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经济学院长杨瑞龙：发展模式转化、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需求可持续增长
主持人 赵春凤: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长杨瑞龙教授发言。
杨瑞龙:
感谢大会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这个论坛已经坚持了七年，相当不容易，我祝这个活动一年比一年好。这个活动在两位领导支持下成就巨大，现在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可以大大增强论坛的影响力。
杨瑞龙:
大家现在对于当前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担心，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下滑区间，在2008年下半年的强烈政策刺激之下2009年迅速反弹，在大家认为中国经济将是世界唯一亮点，将一路高歌猛劲的时候，2010年的年底，伴随着CPI由负转正，中国经济又开始进入下行区间。很多人以为这个下行区间不会维持太长，很多预测2012年可能“前低后高”，重新走上一个上行的通道，在第三、四季度看到了一些迹象，但是2013年经济继续处于低迷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两派不太相同的看法。一派认为中国经济本来就进入了下行区间，7%、6.5%都没有问题，中国经济就是下滑了。主要是和政府比较近的学者持这种观点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派观点认为经济下滑是周期现象，既然是周期性现象，因此改进某些政策是有可能让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回升。这一派观点，学术界强调的比较多一点。那到底怎么看呢？我们也进行相似的研究，从中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因此经济增长处于逐年递减的过程。但是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确实有一部分是超预期的成份。
杨瑞龙:
从中长期来看，有的人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下滑，一方面看到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高储蓄率、传统工业化这些传统要素确实在衰减。但是不可否认，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些新的要素，那就是城镇化、消费，消费当然很重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解读仅仅从长期是解释不清楚的，也不能完全用短期来解读，要二者结合起来来看这个问题。
杨瑞龙:
从中长期来说应对经济下滑，提升消费需求成为了非常关键的要素。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消费从中长期来讲和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收入分配的相关改革配合，仅仅期待消费扮演重要作用是不可能的。理论上来说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并不担心，因为我国的消费本来就很低，未来看如果消费有很大提升，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经过测算，中国消费每提高1%，将带来GDP增速提高达到1.5%-2.7%。撇开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居民消费率还是30%以上，如果加上企业和政府消费的话，大概是50%以上。即使如此，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消费还是低的，未来还可以借助消费的提升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消费和收入分配制度是有关的。
杨瑞龙:
提高消费力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个命题我们十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为什么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有大作为，特别是发改委构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千呼万唤一直没有出台？原因是收入分配改革绝对不是算帐的问题，不是左口袋到右口袋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反映了背后的发展模式。总需求结构失衡了，根本根源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因此，如果不想对整个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要改革分配制度很难，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和应有的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是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结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更深层次的改革，要调整利益结构很困难。因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映，因此如果没有发展方式的改革，提升消费是一句空话。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反映了既定利益上的总体利益结构。我们过去选择了传统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必须要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人为压低价格，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再加上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存在，进一步削弱了低端劳动力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力。
杨瑞龙:
我们传统的工业化选择的是重工业华发展模式，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增强。由于金融市场扭曲认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代替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生产特点，特别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动机，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生产力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根本调整劳动收入分配过低的根本格局。这种格局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企业收入占比增加更快，政府收入占比相对有所提高。过去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的不断比价，最终导致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了抑制，第二次分配格局导致了两种效应，一方面是国家财富信心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计。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使得投资在“三架马车”中扮演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杨瑞龙:
在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下、在这样一种利益格局下，想要让消费扮演重要的作用，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显然是无望的，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说要收入分配改革制度，而一直难有作为的原因所在。我们要改革收入分配，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利益结构，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才有可能提升消费。所以要以政府的自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论是收入分配、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它决定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因此，如果不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消费需求就难以真正提升，而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杨瑞龙:
中国的下一步就是改革，过去30年靠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现在中国的关键还在于改革。短期来讲要提高政策效益，中长期来讲要挖掘增长潜力，都要靠改革。所以发展模式转换的核心就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更多地在市场适龄的领域发挥作用。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同样，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无论是通过发展要素市场、限制垄断等来发挥市场机制对投资转型的调解作用，还是通过发展模式的转换来推动分配制度改革，都非常依赖于政府的自我改革。所以，从当前短期来看，政府的自我改革最为关键。
所谓政府的自我改革，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就是政府功能重新定位，包括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加大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加大反垄断的力度。通过政府的自我改革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深化，培养新增长要素，是中国从中长期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我们对于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有非常高的期望，如果没有重大举措，我们对未来就有很大的担心。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