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建言献策求解融资难融资贵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点。在求解融资难、融资贵这一世界性难题上，中国金融业改革重任在肩。2月28日，在人民政协报第19期财经智库沙龙上，多位政协委员建议，短期要继续完善民企纾困相关措施，推进金融机构体制机制优化，长期看要健全金融服务民企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民企金融服务体系。

　　精准纾困规则亟待确立

　　前期出台的一系列纾困民企政策已密集落地，民企融资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认为，当前民企纾困还缺乏规则和标准。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纾困模式，成为纾困标的选择的难点。如何具体落实“帮困不帮劣”，做到精准纾困，还需要做大量细致工作。

　　他认为，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前提下，国有资本参与民企纾困后以何种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何种方式分红、何时退出，都缺乏规则和标准，不利于纾困工作开展。

　　目前，各类纾困资金专项计划或基金相继成立，但不少纾困基金存在募资困难，一些基金的资金尚未完全到位。

　　从金融机构的风险角度看，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金融机构一看到风险就担惊受怕。在风险事件频发、不良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银行怕出风险的思想有所抬头，有些地区还表现得比较突出。虽然贷款总量增加，但结构上却存在问题。”

　　此外，周延礼认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协同力度不够。银行对风险要求比较严格，倾向于将风险发放给低风险客户。在这方面，银行应该和保险公司联手，合力支持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从宏观政策方面看，周延礼认为，要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要认真研究，实施精准调控和定向调控，引导流动性和金融资源优先流入民营、小微企业，使其能够得到流动性的源头活水。同时，财税政策要更加积极，特别是要落实新出台的减税措施，明确社会保险费率政策，消除民企和小微企业政策担忧。这方面需要加大力度。

　　有的放矢破解制度难题

　　融资难、融资贵折射的是经济内部矛盾和金融体制结构性矛盾。多位政协委员认为，融资难、融资贵不能混在一起，要分开解决，对症下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融资难更多的是体制性问题或是和体制相关的问题。融资贵更多的是与市场相关的问题，涉及到风险定价。所以，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对症下药。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表示，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混在一起就很难解决。在一定阶段，融资贵或者合理的融资贵是解决融资难的一个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建议，应进一步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去解决局部市场失灵的问题。研究个人破产法，解决愿贷、敢贷、能贷的最后一道保障。此外，应考虑如何为小微企业提供创新式的金融服务，让企业资金成本降下来。

　　强化合力 构建长效机制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治本之策是构建金融服务民企的长效机制。肖钢建议，要健全金融服务民企的长效机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构建市场化、多元化、法治化的民企金融服务体系。从组织机构、经营理念、投融资体系、金融科技、监管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形成一整套规范。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普惠金融体系和动产融资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民企能力和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工商联主席燕瑛表示，希望金融机构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期的经济背景下，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导致经营的预期不足。比如，轻资产的文化创意科技企业，抵押物不足等造成了融资难现象，同时，也有企业存在自身风控问题。因此，希望金融机构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的情况和特点，制定更多民营企业急需的特色金融产品。

　　出席“人民政协报第19期财经智库沙龙”的与会委员们还建议，一是织密信息大网，拔掉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烟囱”，打通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建议由国务院牵头构建统一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以统一标准、统筹建设为原则，在个人信息受到严格保护的前提下，整合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未来，金融机构间可依托各自优势，通过“消费场景+业务产品”“线上+线下”等合作模式，完善客户信息链条，进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实现合作方的双赢。二是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合理评估与区分上市公司的困境与大股东个人的困境。对上市公司本身经营正常，但大股东陷入危机，且失去控制权后对上市公司后续经营形成重大不确定性的，予以优先救助；对上市公司和大股东都遭遇流动性危机，且大股东质押资金没有用于上市公司经营的，应谨慎施救，甚至予以考虑破产重整。三是要重视金融科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