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换发展动力和方式等成为重点工作。专家表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攻关期，需要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广阔前景。进入新时代后，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提升发展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表示，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也存在供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够强、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如何更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刘伟说。
发展阶段决定发展需求，目前我国已不再刻意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表示，当下对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更注重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等社会领域发展。发展目标全面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发展诉求更加多元，反映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或发展动力可从三方面寻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表示，一是要素升级增效；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总体看，这三大因素最关键的是要通过改革调动个人、企业的积极性。无论是创新、要素提质增效也好，产业调整也好，没有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动力则会大打折扣。
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
“今后一段时间，或有五个较为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一是中国经济还会延续新常态以来增速向中高速收敛的态势，提高质量和效率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二是传统产业的生产正在逐步达到峰值；三是城镇化将继续深度展开；四是能源和主要矿产资源需求会逐步达到峰值，能源消耗、排放与GDP增长将逐步呈现弱脱钩态势；五是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仍会明显提升，经济的外溢效应会逐步增强，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也会进一步强化。
王一鸣认为，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攻关期，需跨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这三个关口。首先，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必然转向追求更高质量和品质。其次，创新正在进入活跃期，为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再次，加大成本控制力度，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盈利能力，也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另外，要深化改革，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同时，也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改革的方式推动结构性调整，而非单纯地通过政策安排。
在金融改革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认为，一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改革与稳定要并行，这在汇率政策上可以体现得很清楚；三是“双支柱”调控框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及质量的不断提高，在下一阶段改革中，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瑞龙表示，进入新时代，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原则是要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一是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二是须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三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体制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产业政策，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新时期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要超越过去四十年的一些结构改革调整的思路，即不应当就市场谈市场，就经济谈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说，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不在于简单的培育市场主体本身。这些年政府的信用膨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对政府的权力约束和再定位变得非常关键。
刘元春进一步指出，未来要继续推行围绕地方政府核心利益的财税改革。另外，也需改革围绕政府行为模式的监察体系，以及政策传递和改革传导的中间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