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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

作者:来源:2018-06-30 11:52

  高培勇:我报这个题目的时候打算和大家交流的是地方债的问题,昨天在扬州活动,听到扬州市委书记在谈论新时代怎么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工作,昨天晚上到了清华大学,李稻葵又在那儿发问,是现在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所以,我临时决定用这个PPT,这是在其他地方用过的溆浦PT我做了一点调整,想用主动对表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样一个话题。

  “对表”,4月23号中央政治局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用的一个词,是这样讲的,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而且进一步讲对得上的抓紧推,对不上的抓紧改。

  想到这样一段话,我就在想在宏观经济领域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到今天按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一个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格局大致形成。如果再把十九大之后在宏观领域有关新的概念引入其中,比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纳入到我们的宏观调控的视野当中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体系的格局又大致的勾勒出来。它的大致演进脉络各位是比较熟悉的。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面对经济形势所出现的转折新变化我们把它概括为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是2013年做出的归结。

  到2014年,我们在“三期”叠加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理解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在概括三期叠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指出它是长期性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变化。当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三期叠加进一步引申为长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2014年在解决了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转向经济工作怎么干,先是指导思想的变化,2015年的10月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紧跟着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2016年媒体新概念就叫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紧跟着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到2017年年末的时候就以此为基础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因而从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我是觉得一个新时代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雏形或者框架已经大致的勾画出来了。

  要想“对表”,那就是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对上表,看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因为教书教久了,我所觉得推崇的办法就是比对,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对旧概念而言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当讲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我总问经济发展旧常态是什么,讲到新发展理念旧发展理念是什么,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是说它相对什么一个东西,对照这样的比对的过程中,我理出几个线索大家看对不对。第一是分析视角,这个分析视角现在是在变,原来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的视角就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面对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和什么对接呢?和经济发展的周期对接。它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哪一个周期性的哪一个阶段的问题。在我们心目当中经济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的波动过程,衰退了我们就说它是衰退阶段的问题,通胀了我们就说它是在高涨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判断它一定是短期性的变化,一定是周期性的变化。它是周而复始波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判断因素。第二是总量型的因素。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么需求大于供给,要么供给大于需求。过去的分析的视角已经融化在我们血脉中。现在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以往的分析视角之间就不是那么契合。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和其他方面的公报在讲这个话,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接下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按照这样的一种判断和我们原来传统的分析视角对接的时候它就不那么契合,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既然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总量性问题,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它就不一定是需求侧的问题或主要不是需求侧的问题,既然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短期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应该把它列入。

  第二个变化就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我理解就是一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做经济工作是奔着什么去的,原来在高速的发展阶段,无论你个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以GDP为分析,你也不可能不围绕GDP的高速增长做文章,因为你那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何谈其他方面的问题?自然是以GDP论英雄。但是今天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个理念指导下的发展,而这是一个不说颠覆性变化也是一种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你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为重心已经转向追求质量的轨道,而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变化是政策的主线索,政策的主线索,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是强调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的条件下,可以归结出几个特点:第一,不管任何条件下我们总是站作需求的角度看问题。第二,我们盯的是需求总,供求之间矛盾的不平衡我们着眼的是怎么用调整需求的办法去适应供给,而主要不是想调节供给。第三,我们搞的是一种对冲性的逆向调节,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加需求,需求过旺的时候我们减需求,因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稳定,这是我们过去长期做的事情。而今天强调的问题跟过去不同了,正好对着来。首先,我们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给角度来了,原来盯的是需求总量,现在主要盯的是结构调整,原来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现在我们紧盯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我想这是在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给够性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试错机制,怎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层面的调整这样一种路径下实施的,我们把宏观政策当做一种政策变量。什么是政策变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调整。现在谈论的问题是根本途径是改革,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着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实施机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现在是政策安排+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特别是最近面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单纯的调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失效状态,起码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动体制机制,那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没时间展开这些方面的说法,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此。房地产的问题,消费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类似所有问题拿出来,你不动体制是解决不了的。

