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扩大内需的核心堵点是消费能力

　　2021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了“需求侧改革”。这是“双循环”战略下的重要布局，意味着政策将在打通“内循环”的堵点方面下更大力气。

　　业内分析，“扩内需”的重心将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明年在扩大传统消费、促进新兴消费、发展公共消费方面还会有诸多举措，在增加有效投资促进新基建项目上会有更大力度。

　　与“双循环”一脉相承

　　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从经济的整体运行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系着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而且特别强调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张立群分析，今年需求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需求恢复的速度明显慢于供给。根据此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工作，把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关系调整好。这是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形成合力，在扩大内需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也认为，目前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上看，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因此，明年在扩大传统消费、促进新兴消费、发展公共消费方面还会有诸多举措，特别是大力挖掘农村市场、启动县域经济发展，推进城市旧城改造和升级方面应该有更大动作，在增加有效投资促进新基建项目上会有更大力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持续多年的一条主线，但今年除了供给侧，还特别提到了需求侧。

　　事实上，今年内多个重要会议都提到了扩大需求的相关内容。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1月25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需求侧改革的内核是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均衡优化需求结构，包括扩大消费、拉动新基建投资、调整出口策略等，从而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实现消费引领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需求侧改革是推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要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积极建立完备的内需体系，这些实际上离不开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

　　推动需求侧改革，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付凌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消费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带动在逐步增强，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消费的水平和品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我们看到新型消费发展态势良好，但在扩大新型消费中间仍有不少的堵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同时，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环境这些方面还有不少制约因素，也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核心“堵点”是消费能力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第一财经称，提出需求侧改革的初衷与构建“双循环”的提法一脉相承，即通过消费升级和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并重，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步实现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当前，我国内需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包括消费投资比例失衡、居民消费发育不足、服务消费占比过低等，针对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有望带来结构性的行业机遇。

　　传统“扩内需”，更多依赖于债务驱动型的投资扩张，而伴随债务累积，投资效率下降，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求侧改革，意味着“扩内需”的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已开始逐步体现。在“供应链收缩”大背景下，内需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需求侧改革”有助于加快激发内需活力、助力经济增长动能切换。

　　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则表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虽然增长，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对经济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要扩大内需，需要两大关键条件，即提升消费能力和提高消费意愿，所有阻碍这两个条件形成的问题都需要改革。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水平的核心“堵点”就是消费能力。一方面要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包括增加就业、调整税收制度、提高国民福利、完善社会保障等；另一方面减轻住房、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从而进一步释放国民消费潜力。

　　中银国际研究董事长曹远征认为，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前提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居民收入提高为核心的内需持续扩大，而提高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这一增速有赖于城市化的发展以增加就业机会。最核心要解决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以户籍为代表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相互配合非常重要，这是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含义之一。

　　政策助力内需加快释放下，全方位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将给一些产业带来新的机遇。何晓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品行业增长空间大；与5G通信相关的产业布局是新的增长点，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既需要长期的积淀，也会出现某一个点的爆发；在线教育、大健康、养老等行业处于发展的初期，在投资和消费领域都有很大的需求空间；旅游产业链需要升级，挖潜增效等。

　　赵伟也认为，医疗、文化娱乐等为代表的服务消费，上升空间较大。实物消费升级，在必需消费中体现为追求高品质和健康，在可选消费中体现为关注品牌、质量等。此外，低线城市与农村消费升级存在“长尾效应”，对应大众消费升级空间广阔。

　　除了消费，在需求侧改革方面，新基建也被寄予厚望。沈建光称，新一轮基建投资与传统基建投资有着本质区别，新基建围绕“科技创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从长远发展来看，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不仅是稳增长和经济托底的考量，更是决定着中国在新一波技术红利的全球格局中能否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比如，通过传统业态进行数字化转型改造升级，让中国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由此中国的国际市场吸引力也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