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人力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
主持人 郎丽华:
下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题目是“人力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
赖德胜:
谢谢主办方的邀请。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听了一天，感觉收获特别大，特别是各位嘉宾的发言具有很深的理论，同时切合实际，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
我演讲的题目是“人力资本深化与中国经济增长”。我主要是做劳动和人力资本研究。
最近半年来，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学界或者媒体谈得比较多的词，这些词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包括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是焦虑，是我们国家在新阶段的焦虑。今天很多嘉宾都谈到了中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状态，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呢？实际上有两种可能性：能过、不能过，或者过得好或者过不好。
赖德胜:
韩国和墨西哥是典型的过得好和过不好的两个国家。1979年韩国和墨西哥的货币利率是一样的，但是今天这两个货币利率差一倍，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根据学者研究，中等收入的含义是你提高了人口的工资。给你高工资以后，你的就业和工作能不能创造出比工资多的财富，这是关键。如果给了高工资，但是没有创造财富，企业不会雇你。因此，一个国家在增长过程中，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教育体系、比较平等的教育体系，培养足够多的合格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跨国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比如说韩国，之所以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韩国建立起一套覆盖全民的比较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它设计了12年的高规格的义务教育。墨西哥一直没有设定足够数量的义务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者素质比较低，企业不愿意雇佣，怎么办呢？他们国家的人口不是偷渡到美国就是加入黑帮，或者是非正规就业，因此形成了恶性的循环。中国是否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劳动者是不是合格，能不能帮助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赖德胜: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必须转型，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图中红色是不好的，绿色的是好的。我们长期低收入只能低消费，我们要实现转型要赶超，就要依靠投资、依靠出口。高投资必然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高出口也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影响很大，因此这个增长不是高质量增长。那必须就要转型，转变到高收入以后高消费，以消费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高质量的增长。中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的年轻人比重或者说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老人比重增加。未来20年到2030年中国仍然能增长1.08亿人口，主要是50岁以上的人口，50岁以下的人口是比较少，就是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印度20岁以后的人口或者20岁-60岁人口是不断地增加，它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即使美国未来的人口增加60多万，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口都在增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们的增长、我们的发展要转到依靠创新驱动的道路上来，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不提高生产率就可能支付不起高工资，因此创新是重要的途径。
赖德胜:
创新的因素很多，有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市场半径。这里我主要强调人力资本，只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才能达到创新，创新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中国是很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培训很重要的。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5年通过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中有一段话“今后事情成败的重要关键在人才，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发展”。
赖德胜:
最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发展，特别是1999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发生了飞跃的发展，我们每年招生规模达到700万。正是因为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使得劳动者人均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1999年的3.6%到今天的10.1%。当然各省之间差异很大、城乡差异也很大。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对中国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有很多争论说中国的创新不足，比如说“钱学森之问”，我们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这隐含着现实生活中创新人才是少的。包括“李约瑟之迷”，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据统计，宋朝以来就很少，今天生产生活中的创新都来自于其他国家。还有“费正清之惑”，费正清说：“不理解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建立起一支工业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最近30年来商人阶层已经开始崛起，如果商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阶层，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缺少了主体。
赖德胜:
这里有一张图，创新一个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另一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和使用都会受政府影响。因此我们的创新源泉不足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上，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人力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激励的原因更重要。因此，这里提出一个概念“人力资本深化”。什么是人力资本深化？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要放松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和激发人力资本潜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生产还不能完全靠市场，但是人力资本配置是要靠市场；对人力资本的生产，政府要尽可能管得少一点。
赖德胜:
这里主要谈两点。第一，继续增加人力资本供给，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当前中国有一个大问题是大学生就业困难。中国政府把大学生就业列为头号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多了？很多人说扩招导致了大学生毕业就业难。这里原因很复杂。这里举两个例子，美国在二战以后也发生了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在1955年-1960年，每五年高等教育在校生都扩张500万，美国曾经经历过类似中国今天所碰到的问题，有一本书《过度教育美国人》，我们过去看，不理解，现在理解了，也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就业率降低问题。第二个例子是印度，印度独立之后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印度的问题更严重，有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印度失业的原因》，印度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很严重。美国和印度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高等教育扩招也经历过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阶段，但这两个国家今天看来，美国已经成为创新大国，这是毋庸置疑的；印度的创新虽然不能和美国相比，但是它的软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国家之一。因此有人说美国和印度的创新和它20年以前，乃至于30年前的高等教育的扩张有某种关系。高等教育扩招以后增长了大学毕业生供给，降低了大学工资溢价，这使得更多企业雇佣更多大学毕业生，因此提高了整个研发和创新能力。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十年、二十年的消化吸收过程。
赖德胜:
我们讨论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是问题还是创新源泉，我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有很好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要继续发展的。具一个反例，日本教育赶超的得与失（图），与印度和美国相比，它的高等教育占比没有增加，初等和中等教育是接近美国的。日本最近20多年来经济不是特别景气，和它的高等教育发展不足是有某种关系的，当然这也是有争论的。
赖德胜:
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使人力资本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和更有效的释放。比如说就业结构问题。墨菲有一个研究，就是智力的配置和增长的关系，有什么结论呢？就是一个社会里对于优秀的人才配置的生产性领域还是非生产性领域，对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和增长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模式释放的不是增长功能，当有才能的人成为企业家或者工程师的时候，他能够改进自己所从事的技术，从而带来高的增长率或者收入。当有才能的人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个人报酬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的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结果创新超越，经济会私有经济制。我们今天中国状态，我把他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非增长部门，一个是政府管制的生产部门，还有就是私人性质的生产部门。今天的毕业生都想当公务员，去央企、国企，他们不去私人部门。因此这种大学生配置显然和创新是有矛盾的。如何来改变大学毕业生这种就业结构是当务之急。这不是大学生的错，而是因为很多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要改革政府过度控制经济。
赖德胜:
收入分配问题。美国的要素收入分配从1870年到1980年以来，劳动份额不断地增加，资产和业主比例不断降低。而我们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比例反而降低。之所以有劳动份额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人力资本的提高，如果劳动份额比例越来越低就挤占人力资本的空间。中国30多年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资本降低使得人力资本空间被挤掉了。我的结论是要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率，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继续扩大人力资本的供给，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特别是要改善我们的劳动市场及相关制度安排，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到优化配置、有效激励，从而使他们的创新潜能得到释放。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