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增速趋缓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
沈坤荣:
谢谢邀请再一次参加论坛！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一些观点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讲的题目是“在增速趋缓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实际从中国经济来说，下行风险还是有的，特别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如果说到北京之外，到沿海地区一些省市走走，会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最近，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也警示经济下行的风险，具体的数据就不讲了，因为上午统计局的许局长讲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我们说不仅仅是周期性，而且还是结构性的，这样的研究，袁富华和张平都有研究，我们也在进行这样的思考。中国经济增长黄金期已经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消费时代发展，因为房地产发展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特别是依赖土地的财政价值纠结的状态，如果一般治理好了以后，这样高的拉动经济的投资，无论从现实的需要还是公众的期望来看，都很难像过去五六年的巅峰时期。
第二，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的偏低和下行，导致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最近这几年来，到沿海发达地区去看看就知道，众多企业出现了亏损，这种亏损有劳动力成本因素，有投资资金成本的因素，有汇率风险的因素，但是实际也是跟我们整个低端的国际代工也有关系。所以，出口企业的扩张动力在减弱，产能过剩问题很麻烦。因为时间关系，产能过剩可以看光伏产业或者其他一般制造产业，普遍产能过剩。
沈坤荣:
第三，大规模的有政府所推动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慢慢从现有的趋势来看，相对来说有一些保护，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全面大规模地铺开，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增长的下滑所导致的税收的增长的减少，局部地区风险因素已经明显增长，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能力受到限制，比如以土地来谋发展模式，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银行的金融风险，土地财政金融的联动机制系统性风险和社会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从官方审计署公布数据可以看出，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借钱融资的方法比较普遍，这直接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有分析认为，如果加上政策性商业银行，央行利用再贷款清理机构的坏帐，四大资产金融公司的债券和中金公司和汇金公司的债务，表外的负债，实际上2012年底，政府债务的规模估计会达到43万亿，占GDP的82%，如果把财政可持续性包括在内的话，加上以前环保欠债，养老金的缺口，估计2012年底的政府债务规模已经超过50万亿，占GDP比重大概是95%。银行风险也很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实际是由省市到县，行业从组织建设、交通延展到新能源各个领域，这个平台的贷款有的是以土地收入的日趋收益权来质押的，有的干脆是由政府信用担保，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截止到2010年，三年期债务，直接融资平台投资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了46.38%。其他的还有很多数据可以支撑，这是很老的数据。三年期债务，今年三年期要到了，所以监管机构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无论是银监会还是其他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沈坤荣:
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系统风险。财政就是动力，几年前我曾经讲到过，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文章，税收竞争地区之间的博弈推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税收竞争是以政绩为导向的竞争，今天好像似乎走到了尽头。对土地的征用、开发和出台产生很强的积极效应，这种积极效应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金融是工具。大部分是间接融资，而土地是杠杆，原来是拍卖土地，现在变成了融资平台抵押，或者资产投资抵押，但实际这种抵押系统性的风险已经有了，导致地方政府大幅举债原因很多，比如要干事但没有钱，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县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严重的不对称，要干事就必须借债。二是考虑借的是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国家商业银行的钱，所以政银合作，都是国家的。三寄希望于预期土地收入还债或者招商引资还债，其实这样的风险更大。土地市场会收的越来越紧，房地产市场只会紧不会放松。四是监管不利，前两天已经感觉到资金的压力，地方政府债务性管理存在的风险隐患是巨大。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也在积聚，比如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导致的征地出让制度对失地农民和拆迁的市场化补偿比重比较低，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而且有的地方政府因为举债太多，又周转不过来，比如有一些硬性的摊派融资，向政府行政单位借资的事情，使地方政府步入“贷款-城建”、“卖地-还贷-城建”的怪圈，它的风险巨大。所以说由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沈坤荣:
而且更深层的问题，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的回报率在逐年下降，在现实当中表现为各个行业所赚取的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多年前已经开始下调，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移。上午袁富华也作过一些分析，他更多地从技术手段，从资本的产出弹性还是劳动产出弹性这种技术性的分析，但是从企业家的问卷可以看出，我们给EMA上课，只要是制造业大家都摇头。中国进入中速增长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人为的批准和触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的项目，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做，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在中长期就会把中国推向萧条。粗略估算一下，从2009年到2011年过去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80.49万亿，年平均增速为25.8%。2012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又有所加大。这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超过110万亿，这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却又超过9%的GDP的增速。也就随之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趋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驱动底下可持续增长。要警惕中国的经济的潜在风险，在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有投资项目不挣钱了，大部分企业利润为负了。谁来还款呢？谁来为超过百万亿的化固定资产投资买单呢？因此，效果警惕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沈坤荣:
需要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大规模的经济赶超比较优势的发挥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领跑者本身的减速。赶超者和领跑者的技术差异在缩小，所以技术输出的难度、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技术贸易的难度越来越大。大规模的工业化资源环境约束等等，都使得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为此，要构建新的结构性均衡，持续地效率改进引导产业转型服务业效率如果低于整体效率，那么服务业就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速度的下降。实际如何应对这场变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战略力图是以高技术为依托，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重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这个战略的实施，将对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们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随着生产技术的改变，引起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全球工业生产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我们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核心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将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高端技术的引进难度会加大。
