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业芳华二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成为坐拥11万亿公募资产、资本市场上的中流砥柱。
截至目前,大公募百舸争流,成员扩展至券商、保险、自然人、私募等背景的近130家公司。前十大基金公司的公募管理规模均已突破3700亿元,其中第一大基金公司天弘凭借超级巨无霸基金余额宝以1.79亿元的体量遥遥领先。
2018年亦是中国基金业新20年启程之年。在第二个20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与财富管理市场进一步崛起,公募基金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全球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当前的资管总额突破了6万亿美元大关、全球最大的公募基金公司先锋领航的资管规模也于去年三季度超过了4.6万亿美元,它们一家公司的体量约为中国公募资产总额的数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基金业的新20又被寄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世人对它的期许或如华夏基金前总经理范勇宏在《基金长青》一书中所言:未来,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基金大国,拥有上千家基金公司、上万只基金产品,资产管理规模有望达30万亿元,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管理规模上万亿的资产管理公司将应运而生。一个朝气蓬勃的资产管理行业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可以相信,中国的“富达”、中国的“先锋”一定会涌现。
20年之间
不知不觉,中国基金业正值20周年芳华。据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2017年12月底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13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5家,内资公司68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2家,保险资管公司2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11.6万亿元。
在大资管与统一监管时代,逾11万亿的公募基金已经成为财富管理市场的标杆之一。然而,如此成绩背后则是一段历经20年砥砺前行的创业期。
1998年是中国基金业的元年,这一年国泰、南方、华夏等6家基金公司相继成立;中国首批两只封闭式基金成立,亦是真正意义上的证券投资基金基金金泰、基金开元问世。到了1999年末,在富国等另4家基金公司成立后,中国基金业扩容至“老十家”。
基金初创之时,被各界寄予厚望。广大投资者希望它成为赚钱工具,体现赚钱效应;从监管角度讲,历经一轮亚洲金融危机后,公募基金将发展成为帮助稳定市场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然而,在彼时市场大幅波动以及缺少法律与规范可循的大背景下,中国基金业的发展一度不尽如人意。
2000年是公募基金发展历史上备受质疑的一年。早期的基金从业人员多来源于证券公司,其中的一些人相对价值投资,更偏爱“做庄”思路。当年6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在全国人大关于《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会议上对基金市场上出现的一些违背价值投资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此外,当时的行业巨擘嘉实基金(博客,微博)因投资理念不同,发生了高管内部矛盾公开化问题,这也为早期的基金业形象带来不利影响。当年10月,《财经》(博客,微博)杂志刊登《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后,更是把行业管理不规范等诸多不规范现象推上了风口浪尖。
基金初创的前三年尽管备受质疑,但受益于投资业绩出挑,行业的市场份额始终处于持续扩张的状态。然而,此后随着A股转向,2001至2002年间上证综指分别下跌20.62%、17.52%。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基金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面积亏损,并套牢一大批投资者。不过这似乎也是中国基金发展史上一次投资者教育的好机会,其间发生的大幅亏损让投资者明白了“买基金也是有风险的”道理。亲历基金市场风险后的大批基民在2003年市场反弹间隙纷纷撤离,使得巨额赎回现象接连发生。一旦大幅回撤的基金净值反弹超越基民持仓成本线,相关基金遭遇的赎回力度明显加强。
2004年对于中国基金业来说是转折年。当年,随着中国第一部《基金法》的施行,“庄股”投资文化淡出公募业,价值投资风潮随之兴起。在监管层的支持和帮助下,基金公司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截至2004年末,中国基金公司数量达到了44家。与基金公司数量增长同步进行的还有基金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早在2003年第一季度,基金所持股票市值首次占到市场流通市值的5%。基金投资行为与投资理念在A股市场上显得颇为重要。
中国基金业在“有法可依”的后15年时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A股牛市从2007年“6124”的牛市高点坠落后,整个公募行业上演了权益资产增长10年停滞、固定收益资产大爆发的结构性失衡情况。截至2017年末,中国基金行业资管规模达到11.6万亿,其中货币基金净值高达6.7357万亿元,占据了公募基金半壁以上江山。另一方面,依托公募通道的委外业务行业规模大扩张。有第三方统计,仅2016一年,委外定制基金的总数量约为633只,资产总规模约为10753.5亿元,其中,委外定制基金(债券基金类)的占比约为80.53%。
