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为了控制，那么政企分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历次改革文件提出的政企分开的目标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企上市也会造成目标多元冲突，导致市场功能紊乱。
如果除少数特殊功能企业以外，办企业是为了盈利，那么资本回报就是主要的考量指标。控制干预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市场效率。这样，立法和法规就要营造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股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育的环境，使得公有资本与其他类型的资本能平等竞争并享有共融合作的混合经济形式。
由于在资本形态上和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各类资本包括公有资本并无代理成本的差异，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而公有资本的收益可以直接用于社会福利，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不会有使用税收等再分配工具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与效率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资改革只有走向资本管理和运营，国有企业改革只有在现代混合所有制的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才能真正完成，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企业即本质上还是国营企业的制度模式或者MBO即管理者收购的模式，都是所有者和控制者合一的古典企业模式，因而国资国企改革都不可能从中找到出路，而只有所有权与控制权真正分离、让经营者唱主角、受监控的现代企业制度，才是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
因此，对于怎样打破国企改革兜圈子循环，解决国企改革政企本来无法分开又必须分开、真分开后又必须有市场化的激励与监控的两难问题，万科模式给人们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国有资产证券化资本化的运营可以用市场化的形式实现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给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以长袖善舞的平台却不失有效监督和制约，又可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这是万科之争提供的更深一层国资国企改革的意义。
持续一年半有余，吸引了众多眼球的万科之争，终于在2017年初迎来了解决问题的曙光。原大股东华润以股权全部转让给深圳地铁而正式宣告离场；始作俑者宝能从频频举牌直逼全面收购、要求罢免全部董事到声明作为财务投资者支持万科健康稳定发展，态度可谓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企图后来居上者恒大则公开声明，无意增持万科，并有多方消息透露其已向深圳市政府表态一切听从安排。所有这些，被视为万科之争接近尘埃落定的信号。
惊涛骇浪之后，万科公司无忧，万科模式似乎还可持续，本来应当是皆大欢喜或至少旁观公众值得庆贺之事。不过从各方的反应来看，似乎还没人真正高兴起来。 据说主要因参与各方本身均存在若干问题和瑕疵，各自都有难言之隐，局外人也都有困惑不解之处。除了万科管理层算是暂时勉强惨胜之外，结果并非是体面的妥协和各方想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