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隔阂被打破。5年之后“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全球化由此驶上了快车道。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赢下美国大选。无论是他的竞选言论、经济理念，还是内阁构成，都无不透露出对全球化的不满。
美国大选、英国公投“脱欧”、欧洲极右政党崛起，2016年反全球化浪潮汹涌跌宕，全球化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污名化”危机。
全球化到底好还是不好？事实上，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并没有争议。从历史上来看，这一轮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这是因为，商品、资本，乃至人员的全球流动，令资源和需求的匹配度大幅提升，从而极大提升了全球经济效率。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化高速发展期，是人类历史上减少贫困速度最快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全球每3个人里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状态，而到2015年底，每10个人里面才有1个生活在贫困状态。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大发展令全球十几亿人摆脱贫困，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壮举。
对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高速发展期也是居民生活水准快速提高的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新市场、新订单、新工作；还因为全球化降低了商品成本，从而间接提高了生活水准。经济学家测算，和中国的贸易就相当于每年给每个美国人补贴250美元。
并且，在这一轮全球化大潮中，随着经济繁荣由西向东扩散，市场经济制度、自由民主观念也扩展到更多国家，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的频率和深度也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由此可见，全球化是一个做大了的全球经济蛋糕，是提升全球平均生活水准的巨大制度创新。但为何如今反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全球化的确让全球变得更加平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变得更小；但同时却让国内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因此，全球化在带来经济奇迹的同时，却给部分国家带来了国内政治危机。
全球化，如同任何制度设计一样，必然会产生利益受损者和获益者。当美国西雅图飞机制造商从全球化获益时，宾夕法尼亚钢铁工人利益就会受损；当丰田汽车从全球化获益时，秋田的日本稻米种植者利益就会受损；当中国东莞外贸工厂老板从全球化受益的同时，河南留守儿童的利益就受到损害。
可见，这一轮全球化发展的红利的确没有“雨露均沾”，金融资本家、科技创新企业、大型制造业企业、高学历人群等分到了更多利益；而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小型本地企业、中低收入阶层等的生计和利益，却因为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而受到极大冲击。
也就是说，全球化令强者变得更强、弱者变得更弱，这种优胜劣汰的确提高了全球经济效率，但却导致不平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抨击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大热，到美国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荣获诺贝尔奖，不平等问题近年来已在学术界和大众中引起高度关注。
同时，科技进步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30年前，支撑美国经济的是钢铁、汽车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如今随着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崛起，美国产业结构开始向资本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转型。正如上世纪90年代电脑夺走打字员的工作，在21世纪，机器人生产流水线、自动驾驶、物联网技术等将夺走更多工人的工作。
全球化叠加科技进步，全球经济效率得到提升，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蛋糕切得却不均匀，不平等问题日趋严峻。而西方政治体制却未能很好平衡全球化受益者和受损者利益，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加剧，令全球化成为“替罪羊”。
从更深层面来看，反全球化浪潮的背后，是全球二次分配制度的进化速度，没有跟上一次分配制度的进化速度；西方政治秩序的进化速度未能跟上经济秩序的进化速度。从这个角度说，反全球化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一场政治危机。
那么，全球化该如何洗脱污名？
首先，解决之道不是惩罚受益者，而是帮助受损者；不是做小蛋糕，而是要分好蛋糕。这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国内利益分配架构，加大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实现更为包容的全球化发展。
其次，全球需要坚定的政治领导力来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如今，西方不少国家民粹主义崛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在本周，特朗普任命具有浓重重商主义倾向的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这让分析人士普遍担心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会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
美国，曾是推动全球化的传统领导力量，如今伴随美国政策转向，全球化缺失了重要的领导力。值此关键时刻，中国能否继续引领全球化进程，将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