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阳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感谢主办方让我在这里把对市场的一些想法向各位做一些汇报。刚才王总谈到了估值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投资界老思考的一个问题。像上海机场，比方说像白云机场，去年的估值也就11、12倍，他的等于也有10%，20%。他又谈到，为什么以前都是20倍以上，现在转变这么多，转变这么快，我说很简单一个道理，06、07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14、15，现在我们刚刚开了人大的会议，已经调到7.5。相对应的企业盈利肯定是大幅的下降。
第二，我们以前资金的成本，大概在5%水平，现在社会的资金成本已经到10以上，有一定的回落，也在10%，甚至10%以下这个区间。过去的通胀2%，3%，现在最高达到5%，6%，按照这样来算，现在的估值水平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我们主要从美国70年代转型期间对我们的一些启示。我们现在的转型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是一个总中速向高速增长的一个世纪。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4、5年了，从经济危机来讲，政府加大对于经济层面的注资，这样短期的需求管理是非常有效的，经济快速的达到了一个弱的平衡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到目前一个时点，从长远的一个周期来看，我们整个的经济，目前还是一个旧的技术周期，仍然还是处于箫条复苏的一个阶段，仍然没有对经济的颓废的市场得到一个根本的扭转。但是，现在从政策角度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债务率持续的攀升。像现在来讲，西方的债务率比方说像日本的债务率已经达到200%以上，美国也接近100%。这样的攀升对于他们进一步的财政的支持空间的限制，会对我们来讲，整个经济的转型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这个是我们从过去以来，08年以来推的这些所谓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就是说，对于当时陷入崩溃的经济，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来讲，他只是解决了当时危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解决长期增长的一个问题，反而现在对于我们流通性，价格的泡沫，包括滞胀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居。我们觉得全球现在滞胀的格局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从这个表里面看到，现在2010、2011年这个比重会更高，日本现在240%以上，像意大利，包括西班牙，也都在接近100的区间。也就是说，他的财政的比方说，进一步提高他的债务率的空间已经遇到了一个天花板，这种财政政策刺激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外一个，从通胀的角度，长期的通胀压力仍然还是存在的。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过去的这些新凯恩斯主义，包括他以需求导向刺激的一些政策，我们觉得应该进行一个反思，体现在几个方面，包括没有解决经济增长长期的动力，包括从债务，从实体转到政府层面，包括对于市场纪律和经济结构的一些形势，另外也包括银行和实体这样一个格局。另外还包括对一些新兴国家，比方说特别是像去年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市场也跌很多，也是体现在政策，在通胀压力下，政策的推出对于新进国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的大。
所以，这样来讲，站在这样一个时点，在我们走出崩溃的边缘之后，我们要对我们整个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刺激政策要进行一个反思。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借鉴了美国70年代应对滞胀时期的一个政策，我们后面也谈到我们的资本市场跟当时非常有相似。因为从整个经济来讲，无非是看需求单和供应单，需求单已经没有文章可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供应单。我们也知道，美国70年代，经历了长达10年的滞胀，到1982年里根上台之后，才逐步走出泥潭。从他政策的出发点来讲，就是降低经济中的制约生产的成本，最终美国走出了滞胀的困局，当然那时候时代有一个问题，油价比较高，现在我们油价107以上，也是处于一个高位。
那么，从供应学派来讲，从长期来讲，因为他解决的从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讲，比方说科技、制度，我觉得长期能够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比如说加大鼓励私人部门储蓄投资，从供应当增加有效的需求，这个是我们列的美国70年代-80年代采用的一系列的政策，前四任总统都没有解决问题，直到里根上台，才将问题得到一个根本的扭转。
回到看我们中国，尽管我们刚才讲的情况都是国外的负债率比较高，现在我们的负债率从政府角度来讲大概41%。但是，从中国来讲，过去4万亿这样一个投资，包括前段时间放酸存款准备金率，但是从长期来讲，中国凯恩斯主义的土壤也逐步在消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投资俩动经济的增长难以延续，这个不容置疑。第二，外资性的出口也达到巅峰。比如我们每个月的收入产量1亿部，每个月的电脑3000万部，我们很多产品已经占市场份额的70%以上，延续这种模式，肯定难以为继。
