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晨曦“打”在石堆上，泥头车往来穿梭，各种大型机器设备快速运转着。前海，这片被推土机轰鸣声唤醒的土地，似乎在向世人昭示，这里正酝酿着一场沧海桑田的巨变。
翻看地图，珠江口东岸，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香港—深圳—广州”这一“脊梁”的中心位置。如果以“大珠三角”城市体系的视角来观察，前海无疑是连接香港与深圳、广东乃至内地的重要桥梁。深圳市市长许勤曾形象地概括道：“前海地区将成为一个‘双跳板’——深圳利用这个跳板，可以走向国际；香港利用这个跳板，可以走向内地。”
站在香港回归15周年的节点上，如何进一步深化粤港紧密合作与发展，如何利用香港优势、再次发挥深圳改革尖兵的作用，将成为粤港两地重要课题。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势将承担重要使命，也蕴藏着巨大商机。
“后厂”转“前店”的纽带
暴雨过后，泥头车、建筑机械扬起的灰土被洗刷一清，空气格外清新。这是一个平常的周末，谢生（化名）站在前海现场指挥部的门外，望了望这一片空旷的前海：“这就是未来的‘东方曼哈顿’。”
谢生是前海现场指挥部的一名普通职员，周末值班。他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展示了一幅尚未对外公布的规划图：“这一块是商务区，将来是CBD；这一片是生活区，园林设计，亭台水榭的都会有的；这是保税区，也在前海规划范围内……”在他滔滔不绝地描绘中，一座高楼林立的“水城”仿佛就在眼前，来自深圳、香港、世界各地的商务人士往来穿梭。
“前海15平方公里，国务院批这样一个特别的功能区做什么？其中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探索深港合作的新途径，前30年合作了，加工制造业都进来了，后30年怎么办？”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如是说。参加此次会议的包括粤港两地官员、知名学者以及金融业界人士。
“香港是深圳通往全球最有效的途径，而深圳也是香港通往内地庞大市场的最好基地。”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从商贸与金融的角度审视前海，认为前海作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区，得到了深港两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前海，进一步巩固和优化深港作为中国贸易企业和资金进出的跳板和枢纽，更有利于推动和提升全国服务业的发展和水平。
实际上，前海合作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弱化香港金融地位“边缘化”的担忧。一份券商研究报告认为，香港与内地的金融业务不能畅通，构成了香港金融业发展的阻碍。香港突破困境的出路，在于与珠三角融合。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曾不无感慨地说：“因为太小了，香港已经憋得没地方长了，深港两地联合在一起的话，可以为国际金融中心打好基础。”她认为，香港在国际金融的制度上有优势，深圳如果提供中后台服务，为高端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深港两地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从深圳角度来看，与香港进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合作，使原来一直作为“后厂”的深圳也能成为“前店”，从而形成双方在高端服务产业上分工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这样一来，香港的优势借助前海可以成功延伸到内地，有助于其开拓内地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也可促进深圳经济走向产业链的高端，实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已经明确，香港的现代服务业进入到前海之后，其服务范围是整个广东。”郑宏杰说，前海辐射的是珠三角5000万人口的市场，乃至拓展到超过4亿人口的泛珠三角地区。
按照此前公布的前海综合规划目标，前海新区将开辟3个功能区，22个开发单元，102个街坊，承载2600万平方米建筑体量。依照前海蓝图设计，将来前海的GDP产值是惊人的：到2020年，这里的GDP产值将达到1500亿元，前海规划面积为15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前海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值将达100亿元。
5500亿人民币“通关口”
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前海地区重点打造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四大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服务业，实际上我们主打的是金融业。”郑宏杰说。
据介绍，前海15平方公里规划用地中，近5平方公里土地将用于打造金融业中心，与之配套的服务也将同步跟上。根据规划，前海金融业发展重点将集中在跨境人民币业务、深港资本市场合作以及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三个方向。据悉，前海地区给国务院上报的一揽子金融政策包括6个方面13条。
陈德霖认为，金融服务业将是前海发展的重要支柱，需要担当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功能，可以放胆多做，先行先试，只要能够发挥好前海的作用，就一定有助于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
正因为金融业之于前海具有重大意义，深圳市系列金融创新政策的推出牵动着市场各界的神经。4月12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就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
意见明确，将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海开发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争取更多前海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拓宽实体企业领域债务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基础设施，支持跨国企业在前海设立全球结算中心。
这被广泛认为是年内最有可能放行的前海一揽子金融优惠政策之一。