  第五个变化,我想跟大家商榷,我还拿不准,昨天晚上突发奇想加上来,变化了的政府的作用,拿不准还没有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大家体会。这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引发出来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提升或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儿?这个大家已经讨论很多次了。第一就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了层次。因此,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又加了一类需要,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使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来的需要,与这一需要相对应的载体是什么?要么是制度产品,要么就是政策产品,用武之产品、文化产品满足不了这一需要。如果物质文化需要更多依赖于市场供给,我们更多的强调市场供给,后一类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赖于政府系统。因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依靠市场系统,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统。

  这个时候政府系统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政府供给,我们过去写《公共经济学》教材,写财政学教材都这么讲的,凡是市场做的好的都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给政府,它是拾遗补缺,但是当你面对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强调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之外的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这么思维,行吗?统统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政府去拾遗补缺,我觉得恐怕得需要调整。

  是不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遗补缺转向并驾齐驱,我没想好,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十九大报告中相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十九大中把“和”字换成一个“,(逗号)”,从上面5个方面的变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表述大体上是这样归结的。这里面凸显了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在此基础上解答昨天李稻葵提出的问题,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带给财政政策的变化是什么?一个问题大家主要谈的现代财政政策积极吗?该怎样的理解积极的意义,去年我在张燕主编的光明日报的理论版写了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变化问题,1998年我们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称谓的时候我们是把“积极”等同于扩张,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积极有效,我们的解读都是对现在有关的扩张力度不满,要加大扩张力度。但是当这样一种解释套用到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中来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怎么体现“积极”?财政上的积极主要体现为财政赤字,扩张不扩张不看赤字能解决?赤字我们也深知一条,有没有赤字不是扩张的标志,赤字规模多大也不是扩张的标志,唯一的标志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来得大,我们看的是边际效应。照此理解,去年财政赤字23800,今年23800,我们财政政策积极吗?肯定是不积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生变化了,按照现在财政政策的解释,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说,预算报告怎么讲,着重点、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效益和质量上来,转到化解产能过剩,主攻方向转到结构性调整。所以,现在谈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这样一种语境下是“扩张”的意义,初次以外是“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

  第二,投资。以往的投资在我们概念中,特别和积极正政策挂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总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带动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4万亿投资,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十几万亿投资,这是一个投资乘数的实施过程。我们目的干什么?是为了增加支出,增加都是,拉动和扩张需求。对投资的理解我们过去是这样理解的,但今天十九大报告中专门给都是讲了一句话是说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它强调的是优化供给结构关键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资在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动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动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优化供给结构。所以,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条件下,投资的定位和寄希望于它所产生的效应相对以往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了。

  常欣在这里,我们去年围绕中间投资做调研,你就会发现行为的轨迹和过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第三,赤字考量,以往我们脑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么?财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间的那个差额,支出大于收入,这是不好的事情,怎么让它好呢?那就是为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不惜扩大赤字。以财政收支不平衡换取整个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我们是把它当这个来用的。所以,为拉动需求不惜扩大赤字,为经济的平衡不惜扩大赤字,而对赤字的度怎么掌握,只要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要大的经济宏观上它是有利的,我们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但是大家注意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过去5年我们一直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占GDP的3%以内,请大家注意这是当成绩来讲的。为什么?因为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我们对赤字变的谨慎了,我们对赤字已经开始心存敬畏,我们对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线了,这是不同的背景。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中摆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重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债风险上,这是不一样的考量。

  第四,不一样的减税降费,多少人指望减税降费,但是减税降费过去我们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是把它当做扩大需求的一个手段,给个人减税降费,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给企业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投资需求。我们是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实施路径。今天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减税降费是和降成本之间对接的,减税的目的是为了降成本,降费的目的也是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税,涉企的收费,没有提其他方面的都是。所以,这样一来,减税降费的这种目标和行为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发生深刻变化或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识地去对这个表,否则的话就难以跟上。

  我还强调在我们理论界,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战略,你理解不理解或者怎么理解,你要想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读首先得把它的来龙去脉考虑清楚,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全面的调整理念思想和战略,反复的告诉自己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以往,反复告诉自己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以往的社会主要矛盾,反复告诉自己我们主线索是供给侧给够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我们要满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有意识的“对表”到最后变成下意识的,用这样的理念思想战略去做指导,我想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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