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门生众多，曾对一人评价极高，寄予厚望，曰：「晚得此才，吾门当大。」
能得大千撰文盛赞的门生，是孙家勤（1930～2010）。身为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之子，没有丝毫的军武气息，认识他的师友学生，总感受其温文儒雅、幽默风趣。叱咤风云的大帅，在孙家勤五岁时去世，小少帅在母亲的独力养育下启蒙画艺，后拜入富盛名的「四友画会」陈林斋门下，为人物画奠定坚实基础。后因国共战事，辗转来台，考入省立师范学院艺术系（今台师大美术系），就教黄君璧、溥心畬、金勤伯等名师。因成绩优异，甫毕业，即被聘任教职。任职师大期间和喻仲林、胡念祖成立「丽水精舍」，孙家勤专教人物画，每次展览，皆造成轰动。
张大千、孙家勤1962年作〈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贤菩萨赴法会像〉，全幅由21件画稿组成，225×350公分，孙家勤夫人赵荣耐捐赠华冈博物馆。图∣华冈博物馆
张大千1950年作〈白描密积金刚坐像〉，49×74.5公分，孙家勤夫人赵荣耐捐赠华冈博物馆。图∣华冈博物馆
孙家勤与张大千
1963年，张大千委托台静农和张目寒，替他在台物色一位徒弟兼绘画助手，孙家勤也就成为最佳人选。1964年，孙家勤放下教席，毅然远游，负笈巴西，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追随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的日子，孙家勤得以亲炙大千：「我每天五时等在园中，陪随老师在园中散步，这个时候我得到最多的益处，除了老师在沿途指点晨雾变幻苍松寒露的自然景色美点，唤醒我的注意力之外，并且泛谈着古今之书画。由辩证古画的真伪，到画家的传承，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我才真了解古人所谓的『咳唾皆金玉』真是不错……」在八德园内随师三年，孙家勤自觉年近四十，不好再依靠大千先生，应自谋生活，后受圣保罗大学之聘，创设该校中文系。期间孙家勤仍每周至八德园，向大千先生请教，至大千赴美定居为止。1992年，于巴西退休后，回台受聘于台湾师大、文化大学、华梵大学美术研究所、美术系任教，致力创作与艺术教育。
拜别八德园时，大千特别送赠孙家勤画作、笔、墨、砚等，寄望深厚，大千时拿着墨对孙家勤说：「此墨随我关山万里，经历各国，是我心爱之物，其造型为一把汉时的尺，墨上镌有考据，完全依汉时制度而制成。非是适当的人，你不可随便拿出来看，我要你以此尺去度量天下的艺术家。」在历史博物馆2009年举办的「耄年新猷─孙家勤画展」中，孙家勤与夫人赵荣耐慷慨捐赠七件张大千所赠文物：《张大千摹敦煌观音大士像》 《张大千海虎绒披风》 《乾隆汉尺行墨一锭》 《端砚》 《大风堂专用墨一锭》 《古墨丸一锭》 《画荷用笔一管》。2016年，夫人赵荣耐捐赠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九组件作品：《敦煌火图》、孙家勤《仕女图》 孙家勤与张大千敦煌描稿《敦煌安西榆林窟曹延禄供养人像粉本》 《敦煌安西榆林窟第九窟比丘像粉本》 《子天公主李氏供养人》 《白描密积金刚坐像》 《敦煌石窟藻井图》 《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贤菩萨赴法会像》 《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贤菩萨赴法会像》。而这些捐赠作品，都于9月12日至2017年1月13日华冈博物馆「大风馨传─孙家勤教授绘画暨捐赠展」中盛大展出。
孙家勤1994年作〈仿敦煌画北魏野猪〉，134.3×68.2公分，华冈博物馆藏。图∣华冈博物馆
孙氏家属珍藏品，捐赠华冈
