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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优先”强化政策协调

叶斯琦 赵白执南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15日在两会“代表通道”上表示,这是就业优先政策的升级版,提升和改善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使政策体系有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目标。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表示,随着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就业总量矛盾逐步缓解,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不容忽视。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要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强化政策协调,加大对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新就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就业。

  强化对重点人群就业帮扶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就业总量矛盾逐步缓解。”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表示,从供给看,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累计减少约2800万人,每年农民工净增加人数由2010年的1245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84万人。从需求看,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就业容量持续扩大。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产业调整升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企业裁员和招工难、“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并存,部分领域、行业、地区就业压力更趋突出。

  在这一情况下,哪些是稳就业政策关注的重点?王一鸣认为,是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的外贸出口企业,产能过剩行业、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以及农民工、中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建议,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岗位流失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制定应对规模失业的预案。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时,及时调整相关经济政策,从源头控制失业。

  “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去产能过程中面临困难的行业,应采取加大稳岗补贴、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保障就业,同时发挥好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托底作用。”王一鸣表示,加大对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的支持,通过促进创新带动就业、专项技能培训引导职工转岗就业、鼓励新业态发展吸纳就业等举措,缓解就业压力。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鼓励返乡创业,稳定农民工就业。扩大高职院校招生规模,创造公平就业环境,合理引导预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在摩根士丹利华鑫首席经济学家章俊看来,2019年要继续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降低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加强对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竞争力。加快推进高技能人才建设步伐,建立高端人才集聚和发展平台。”莫荣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胡卫表示,应在贫困地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职业教育发展明显滞后。建议设立深度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普及攻坚计划专项资金,并向中等职业教育倾斜;外引内培兼修,多措并举,提高贫困地区职教师资整体水平;完善多元对口帮扶机制,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产教融合,瞄准重点产业布局职教专业。

  新就业形态值得期待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胡卫表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催生出新零售等更具灵活性的新兴职业。随着信息技术快速革新升级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正向促进,“灵活用工”就业模式在劳动力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逐步增强。

  在胡卫看来,滴滴出行、饿了么等服务业平台形成了大量“灵活用工”。在“双创”浪潮推动下,更多劳动力不再满足于只服务某一主体。新的就业市场发展趋势带来更多机会,政策应抓紧构建“灵活用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合理设定相应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比例及缴纳范围,针对“灵活用工”就业人员收入来源多元化特点,进一步提高“灵活用工”的社保缴纳监管措施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可行性。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互联网+’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表示,例如,美团平台把技术与场景结合起来,让外卖从一天几十万单的小生意成长为每日数千万单的大产业。他建议,大力培育新业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及时总结经验,输出方法论。

  “总体布局上,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通过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莫荣建议,在培育数字经济、新能源、健康等新兴产业中,形成比较优势产业链促进就业。这些行业的特点是产业链长,可以大量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就业。

  此外,对于今年5.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目标,蔡昉认为,我国现在面临比较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一旦发生需求侧冲击,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潜在增长能力。超过5%的部分应该属于周期性的失业现象,这提醒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要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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