与此同时,一些基金公司过分倚重销售、杠杆与通道产品众多、大比例控盘“市梦率”中小创等诸多偏离价值投资与行业本源的事件在业内持续发酵,让公募基金发展中问题暴露于公众与监管视野下。
严监管时代
公募体量呈现多个数量级跨越之后,出现的新问题若不及时发现与纠正,潜在的负面效应将是巨大的。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中,700只货币基金中,机构占比超过90%的基金便有245只,机构占比100%的有84只。这意味着,在7万亿货币中,主要几只货币基金及基金公司一旦集中出现流动性紧张态势,极有可能引发全面的流动性危机。
实际上,自2016年下半年起,中国基金业的监管治理力度不断强化,几乎每个月监管层对于行业内的相关公司都会有指导。2017年9月1日,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这份新规自10月1日起实施。对公募基金行业过去多年出现的弊端进行全面的治理与规范,其中对公募高比例持股、货币基金大发展等结构性问题进行重点治理。比如针对公募绕过“双十约定”,抱团持仓大量流通股的问题,流动性新规规定,在原有双10%限定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流通股持仓的15%、30%限制要求。
流动性新规之后,一份影响更大、涉及更广的资管新规即将正式出炉。2017年11月,“一行三会”等部门联合发布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在业内看来,本次出台的资管业新政,正式定义了资管产品以及分类标准,将对百万亿元规模的大资管行业产生深远影响。而近日,第一财经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眼下新规发布进入倒计时,争取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发布。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稿有不少修改,主要是让新规更严谨、更有操作性,但大原则不会放松,例如打破刚兑、实行净值化管理、消除多层嵌套等内容。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近日在公开场合论及资管新规对公募基金影响时表示,资管新规下,全社会资产管理向公募基金的标准看齐与靠拢,公募基金迎来大发展,将是未来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主流领域,是资管新规后最大赢家。
胡立峰还提到,未来公募内部结构变化,从“一货独大”到股票、债券、货币领域均衡发展。货币基金方面提升风险准备金、平稳有序控制规模;债券基金需要进一步化解防范风险;混合基金受资管新规影响需要规范产品规则与明确投资比例。
在监管层的有效指导下,公募基金在2017年迎来了回归本源的风潮,价值投资理念时隔10多年,奏响了最强音;其在二级市场上的表象类似于2003年的石化、钢铁、汽车等“五朵金花”的结构性行情再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纵然2017年的A股市场绝大多数个股走弱,但这个市场重要参与者公募基金成为价值投资的拥簇者,通过重仓食品饮料、家电、保险、银行、电子等行业龙头实现了业绩的脱颖而出。
在胡立峰看来,接下来股票方向基金将成基金行业发展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股票与股权将是未来证券行业、基金行业的发展重点。证券行业承担资产证券化、股权变股票等责任,基金行业承担专业股票投资者角色。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是一家基金公司最重要的管理能力。
未来新发展
正值行业成立20周年之际,公募基金俨然成了整个资管行业前进路上的一面旗帜。如今,券商、保险、私募、自然人等均在积极投身于公募事业,同时给予了这个行业新的时代要求:未来20年,在秉承合规治理、价值投资的理念,通过体制创新与奋力拼搏,向世界级的资管公司进发。
截至2017年末,中国第一大基金公司天弘的公募资产管理规模约为2800亿美元;若剔除货币基金部分,第一大公募基金易方达的公募资管规模仅为400亿美元,与动辄万亿规模的世界一流资管公司相比仍有较大距离。
不过,20年大跨越中,中国基金业正在走向世界。根据全球咨询机构韦莱韬悦(WillisTowersWatson)去年四季度发布的“2016年全球500强基金公司调查结果”(Global500Research),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前500强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总规模达到81.2万亿美元,较2015年同比增长5.8%。共有嘉实、华夏、建信等19家中国公司上榜。规模增长的同时,伴随着QFII、DQII、QFII、深沪港通等政策开闸,中国内地资管行业与境外资管行业的融合不断加深。
近日有第三方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私人财富规模约165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2016年年化增速达20%;预计到2021年,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将继续稳步增长,规模达到220万亿人民币,持续令全球瞩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募基金无疑将引领中国资管行业实现再跨越。2018年是公募基金20周岁生日,同时也是它新20年征程开启之年,基金业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期望。一如范勇宏所言,未来,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基金大国,未来中国的“富达”、中国的“先锋”一定会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