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总裁朱民号脉全球经济 人民币波动很正常

　　6月27日17: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出现在天津夏季达沃斯采访室接受媒体采访。此次达沃斯会议可能就是朱民作为IMF副总裁的“谢幕秀”。6月21日，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副总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结束时将离开IMF。

　　在此次媒体见面会上，朱民详细全面地回应了当前的全球热点问题——例如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人民币中间价大幅下调背后的逻辑，以及中国“超级监管”究竟应该参照哪一国模式等。

　　“脱欧”加剧全球不确定性

　　中长期而言，英国脱欧究竟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环境？这一问题无疑首当其冲。

　　朱民表示，对于脱欧，未来不能忽视英国脱欧对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

　　首先，该事件对英国经济本身不利。据IMF测算，在正常情况下，今后三年英国GDP累计会下降1.4个百分点；在极端情况下，即英国投资贸易大幅下降，今后三年英国GDP可能会下降5.6个百分点，包括房地产、消费等会受到冲击。

　　就更大范围而言，脱欧会产生政治不确定性，退出欧盟谈判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尽管相关条款给了两年时间启动脱欧谈判，但实际上谈判过程中涉及面极广，耗时可能更长。此次英国脱欧，英国与欧盟在进行贸易条款谈判时，必须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一谈判。“耗时越长，对未来英国贸易存在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这会导致投资和经营行为发生变化。”朱民称。

　　此外，英国脱欧将导致全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朱民称，一系列其他公投呼声也开始了，这会传导到金融市场，未来市场波动会成为常态。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朱民认为，英国脱欧将进一步对全球经济产生压力。就总需求方面的政策而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空间几乎耗尽，因此，IMF呼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但这是政治经济学，需要很多合力，由于现在脱欧事件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结构改革也很难加速推进，因此未来几年经济增长也会面临很严重的压力。

　　美联储未来3~6个月加息概率降低

　　与英国脱欧紧密相连的疑问便是——由于全球不确定性激增，美联储会否或是否应该推迟加息？

　　对此，朱民持肯定的态度，美国也是朱民在IMF工作时主要负责给予政策建议的国家之一。“IMF一直建议美联储推迟加息。去年年底在与美联储主席耶伦见面时，我就建议美联储谨慎加息，因为美联储需要把全球溢出效应纳入考量。从目前情况而言，我们继续建议美联储采取谨慎稳健的态度。”

　　朱民称，在IMF完成对美国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之后，他曾与美国财政部长等进行沟通，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令人大失所望，IMF也建议，美国需要再看一下，这是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此外，在脱欧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因此美联储在未来3~6个月内加息的可能性在下降。

　　人民币剧烈波动是正常现象

　　6月27日，人民币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变化——由于英国脱欧后英镑巨幅贬值，美元强势上攻，6月2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贬值599点，报6.6375，创2010年来新低。

　　对此，朱民接到的问题也颇为尖锐——人民币此次贬值究竟是受到外部冲击，以及体现国际市场对于贬值的预期，还是中国央行有意引导人民币贬值？

　　朱民表示，中间价大幅下调是很正常的，“人民币当前从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这是一个根本变化。只要理解了这一背景，人民币必定会持续双向波动。尤其是英国脱欧后，全球汇率继续调整，英镑继续下滑，政治不确定性仍在上升，这难免波及其他市场。人民币波动是很正常的”。

　　自由浮动前人民币需做足功课

　　北京时间6月14日14:30，IMF表示结束对中国的2016年第四条磋商，IMF认为，人民币汇率正变得更加灵活和市场化，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实现汇率有效浮动，向自由浮动汇率过渡。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在自由浮动前仍有不少功课要做。

　　对此，朱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汇率起到了价格作用，如果能让其接近市场价格，就能帮助中国经济转型接近世界经济结构，因此这是极为有利的。”

　　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人民币在向自由浮动过渡之前，还需要做什么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清算系统，以及在岸和离岸的对冲产品设计方面？”的问题时，朱民表示，拓展市场深度、加强收付清算的基础设施能力，同时建立央行对外沟通的能力、加大透明度，这是人民币向自由浮动货币过渡的关键。“这是渐进的过程，市场也要了解这一过程，使得不至于过度波动，可见这是一个双向过程。”

　　当然，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仍需谨慎，主要还是在岸市场需要设立基础设施，包括强化清算系统、进一步扩大资金流向、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

　　宏观审慎是中国“超级监管”核心

　　中国当前正在紧密筹划“超级监管”，这对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金融深化和经济稳定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而这也自然成为了此次媒体见面会的压轴问题。

　　“危机后，全球都意识到，不能只做微观监管，而要做宏观监管。宏观审慎概念是全球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各国模式各不相同。”朱民称。

　　例如，美国突出了美联储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英国在央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央行，成立审慎管理局（PRA）；欧盟成立了欧洲系统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明确欧洲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领导作用。

　　“此外，瑞士在央行下有独立的监管，不论哪一种模式，总体而言，核心概念就是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最后以怎样的组织构架来体现并不那么重要。”朱民认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可以走出自己的模式。“此外，把大银行等大机构监管和中小机构监管分开，对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SIFI）必须统一加强监管，这也是全球共识。”朱民强调。

　　当然，朱民更是提出了一个对全球而言都充满挑战的新问题。“最具有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首先，当前互联网金融涉及收付清算，这必须纳入监管；第二，涉及到存款；第三，涉及贷款、保险等。因此，互联网金融成为一个具有保险、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这似乎回到了美国金融危机前全能银行的模式，虽然覆盖面没那么广。”朱民称。

　　对于中国而言，朱民建议：“在考虑自己监管模式变化时，对内容要有清晰的概念（宏观审慎监管），而组织模式可以有中国式的创新，但要提前考虑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