2015年6月15日，孙家勤夫人赵荣耐访文化大学，表达捐赠之意，她说：「孙老师生前对文大有一分特别的情感，无论是前创办人亦或是张董事长都对先夫器重有加，使我每次返回文大有如返回娘家……」谈起捐赠缘由，得从该校创办人张其昀说起。在孙家勤赴巴西前，张其昀曾想延聘孙家勤至文化大学任教，而张其昀本人更是早于1935年，以一年的时间，旅行西北，亲自考察敦煌石室遗迹，进行研究，并撰文记载敦煌历史、地理、文化、艺术之重要性，后又在文化大学设立敦煌研究所，大力推进敦煌学的发展，及至首创的《敦煌学》杂志得以刊行，可谓国际敦煌学的先驱。张其昀亦和大千交好，1980年八十寿诞时张大千书赠《春晓华冈丽，高峰泰岱尊》，此作现为华冈馆藏之一。1982年，文化大学聘孙家勤任客座教授，回台后于1996年任教授，执教多年，至今华冈乃典藏有孙家勤《秋后烟云》 《柳荫闲吟》 《紫藤》 《仿敦煌画北魏野猪》等多幅作品。此次展出，上述作品除外，另展有孙家勤家属珍藏之《大风堂匾额》、张大千《孙家勤门生序》，及大千为孙家勤题字之《八德园景孤松顶》及《檞树双猿》 《春山小雪》 《王屋山中人家》 《天雨初晴》 《牡丹鹰犬》 《茂林戏猿》 《供养天童》 《纨扇仕女图卷》等山水、花鸟、人物画作。透过展品与画中题跋，张大千与孙家勤之师生情谊，及孙家勤承继大风堂画艺、后续开展出之创作面貌跃然纸上。
展中焦点，无疑是捐赠首度曝光的敦煌稿本。此七件稿本皆绘于半透明纸上，为大千临摹敦煌艺术之重要纪录，具艺术、文献价值。张大千于1941年远赴敦煌，原拟三月即归，最终完成历时二年七个月「面壁三年」的壮举，可谓其艺术生涯之转折点，成为其厚实丰美艺术成就的重要养分，他说：「我到敦煌，最初不过想逗留几个月，结果一住便是二年有余，这不能不说是为壁画的包孕精博的美把我慑住了。」「壁画最大者高达数丈，而我带去的纸最大者仅丈二。壁画上偶有剥落处，我遂由对颜料、色彩的研究，进而考证年代。我愈看愈明白，我自知要有所成，非得留下来三年五载下苦功不可！」
孙家勤1989年作〈牡丹鹰犬〉，173×90公分。图∣华冈博物馆
敦煌艺术苦行僧，临摹尽艰辛
筹备工作，一如远征作战，当时的敦煌缺乏饮水及肉食菜蔬，多需自兰州购运，二地相距千里之遥，今日坐飞机飞行时间也要近二小时，沿途又有土匪出没，此中历险，犹如上西天取经。作家高阳评述：「张大千在敦煌作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通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他在敦煌两年有余的生活之本身，便是一大成就。」大千在敦煌的初期工作是为300多个洞窟编号，共编得309号，为莫高窟编号之中国第一人。临摹壁画是最大工程，大千回兰州采购给养，又至西宁请得五名喇嘛画师，率子心智、侄心德，门生刘力上、萧建初、孙宗慰等前来帮忙，外加一厨二差，准备的食物、画具，装载驴车有78辆之多。画布、颜料、装架、照明样样项项都做最好的准备。描摹壁画，实是件苦事。多数洞窟光线昏暗，需一手持蜡烛一手执画笔，有时得站在梯上，有时蹲着，有时还要躺卧地上。清晨就入洞工作，薄暮才出洞，有时还得开夜工。至于如何临摹壁画？大千说：「壁画色多斑斓，尚须秉灯静观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线条，我主要在观摩揣测上下功夫，往往要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为了不浪费材料起见，临摹时先以玻璃纸依原作（壁画）勾出初稿，然后黏此初稿在画布背面，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在画布上）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凡佛像、人物的主要部分，即分由门人子侄喇嘛分绘，每幅均亦注上谁画的是哪一部分等合作者的姓名。因此，每幅画均手续繁复，极力求真，大幅的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几天！」临摹非创作，初稿不是画完就好，大千说：「临摹壁画的原则，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这是我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若稍有误，我就要重摹，由此令他们叫苦不已。」
