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若隐若现

　　已经过去的10月堪称美国股市“黑十月”，2009年以来经济回升与股市上涨已经持续近10年，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摆脱周期性波动的约束，而是表明新一轮萧条与金融危机日益临近。经过10月份如此剧烈的股市波动，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等指标目前尚未遭到波及，但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的阴影已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危机烈度几何等等，围绕这些话题的讨论正在全球经济界、学术界稳步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分析师和市场参与者认为，2020年前后美国很可能爆发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

　　贸易逆差本质溯源

　　美国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风险受到越来越多正视，其后果之一就是该国宏观经济失衡中蕴藏的系统性风险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日益凸显。美国宏观经济客观存在一系列失衡，在当前尚未被普遍视为系统性风险，但在萧条和危机逼近、到来之后，这些失衡迟早会被市场参与者普遍认识到，并进而大面积影响他们的预期、心态和行为，居高不下的美国军费支出就是其中之一。11月14日，布朗大学沃特森学院发布报告《战争开支》，认为“911事件”以来直至2019财年，美国直接间接战争支出已达5.9万亿美元，也警示市场参与者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可忽视军费开支对美国宏观经济失衡，进而对其潜在经济金融危机风险的影响。

　　美国宏观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财政、贸易“孪生赤字”，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开支不仅直接对财政赤字“贡献”良多，而且通过制造、扩大美国政府部门负储蓄而间接推高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国民储蓄过低的体现，笔者整理计算了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结论如下：

　　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其中除1981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这样的国民储蓄率差距，决定了美国贸易逆差不可能依靠贸易战消除。美国国民储蓄之所以过低，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国政府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负储蓄部门；美国政府的负储蓄主要来源于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且布局不合理，军事开支膨胀失控尤其堪称恶化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头号“杀手”，进而对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断强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军费开支膨胀恶化国际收支

　　在产业和贸易的层次上，军费开支过度膨胀通过以下途径恶化美国国际收支：平时，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且军费开支相对于民用开支不透明……这些特点决定了军事合同利润率通常大大优于民用工业，吸引美国产业界在二战之后数十年里，把过多优质资源投向发展军工，民用工业因此相对衰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日益减退，不仅不能继续在海外市场继续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被集中精力发展民用工业的外国企业占据。

　　一旦爆发较大规模战争，突然涌现的大量军需（特别是非军火货物）订单更是要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外国产业界。特别是战场邻近国家和地区，如果这些地区恰恰有潜在生产能力，也有强烈的抓住一切机遇谋求发展之心，他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军“特需”订单，以及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而腾出来的民品生产、供应市场空间。

　　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需求、增长的投资，三者竞相争夺一国拥有的资源，大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一国能否协调上述三者，使之形成比较协调的比例与关系，而美国的国防费用显然是严重过头。在一定时期和程度以内，美国确实能够通过军事力量维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藉此源源不断取得外部融资为其消费、投资“埋单”，但这种操作最终必将面临“特里芬两难”的约束，导致美元信用难以为继。

　　美国精英阶层中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高军费造就的庞大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力图绑架美国政策使之长期为自己服务。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昔日的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意识到，当时刚刚初步成型的“军工复合体”对国家的潜在危害。

　　1987年，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的兴衰》一经面世，顿时在美国“洛阳纸贵”，背景也是“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扩军，美国国内当时正在热烈讨论里根８年执政得失，而日本、联邦德国当时经济实力成长相当迅猛，令许多美国人感到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有动摇甚至不保之虞。

　　即使高度推崇里根的特朗普本人，对此问题也是一清二楚。自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起，特朗普就高举“美国优先”这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运动的旗号，不断抨击其前任们轻举妄动，没有必要地干预外部事务、卷入国外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耗竭美国资源，主张集中资源聚焦国内经济建设。

　　同时，特朗普还不断向盟国、特别是西方盟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军费开支，更多地分担美国军费支出。在执政第一年的财政预算方案中，特朗普大幅度削减了对外部门的预算额度，削减幅度动辄高达两位数。

　　应该说，上述所有主张都体现了特朗普减少在海外军事干预中耗竭美国资源的初衷、理念，倘若能够切实全面落实，必定有助于削减美国贸易逆差。而问题是他同时又主张大规模更新美军装备，提高军费开支，无论他这样做是发自内心主张，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权位，结果都会抵销上述战略收缩理念主张的效果。

　　对美国经济宏观稳定性和长期可持续性更糟糕的影响是，今年美国与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规模相当可观的贸易争端。这不仅直接加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还将推动美国外交、军事开支进一步上升。

　　同时，近年美国国内党争日益突破底线，中期选举的结果是美国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众议院多数议席，预计把持预算审批大权的众议院将不断挑剔、狙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如果2019-2020年经济金融危机爆发，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必定会竭力掣肘特朗普政府届时的反危机举措，但对军事开支项目还是会继续开“绿灯”放行。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越来越浓重的美国经济萧条危机阴影，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