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蔡志洲：我国人均收入的历史发展及其展望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演讲。
李文溥: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大，早上郝教授讲了，同时又讲了一个问题，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要继续减缓。我倒是希望它能减缓一些，因为如果老是持续增长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国民收入都变成财政收入，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速，不是说把绝对量减少，而是增速适当减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效果？大家知道，去年国家发改委一位干部说：你看看，中央八条规定，搞的现在消费就不振了。按照他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多喝一些茅台，好像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主要讲这个分析，我通过所做的一个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模拟，我们把做的工作和得到的初步结果说一下。
李文溥:
之所以作出这个研究，和我们想探索这个问题，主要是大家都知道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下面，一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不断下降，低消费大家已经很清楚，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低消费实际和要素比价扭曲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要素比价扭曲所导致的“两高一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发现“两高一低”或者要素比价扭曲实际和现有的增长方式，政府对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的追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强政府导致了对经济增长的追逐，而对经济增长的追逐实际上是对财政收入的追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可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当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李文溥:
关于这个问题，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从多方面讨论，我的讨论尽可能从数量方面讨论。从数量方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由于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对GDP增长的追求，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实际上90年代中期应该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拐点。可以说，在90年代中期1994年之前，我们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是政府的收入在下降，企业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主要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步的上升。从1978年占50%上升到最高年份的居民收入占69%。大家可以发现，按照资金流量表来看，这个形势到90年代中期开始扭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的收入从原来占GDP的68%降到了60.53%，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所持的比重在这里看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如果把金融企业算进去的话，政府的收入实际是在增加的，因为金融企业基本是国有的。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收入增长非常大，增长了8个百分点，实际上这些年来国民收入当中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是略有上升的，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恰恰和居民部门收入比例下降是相抵的。
李文溥:
近些年来出现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位增长，这个增长速度高有一些数据，我不讲这些数据了，大家看看底下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每年都比经济增长大概高3-5个百分点，平均过去这十年大概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比经济增长高5个百分点。我把财政收入按照可比价计算，就是扣除物价指数，这样和GDP增长两个都是可比价，可比价的增长还是高5个百分点。
李文溥:
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13.5%，到2012年上升到22.6%，这里实际是狭义的财政收入。但是讨论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讨论广义财政收入，就是政府占的资源是多少，市场的其他主体占有资源是多少。1994年是一个拐点，财政收入的占比，到2012年比重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回升的速度了。但这是狭义的。看一些具体的增速，1994年到2010年GDP实际增速是10.78%，但是公共财政决算收入实际增速是20.26%，其中税收是增长19.44%，但是非税收收入是年均增长26.39%，这些都是按照可比价格调整过的。除此之外，政府所占有的总收入不仅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企业利润。从2001年到2007年，如果把这四项合计占GDP的比重就不是刚才所说的22%了，到2007年就已经占到GDP的33%。由于财政统计的口径有所变化，2007年到2010年按照新口径计算，计算完以后，如果把国有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扣除掉，2010年财政或者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已经占到GDP的35.6%。加上留在国有资产部门内部自循环部分，已经占到40.5%，这40.5%并没有全部包括政府所能够控制的资源。为什么？因为政府通过抵押或者的银行资源，我们没有算在内，银行的金融资源没有计算在内，加上这块就更大了。
李文溥:
到2010年，中国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如果按照这个口径和1978年相比，中国政府现在对GDP的控制能力比1978年计划经济时代还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算在内，政府只占GDP的30%左右，而现在是超过了40%。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比计划经济条件下还要多10个百分点。控制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关于政府的“三公”经费的传言很多，但是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只好用一些间接的数据来反映一点点问题。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数及人均行政管理费用，从1994年到2006年12年当中从业人员增长不多，每年平均增长1.5%，行政管理费用每年递增22.04%，这是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可比价。这样计算下来，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增速这12年每年递增20.2%是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只有9.77%。就是说，我们行政管理费用是在超过同期的人均GDP增长1倍以上的，政府的这种自我膨胀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李文溥:
坦率来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本跟需求没有关系，而是跟可以弄到多少钱挂钩的。并不是一些地方政府很穷所以要弄钱，而是越富越能弄到钱的地方弄钱的积极性越高；不是根据我需要多少钱，而是我能弄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关于这一点，看一下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的收入部分远远高于中部、远远高于西部，这并不是由于东部地区太穷，而是由于当地的土地增值潜力太大，要不断地挖出来。实际政府收入的增长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政府的自我利益扩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适当的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成为建设有限政府的一个必要的措施。财政收入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了，还在那儿谈“有限政府”，怎么叫它有限政府？自我有限，那不是自废武功吗？这里需要做一个工作，为什么呢？就是要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很简单，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要调整现有的国民结构失衡。很多人说，做完这个，如果控制了财政收入增长，会不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不利的影响呢？
