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性乐观主义者的大局观

　　上周用“平减指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股大震荡背后的经济原因——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式的宏观调整周期。

　　用“平减指数”不用GDP增长率，是因为美国经济早已度过了外延扩张式增长。一方面，增长的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另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率虽然也呈周期性波动——大约10年左右一个谷底，但在平均增长率上已无显著的数量级差别。用增长率来比较，无法看出其增长的质量和实际周期状况。

　　而中国经济因为后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补工业化和基础建设这门课，其经济增长还在外延扩张阶段。波动的方式和增长率的高低本身就能体现它的周期状况、各周期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增长的质量虽然也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分析1953年-2017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可以看到我国经济波动方式的演变。在1976年之前，我国经济呈典型的古典式波动：周期性特征明显，起落幅度很大，时常在2位数增长和负增长之间来回。而1977年后，虽然波动幅度依然很大，周期特征仍很明显，但每次调整都只体现为增长率的下降。波动方式从古典式波动向增长型波动演化。

　　古典式波动的一般成因有三：经济基础比较脆弱，无论在厚度还是广度方面；外延（投资）扩张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大，这和企业一样，过多依赖外延扩张容易发生增长的突然中断；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资调控的工具、手段。

　　前两个原因带有普遍性，无论过去的西方还是我国的经济。后一个则有很大区别，对西方来说，是政府对经济的放任自流，导致企业个体的高效率和社会经济整体无序之间的矛盾。

　　就像杜兰特说的，近100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学习结果。对西方来说，其经济波动方式从古典式走向增长型是引入了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其关键节点是1932年罗斯福当选及其推行的罗斯福主义和以1933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凯恩斯主义诞生。

　　罗斯福主义在最初几年曾遭到美国政治精英、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的几乎一致反对。他的主张：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政府应该帮助经济重振，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和重商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不符，被扣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帽子。

　　而中国经济波动方式的转变则相反，一方面是重心转移，一方面则是向西方学习，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更多地利用市场，搞市场经济。

　　但是，有两个因素没有消除。一是经济起飞阶段本身具有的对固定资产投资过于旺盛的需要，这跟“要想富，先修路”是一个道理；二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以，尽管经济总体上已转变增长型波动，但波动的幅度依然偏大，仍带有较明显的古典式波动痕迹。

　　但无论对历史，还是对未来发展，笔者始终是一个进步主义者，抱持一种理性乐观主义态度。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层次的丰富多样，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较大回旋余地，增强了经济韧性。这个观点，我在2013年-2014年市场悲观、对中国经济和股市前景缺乏信心时强调过。当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但一两年后，它就成为主流观点。现在的情况要比当时更严峻些，国内外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基本格局没变。要知道，这也是中国经济底盘的组成部分。

　　其次，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但也有后发的优势。其最大优势是，不需要像先行国家那样，一切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很多路前人已经走过，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范本，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更新升级这一块，一切都靠盲试，才能找到正确方向——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轮宏观经济调整之所以特别痛苦、特别艰难，原因就在此，漫无方向，漫无头绪。而东亚各经济体能创造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浓缩了世界100年的产业发展成果。最初，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纺织业还属支柱产业之一，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技术。其后是承接——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招揽——招揽先进产业；学习和模仿先进经验、先进生产技术；追赶和再创造。回头再看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40年前相比其实已进步了几个世代，这就是一种后发优势——可以基本上靠对现成东西的承接、吸收、学习，完成大部分产业升级和更新任务。

　　总之，虽然宏观周期性调整不可避免，但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与世界为友为善的立国之策，有个准确的符合自己国情、符合世界格局潮流的定位，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处理好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精神的关系，不好高骛远，不贪大求全，在这轮宏观调整中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并非非分之想。

　　至于股票市场，笔者认为从6124点来的这轮大调整，在时间结构上已过了中点，目前正处在它的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