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李文溥：适度控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宏观经济效果分析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演讲。
李文溥: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大，早上郝教授讲了，同时又讲了一个问题，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要继续减缓。我倒是希望它能减缓一些，因为如果老是持续增长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国民收入都变成财政收入，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速，不是说把绝对量减少，而是增速适当减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效果？大家知道，去年国家发改委一位干部说：你看看，中央八条规定，搞的现在消费就不振了。按照他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多喝一些茅台，好像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主要讲这个分析，我通过所做的一个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模拟，我们把做的工作和得到的初步结果说一下。
李文溥:
之所以作出这个研究，和我们想探索这个问题，主要是大家都知道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下面，一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不断下降，低消费大家已经很清楚，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低消费实际和要素比价扭曲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要素比价扭曲所导致的“两高一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发现“两高一低”或者要素比价扭曲实际和现有的增长方式，政府对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的追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强政府导致了对经济增长的追逐，而对经济增长的追逐实际上是对财政收入的追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可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当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李文溥:
关于这个问题，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从多方面讨论，我的讨论尽可能从数量方面讨论。从数量方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由于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对GDP增长的追求，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实际上90年代中期应该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拐点。可以说，在90年代中期1994年之前，我们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是政府的收入在下降，企业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主要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步的上升。从1978年占50%上升到最高年份的居民收入占69%。大家可以发现，按照资金流量表来看，这个形势到90年代中期开始扭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的收入从原来占GDP的68%降到了60.53%，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所持的比重在这里看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如果把金融企业算进去的话，政府的收入实际是在增加的，因为金融企业基本是国有的。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收入增长非常大，增长了8个百分点，实际上这些年来国民收入当中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是略有上升的，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恰恰和居民部门收入比例下降是相抵的。
李文溥:
近些年来出现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位增长，这个增长速度高有一些数据，我不讲这些数据了，大家看看底下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每年都比经济增长大概高3-5个百分点，平均过去这十年大概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比经济增长高5个百分点。我把财政收入按照可比价计算，就是扣除物价指数，这样和GDP增长两个都是可比价，可比价的增长还是高5个百分点。
李文溥:
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13.5%，到2012年上升到22.6%，这里实际是狭义的财政收入。但是讨论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讨论广义财政收入，就是政府占的资源是多少，市场的其他主体占有资源是多少。1994年是一个拐点，财政收入的占比，到2012年比重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回升的速度了。但这是狭义的。看一些具体的增速，1994年到2010年GDP实际增速是10.78%，但是公共财政决算收入实际增速是20.26%，其中税收是增长19.44%，但是非税收收入是年均增长26.39%，这些都是按照可比价格调整过的。除此之外，政府所占有的总收入不仅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企业利润。从2001年到2007年，如果把这四项合计占GDP的比重就不是刚才所说的22%了，到2007年就已经占到GDP的33%。由于财政统计的口径有所变化，2007年到2010年按照新口径计算，计算完以后，如果把国有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扣除掉，2010年财政或者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已经占到GDP的35.6%。加上留在国有资产部门内部自循环部分，已经占到40.5%，这40.5%并没有全部包括政府所能够控制的资源。为什么？因为政府通过抵押或者的银行资源，我们没有算在内，银行的金融资源没有计算在内，加上这块就更大了。
李文溥:
到2010年，中国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如果按照这个口径和1978年相比，中国政府现在对GDP的控制能力比1978年计划经济时代还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算在内，政府只占GDP的30%左右，而现在是超过了40%。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比计划经济条件下还要多10个百分点。控制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关于政府的“三公”经费的传言很多，但是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只好用一些间接的数据来反映一点点问题。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数及人均行政管理费用，从1994年到2006年12年当中从业人员增长不多，每年平均增长1.5%，行政管理费用每年递增22.04%，这是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可比价。这样计算下来，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增速这12年每年递增20.2%是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只有9.77%。就是说，我们行政管理费用是在超过同期的人均GDP增长1倍以上的，政府的这种自我膨胀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李文溥:
