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
主持人 赵春凤:
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首先请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演讲，题目是“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
郎丽华:
大家下午好！
我主要讲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增长方式转型的内涵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二是增长方式转型的困境，主要是微观基础不健全；三是为什么要转型，目前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的双重压力，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必须要转型。四是如何转型，在社会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怎样转型。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内涵。增长方式从长期总供给的角度看，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到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激越性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短期总需求的角度，是指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郎丽华: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从总供给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特别是中国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优势。从总需求来看是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投资包括了国内投资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进入的外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显现出来导致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只能依靠出口市场实现均衡增长。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有着突出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梯度型的发展。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形成梯度特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比较强。
郎丽华:
转型的提出与转型的困境。转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经济增长要注重效益，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九五”计划当中，“九五”计划里提出两个根本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到集约经济增长的转变。多年来，一直没有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缺乏微观基础，从企业角度来看有技术基础，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企业没有转型动力；制度基础，市场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职能。从企业和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微观转型基础薄弱。
任何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转型的驱动力也主要来自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是受技术基础和制度约束，这里的技术基础是指一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制度条件是指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工业化初期到中期阶段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是在市场经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
郎丽华:
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中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处于初期或者中期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粗放增长和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投入。这个阶段粗放型增长是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工业化从中期到后期的过程中经济增长转变和经济转型才具有可能性。从企业角度来说，如果企业不能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收益或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承担转变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巨大风险，就不会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
郎丽华: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工业化中期到后期的过渡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会出现递减，规模报酬也会出现递减，同时劳动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自然资源不仅会出现短缺，伴随而来的是价值上升。这种条件下依靠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才有可能逐步代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在此情况下，企业使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生产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和较小成本。
郎丽华:
总体上看，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仍然要求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企业通过部分增加要素投入进行粗放型增长或者外延型增长仍然可以获得利润。总体来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还有存在的必然性。当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失衡，发达地区有可能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具有梯度型的特征。在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技术基础条件下，具有转变增长方式内生动力的企业通常是竞争企业。由于垄断企业只要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控制价格和产量可以轻松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垄断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国有垄断企业更是如此。所以，这就要求有完善的经济转型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郎丽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竞争性的企业才会具有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省动力，同时不能把粗放型生产方式产生的负外部性转嫁给社会，增加社会成本。在不具备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来自中央政策的硬政策约束也可能给企业造成强大的外部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这样做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企业失去竞争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微观基础比较薄弱，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还具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郎丽华:
第二个方面，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除了跟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选择外，另一个重要的微观主体是地方政府。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企业承担了相当多的经济和投资职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生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实际上地方政府可能更具有粗放型生产和外延扩张的动力和条件，并且其投资冲动比企业更为强烈。因为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他们可以通过无限制的举债和招商引资以及土地开发增加投资，通过对地方企业的补贴来实现GDP的增长。这也是他们获得业绩的一个渠道。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导致地方产能严重过剩。
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诱导了企业由实业领域转向利润高、投资短的投机性领域。同时，地方政府之所以选择粗放型增长方式原因还在于这种增长方式可以增加地方就业，是实现地方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也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像企业一样具有经济人特征，为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只有粗放和外延性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迅速增加税收，更重要的是外延增长方式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的土地资源，并通过出卖土地获得税收来获得额外收益。这就是形成“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
郎丽华:
因此，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和市场机制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微观基础是非常薄弱的。那为什么还要转型？在微观基础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提了多年的转型，为什么还要转？转的依据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转型？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增加，全球产业结构面临着调整，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或实业的回流，这种情况在2008年以来变得更加严峻。如果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2008年以前在中国可以维系下去，可以通过外部市场消纳产能过剩的情况。2008年以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我们说美国经济好转了，可能经济情况可能会相应好转，产能过剩可以向外部转移。但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出现即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好转了，中国的出口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郎丽华:
上午各位老师的发言中也提到这一点，我们目前的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口压力特别大。这就要求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向内需和消费拉动的增长转型。第二个压力是来自内部的压力和动力。主要是资源环境约束、社会压力加大、公众不满情绪上升、经济发达地区要素价格上升，这些使原来粗放式的增长条件减少了，特别是近些年来，公众要求改善环境的呼吁越来越高，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
当内外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微观基础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转型？就要构建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如何构建？我们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构建微观基础。这主要是通过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为微观主体提供服务，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退出盈利性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给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提供压力和激励机制，上午有很多老师提到税制改革的问题，比如环保标准的一些问题。另外，给企业提供其他的服务，帮助企业进行转型。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动力机制的制度基础。
郎丽华:
从技术基础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各个地区不平衡，整体上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到后期发展过程，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是粗放型占主导地位，但局部会出现集约型占主导地位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转型应当从发达地区先开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具有梯度型的特征。
以上是主要的内容，在微观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经济转型的内外压力加大，我们必须转型，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同时实行梯度推进经济转型。
郎丽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转型本身需要依赖于投资，因为转型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投资。首先，转型意味着技术进步、创新和知识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也需要大规模的机器设备的更新，离不开大规模的投资。另外，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也离不开投资。
第二，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费的增长依赖于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又依赖于生产的增长，生产的增长就依赖于投资。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需要以投资为基础。因此，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不是压缩了投资就会实现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郎丽华:
第三，要注意的问题：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通过压低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在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依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为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有可使相当多的企业倒闭破产，使现存的经济系统崩溃。
第四，不能急于求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长期自然的过程，不应当想当然的快速全面推进。快速的全面转型有可能导致原有经济系统崩溃可能。所以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要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过渡”。我们认为向改革过渡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