李文溥:
我们主要是通过宏观中心这些年开发的结构性宏观计量模型来进行政策模拟。关于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我们已经做了7、8年了，基本上季度模型是一个短期的、开放的需求导向的模型，我们前做了14次的预计和模拟。（图）这是一个模型的整个框图，大概模型结构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今天这里就不讲这些了。
李文溥:
现在要做的工作，模拟一下如果把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或者先从财政做起，把它适当的压缩，使它的增长速度不那么快，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下面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个，做了一个基本假设，是什么呢？2007年到2012年期间，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我们要求也很低，使他们每年比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就是2007年到2012年现有的增长，就是财政收入增长，只是增长没有那么快，2007年到2012年财政总收入因此降低，减少417亿、1047亿、1767亿、2857亿，到2012年降低6000亿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观，如果大家看一下曲线就知道是一个很微弱的调整。财政占GDP的比重就是到了2012年也就是比原来的22%左右，降到21%左右，这实际上很有限。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的模型设计了两种轻型，一种轻型财政收入减收了，给大家每个人等额发放转移支付，还有一种就是不要这样做，把减收财政收入转移到占城镇人口的20%的低收入阶层，以及占农村人口的40%的低收入阶层。这两种政策模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平均转移支付，就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改善，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个问题，一是关于增长率，从2001到2012年，三年加在一起的增长率还略有上升，但是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略有0.17，就是不到0.2个百分点的下降，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一个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的下滑。但是，结构改善的结果非常明显，居民的消费增速提高了1个百分点，模拟的结果都比原来实际的数据要漂亮得多。与此同时，高投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
李文溥:
进出口顺差开始缩小。尽管这个模拟所压缩的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小，但是对结构的改善所描绘出来的四个方面都是我们今天想要的结果：经济继续平稳增长、消费提高、投资下降、进出口贸易顺差缩小。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把这个收入转移给城乡低收入群体，可能效果就更好。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农村整个收入水平更低，我们补贴城镇最低收入20%，补贴农村是最低收入的40%的低收入群体。这样一个补贴或者转移支付，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会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比较明显？2012年农村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将要因此增加6329元，导致的结果原来低收入组织相当于中等收入组的62.87%，现在占中等收入组的89.89%，这个收入的改善至少在分配的改善上是非常明显的。城里的收入分配改善没有这么明显，但是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者的差距也从原来的74.12%，上升到83.20%，至少也提高了接近10个百分点。
李文溥: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出现的状态，总经济增长率还是上升的。从2012年来看，导致的经济略微下降也仍然可以忍受的范围，因为只有0.24的下降，整体上经济增长基本还是保持平稳的。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及进出口占比将要进一步下降，总需求结构的改善力度是在加大。这样的话，如果将减收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的城乡居民，虽然不足以抹平现在的城乡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但是因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可观的。因此，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也就更强了，这样的话，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改善总需求的结构。我们应该看到，现在财政收入过高增长，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但是收入继续增长，将要引起中国的经济结构方方面面进一步恶化，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中国现有的需求结构，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良性发展。
李文溥:
最后的结论及政策建议。政府必须适当的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将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通过减税或者也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改善政府和居民的分配结构，同时也调整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结构。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利于调整投资、整个的结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可以实行，而且是有必要的。我想其实后面的话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关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不是过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讨论了。也很简单，2012年实际上因此减收财政收入6000亿，6000亿占“三公”经费比重多少呢？大家心中有数。我认为这个措施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的事，所以你不想做，那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主持人 郎丽华:
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题目是“我国人均收入的历史发展及其展望”。有请。
蔡志洲:
我在这里共享一些统计数据，说一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发展情况。
联合国有200多个国家，世行有200多个国家，每年进行GDP、人均收入排序，实际上经济总量就在几个强国，G7、G20或者G2的概念。这里我们列出世界上GDP最大的20个国家，这20个国家所占的世界经济份额在2008年是79.7%，2011年是占79.9%。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美国，美国2008年是14万亿，2011年是14.99万亿。第二位的是中国，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不是第二位，中国当时是4.52万亿，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到2011年我们是7.32万亿，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蔡志洲:
这三年里，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下降1.8%，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增加了3.07%，美国现在占世界的份额是21.42%，中国占10.46%。日本在2008年占的比重是7.92%，2011年占8.38%，它占的份额增加了0.47%，日本这些年都是在负增长，之所以它的比重上升是因为日本的汇率在这些年是上升的，汇率造成了它的比重增加。我们说影响一个国家GDP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化，大概有几个因素：经济增长、价格变化、汇率变化。中国的份额提高主要是靠经济增长。我们再看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印度所占的比重2008年是1.85%，印度占世界的份额2011年是2.64%。第11位—第20位所占的比重大概是10%，所以世界格局是十强占世界GDP总量的70%左右，这就是整体的状况。
蔡志洲:
