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ESG投资还需补课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在“碳中和”减排目标的推动下，从国外金融市场兴起的ESG投资风潮近年来逐渐刮进中国，尤其是今年以来，各大金融论坛无不谈论ESG投资。国内金融市场对ESG投资理念的重视程度虽然在不断提升，但与已有四五十年发展历史的发达国家相比，仍显稚嫩，目前尚处在概念兴起但投资策略、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仍在摸索构建的初始阶段。

　　所谓ESG，就是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公司治理）这三个字母的缩写。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在国内兴起的ESG投资风潮，初期更多是从环保领域的绿色投资切入，绿色金融的可量化评估体系相对容易构建，但真正的ESG投资内涵更为丰富，国内在针对“S”（社会）和“G”（公司治理）投资目标的探索尚不多，可量化的投资评估体系构建更是难点。

　　有学者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ESG投资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超额财务回报，ESG投资理念的背后有着价值观的支撑，而价值观又受文化差异的限制，这就决定了欧美的ESG投资评价标准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因此，中国的ESG投资策略、评价体系的构建依然需要探索，不能完全照搬欧美。

　　从二维投资到三维投资

　　ESG概念的首次提出始于本世纪初。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FinanceInitiative）首次提出了ESG的概念，为量化非财务风险设置了环境、社会、治理三层底线。不过，ESG投资的核心理念与上世纪70年代左右更早兴起的社会责任投资，以及后来提出的影响力投资和可持续投资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内学者结合中国投资实践，又将上述概念融合成“社会责任投资”。

　　近年来ESG投资越来越受到国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主权类基金重视，它们纷纷将环境、社会、治理因素融入他们的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中。根据景顺最新研究显示，自2017年以来，多个主权基金及各国央行的投资组合对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原则的纳入比重大幅攀升。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在组织构架层面采用ESG政策的受访者比重急剧上升，主权基金从46%升至64%，央行则从11%升至38%。疫情更是推动主权基金及各国央行优先重视ESG；受疫情影响，近四分之一的主权基金及44%的央行提高了对ESG因素的关注度。

　　不论是ESG投资，还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社会责任投资，投资目标均是从传统的只关注风险和收益的二维财务回报，向同时关注社会责任的三维高阶角度扩展。

　　CAFI院长贝多广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责任投资核心是从追求财务回报的单一目标到同时追求财务收益、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转变。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责任投资更多聚焦在绿色低碳的环保领域，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达到的环保效果更容易用量化指标评价，且中国未来几十年都存在“双碳”达标的巨额投资需求，中国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领域已做到较大规模，初期从环保领域切入容易赢得广泛共识。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教授邱慈观也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ESG投资是三维投资。传统两维空间下的投资讲究的是风险与回报，而ESG投资则引入了第三维——ESG影响力。ESG投资在欧美已发展快半世纪了，但被引入国内的确才几年。

　　贝多广认为，社会责任投资与中国“十四五”时期的转型发展需要高度契合。中国除了需要实现低碳转型、治理环境污染外，在医疗养老、乡村振兴、教育、普惠金融、文化建设等领域都需要资金投入，这也是ESG投资覆盖的领域。

　　ESG投资三大挑战

　　尽管ESG投资前景广阔，但真正践行ESG投资面临的挑战亦不少。邱慈观认为，ESG投资目前仍存在三大挑战。

　　首先，ESG投资是一种有高度理念门槛的投资，欧美的ESG投资理念也不一定适合中国。

　　一位在沪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的资深资管人士亦对记者表示，其公司总部很早就开发了一套ESG投资策略，并在欧美市场使用多年，但这套策略中很多投资评判标准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并不契合，完全照搬套用在国内投资决策中会“水土不服”，所以该公司目前在国内进行ESG投资时也在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标准。

　　其次，实证研究表明，ESG投资是没有超额回报的，这就需要继续发掘投资人的非财务动机。此外，做ESG投资就一定要有数据，但数据来源是巨大挑战。

　　“人类从1983年开始建了第一个ESG评级数据库，至今已经快奋斗了近40年。解决方案基本有两种，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通过ESG评级来取得数据，ESG评级已发展了40年，但仍无法解决数据最根源的问题。”邱慈观称。

　　邱慈观进一步表示，解决数据最根源的问题与如何看待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关。“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股东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企业创造的价值，即不能仅通过观察财务报表，否则永远无法取得真正想要的数据”。

　　因此，邱慈观建议，应跳脱出ESG评级，关注“影响力加权财务报表”的研究。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从生产投入到产出再到产品创造的结果以及产生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因果链。传统的财务报表只显示因果链的前端，例如它只让投资人看到特斯拉制造了多少辆电动车，而没有展示因果链的后端。

　　但上述建议的获取ESG影响力数据也并非易事，除了要准确识别因果关系外，更大的困难在于对ESG影响力的度量上。ESG评级涉及多个维度，但不同维度的度量单位都不同，这也导致这些单位很难加总。

　　“如何能够让度量衡单位统一，最理想的形式就是让它们变成我们非常熟悉的度量单位，即货币度量单位，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把它们跟传统的财务报表结合，通过传统财务报表的修正方式，即影响力加权的财务报表，把两种信息（财务信息以及非财务信息）合二为一，让我们用更全面的视角来看企业带给我们社会的价值。”邱慈观称，如果只是标榜自己的金融商品是ESG投资，但没有数据支撑，那我觉得这只是“ESGwashing”，即用ESG三个字来装点门面。

　　ESG投资概念热后，近年来欧美国家也开始反思ESG投资的标准问题。今年3月，欧盟推出了被称为反“洗绿”规则的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要求基金经理评估和披露其金融产品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特征。因政策收紧了可被视为负责任投资的标准，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数据，欧洲可持续投资市场在2018年至2020年间收缩了2万亿美元。

　　中国ESG投资需要补课

　　在贝多广看来，中国的ESG投资未来将会逐渐从投资决策中的边缘角色晋升为主流地位，只不过，走向“舞台中央”的过程中还要“补好多课”。

　　“ESG投资实践在我国还属于边缘活动，存在着资产持有者过多关注财务回报、主流资管机构发行产品少、信息披露与评级不完善、政府的促进推动不足等问题。”贝多广称。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下称“协会”）执行副会长曹德云近日在“2021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上透露，根据协会调研情况看，大部分保险机构对ESG投资虽有一定认识，但认识较浅，在投资理念上尚未把其看作非常重要的、可以融入公司投资文化的要素。同时，机构普遍反映，我国在践行ESG投资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包括缺乏有效数据做决策支撑、企业信息披露不充分、ESG投资等相关概念界定不清晰、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不足、缺乏统一或认可度高的ESG投资标准和评价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曹德云建议，金融行业要加大对ESG投资的探索和研究，建立行业投资标准；丰富绿色底层资产和ESG相关投资工具的供给；强化信息披露，构建ESG投资标准化数据披露平台，实现ESG投资相关信息披露的数据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等。

　　贝多广则呼吁，社会责任投资在国内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的引领作用。政府可通过制定发展目标和战略来推动社会责任投资贯彻新发展理念，动员各方认可、倡导、支持社会责任投资，提升社会参与ESG投资的效率。通过明确社会责任投资的管理协调机构来保持政府对社会责任投资的战略支持，持续地制定、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