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1年,中国农历辛未年,属羊。这一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张卓元58岁。
和前几年不同,这一年并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虽然入夏以来华东地区发生洪灾,但日子终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于关心时局的人来说,他们会记得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就改革和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述,还有随后而来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人们很难想到,刚刚开始的央视“3·15晚会”能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许多人只是对这年10月出台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不能释怀。当然,千万股民也记住了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总之,一切都在不惊不诧中前行。
然而,1991年却是国际形势动荡的一年,这一年的海湾战争让很多人记住了伊拉克和萨达姆;那位和美国较劲数十年的北方邻居,一夜之间变成纸上的前苏联。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事件固然发生在中国之外,但大气候下的局部环境,却不能不作出自身的反应。代表事件之一,就是当年10-12月在中南海召开的11次专家座谈会。因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共识,从而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坐标——回顾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历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逻辑的印证。
当时代的潮流奔涌而来,亿万人的生活由此改变。以1991年为节点,年近60的张卓元也因缘际会,演绎了一幕幕家国故事。
“玉泉山人”
金风送爽,太液泛碧。北京的10月让人惬意,然而身处中南海的张卓元,内心却难抑兴奋。
日历翻转至23年前,一个小规模、高规格的座谈会正在进行——
公开资料(见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显示,从这年的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中央领导同志主持召开11次专家座谈会,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中国银行的周小川等有关部门的专家不到20人。35岁的郭树清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
彼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副主任的陈东琪回忆说,张卓元在座谈会上就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他讲话很有艺术性,既不让人听着刺耳还具有可操作性。”
当时的情景,林毅夫、郭树清等不少当事人都有文章回忆。对张卓元而言,印象深刻的除了会议气氛活跃外,当属与会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报国情怀。“最让我感动的是蒋一苇,身患癌症晚期的他坚持出席并且发言非常直截了当,甚至建议邀请思想更为开放的一些人来参加座谈会。”此外,张卓元对吴敬琏就市场经济所提的一些理论观点也十分赞同,以至于回到家里还忍不住跟老伴感叹,“今天老吴真放得开,讲得好!”
这绝非凭空而起。1989年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对前一段“市场取向”改革产生怀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主张实行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争论在1990年、1991年比较激烈,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对于当时的形势,有人甚至用“高天滚滚”来隐晦形容。
“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1992年,然而形成一定层面上的共识却在上一年。”张卓元认为,11次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座谈会形成的材料一共印发30份。这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对张卓元来说,尽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参与过数次中央领导同志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也亲身经历过一些足以影响政策走向的重大事件,如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但直到参与这11次座谈会后,才算开始了他作为智囊的人生之路。
在随后的1993年,张卓元参与的文件起草组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一万五六千字的篇幅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当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1989年后步伐有所放慢的改革重新启动,中国开始大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
这应当是张卓元去玉泉山参加文件起草的发端,而在多次的类似经历中,他印象最深的当属十六大文件起草。张卓元回忆说,当时大家对于设定新世纪头二十年的目标有所分歧,东部省市倾向于加快现代化。起草组有些同志坚持目标不能设得太高,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比较实事求是。“反复讨论多次,现在看,作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的确,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人们看到张卓元总在更多地强调“稳中求进”,由此甚至获得“稳健改革派”头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和张卓元熟悉的陈东琪,2003年起担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他说,务实是张卓元一贯风格。一方面他能将理论应用到现实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另一方面他的视野又是宏观性的,注重从全局出发来分析问题。“以价格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为代表,张老师的很多经济思想都在政策面上得到了体现。”
