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德胜：转型期应将就业作为更优先的目标来实施

　　赖德胜：谢谢郑老师，也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有意思，因为发言的嘉宾很固定，每年80%的人员都是重复来，但每次开会都有新的发言和新的研究进展，因此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来。我是比较老实的，还是紧扣风险两个字，因为我自己不搞金融，搞了一个失业风险，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风险，最后都可能会影响到就业，或者就业本身影响到别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关的。实际上影响就业因素非常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结构调整与转型增长，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会对失业的风险有影响，一是增速的放缓、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技术进步、四是新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至少这四个维度和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看增速放缓问题，按照这两种定律，增长速度和失业率是有关系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下滑比较明显，从8%到现在6点几。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失业率基本是一个直线，登记失业率就四点几，刚才龚教授讲的是6点多，但是国家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几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调查失业率来看的话，也差不多。

　　因此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之间没有影响，发改委老问我们什么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原因，统计的数据本身有问题还是说增长的就业弹性发生变化？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刚才李部长也讲到，我们的求人倍率最近一些年是上升的，我们的失业率不变，同时求人倍率是上升的，是很好的，因此总理也是很有底气的说我们的速度在6.5%是可接受的，因为我们的失业问题和就业问题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我想，目前登记失业率是稳定的，或者求人倍率是还不错的，并不等于未来会继续这么好，也许经济增长的面前有一个实质，可能当年或者一两年反映不出来，但是四五年以后就会反映出来，因此我觉得如何来应对经济持续下滑或者经济在低水平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的失业率可能会增加风险，是要引起我们关注的。今年第一季度的求人倍率跟上个季度比起来下降的比较明显，不同的企业求人倍率变化不一样，或者不同地区也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这是可能的一个风险点。

　　第二，在经济收益下滑过程中还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于什么原因什么含义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改革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一定会导致一些企业会释放出劳动力，比如说我们高官方的估计，仅刚谈和煤炭两个行业就要释放出180万职工，需要重新安置和分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比如说社科院曲玥教授的分析，产能过剩行业里可能要释放出2700万的人员，那个数据很大。比如很多上市公司公布他报表的时候，也会说今年要释放多少劳动力，比如主要煤炭公司基本上都有分流人员的任务，其实无论是钢铁还是煤炭行业，有三个特点。第一，一般是国有企业，第二，一般是依托他的资源，比如说煤炭，整个煤炭可能跟城市是有关系的。第三，这样的一个企业很大，而且比较封闭，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分流的行业里，职工有一种特殊的资本，我们称之为叫专业性人力资本，这种专业性可能是体制专业性，也可能是资源专业性，比如搞煤炭的产业工人，一辈子搞煤炭，对煤炭相关的技能是很熟悉的，这种转变就很难走到别的地方去，同时这些地方一般比较集中，没有别的产业，80%和70%的员工都跟煤炭相关，因此对这些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特别困难。我们有调查表明，很多小城镇可能70%的员工都是跟那个企业连在一起的，他们这种产业的转型以及就业的转型非常困难，对我们失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的行业的求人倍率是比较低的，全国平均水平是1.9到2之间，他们一般都是0.3点、0.4，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里，他们的失业风险对整个大的失业影响还是有可能取代风险的。

　　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学里一个经典的问题。去年司法部提出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什么含义，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根据以往的工业革命来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对劳动力市场，对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这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等等为标志的，现在争论很多，对我们的就业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多数的研究或者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会导致就业的两极化。就是高技能的人就业岗位不用担心，但中等技能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减少，但是低技能的人也无所谓，比如干一些体力活的人，一般机器不好替代，因此就业两极化非常明显，比如像马其顿、巴拿马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都是高技能和低技能的，中间技能的劳动者岗位是丢失的，但是中国最后一个柱子，中国是例外，中国是中等技能的增加的挺快，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趋势。

　　同时，有很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目前劳动力和就业的替代，中国是70%的岗位都可以替代掉，因为我们产业结构比较低端，即使考虑到世界进程来讲，我们也超过一半的就业岗位可能会被替代，这个比印度，经合组织都要高。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国家会不会也发生大量被替代的可能性。实际上国际上有很多不能被替代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企业有强大的动力用机器去替代，包括富士康、东莞的企业，很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这个风险在最近几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新经济，今天上午张曙光老师讲了新经济对经济流动的影响或者是挑战。新经济和技术进步有关系，但也可以做一个分析。根据有关的研究，随着中国新经济在全世界都是很好的，发改委前两天时间找我们，说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可能调整政策，中国新经济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他国家，而且中国在某些领域还处在领导的作用。新经济该对就业的影响有利有弊，既创造的岗位，又毁灭了岗位，同时新经济导致的新的就业生态和就业形态，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我们觉得是要做详细的研究。比如说德国，我是用的波士顿的数据，德国在制造业领域里，比如说因为新的技术的应用，比如机器人的应用，导致了减少了61万的岗位，包括组装、包装、生产的岗位61万人，但是又创造了96万的岗位，因此整个增加了35万岗位。有增加就有创造，包括中国电商现在这么发达，快递这么发达，当然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但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实体界的就业，因此增加和减少的是两类不同的人群，两类不同人群是不能得到抵消的，因此如何来应对这种新经济的发展对就业岗位的破坏或者对于那些影响就业群体的再就业，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问题。

　　总体来讲，在经济转型增长中，在产业迈上中高端的过程中，就业岗位的破坏、就业岗位的创造是同时发生的，从长远来看，就业岗位创造一定会超过破坏，否则我们就没有几百年的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增加。短期来看，就业岗位的破坏是很明显和严重的。因此，中国未来若干年可能会面临就业的风险，如何采取措施来应对失业风险，对整个经济转型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有下列几点建议。第一，将就业作为更加优先的目标来实施。刚才张晓晶也讲了，中国的文本是很漂亮的，2010年就已经通过“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把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但是在实际进程中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最近两年，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鼓励生二胎，很多女性不愿意，因此有些地方出政策，产假是1年，产假1年对女性生二胎是很有动力的，但是对于扩大新增女性的就业就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很多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因为要有一年的产假期，后面还有哺乳期，所以把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很多政策的出台就要进一步的思考。我有一个很成功的典型，最近扶贫做的很好，地方政府官员都把扶贫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就业如果从一个文本上的概念，就业优先落实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的政策实施里面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要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这里要保护好或者改造提升传统的经济部门，比如国有企业、制造业，这是就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何来改造和提升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现在实体经济也发展。同时又要大力鼓励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培养新的动能，来培育新的就业的领域和增长点。第三，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冲击严重的重点群体，保障底线就业。我们的新经济或者是技术进步一定会替代创造就业岗位，但会使得另外一个群体找工作很困难，这个群体应该采用兜底政策，比如社会保障做的更好，还能不能对那些困难群体，比如农民工，甚至大学生，还有家里面零就业的劳动力，给予特殊的关照，使就业民生的资本织的更牢。第四，加强人力资本培养，有效提升劳动者素质。这个讲的很多，特别是新劳动力好办一点，既有存量的这一块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培训工作我觉得是要花更多点功夫。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改革和培训改革，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发生对竞争者的需求，我们的人力资本生产者能不能提供，培训机构能不能使再就业劳动者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我就不细讲了。

　　这就是我要分享给各位的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