沈坤荣:
为了实施再工业化，发达国家必然实施利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构筑技术壁垒更加严格的控制高技术的出口，因此中国靠引进高端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将会大大缩小，这无疑会增加我国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企业将回流到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路程更加艰难。直接投资的引入难度就会提高，这方面使得我们产业转型升级将受到越来越多投资来源的限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降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将对发展制造业，增加产品出口作为其减少贸易车子的一项重要因素，显然对我国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国家劳动力成本要素上升将推动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归，这不仅对于我国现有制造业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制约发达国家高端环节向我们国家的转移。所以看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这几天高不成，低不就，低的要城镇化，要走出去了，高的进不来，所以迫使地缘之间的失衡。所以，如何来构建这样背景之下的竞争优势，成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遭遇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战略机遇，如何实施？我们需要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由追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在国际竞争力保持新的战略主动权，比如提高制造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怎么样来构筑这样的新的能力，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制度基础。拉长和延伸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特别是要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我觉得需要想办法的。培育一个要发展与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比如加大和鼓励引导各类生产主体，比如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来不断地培育和形成我们国家产业的竞争的新的优势。这是怎么样构建。
沈坤荣:
另外，通过制度的调整来纠正资源的错配。应该解决赶超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内外的失衡、空间的失衡、行业的失衡。另外，政府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到底是自主协调，还是政府引导？我们提出构建有限的政府，政府的边际要有所限制。边际到底在哪里？但是政府一旦缩小了之后，还要有一个有效地政府来匹配，如果不是有效地政府，关键是有限的政府还不够，为此需要推进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通过金融改革来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来调整财政分权，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记得2月17日，在钓鱼台开的会议我也参加了，财政官员深刻认识到财权和事权的分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下一轮，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推进的重点。1994年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初是开了一个头，但是这么长时间来，没有做任何的配套制度的跟进和修正，这是导致我们地方和中央关系误判或者产生种种压力的一些原因，需要重新定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新定位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或者承担事权，也可以下放财权，但是下放财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风险太大。还要在几个重点领域推进改革，当时杨院长都讲到这些问题，比如完善事权的产权制度，比如土地产权制度，因为如果户籍制度的改革跟这个东西不匹配的话，那么人口红利的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释放是不可能的，第二次要放开资源价格，刚才袁富华讲到微观基础领域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垄断和强化竞争，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体系，也是从经济制度之外的制度的很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核心是通过改革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觉得要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来释放消费者潜力，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改革科技教育体制重新构建创新的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学的创新，如何跟市场跟企业有机结合，有机的分工，推进城乡一体化，来释放农业现代化的潜力。因为农民还需要有这样的转型的过程。
沈坤荣:
另外，通过深化改革来改变社会预期。事实上当前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但是背后的利益调整是推进改革的最大的阻碍。在这种阻碍面前，我们如果犹豫不决，如果错失了改革的时间窗口，就会出现社会预期的看淡，这种社会预期的看淡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中产阶层的“移民浪潮”。时间关系我不好详细讲，稍微梳理一下。研究显示，大量拥有财富的人正在考虑移民，或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58%的人为了方便子女教育，43%的人为了保证财富安全，32%的人为了养老做准备。哪些人移走了？大体上是35-45岁之间，既有从事实业、服务业的企业主，也有靠投资房地产和炒股完成财富积累的年轻人，还包括一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官员和商人。我们看旧金山一带以前好莱坞大牌明星住的豪宅，已经是中国面孔的人在里面做业主。所以事实上，政治制度保护不了财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国策”，本来是希望先富带动后富，但是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他们走了，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没有好的机制，社会也没有公平，这让企业家不放心。一旦企业家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为什么要选择走？因为这些年投资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不是比以前更好了，而是有所弱化。因为国有部门扩张得太多、太快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挤占了民营的空间，需要钱的民营企业贷了不款，而国有银行把贷款的机会留给大企业；有钱的小民营找不到投资的机会。在提高投资门槛之后，西方源源不断把中国的有钱人吸纳到国外。财富创造的动力正在枯竭。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的时候认为，资本最关键，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是重要的，确实是很重要，但是这之后企业家的责任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支撑发展的是企业家。但是今天，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造成一种负面的效果，带来一种不安全的信息，使整个财富创造动力枯竭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样的预期，而这要引起决策团队高度的重视，改革在当下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仅是经济的，人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沈坤荣:
深化改革提升增长的潜在空间，我们中国还是有空间的。中国有两个缺点，收入差距很大，地区差距很大。我觉得这两个不足的地方，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很多的愿意接纳低工资的劳动者。所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到西部去、中部去，有了可能，因为发展有差距，所以东部很多项目产业转移到西部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却是因祸得福。中国只要调整制度，使得我们经济深度开放的竞争带来潜在的空间释放，使得我们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增长的潜在空间释放，使得我们有序的城市化和再工业化，带来了潜在增长的能力的释放。中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年年难过年年过，但是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如果纯粹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推进改革。如果听到了声音，而没有步骤，那是不够的。所以改革在现在来说不仅是提升潜在空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更是中国能不能走向光明灿烂未来的最重要的一种途径。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