新世纪之初,这种坚持尤其引人瞩目。2005年前后,在国务院领导召集的一次专家讨论会上,张卓元坚持认为当时的经济已出现过热,经济增速一般不能在9%以上,更不能连年两位数增长,否则将带来经济失衡和通胀压力。“但当时我是少数派,印象里只有一次会上樊纲对此表示认同。”回忆起当年的那波经济过热,张卓元不无惋惜。
频繁登上玉泉山,为张卓元报效国家提供了绝好机会,老朋友吴敬琏为此赠他“玉泉山人”雅号;与此同时,弥足珍贵的经历也让他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色彩。
参与文件起草,历次印象有同也有不同。在张卓元的记忆中,虽然只有司局级以上干部才能进起草组,但不可否认起草组的成员越来越多了;以前每次讨论都是全体组员参加,十六大之后则改由“工作班子”来具体操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为例,60多个成员中纳入工作班子的超过30人,主要是一些副部长和司局级干部。“其中,来自中央政研室的一批局长们是工作班子里最为辛苦的。”
月坛北小街2号院
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和实践感兴趣的人,应该都听说过一个地方——北京阜成门外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自1972年搬入,张卓元在这里工作了整整42年。
这个院落虽小,在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方面却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三栋四层的苏式建筑,2号楼曾经汇集了社科院经济四所即经济所、工经所、农经所、财贸所和《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多个经济类学术杂志编辑部;对面的3号楼则有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大门口的1号楼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等单位。“人们经常用皇城根来形容中国核心决策机构,而经济发展的高级智囊与执行机构无疑是偏西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和三里河片区。”一位研究者如是说。
1991年4月,仲春时节的北京姹紫嫣红,端坐于办公室的张卓元却无暇欣赏窗外春色。这位孙冶方基金会的秘书长从上年11月底前开始安排接收材料,到年底年初间由初审小组提出初步名单再由他送交薛暮桥报告初选建议入选名单,直至评奖委员会开会决定,经过半年来的忙碌,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已经到了揭晓之时。
张卓元对这一年的不少获奖作品印象深刻,其中,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让人折服。他介绍说,孙冶方经济学奖两年一届,在1985年至今的15次评选中,对于经济史研究获奖者的意见都是高度一致。“研究经济史往往需要学者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取得成果没有任何捷径,也因此有着足够的说服力。”
对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选的公正度,张卓元非常有自信。如今已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的他说,评选委员会对于每一申报作品都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仔细研读、再三斟酌。“我们鼓励脚踏实地的创新,只要作品有价值,即便存在意见分歧也不排除获奖的可能。”他举例说,有篇作品在1992年度的评选中分歧较大,出于对作者的负责,到1994年度评选时评委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最终获奖。“我们确实是根据当时的认识来做客观评判,关键还是看质量。”
“孙冶方奖评选严格,成果也是很有分量的。”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从材料报送等环节的严谨、评选委员的覆盖面和权威度来看,这一奖项不失为大家心目中顶级奖项。2003年,他和白景明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获得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孙冶方——张卓元,两个名字连在了一起。数十年中,在社科院有“所长专业户”之称的张卓元先后转战财贸所、工经所和经济所,学术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学、价格理论和国资改革等诸多领域。尽管研究重心几次转移,他对孙冶方基金会的关注却保持至今。
“他是基金会诞生的发起人、基金会成长的实施人、基金会延续的参与人。”正在美国的孙冶方基金会秘书长李昭说,张卓元对孙冶方奖的设立、运行以及30年来在理论界树立最高荣誉奖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1957年就到经济所任代所长的孙冶方,在给单位带来一种清新宽松氛围的同时,也让张卓元得到了耳提面命的好机会。“在孙冶方身边,最受益的是他做学问和做人的态度。”张卓元认为,孙冶方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即便经历多年冤狱,出来后的第一句话依然是“一不改行,二不改志,三不改变观点。”
“我从50年代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学理论;现在我还要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生涯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年逾八旬的张卓元如是说。
张卓元的良师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益友,在孙冶方的研究工作甚至日常生活中,都经常能看到张卓元的身影。1981、1982年夏,孙冶方因病去青岛疗养期间,张卓元更是带着两个儿子专程去青岛疗养地陪伴他,并与吴敬琏、冒天启等一起记述孙冶方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孙冶方能喝一点酒。”张卓元回忆文革刚结束时,自己和孙冶方住在三里河宿舍区的同一栋楼上下层,其时,重获自由的汪道涵经常揣着把酒壶到孙冶方家串门,后者则不时叫上张卓元。“三个人聊得不亦乐乎。”
“但我也就是一个学者而已。”张卓元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要干好某件事,必须对这件事产生兴趣,也要了解自己特点是否适合;若非自身所好或所长,就会勉为其难,甚至会变成一种煎熬。
对他来说,在孙冶方基金会当理事长就是如此。
“秘书长只需负责评选事宜,理事长却要出去‘化缘’,太难了!”张卓元笑言,基金会起步资金只有20万元,因此迫切需要筹款增资,但自己跟企业不熟悉,也不善于和商界打交道,找过一些学生所获也都有限。印象中,民生银行支持过100万元,算是一笔巨款。
多年老友知道他的难处。为了给基金会拉赞助,吴敬琏在世纪之初特意找到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并嘱咐张卓元直接电话联系。然而,身上传统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张卓元,却始终没好意思拿起电话。对他来说,向不熟悉的人要钱,“实在是难以开口!”
