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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隐债”征途未央——城投债务风险化解稳步前行

张欣然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日前,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媒体撰文谈及今年财政工作重点时,阐述了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下称“化隐债”)的思路。

  这对城投债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表态。近几年来,涉及“化隐债”的事件和政策并不少见,也屡屡受到市场的广泛热议。

  城投债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少城投企业的债务依靠财政资金偿还或提供担保回购,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来源。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2月18日,城投债存量为13.24万亿元,涉及债券17780只。而今年到期的城投债将有3968只债券,到期量2.97万亿元。

  持续推进的“化隐债”行动,给城投债市场吹来了暖风。而“化隐债”过程的节奏问题,正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化隐债”进行时

  1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积极盘活各类资金资产,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意见》中还有一段关于“化隐债”的内容备受市场关注: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存量隐性债务,与金融机构协商采取适当的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该《意见》的出台,对于拥有近3000亿元存量的贵州城投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贵州“化隐债”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国家给予贵州的支持也更加明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18日,贵州省存量城投债共395只,余额为2961.79亿元。

  贵州城投的债务情况一直备受瞩目。在《意见》出台前,近年来贵州省已出台多项措施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尤其是,2019年以来,贵州通过注入贵州茅台股权充实省级国资等一系列举措,来积极化解债务压力。

  贵州的“化隐债”只是近年来全国持续化隐债的一个样本。“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债务利息成本也在不断增长,为防范化解风险,逐步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是必然趋势。”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说。

  1月20日,广东省两会上提到,2021年广东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如期实现“清零”目标。2月9日,上海市财政审计税务工作会议称,将在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等财税改革攻坚上谋求更大突破。而去年,北京也与广东、上海一同成为“全域无隐性债务”的试点省份。

  对于大部分地区而言,“化隐债”的征程远未结束。不过,近年来各地也已取得不少成果。

  较早主动“化隐债”的典型案例是江苏镇江。2018年底,江苏省政府召开全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推进会。2019年初,镇江谋划作为地方隐性债务化解的试点城市,与政策性银行积极接触,争取超长期限的低息专项贷款,置换隐性债务中的高成本、短期限资金。

  “从各地实际操作来看,利用自身财政收入偿还、利用再融资债置换、盘活处理资产偿还以及金融机构参与化解等是比较普遍的方式。”国盛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杨业伟说。

  “化隐债”有效提振市场

  在地方政府纷纷出招“化隐债”的情况下,一部分地区的信用情况已得到改善。

  “地方政府积极化债的明确态度会有效提振市场。”YY评级研究总监裴武说。在他看来,城投债很难完全用市场化的逻辑去处置,需要一定的非市场化手段才能真实化解。

  “首先,政府得认账;其次,需要匹配所在区域的资源和能力去想方案。”裴武说。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也就可以理解1月底的《意见》出台后,贵州的城投债收益率稳定下行的现象。

  裴武说,积极的“化隐债”措施,是以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严格当地财政纪律,如落实土地出让金偿付比例、压降政府开支、积极争取专项债置换等,都能有效增强信用,压降利差。

  “城投债的风险如果想压缩,再融资的低息环境是必备的条件。只有降低债务增长的斜率,才能真正压低风险。”裴武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其态度和举措,逐步得到投资者认可,可以带来信用利差的压缩,实现债务真实压降。

  “在经过一段平台期之后,当经济增长斜率大于债务增长的斜率之时,债务本身就不会成为问题。”他认为。

  “这是一个逐步消解的过程,千万不要毕其功于一役。毕竟很多地方短期很难立即压降债务规模,但是可以逐步看到压降努力所带来的效果。”他说。

  杨业伟表示,对市场来说,“化隐债”减轻了城投债务压力,因而对城投信用状况是一个利好。

  “化隐债”须把握好节奏

  “节奏要把握好!”有市场人士认为,在“化隐债”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节奏过快,可能会产生瞒报等问题,而节奏过慢又会使融资平台的再融资受影响。

  “对城投来说,隐性债务化解会改善其信用状况,但其化解速度慢,又可能导致城投持续受到相关监管政策约束,再融资渠道不畅。”杨业伟说。

  杨业伟认为,对于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如何在保障地区正常发展的同时,获得足够的偿还隐性债务资金来源是关键。

  “不过,一些地方化债能力很难匹配,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配套支持。”裴武说,这是“化隐债”的一大难点。他认为,一些中西部区域,财力本身吃紧,存量债务问题完全靠自身消化并不具备可行性,从而一定程度上需要政策的配套支撑。

  “隐性债务化解不能一下子完全解决。如果求快,可能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瞒报、漏报、低估问题。”他说。

  裴武认为,在“化隐债”的过程中,还需要警惕一些不合理操作,“名义上的隐性债务得到了化解,但是又增加了许多其他名目的融资,本质上风险仍在累积。”他说,针对这类问题,需要关注实质,而非形式,警惕在模糊的边缘来回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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