法回学校工作，”陈秋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她还透露，广州市有大概10%的中学女教师怀孕或休产假。
“教师成为生二孩的主力军，主要原因在于，像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能够很好地落实休假规定。”对此，一名广州市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另一个主力军就是公务员了”。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广东省出台了新的规定，使得产假比原来增加了整整50天。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即便是该条例出来之前，广州公办学校教师要申请假期奖励也并不难，只需要去学校办理产假延长手续即可。
而产假期间虽然拿不到平时的绩效工资，不过加上生育补贴和基本工资，和平时的工资也相差不大。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在广州的公办中学，一位普通女教师产假期间拿到手的工资有5500元左右。
在全国，目前已有29个省份出台了新修订的地方版计生条例，明确产假、陪产假期限，这些省份均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了本地的产假期限。
比如重庆新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就指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30日。不仅如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还可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
“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休假执行是很容易的事情，”前述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但是在民营企业就不好说了”。
在女教师扎堆生二孩的情况下，招聘代课老师是目前缓解教师紧张最常用的办法。广州不少学校都打出了招聘代课老师的启事，对学历的要求是大专，工作经验不限。任职要求是持有教师资格证，至少能上一个学期的课等。
不过，陈秋兰透露，由于区财政只能支付代课教师每月3000元的工资，很多学校很难招到代课老师。
“目前广州正在鼓励政府购买师资的服务。”对此，广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除了主体的编制内教师外，还有一类教师是经过编制部门审核同意的编外教师，也就是合同制聘任老师。
这部分指标内的临聘老师薪酬将由财政拨款，实现同工同酬。此外，广州将分区探索建立后备教师库，后备教师来源主要包括刚退休且身体健康的老师、具有教师资格的社会人员、高校及科研院校教师、师范院校待就业的毕业生等。
但这一尚未落地的计划，难解燃眉之急。
呼唤配套措施
尽管教师、医生、公务员等群体展现了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家庭没有二孩生育意愿。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从2016年4月开始历时半年，对十个省（区、市）的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这一比例在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介绍，70%左右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家庭经济状况”“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有人帮助照料”“父亲的精力”等家庭状况都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女性找工作问题是二孩政策路上的拦路虎。“影响生育意愿第一位的因素是找工作难，占98%。”他说道。
“未婚女青年，慎招；已婚未育，不招；已婚已育一孩，打死不招；已婚已育二孩，年龄太老还是不招。”在2017年的广东省政协委员即席发言中，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百斯特电子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陈青松展示了人力资源同行中流行的段子。从某种程度，该段子也反映了不少体制外企业对于女性生育的态度。
据陈青松介绍，如果“一个女性员工休假半年，其中三个月的工资支出由生育保险部分支付，而另外三个月由公司支付。假如这名员工月收入1万元，企业需要多支付其不在岗时3万元的工资；同时，公司还需要调配其他员工在其岗位顶替工作，又需要支付6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同一个岗位，除去生育保险支付部分，企业因女员工休产假需多支付9个月的工资，多达9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及新产假制度的实施，对本就遭遇就业不平等的妇女参与职业发展影响越来越凸显，部分企业尤其私企会更加排斥招聘女性，特别是育龄女性。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即便在新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通过之后，不少正在休产假的女性向公司要求延长休假亦遭拒绝。
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的第二年，新政的配套政策，还待进一步补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