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辉 《涅槃.从紫色到金色(一个设计师工作室的消失与重生)》 压克力 / 画布 195x195cm 2014-2015
【编者按】“我的创作主要是反思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无论是采用象征还是隐喻的手法，这是我长期以来建立和遵守的艺术信念。我有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自觉，我首先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唯一的不同是我的生命历程中有艺术相伴。艺术作品可以承载一个人的全部存在感，艺术为我提供了一般人没有的非常有力量的生命表达方式。”毛旭辉在谈起自己和艺术间的关系时，从容而坦诚。正像策展人冯博一所认识的毛旭辉“毛旭辉没有当下艺术圈里惯熟的风格样式，是一位不见容于现在流行‘艺术’模式的艺术家。他一直坚守在他所在的空间之中。”
近期，“毛旭辉：我就在这儿”在台北关渡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是毛旭辉首度海外美术馆的回顾展。展览时间跨度32年，回顾从上世纪80年代的“85美术运动”至今的创作历程，从毛旭辉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在转型期的时候，艺术家个体与群体的精神状态和人生境遇。
对话者：艺术家 毛旭辉
雅昌艺术网：裴刚
雅昌艺术网：此次展览作为您的首次海外回顾展，与以往展览的作品，以及时间跨度和内容有什么不同?
毛旭辉：这次展览是我在台湾举办的第一个个展，是独立策展人冯博一先生受台湾索卡艺术中心的委托策划的，策展的思路和作品的选择主要是他的构想。在准备展览期间我主要是配合工作。冯老师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非常重要的策展人，他的严肃态度和敬业精神都令人敬佩，去年与索卡萧先生初步商量过展览意向后，他们于12月底专门来昆明看我的作品，商讨细节，还一起亲临圭山考察和体验我们的写生生活。我非常喜欢他为这个展览设的题目，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我的某种状态。
这次展览的作品时间跨度是32年，从1983年至2015年，选择了我创作初期的作品《黄昏中的体积》(1983年)作为序幕。但是在文献研究和选择过程中，他们对我自1980年以来的作品进行了多番选择，最终根据主题主线、作品收藏、关渡美术馆空间、作品保存情况等，选择了24件，中间的劳动量很大，尽管作品数量不多，但都是我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非常精炼地反映了我的整个艺术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确可以算作我在海外的首个“回顾展”，尽管以往在海外举办的个展不少，但是像这次时间跨度和呈现线索的展览确数首次。
在此也向关渡美术馆表示感谢，谢谢他们能够提供这次展览机会，与美术馆的合作也非常愉快，当然，在美术馆做展览总是会有压力的，这次展览也是对我作品的更高层次的检验。
雅昌艺术网：前几年，您也在台湾举办过展览，这几年选择在台湾举办展览，是否也有一些和您的志趣相投的人文体验和交流的自在相关?
毛旭辉：当然，这和我与索卡艺术中心的合作默契是直接相关的，过去的六年期间，我已经在索卡北京的空间里举办过两次个展，而且索卡还在北京的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和香港巴塞尔博览会(Art Basel HK)分别举办过我的个展，与台湾这样一个有着2O年历史的画廊合作必然将我与台湾联系了起来。
这么多年的合作，索卡不仅支持我个人，还支持了我身边的其他云南艺术家，特别是一些年轻画家，我们的学生。2011年, 在索卡画廊的组织下，我曾经与云南的一些艺术家和我的学生们，在台北和台南参加过展览，而且在台南的孔庙画过写生，在台北的故宫看到那么多中国古代的伟大作品，真是令人难忘!
台湾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台湾的艺术氛围也非常浓郁，台湾观众对艺术作品非常尊重，所以，我很期待这个展览能够带给我更多的交流和意见反馈。
雅昌艺术网：在这次展览中既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圭山三月》 《圭山·母亲和女儿》 ，又可以看到2011年的《圭山写生?秋日的核桃树林之三》，虽然都是那片土地的风景，前者的诗意、乡土的抒情与后者的含蓄却有着不一样的况味，是什么变了?您怎么看这种情感的差异?又有哪些是不变的?