一段时间后,张卓元自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于是三顾茅庐,到2009年终于把现任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申万证券董事长李剑阁请了过来。在他眼里,这位年轻人搞学问出身,在政商学界都有朋友,在理事长的职位上一定会干得好很多。
“最早联系我大概是在2003年,但因身份限制,到2009年才真正接任。”李剑阁说,卓元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改革开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对保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起到很好作用。直到今天,基金会的日常运作仍主要依靠这位常务理事。
李剑阁没有让张卓元失望,除了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孙冶方基金会的规模在交接时仅200多万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7月已接近3000万元。
“他还是适合做研究。”相处多年的李昭认为,智慧、沉稳、谦和、执著,这些都是张卓元作为专家学者的优势。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奖项和荣誉对他而言已属常事。“他的观点改革意识强,又相对稳健,而且还能在学理上提出自己的论证。”作为后一辈的经济学家,贾康和张卓元经常相会于一些专业场合。在他看来,张卓元资历深,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做得非常好,而这显然和他多次到玉泉山参与文件起草的经历有关。
“卓元教授的为人和学术观点都比较温和,考虑问题很周到。”在李剑阁看来,他的观点不如别人犀利和前卫,但同样坚持改革和市场化方向,而且更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
1953年进入经济所的周叔莲是张卓元至交,1993年从工经所所长岗位退下的他对接任者评价甚高。他说,张卓元的一大特点是举重若轻,不管多么晦涩的理论、多么深奥的主题,都能深入浅出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张卓元不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扎实,而且不断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展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和风格。
“张老师的学风可以用‘中庸’来形容——中,就是好,庸就是管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对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十分钦佩。他说,出于兴趣心和责任感,张卓元年逾八旬仍笔耕不辍,别看他说话和风细雨,文章里也从无惊世之语,但做研究时总能脚踏实地,每次所提建议都是好而管用。
先后在财贸所就读和工作的房汉廷认为,张卓元身上有两点特别珍贵:一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闪光点,特别是对后生晚辈的优点能及时发现并肯定,使之从优点变成优势。二是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以自己踏实的作风来影响、带动身边的每个人。他进一步说,张卓元的所长任期恰好是几个所发展最快、各种观点不断涌现的时期,而他不仅自己学问做得好,还带出了多个团队,至今仍活跃在一线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李晓西、李扬、金碚等,都曾经在其指导下学习或工作过。“在这个大师云集的环境里,他带出了一批新一代的大师。”
客·家人
1991年的冬天如约而至。
社科院三里河宿舍区附近的一个街边公园里好不热闹,三五成群的人或吹拉弹唱、或舞剑太极;老街坊们见面,应景的话题自然也少不了,包括涨到5毛钱的地铁票价算不算贵、谁家的孩子去工体听齐秦演唱会了,以及刚刚成立的北京奥申委,9年后能不能把奥运会开到自家门口来……牵手踱步于草坪小径,张卓元和老伴李秀珍感受到以往少有的悠闲和惬意。
这一年,张卓元和刚刚退休的李秀珍,在这座城市里已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如果说,历史洪流曾给相濡以沫的夫妻俩带来考验,那么他们的婚姻,则是在冥冥中早被安排——
同在梅州中学毕业,1950年高考后,李秀珍考取广州市法商学院(即后来的广东商学院)金融专业,张卓元则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后来广东经济院系调整,两人重逢于中山大学;紧接着,1953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张卓元和李秀珍北上进入中南财经学院。
命运的巧合不仅在于此。1954年张卓元毕业进入中科院经济所,李秀珍也来到京西矿务局工作。“梦里不知身是客”,两个“老广”来到京城自然多了不少亲近感。彼时,张卓元工作单位和宿舍都在中关村,而李秀珍在门头沟,每到周末,张卓元就早早从城北坐车到阜成门再赶往西郊。1957年,两颗心终于跳到一起,已调到天津工作的李秀珍和张卓元结婚,1958年李秀珍调入经济所,一个小家庭总算团聚了。