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建设。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正式开展。在推动人民币走出去的改革中，香港担当了一个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短短两年内，香港已发展成为具规模的人民币中心。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不断扩大，香港银行人民币存款余额不断攀升，到去年9月，在港人民币存款达到阶段峰值6000亿元以上；截至今年5月底，香港人民币存量仍超过5500亿元。虽然有人民币债券等金融产品，但流动性不足特别是回流管道不畅限制了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因而，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呼声很高。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仁良认为，引入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服务于前海的发展或经由设在前海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内地经济发展应是可以着力探讨的方向。他建议，未来可以考虑争取设在前海的创新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香港投资者通过设在前海的金融机构以人民币资金投资内地证券等。
对于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香港交易所总裁李小加有一个生动的比喻：“香港就是搞一个幼儿园，一开始给人民币开始创造一个生态环境，慢慢地长起来。幼儿园当然是每天要接送回家的。上小学以后，住校吧，就周末回家了；将来上大学了，就暑假才回家；一旦成人了，就在香港不走了，偶尔回家过春节，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未来，投资品种越来越多，人民币在那儿呆得越来越久，生态环境好起来以后，人民币就变成了‘永久居民’，就不一定再回去了。”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部分香港金融界人士认为，深港两地双向流通渠道的建立，仍较难拉动香港方面贷款业务。与此同时，金融开放可能引起的金融安全风险，也是业界对跨境贷款通道建立的主要顾虑。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表示，考虑风险控制的金融创新才能保证不会马上夭折。在人民币贷款双向回流渠道的问题上，既要保证在贷款额度、区域等总量上的控制，也要尽量使信息透明化，避免套利的风险。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前海试点人民币回流机制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两种概念，香港沉淀大量人民币，有回流的需求，才会提出建设深港之间的通道。“一方面资金需要出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需要金融创新。这样立足需求的创新打开，监管也会随后跟上。”现在有一些人民币在香港等地方沉淀，就会有一个回流，怎么用的需求，不是一下子做资本项目的开放，而是满足这种需求。打开一个口子，满足这种需求，监管也会跟上。
人民币业务只是前海金融创新中的一项尝试，深港金融合作的其他方面也一直在稳步推进中。深港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就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据悉，市场企盼已久的港股ETF有望于六七月份登陆内地。未来，随着深港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入合作，前海作为“港股直通车”或成为一个远期目标。
金融创新需要监管制度护航。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界人士无不表示，前海试验关键是在两种不同的体制下如何作好制度安排。
“港思维”与“深智慧”交融
前海的开发，曾被解读为“深圳的土地，香港的制度”，而多数人士认为，真正的前海需要香港与内地两种思维的融合。
在宋敏看来，深港两地对前海规划的态度差异是思维框架方面的差异。内地政府习惯搭建框架、构建蓝图，常常会有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然后再实施具体的措施；而香港政府更加务实。前海地区是融合大陆和海外两种经济体系，两种模式的结合，可以弥补双方弱点。
2011年6月27日，被誉为前海“基本法”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简称《前海条例》）获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前海条例》是涉及深港合作的第一部法规，其中有20多处提到香港，明确提出前海应当坚持与香港的紧密合作。
依据《前海条例》设立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即“前海管理局”），便是借鉴“港思维”的实例。根据规定，前海管理局是实行企业化管理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机构，主要负责前海合作区经济、社会和环境事务的管理。
在治理结构方面，前海管理局局长由市政府任命，任期五年。设立理事会，理事会设主席一人，理事若干人。理事会主席由前海管理局局长担任，理事由理事会主席从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行业代表、有关专家中提名，市政府任命。其中香港理事不少于理事总数的五分之一。前海管理局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当经理事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特别重大的事项，应当经理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
尽管如此，前海概念“香港基因”的植入，注定要经历一番曲折。理论上，负责前海合作区开发的前海管理局理解为可以发挥类似香港法定机构“全能型”服务职能。而在前海开发前期的实际运行中，前海管理局的职能以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等经济事务为主，社会事务则交由市政府统筹推进，前海管理局只负协调之责。对此，郭万达认为，前海管理局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处理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能之间的平衡，做到企业化政府的运行，将是前海将来开发面临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前海管理局是借鉴“港思维”，那么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则是“深智慧”的一种制度设计。去年9月，国务院还批复成立了由国务院24个部委和广东省、香港特区、深圳市组成的前海建设部即联席会议制度。前海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将充分发挥前海探索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先试作用，在税收、金融、法律和人才等多方面为前海发展提供大力支持。
政策环境的细化与放宽程度，是深港两地合作空间拓展的重要指标。在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受访的24位服务业代表普遍希望在先行先试的珠三角发地区，有关审批程序、控股权、商事仲裁制度、会计准则、税收优惠等方面出具更详细的服务政策。
交接班之后，谢生坐上了地铁1号线，转乘4号线，回到福田区家中。这条由港铁公司修建的地铁4号线横贯深圳南北，直通福田口岸，对面便是香港的落马洲。这是深港两地合作发展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铁站里，一句广告语“港思维遇上深智慧”赫然在目。
前海概念能否再掀“金改潮”