孜孜不倦地刻苦工作，大千共画成了276件，但带出来的只有56件，大千说：「是要到印度去核对求证，究竟与印度的渊源为何，因此带出来了。尚余二百二十件，如今都被共产党所谓的川西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馆）劫收了，经手弄去的人是谢无量。」四川博物馆也是今日收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最完整的展馆，大量发表于2015年出版之《张大千留蜀精品》，据总目计该馆藏有临摹壁画178件。而，1968年大千将大风堂藏临摹敦煌壁画62幅捐赠给台北故宫，1969年故宫举办「张大千先生捐赠故宫临摹敦煌壁画特展」并出版同名图录。仔细比对，四川博物馆所藏与台北故宫所藏皆不同，此次捐赠华冈博物馆的稿本：《敦煌石窟藻井图》 《敦煌安西榆林窟曹延禄供养人像粉本》 《敦煌安西榆林窟第九窟比丘像粉本》 《子天公主李氏供养人》 《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贤菩萨赴法会像》 《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文殊菩萨赴法会像》，完成作品皆藏于台北故宫。其中，最大两幅水墨白描画作《文殊、普贤菩萨赴法会图》，多出于孙家勤手笔，由此可见大千对他的推重。榆林窟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壁画得来不易，大千说：「洞里毒蝎甚多，门生子侄多被螫过，晚上睡觉都要以被蒙头而眠，以防蝎子，午夜常常听见狼嗥锐厉之声。」
孙家勤1978年作〈八德园景孤松顶〉，173×90公分。图∣华冈博物馆
孙家勤2008年作〈王屋山中人家〉，94×53公分。图∣华冈博物馆
文殊、普贤菩萨赴法会像，重现壁画
此二大稿本，350×225公分，为大千临摹壁画最巨幅，磅礴大气，每件作品由21幅半透明纸拼整而成，大千于稿本以小字标注绘画所需注意之处，甚至连钤印的位置和所用之印，都清楚注明。如在《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文殊菩萨赴法会像》右上角注记：「每山之顶皆较深，然后向下淡……须眉之线条必需分明，用淡墨由深至淡染出。发用深墨染再加头发，墨求黑……」描绘此二幅巨稿，在孙家勤脑海中印象深刻，他在《雕宰三年，师恩如海》中写道：「我临摹了『十一面观音』等十余幅敦煌画，并且协助老师，在他老人家的指点之下，补成了两张文殊、普贤赴法会的大白描图，这二张画上面是北宋的斧劈山水，老师一面画，一面谈着南北两宋画法的不同，赵孟俯、仇英等山水与此幅背景山水的比较，同时谈到他对临抚壁画的用心，他认为壁画在北魏及唐宋的作品，多已剥落及氧化变色，当年画家作成时，当不是现在这个面目，他乃揣模当时作画的情形，使其恢复初画成时的情况，所以他的临摹壁画，不是死板的照抄，而是使其重现。」
然而，大千落款稿本的时间为「壬寅」1962年，时孙家勤未到巴西八德园。揭密证据落在故宫所藏的《普贤菩萨赴法会像》，题签与稿本画幅上的题记相同：「此画为赵文敏白描九歌之祖，其楼阁山石则与马远同功。予得宋纸二幅临之。壬寅（1962）十月题记。」但故宫藏本不同于稿本之处，在于右下角有着大千长题：「此安西榆林窟第二窟。西夏人画文殊普贤赴法会各一铺。画笔全师龙眠，而背景兼综马夏，为壁画中所未有。予时以归期迫切，未能临写，但以油素搨草藳。我受降之明年，予重游故都，得宋楮二番，长宽适与相同，因橅以上纸。已而共匪掠据中原，予携之以随避乱五天竺，一年有半，时画时辍，大体始完。又逾年，移居南美，间复点染。忽忽十五年矣。门人孙家勤、张师郑自台港来从游，数张此画，以示用笔，其间有鬓发兜鉾未及勾染处，乃命二生完成之。