我要讲主要国家的人均GNI比较。200多个比较太复杂了，我们就比较世界前20强国家。2011年世界上的平均水平是9511美元，最高收入的国家是瑞士，第二是荷兰，第三是澳大利亚，第四是美国，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在4万美元。新兴国家中，韩国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1万美元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通过人均GDP排序中国是4940美元，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是按照三年汇率法计算的，我们的汇率在不断地升值。印度尼西亚是2900多、印度是1410，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目前经济增长前景或者说进口最强劲的国家，但它们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低。
蔡志洲:
（图）这张图表是收入分组和中国人均收入的变化。低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这是世界银行根据不同年的情况做出的规定。在1987年前是不存在这个收入的，它分不同的贷款分布，越穷的国家，它的贷款越容易吸收软贷款，利率越低。越高的国家越不容易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从1987年开始世界银行建立了这样的分类，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根据这些组参考考虑类比情况。这个分组既是发放利率的根据，又是考核各国发展情况的依据。现在在中国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的讨论很多，也有一些争论。去年春天我参加社科院的春季讨论会，当时刘所长问过我这方面的情况，后来回去我重新整理了这个资料，整理得更加清楚一些。1987年低收入的概念是<480美元，到2011年低收入的概念是<1025美元，低收入的标准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的。
蔡志洲:
高收入的标准也在调整，从6000美元变成了12000美元，也翻了一番。在这张表中，中国在1987年的时候是属于低收入国家，1997年我们还是低收入，到1998年我们变成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到2010年我们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从1997年由低收入到上中等收入，我们穿越下中等收入的时期花了12年的时间。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我们花了100多年时间。因为我们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鸦片战争以后变成了低收入国家，我们花了100多年的时间由低收入变成了下中等收入，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变成了上中等收入，这个过程很快。
2013-06-22 17:02:15
蔡志洲:
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是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我们国家的发展规划，我们在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的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再加上中国人民币汇率有可能的变动，所以估计大概在2020年前后，即使是在7%甚至更低一点的GDP增长率情况下。不像刚才王老师讲的那么准，在2020年前后我们建成小康，中国在那个时候超越美国，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这张表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相类似的，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本世纪我们要实现基本小康，到那时候我们真的达到了。这十年是我们建立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现在最后一步在2020年，我觉得可能实现这三个目标的统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进入全面小康、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我们整体的判断。
蔡志洲:
（图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3-2011年人均GNI标志数字。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名词的时候是张明所长提出的，中国在2009年超越了中等收入的平均水平，所以2009年前后就开始高度关注中等收入问题，就开始了讨论。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2009-2010年中国从下中等收入变成上中等收入国家，出现了一个情况，2009年的时候中国是2310，2010年变成了1658，就是中国一旦离开下中等收入组，这个组的平均数一下子掉下来；我们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家本来是7523，我们一进入，上中等收入组也掉下来了，变成5884美元。所以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设想一下，到2020年，现在高收入国家2011年的平均水平是39861美元，到2020年假设按照不变美元，如果中国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组，世界高收入的平均数就会掉下来，因为中国进入了这个组，肯定会拉下这个数字。下中等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是按照平均数计算的，而前面的收入组，不是按照平均数计算而是按照分位数计算。中等收入国家就是收入在200多个国家排最中间的那个，比如200个国家当中排第100位，那就是百分之百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水平。
蔡志洲:
以上都是一些背景情况的介绍。下面我讲讲我的分析结论。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阶段性变化是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密切联系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其实这个数字目标和人家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正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对于现代化目标的设定还是有科学性的。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如果要发展成高收入国家，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合理。刚才李文溥教授做了非常好的证明，他讲得非常好，就是政府、企业在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中不断地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不断减少，通过居民储蓄行为政府和企业又控制了一部分，那剩下的一部分很少，怎么消费呢？二是产业结构。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增加值结构GDP占10%，但是这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不相配，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二产业占这么大比重是很少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更加不合理，就是它和产业结构间的偏差特别大，而劳动力结构最后应该向增加值结构收列，那么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怎么由第二、第三产业消化呢？这是未来十年要关键解决的问题。
蔡志洲:
第三，国内总需求结构。
2011年我国的国内总需求中，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这两部分加起来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50.4%，资本形成占的比重49.6%。而美国这两项内容的比重是85%和15%，韩国是70%和30%，印度尼西亚67%和33%，印度是66%和34%。中国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要把消费比重提升，比如说要把消费比重提高到70%，还有20个百分点提升空间，经济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我们学资本论的时候学过，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不可缓和的时候要发生革命。但是在欧洲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为什么没有敲响呢？就是70年代欧洲的黄金时期，它的消费在迅速增长。如果是高收入国家，那福利社会的特征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不断地投资，是不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相反，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和政府占有，这个矛盾也无法解决。所以从宏观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十年应该是消费大发展的阶段，投资应该不断地减少的过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