另外，从经济增长的支柱来讲，有两个问题也是可以看到，投资率和储蓄率已经开始回落。另外，中央的项目，去年12月份到现在好象没有批准任何新的大的项目，中央的投资项目，拉动投资的模式也难以持续。从人口红利来讲，从劳动力的供应角度，像64-73年，我们这一代，再过十年，二十年，就进入了一个退休的年龄。另外一个从农村来讲，现在可转移的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也在减少，过去我们的教育把推迟教育，教育普及化，对劳动力的结构也是发生了改变，劳动力的要素也受到限制。另外一个就是工资水平的提升，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胀来讲，尽管今年有一定的回落，但是只是一个环比的概念。现在我们的金融资产100多万亿，现在来说，只是说可能货币的流通速度有一点的缩减，否则通胀远远不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去年我们觉得通胀水平是一个管制的水平，因为很多涨价因素，去年没有进行调整，今年有可能在CPI环比回落的时候，这些涨价因素可能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长期来讲，至少未来几年，通胀维持一个高位，我们觉得是一个大的概率事件。也就是说，内滞胀的格局在中国可能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
从财政空间来讲，中国债务率大概41%，但是我们在教育、医疗，这些隐性负债我们觉得已经达到70%。我们想，我们马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包括我们过去的欠帐，如果经济增长下来，整个财政的增速也下来，我们的负债率可能很快就会上升。
从外部环境来讲，有这些因素，今年是一个全球选举年，大概有30多个政府今年进行选举，而且基本上都有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基本上安理会常务理事国都要换届，本身外部的环境还有中东的问题，压力还是持续的存在。
整个的逻辑来讲，经济进入一个转型期，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讲，比如转向供应学派，还按过去的方式做，本身在投资方面就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在民间投资有一个挤债的问题，现在出口难以增长的时候，增加财政的投资，增加官方的投资，肯定会有一个挤出效应。等等这些，我们觉得政策必须进行一个转型。参照美国的一个经验，我们觉得应该斤需求单管理向供应单进行管理，包括政策可能有这些，包括放松管制，减税，体制改革，包括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等等的一些投入。
实际上，我们觉得在前期也在类似的政策和我们有一些适用性，比方说经济工作会议，比方说谈到了结构性减税，也比方说谈到了更多的像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一个新供应的一个投资。也就是说，实际上采用了一个政策和供应学派有类似的相比。
从经济学派，目前的政策只是一个对冲的，被动的，不是一个拉长的政策，而是一个维稳的政策。所以，在今年可能由于这些短期的环境的改善，可能会对估值水平有一定的提升，对我们今年的投资可能会起一定的正面的作用。
我们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历史，刚刚讲到美国的经济的包括政策的选择，看美国资本市场的情况。我们在未来的转型可能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格局。另外，估值角度，从美国70年代的估值，就是在10倍的附近。另外从美国基金业的发展来看，我们统计了1970-1980年基金业的变化，美国70-80年代，整个基金的发展非常的缓慢，我们知道标普500在他滞胀十年，指数只涨5.8%，从结构来讲，1970年的时候，美国的股票型基金大概占95%，但是到80年，股票基金只占33%。我想这也跟我们过去去年和今年货币型基金快速发展也是一个印证，我们公司的货币基金过去是40亿的水平，现在也是300亿的水平。从转型期，美国的股市表现来看，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像消费服务，金融，还包括能源，相对表现会好一点。
整个来讲，从刚才前面谈到，也包括美国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只是未来的一个主基调，没有系统性的机会。对于短期的市场一个判断，前段时间可能存在的所谓的补库存，现在这是一个证伪，存在着一个经济预期，流动性改善的机会。前段时间的价值股有一定的回升，现在补库存已经证伪了，最近的PY，从49跌的比较多，可能大家对于经济的筑底，又往后推一个季度了。从政策来讲，我们对政策的预期可能比较高，现在我们觉得对政策的预期是一个被动的维稳，是一个对冲式的。
3月份以来，产业资本开始减持，这也是现在市场回落的一个原因。从整个趋势来讲，我们先从经济增长来看，我们觉得如果从去年年底算起，可能有20、30%的空间，主要体现两个。一个是估值的一个平移，假设这些盈利能够增长10%。第二个经济能够筑底的话，无风险回报率下行，能够对估值有10%的提升。
主要的机会，我们觉得更多的体现在内需，结构性的一些机会。主要体现在增长相对稳定的一些估值的平移，主要体现在内需，像消费，这一类的一些估值。另外一个，在供应单的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我们觉得可能在转型驱动向一些新蓝筹，科技型的公司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以上是我的一些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