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深圳前海一揽子配套政策有望出台的消息影响下，前海概念板块逆势飘红。市场人士认为，在偏弱的市场格局下，主流热点推进需待政策配合。前海有关政策获批在即，可能再掀“金改浪潮”。
政策预期激起“前海潮”
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沪综指难扛“盘久必跌魔咒”，失守2300点。然而，前海板块异军崛起。龙头股沙河股份早盘10点左右迅速拉升至涨停板，华联控股、深物业A、深华发A等深圳本地股走出抢眼的上攻态势。
前海板块的异动，无疑与时下前海一揽子配套实施政策获批预期有关。6月20日，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透露，前海部分项目落地，目前有179个项目在资料库中，已经落实了22个项目，正在谈的项目有54个，涉及金额达2800亿元。这无疑成为板块逆势上涨的导火索。
实际上，前海概念在4月份有过一个“短暂春天”。4月12日，“深圳拟出台系列重大金融创新政策”的消息不胫而走。深华发A、深信泰丰、深天地A、深天健、深物业A等深圳本地股先后冲击涨停板。此后深圳本地股也随着“金改概念”消褪而退潮。
海通证券认为，虽然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的具体项目是否通过有待中央最终审批确定,但金融改革的方向明确。深圳前海具有政策和区位经济双重优势,金融创新中多项业务最终获批概率高。
实质利好或缓慢释放
尽管从上周市场走势看，前海概念看似将掀起第二波“金改浪潮”，但多位市场人士对前海行情并不乐观，认为短炒氛围浓厚。
可以说，前海政策待批早已在预期之中。自6月份以来，深圳官员频频吹暖风，前海一揽子配套政策有望上半年获批，但此前市场并不为所动。分析人士人认为，其中原因可能是6月份是利好政策密集释放期。在基建投资、降息、房贷利率优惠以及部分行业规划政策等消息接连传出，掩盖了前海优惠获批消息。
随着7月即将到来，前海概念股再次闻风逆势突起。不过，吊诡的是，根正苗红的前海概念股涨幅并不高，招商地产仅涨1.3%，受益可能最大的中集集团更是下跌2.89%。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江浙游资大举进军沙河股份。已离职的“公募一哥”王亚伟去年四季度就布局其中，今年一季度仍坚守。一季报显示，华夏大盘持有沙河股份200万股。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一季度还合计持有1400万股深天健股票。
“前海概念股行情难持久。”深圳市挺浩投资总经理康浩平认为，市场炒作前海概念股逻辑是利好政策预期，并没有基本面支撑，遭到爆炒的概念个股多数业绩乏善可陈，并且与前海规划区并不搭边。一旦政策公布，利好兑现，个股股价回归将是大概率事件。
分析人士认为，前海开发建设实质性利好可能将缓慢释放。海通证券认为，建设初期,基建、房地产类企业最先获益,可重点关注招商地产、深振业和华联控股。金融创新项目的具体实施将带来本地优势券商、银行的业绩增速提升,可重点关注招商证券、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信息服务行业受益于金融企业云集带来的集群效应,可重点关注恒生电子。
制度创新不可或缺
今年无疑是的“金融改革年”。汇率波动幅度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温州综合金融改革和滨海金融创新措施等地方金融创新举措不断出台，这意味着金融改革加速推进。其中，深圳依托前海，再次走在前列；从前海远景规划来看，若能达成预期，亦不愧为全国金改棋盘上耀眼的一颗棋子。在这一过程中，前海所创造的效益不仅是优惠政策带来的，更是制度创新带来的。
4月12日，《关于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获得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包括推进前海股权交易所建设，加快深港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等金融创新的内容引起诸多关注。“深圳前海推出重大金融创新”的消息旋即发酵，引发一些金融概念股井喷。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未来势必能享有各方面的“政策红利”，以利于深圳通过创新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经济腾飞梦想。依照前海蓝图设计，将来前海的GDP产值是惊人的：到2020年，前海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值将达100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对于前海效益的美好憧憬无可厚非。
然而，政策红利带给前海的巨大经济效益，对如今庞大的中国经济总规模来说，一定程度上只能算是锦上添花，而前海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此。更准确地说，前海最需要的并不是“政策红利”，而是“制度红利”。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提出，西方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这些革新包括竞争、科学革命、法治、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也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不在于传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还有多大的上升空间，而在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潜力。
从目前前海的制度设计来看，似乎就在朝着制度创新的方向发展。在已经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中，有20余处涉及香港；在治理结构方面，前海设立理事会，前海管理局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当经理事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特别重大的事项，应当经理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中带有较为明显的香港色彩，而作为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香港对于前海的制度借鉴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任何制度实际上都存在路径依赖，存在政策调换的时滞，而在前海地带，恐怕还要附加深港两地的价值观差异。因此，深港双城“基因”融合事实上也是一大难题。此外，优化产权制度安排，建立有别于一般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也需要进一步明晰。有专业人士曾说，前海若能成功，肯定是在制度建设上有大的突破，而不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
2010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将前海明确定位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这意味着，前海试验区最终将发挥城市新区样本的“示范效应”，将发展的经验与模式推广开来，以实现区域发展的远期战略目标。而成功的“前海示范”一定是先进的制度示范。在这个层面上看，前海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