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经济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结构调整与城市化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我们有请世界银行经济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教授作“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的发言。吴主任为本次论坛昨天特意从华盛顿赶过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她对我们论坛的支持表示感谢。
吴卓瑾: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可以向各位专家学习。很惭愧来到中国快一年了，可是我的华文的水平实在很差，所以很抱歉，我觉得还是让我用英文来说比较方便。
因为克强总理和世界银行主席之前开过一个会议，要求一起做城市化研究，这个研究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的，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对全球的城市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演讲的主要内容，先快速看一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什么成绩。另外要讲一下中国城市化怎么走，还有就是我们的愿景。当然，我们在谈到如何实现理想的话，就必须应对现在的挑战，我会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同时我们还会谈谈最重要的目标在哪里。
吴卓瑾:
首先，在三个领域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文化、工业、产业各个方面的变化，在社会领域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在环境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也作了很大努力来治理污染。当然，我们知道，在工业化的初期又出现了很多的环保方面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大家可以看到，城镇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同时伴有比如经济的改革，也包括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巨大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包括一产、二产、三产都有大的增长。
吴卓瑾:
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关口上，如果再看接下来的30年的话，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从城镇化当中得到什么，我们要想想有这么几个目标。第一，城镇化应该提升经济的效率或者质量。这张图谈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效率，以及人均GDP的增长等等。我们在过去30年取得的成就，城镇化的增长非常快。与此同时，伴有的就是经济巨大的增长以及工农业各方面的发展。接下来30年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的效率，把中国推到高收入国家，同时增加经济和服务产业的比例和作用，这是接下来30年来非常重要的目标。
吴卓瑾:
我们看看基尼系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和其他很多的国家都一样，在过去200多年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城镇化以及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长期来看，在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就需要花大力量来弥合这种差距，使人与人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都缩小。这就是我们说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情况和挑战。我想中国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也是有差距存在的。
在中国，有一点是非常独特的，就是户口制度，户口制度实际使外来民工很难融入到城市当中。因此在接下来30年当中，我们真诚地希望不仅仅在经济的质量、经济的效率方面提高，把中国推入到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有非常强大和坚定的社会的融合、社会的包容的计划，就能够弥合很多的问题，解决很多问题。同时，增强了人口流动性，这是我们第二个目标。
吴卓瑾:
第三个目标，我们认为城镇化是必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在环境可持续下进行。因此，城镇化率在中国来讲，要尽量减少对于环境、资源的影响，我想别的国家也经历过。比如一些环境问题、国家的资源，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我们在将来的几十年当中，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加以保护和加以节约。以上是我说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吴卓瑾:
以上说的这三个目标，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城镇化的策略来说，包括任何的城镇化发展策略，首先都必须是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都必须加强社会的包含性。以上三点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三个目标。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和资料，我们看到，就经济方面来讲，在推动效率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的资源在沿海地区可以很好地接近市场，这个市场也加强了国际市场的连接性。我们现在应该做得更多，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往前走。实际我们已经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第一步目标，我们初步的效果已经实现，我们应该把服务型经济的比例加大，同时要加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像德国一样，这样的话，才能够使人们特别是农业人口，让他们更好地加速融入到城镇化过程当中来，这样才能够为中国将来进入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在这个环节当中，必须加强和非常重视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作用。我们应该尽量弥合差距，比如户口政策所造成的。
吴卓瑾:
最后一点，如何使城镇化越来越高效，越来越能够有较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就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对资源的浪费。加强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加强社会的包容性。中国已经成功解决了贫困的问题，也非常有效地消除了贫困。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非常快，比如人均4000、5000美元，12%的人口按照标准已经是中产阶级。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他们实际是已经达到了40%-50%的中产阶级的人口。城镇化在过去的30年当中，实际消除了大量的贫困，这是中国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消除贫困。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往前推进，要使城镇化创造更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样的话，才能看到城镇化效果的加强。
吴卓瑾:
最后，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30年中，中国有很多的产业是从OECG国家转过来的，中国实际在低附加值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污染，当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对中国有帮助，帮助中国进入到了世界工厂当中，也使我们的生产变得更加成熟。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在接下来的30年当中，不仅仅要使生产方式更加绿色，还应该使得消费的行为更加的绿色，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出行、交通，还是如何使用水、资源这方面，甚至包括价格，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须更加的绿色。德国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德国的消费也是绿色的。
吴卓瑾: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第一个挑战，城镇化比例和速度，包括土地开发的规模，在过去20年、30年当中，我们在土地资源方面的扩张非常快，接下来要记住城镇化不一定非得密集的土地资源。比如纽约的GDP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是增长了很多倍，但是土地利用并没有太大的增长。所以对于土地的开发可能太快。城镇化是和户口制度相关的，（指示图表）下面是城镇地区就业在过去30年当中的变化，红色线是家庭城镇化，就是说有多少家庭是城镇户口，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我们造成社会不公平性、社会紧张性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中国的愿望是要创造大量的中产阶级，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调整、重新平衡政策的结构，包括像行政政策以及市场体制的平衡。我们知道政策的组合在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一方面要有行政，另外一方面要有市场的，要有市场和行政两个方面的吻合，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政策的组合。这个政策的组合，在中国来说，我们看到当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基础的时候，比如30年前计划经济，计划的策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的复杂和精细化了。因此，我们的市场实际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市场做起来也不容易，也做得比较好。为了我们能够满足刚才谈到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方面目标，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政策的组合，一方面是市场，一方面是行政。因为这些只是工具，调整是手段。
吴卓瑾:
今天早上很多专家谈到政府财政的改革，是接下来改革的重点，有助于推动增长。另外，在非常重要的城镇化过程当中，效率更高，更有包容性，更环保。因为公共财政必须要考虑的是哪一级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比如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地方政府的工作，这需要我们考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明确职责。在明确职责和工作当中，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级别的各级政府之间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各级政府要明确他们各自的职责，比如完成某一样工作和某一样任务或者职责的话，他们都需要资源，所以不同级别的政府会有不同职责和工作。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有很多责任，但是有些情况下没有太多的空间，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劳动力市场。
吴卓瑾:
（见图）GDP增长率的情况，以及每年就业率的增长，大家看到，增长率非常的高，当然就业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在劳动力的市场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当然，户口改革需要进行，需要与其他的政策一起做，比如和财政的关系、土地的政策。另外，土地的重要性，在这里我给你们展示的就是之前一年所说的城市化并不一定非是土地密集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全球很多城市的密度，红色是中国城市的情况。我来具体解释一下。在这里我们有城市密度的政策，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GDP，人均每平方公里人数的情况，每平方公里到底可以产生多少服务和多少GDP？比例最高的是巴黎，接下来是澳门，像全球一些城市，比如巴黎、新加坡、香港、北京，北京是第三个红色的柱状图，像中国一些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等，它们城市化的进程实际是浪费了很多的土地。他们在基础设施和建设上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但是并没有产生出相应的GDP，这对这个城市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我们应该实现这样一个规模性经济，还有生产力的发展，应该保证我们在城市化当中的投资应该有很好的回报才可以。在一些大的城市，任何国家的大城市来说，城市密度的重要性或者我们这个大城市的密度，对经济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把我们的经济推向另外一个以创新来推动的经济，中国很多大的城市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应。我希望与你们保持联系，我欢迎你们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样的讨论，李克强总理讲到，这样一个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我们愿意与全球所有的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一起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