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收入不平等撬动国际经济变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吉嘉
收入不平等是当前备受社会各界和政府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的外包转移，全球收入分布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从大局上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日益扩大。作为不平等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全球不平等》中，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分布演变情况展开系统分析。解读全球不平等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有助于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化主要是指国家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以及国际商品贸易和金融资本流动的扩大开放。根据世界近几十年的经验，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的红利不是平均分布的，本书对大量人口收入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经济结构性变化导致中低收入群体与富裕群体的收入分化持续扩大，而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受生产制造业转移等外溢影响，成为主要受益者。笔者认为，9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融合是缩小国家之间不平等，提升国家内部不平等的主要力量，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
纵观历史，作者推断，生产力革命往往深刻影响收入不平等分布。在新兴技术的冲击下，社会可以被划分为代表利用创新技术、具备先进生产力的群体，与代表传统生产力的保守群体。在生产力提升的过渡时期，先进群体将获得相对高额的回报，暂时超越传统群体，形成社会收入分化，直至宏观经济系统调节至均衡状态。
重大技术改革带动了生产效率的周期性发展，同时导致收入不平等产生相应的周期性规律。工业革命曾经带领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进入上升周期，于20世纪初到达阶段性高位。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再次给收入不平等带来压力，但是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终将无法持续，经济社会的稳定目标理应促使各国政府提升不平等治理力度。
控制不平等现象的政策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通过提升劳动回报、教育资源分配改革等初次分配调节机制，改变居民的市场化收入；二是运用税收转移、慈善援助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虽然健全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有助于防止两极分化，但完善初次分配制度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收入分布。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遗产税、保障劳动者权益及普惠金融等要素的分配调节机制，是解决初次分配问题的根本方法。调控要素市场分配，有助于提升机会平等，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公共政策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意义。
本书探讨了国际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全球化促进了商品交易与金融服务的融合，但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仍相对封闭，特别是中等技能劳工的流动性较低，不同国家的边际产量仍存在巨大差别。对移民政策放松约束，应当有助于降低全球不平等和贫困现象。不过，移民自由化的红利很可能也是难以公平分配的，必将遭遇多重阻力。
实际上，有研究证据表明，劳动力流动性提升，对移民目标国的生产力及平均收入有长期积极影响。随着国际社会对开放劳动力市场认识的不断深化，相关的政治阻力可能会逐渐减弱。暂时性工作许可等融合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工具，在未来可能有更大应用价值。
全球顶部富裕阶级的财富累积已成重要议题，如果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和资产将在分布顶端不断聚积。在宏观基本面因素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扩张性货币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金融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固化结构扭曲，加剧财富分化。在主要经济体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各国内部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显得更加脆弱，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将动摇国内税基，富裕群体规避监管的资产转移行为可能对分配制度造成损害。
资本流出问题在我国向来备受关注，是跨境资本管理模型的核心。在经济发展层面，资本管制制度承担维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责任；而在治理不平等的层面，资本管制具备管理和遏制不平等动态的功能，是确保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机制。资本管理的有效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关键影响，应从全面的角度去理解资本管制的作用。
对金融部门权力集中现象的控制，可能对改善社会财富不平等和金融系统稳定具有正面效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倡导的全球累进资本税是有价值的参考点，相关创新性政策工具的前景仍有待国际社会进行进一步研究。现实中，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ATCA）、共同申报准则（CRS）等国际协同监管政策的相继出台，将改善全球金融信息透明度与共享交换，为全球税务合规管理提供保障。
总体来看，当代全球不平等的变化主要呈现两个主题： 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收入的位置分布更加均衡；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加剧，收入的阶层差异逐渐凸显。经济金融化、信息技术革命、全球金融经济融合等全球趋势使顶级富裕阶层变得更加富有，将中低技能的工作机会转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不断攀升，新兴市场国家后来居上的压力，终将具化为政治经济变局，加剧国际社会的公共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