毛旭辉：在20世纪80年代，圭山和我都处于相当贫穷的状态，但是圭山的原始状态更加令人感动，在蓝天下与红土地相依为命的撒尼人，朴素的接纳了我这样的在城市里找不到出路的年轻画家，我把圭山作为一个心灵的避难所，在那里我获得了红土的恩赐，无形中培养了我内心里的某种类似宗教的感情。这对我80年代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的许多年我都没有去圭山，直到2006年，我那时已经在云南大学教书，才带着学生们重返圭山，这一来就再也没间断过，之后的十一年，每年都会在圭山住些日子，在教学的同时也画一批写生作品。
这三十多年来我和圭山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穷日子过去了，我也不再年轻。我画画更加享受圭山的自然环境，它还保留着不少纯朴的民风和原始土地的风貌，这些都是艺术非常珍贵的自然资源。过去创作中那种带有苦涩的宗教感少了，增加了更多对自然的观察和体验。应该说，2006年以后的圭山写生和创作不是转向了含蓄，而是转向了更直白、更坦然、更真实的赞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是把圭山视为大地母亲的隐喻，在母亲的胸怀中幻想生命存在的空间维度，有些悲剧色彩;而今十年的圭山作品，是在了悟了人生的许多境遇，在人与自然存亡对峙的悲剧关系而导致的现实悲剧中，对自然、对圭山发自本能的赞美和歌颂，反而更有一种把她视为乌托邦的情感寄托。
时间在变，画面在变，情感也不会一成不变，但永远不会改变的是我们和大自然、和土地的关系，不变的是母亲的怀抱给予的安全感，和创作的灵感。
毛旭辉 《镜子裡的剪刀.春日》 油彩 / 画布 145x120cm 1999
雅昌艺术网：这样的回顾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您80年代的作品和近些年的作品中同样有意象或象征性的表现，就像90年代的《日常史诗·靠背椅和钥匙》 ，90年代《倒立的蓝色剪刀》 ，近些年的《祝福?从西山滇池到瓦拉纳西》，虽然有些物象是一样的，但它所承载的情感和意味都发生了变化，在您看来这里面的变化是什么?这些作品和您的生活体验是怎样的关系?是否有一些经历是直接作用了作品?
毛旭辉：回顾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尤其对我个人而言，有助于今后的创作。至于对创作的分析，冯博一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目前我不能比他讲得更好，何况一个艺术家也没法讲清楚自己作品的意义。策展人的视野很广阔，他能够把一种艺术现象作很多比较，所以请您注意一下冯博一为此次展览写的文章。
创作当然离不开自己所遭遇到的生活历程，我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变化，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中，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60年代的自然灾害，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国际化，2000年后起步的当代艺术的市场化，2008年降临的金融危机，这一切之后又过去了十年，这些激烈的变化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作为一个画家我当然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但又不可避免的卷入历史过程之中，而创作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发生纠葛，就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我们永远不可能对社会变迁置身事外，同样，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件件事情都会成为我们活着的经验，再冷漠的内心都无法抗拒现实生活的具体，我的作品无论哪个时期，无论什么形象符号，都是首先源自真实的个体经验，源自生命承受的痛，它们可能来自体制、来自身份、来自家庭和亲人。作为创作者，我不想太强化我自身的痛，而是更希望观众和读者从中感受到更多共鸣。
作品的变化有许多因素是内在的，与过去有联系，也有当下的感觉，既有自己的创作经验，也是观看别人的创作所受到的影响和触碰，它们在一个人的创作中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很难一下子说得明白。当然，现实对画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可能出乎画家本人的意料，画家也会利用现实给予的感觉去改变自己的创作。我们活着都是会变化的，生命的延续会使创作持续产生变化并深入下去。
毛旭辉 《永远.献给赫拉巴尔》油彩 / 画布|130x250cm|2011
雅昌艺术网：您在作品语言和形式上不断实验，但从您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个延绵不断的线索，这条线索正是您所说的生命体验，然而，除了变化，您有没有认为哪些存在是相对具体的、恒定的?
毛旭辉：可能一个人的存在感是创作的内在动力，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有创作能力的人必须去追问，他都会使用艺术的语言去表达，为世界留下一份见证。即使在最不利于自由表达的时候，艺术还是会去想办法表达，常常鼓励我的艺术家是前苏联最伟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他很多时候也受到限制甚至遭到批判，但他总能够在作品里去维护一个艺术家的尊严和坚强的意志。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作品的变化是生命的需求，艺术家作为普通人而存在，其日常人生都是琐碎的，离不开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避免不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些被我认为“日常史诗”的存在，必然是我的作品所关注的，而且作为普通人我也要用艺术去抒发一下个人的情感，无论它涉及到的是平庸还是激烈，都需要勇气去表达。我以为这是艺术的一种责任，一种维护生命的尊严的方式，在艺术里我的确能感受到痛苦和逝去的意义。
从2007年以来我的双亲相继离世，我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拿起画笔去表达内心的失落和伤痛，随着年龄的增长碰到的生离死别的事也在增多，这就是人的命运。没有什么好回避的。我的体会是艺术也在帮助承受痛苦的人活下去并且活得有意义，在用艺术去表达痛苦时，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它不但可以释怀也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得以升华。
文章来源：雅昌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