盖予目翳八年，不复耐此细笔矣。中华民国五十六年（1967）丁未岁花朝日摩诘山园记。爰翁。」因此可知稿本应和故宫藏本状况一样，乃张大千时画时辍，先有题记，后在巴西八德园经由弟子孙家勤、张师郑补绘而成。张大千及其门生子侄番僧，集体临摹复原的敦煌壁画作品，正如陈寅恪所言：「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应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况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于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孙家勤协助大千临摹复原的敦煌壁画，进入故宫典藏，成为当年艺术圈的美谈大事。孙家勤于八德园中描摹的「十一面观音」，也就是日后大千捐赠给台北故宫的《摹敦煌莫高窟第十四窟晚唐十一面观音像》。在华冈此次展览中，孙家勤1965年作《供养天童》、1966年作《北方天王》，其本张大千《摹敦煌莫高窟第九窟晚唐维摩变童子像》、《摹敦煌三危山塔宋代北方天王像》亦藏于台北故宫。孙家勤因缘际会地成为未经「乾隆御览」入故宫的当代画家，何其殊荣。在孙家勤1998年《山茶野趣》、2001年《盛唐引路菩萨》、2006年《蜀葵》、2006年作《秋艳》、2010年《野池荷香图》、2010年《茂林戏猿》等作品中，钤有「乾隆未览之宝」、「古希赤子」之印，这股幽默情怀，不禁令人会心一笑。
孙家勤1965年作〈供养天童〉，89×61公分。图∣华冈博物馆
无所不能，汇古通今
专擅人物画的孙家勤曾向张大千请教，问：「我是学人物的，我应该一直画人物吗？」大千说：「不可以，你既然想作一个艺术家，跟我学了，你就应该无所不能。」经大千启发，孙家勤在山水、花鸟、人物全面性开展，工笔、写意、没骨、泼彩兼擅，笔路开阔，汇古通今，精湛多能。孙家勤于巴西期间，身处西方社会，既向大千学艺也得到多元刺激，尝试新的材质，油画布、水彩纸、西方颜料，在原有的工笔重彩基础上，将泼彩运用于花鸟作品，除直接以金笺作画，亦有着直接于一块块贴妥的金箔上泼彩作画，用色浓艳明丽，色块与金色相辉映。孙家勤晚期的花鸟和山水，出古变今，在汲取大千的青绿泼彩特色外，加入现代彩墨的渲染，除传统重色、重彩，加上紫红、橙黄、靛蓝等高饱和度色彩，水墨淋漓，虚实兼就，而有着一股浪漫朦胧诗意之美。因现代居家空间的转变，传统国画在立轴上长方形的构图布局偏于下方，与现代家居空间摆设较不易搭配，近正方形的构图也成为孙家勤锐意尝试的方向。
1969年，张大千喜为孙家勤写序：「此数年中，乃力橅敦煌六代三唐以来壁画，学益大成。元明以来，人物一派坠而不传，孙生可谓能起八代之衰矣，晚得此才，吾门当大。」赞誉极高，唯文中仅就其人物画说明。1971年，在巴西近代美术馆举办「张大千与门人孙家勤、舍侄葆罗国画展览」，该展也是张大千个人唯一一次与门人合办的师生联展。1971年12月，大千评写：「孙生家勤自台湾远来从游，专意敦煌石室壁画，予乃尽取所橅，又从罗吉眉先生乞得摄影如千帧以授之，精研深思历七八年，斐然有成、着笔沉厚、傅色端艳，居然有隋唐以上风格，起元明以来人物画之衰，于孙生有厚望焉。又尝从予观海外诸所藏名迹，必请问源流精微，退而揣摩，故其山水亦能上追董巨刘李，花鸟兼综徐黄藤崔，并能自见性情，其纵肆处能摄取白阳青藤之精魄奔赴腕下，生之勤励如此，其才亦足以济之，是可喜也……」对于孙家勤人物、山水、花鸟皆评注赞美。又，大千观孙家勤《檞树双猿》，「方病为之兴起」所题：「家勤临之直可夺真，观之大喜，幸毋轻以与人也」。大千看重这晚年门生孙家勤，已是不言可喻。
「大风馨传」，表述着孙家勤「大风堂」门人身分，并结合其父孙传芳将军字「馨远」、母周佩馨中之「馨」字。大风堂门生众多，孙家勤可说是大千晚年在台所收的关门弟子，赵荣耐夫人无私地捐赠大爱，让大千与孙家勤临摹的敦煌壁画稿本留存台湾，在华冈使大风再起，馨远传芳。
大风馨传─孙家勤教授绘画暨捐赠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