夫妻俩在工作和生活中相得益彰。在单位,李秀珍先后在资料室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工作,金融科班出身的她在企业做过会计实务,因此对微观经济活动非常熟悉。事实上,在张卓元的诸多研究中都有着李秀珍的贡献。
张卓元对妻子的感情深厚,这从他用过的几个笔名就能看出来。他解释说,“元真”就是卓元+秀珍的意思;“作胥”,也是取卓和秀两个字的谐音。
年轻时,张卓元主要负责做饭,妻子则照顾两个儿子。“家常菜都没问题。”虽然现在下厨的次数少了,但他对自己的厨艺依旧信心满满。对于因年龄和身体所限而不得不远离的美食,他甚至不惜自曝秘笈:将土豆蒸熟剥皮,然后捣匀,粘上肉末和胡椒、葱,弄得扁扁的、薄薄的,然后敲鸡蛋调匀进去,再用油炸出来。“非常好吃,不信你试试看!”
在李昭眼里,张卓元可谓“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典范,然而他对子女教育却非常严格。“他们家是外松内紧,实际上很严。”房汉廷和张卓元的次子张平1985年同时考入社科院攻读硕士。他认为,老同学之所以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方面离不开自身的勤奋和天赋,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严谨好学的家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张平受父亲影响很大。”周叔莲说,张平长期受到父亲熏陶和教导,除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外,还精通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这位自己看着长大的经济所副所长,他的评价是“非常杰出”。
7月份正好满81岁的张卓元气色不错。周叔莲说,老友“脾气好、生活规律”。如今老伴身体已不太灵便,他便往往一个人沿着三里河路边的公园慢走一圈。自幼生长在足球之乡,每天早睡早起的他正好赶上巴西世界杯早6:00的那场直播;对于一些错过的精彩赛事,他还要找视频回看。和大家一样,这位老经济学家惋惜西班牙荷兰的出局,不解巴西的惨败,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球迷,“顶多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人。”北上燕京60年,张卓元谈吐间乡音犹存。从广东梅州到湖北武汉再到北京,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张卓元以一条和祖先完全相反的人生轨迹,把自己的国家、单位和家庭串在一起。在内心深处,他并未忘记远方的那片故土,也时刻惦记着老家的几位兄弟姐妹。“但只要有一张书桌,只要能报效国家,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
“吾心安处即为家”。81年的岁月长河悠悠流过,张卓元的家国故事还在继续……
履 历
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
1950年9月-1953年7月在广州市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
1954年7月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
1983年7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贸经济》主编。
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5年9月-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以下人士大力支持，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
1、周叔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张卓元的工经所所长前任，和张卓元、吴敬琏、黄范章四家系多年至交。
2、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获得者，继张卓元后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
3、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1991年11次座谈会和中央文件起草组成员，曾在张卓元领导下工作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贾康：200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现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5、李昭：孙冶方养女，张卓元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多年同事，现任基金会秘书长。
6、房汉廷：张卓元指导的博士生，现于科技部和中国科技大学任职。
7、李晓西：张卓元指导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也是国内第一位价格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