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线城市”对于广大中国百姓而言并不陌生，但除了北上广深被大家公认为一线城市，少有人能说清楚何是一线城市，一、二、三线城市的界限又是什么。虽然上述问题仍未明确，但并不影响学界开始新一轮的、有关“新一线城市”的讨论。
有关“新一线城市”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去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一流城市论坛——新一线城市研讨会”，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天津、杭州、成都和武汉具备成为一线城市的条件，而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和合肥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
不过，这一观点却引发了不少专家的质疑。据媒体报道，质疑声首先聚焦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提法的科学性，其次是我国是否应该增加所谓“一线城市”的数量。
对此，管清友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严格来讲，学术上的确没有‘一线城市’一说，这是通俗的说法。”
此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告诉中新经纬客户端，“一线城市”是民间的说法，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一、二、三线城市如何划分，也没有学术界权威的、统一标准的定义。这一说法最早来自于房地产市场，基于北上广深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房价等多重因素而自然形成了此种说法。“虽然没有官方、学界的定义，但也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
专家：有利于提升城镇化率
与其说是学界对于“大城市”不同维度定义的的讨论，不如说是业内专家们对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划的考量。
为何会出现关于“新一线城市”的讨论？在管清友看来，“参照国际经验，我们目前的大城市光有北上广深是不够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徐洪才表示，城镇化进程必然导致人口高度集中，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将不可回避地遵循这一规律，“在目前城镇化率不到60%的背景下，大家讨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或者提升一些具备发展潜力的城市的层次，属客观需要。”
据管清友分析，北上广深等第一层级城市各自的人口规模约2000万。如果增加到8个，第一层级城市承载人口1.6亿。如果每个层级1.6亿，用6个层级可以承载约9.6亿人口，可以明显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
“不妨鼓励一批城市成为中国的首位城市”，管清友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由于交通拥堵、环境破坏、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问题，是否要继续打造像北上广深一样的“一线城市”一直为学界所争论。不过在他看来，增加首位城市，可以提高城镇化水平，还将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垄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有中心城市，也要有卫星城市”
“哪些城市有人流涌入，那些城市群就被看好。”中国银行家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日在一场演讲中表示，“资源的分配，产业的聚集，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信息传播更快，虽然基于对大都市病的恐惧，很多国家都市圈的发展，都经历过探索的过程，但目前基本都回归到大都市圈的路上。”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出于对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等的担心，提出过东京疏散计划。而如今，绝大多数日本人仍聚集在大东京地区和大阪地区。
在管清友看来，打造出新一批的像北上广深一样的大城市，将有助于打破现有的四个“一线城市”的竞争优势，通过辐射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周边区域发展。
同时，他还对打造“一线城市”向中新经纬客户端提出建议，比如根据经济、历史、自然等因素对行政区划作出调整，为发展大城市预留空间；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方面作出安排；使交通、物流、能源等规划向城市倾斜；加大金融力度支持等等。
针对“大城市病”，管清友表示，关键是要学会管理好“（特）大城市”。
徐洪才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指出，发展大城市，区位很重要。根据城市自身的特色，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特色等相结合，进行规划。
“我国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就是因地制宜，实现了产城融合。”在徐洪才看来，梯次结构的城市规划很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一方面要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差异化定位、发展和形成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要差异定位，避免重复建设。
徐洪才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发展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提升生产要素集中度，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通过产业、人才、信息、资金的集聚，提升经济的层次，这符合经济规律，但也需要多层次。他指出，“有中心城市，也要有卫星城市，卫星城市要在整体产业布局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配合中心城市，实现协同发展”。（中新经纬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