坦率来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本跟需求没有关系，而是跟可以弄到多少钱挂钩的。并不是一些地方政府很穷所以要弄钱，而是越富越能弄到钱的地方弄钱的积极性越高；不是根据我需要多少钱，而是我能弄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关于这一点，看一下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的收入部分远远高于中部、远远高于西部，这并不是由于东部地区太穷，而是由于当地的土地增值潜力太大，要不断地挖出来。实际政府收入的增长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政府的自我利益扩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适当的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成为建设有限政府的一个必要的措施。财政收入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了，还在那儿谈“有限政府”，怎么叫它有限政府？自我有限，那不是自废武功吗？这里需要做一个工作，为什么呢？就是要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很简单，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要调整现有的国民结构失衡。很多人说，做完这个，如果控制了财政收入增长，会不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不利的影响呢？
李文溥:
我们主要是通过宏观中心这些年开发的结构性宏观计量模型来进行政策模拟。关于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我们已经做了7、8年了，基本上季度模型是一个短期的、开放的需求导向的模型，我们前做了14次的预计和模拟。（图）这是一个模型的整个框图，大概模型结构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今天这里就不讲这些了。
李文溥:
现在要做的工作，模拟一下如果把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或者先从财政做起，把它适当的压缩，使它的增长速度不那么快，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下面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个，做了一个基本假设，是什么呢？2007年到2012年期间，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我们要求也很低，使他们每年比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就是2007年到2012年现有的增长，就是财政收入增长，只是增长没有那么快，2007年到2012年财政总收入因此降低，减少417亿、1047亿、1767亿、2857亿，到2012年降低6000亿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观，如果大家看一下曲线就知道是一个很微弱的调整。财政占GDP的比重就是到了2012年也就是比原来的22%左右，降到21%左右，这实际上很有限。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的模型设计了两种轻型，一种轻型财政收入减收了，给大家每个人等额发放转移支付，还有一种就是不要这样做，把减收财政收入转移到占城镇人口的20%的低收入阶层，以及占农村人口的40%的低收入阶层。这两种政策模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平均转移支付，就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改善，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个问题，一是关于增长率，从2001到2012年，三年加在一起的增长率还略有上升，但是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略有0.17，就是不到0.2个百分点的下降，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一个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的下滑。但是，结构改善的结果非常明显，居民的消费增速提高了1个百分点，模拟的结果都比原来实际的数据要漂亮得多。与此同时，高投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
李文溥:
进出口顺差开始缩小。尽管这个模拟所压缩的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小，但是对结构的改善所描绘出来的四个方面都是我们今天想要的结果：经济继续平稳增长、消费提高、投资下降、进出口贸易顺差缩小。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把这个收入转移给城乡低收入群体，可能效果就更好。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农村整个收入水平更低，我们补贴城镇最低收入20%，补贴农村是最低收入的40%的低收入群体。这样一个补贴或者转移支付，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会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比较明显？2012年农村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将要因此增加6329元，导致的结果原来低收入组织相当于中等收入组的62.87%，现在占中等收入组的89.89%，这个收入的改善至少在分配的改善上是非常明显的。城里的收入分配改善没有这么明显，但是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者的差距也从原来的74.12%，上升到83.20%，至少也提高了接近10个百分点。
李文溥: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出现的状态，总经济增长率还是上升的。从2012年来看，导致的经济略微下降也仍然可以忍受的范围，因为只有0.24的下降，整体上经济增长基本还是保持平稳的。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及进出口占比将要进一步下降，总需求结构的改善力度是在加大。这样的话，如果将减收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的城乡居民，虽然不足以抹平现在的城乡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但是因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可观的。因此，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也就更强了，这样的话，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改善总需求的结构。我们应该看到，现在财政收入过高增长，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但是收入继续增长，将要引起中国的经济结构方方面面进一步恶化，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中国现有的需求结构，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良性发展。
李文溥:
最后的结论及政策建议。政府必须适当的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将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通过减税或者也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改善政府和居民的分配结构，同时也调整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结构。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利于调整投资、整个的结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可以实行，而且是有必要的。我想其实后面的话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关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不是过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讨论了。也很简单，2012年实际上因此减收财政收入6000亿，6000亿占“三公”经费比重多少呢？大家心中有数。我认为这个措施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的事，所以你不想做，那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