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外经验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除了国家行政监管部门（通常有相对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证监会）进行行政监管外，还必须有证券经营机构（主要是证券公司）自律性组织——证券商协会进行自我约束管理。证监会与证券商协会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遥相呼应，共同监管，如同“一部车子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1991年间，作为金融市场主管机关——人民银行决定组建行业自律组织，便把我（时任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抽调到总行，让我负责组建信托业协会和证券业协会工作。我国金融改革以来陆续成立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保险公司之外，最先建立的是信托投资公司并陆续兼营证券业务。随着证券业务的发展，证券业务陆续从信托公司中分立出来成立了专业证券公司。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全国呈现“大信托，小证券”的格局。信托公司号称“金融百货公司”，金融业务包罗万象，无所不及。证券公司业务较为单一，专业性较强。于是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决定先着手组建证券业协会（我负责把证券业协会组建起来之后，再没有精力组建信托业协会了，结果信托业协会拖了十几年之后才成立，期间信托公司被清理整顿四、五次。倘若当初我们先组建信托业协会，后组建证券业协会，两个专业发展状况将可能是另番模样）。人民银行金管司抽调宋会同志协助我开展工作，他熟悉业务，工作积极主动，文笔较好，在组建证券业协会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在组建证券业协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协会称谓问题。据了解国外通常称谓为证券商协会，即证券公司协会，而当时我国只有少数几家专业证券公司，绝大部分是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兼营证券业务，如果我们成立证券商协会他们将排除在外，从发展角度看这些兼营证券业务的证券营业部迟早要独立出来成立专业证券公司，于是我们必须把凡是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都组织起来才行，于是便起名中国证券业协会，从而把专营和兼营证券经营机构全部囊括了进来。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协会到国家民政部申请注册时（按规定凡是带“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必须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注册），发现国家财政部同时也在申请注册证券协会。于是我们主动向国家民政部汇报介绍证券市场基本概念，国外通行管理体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有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代表政府管理证券市场，同时还有证券商自律组织，如同一部车子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国目前虽没有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但国务院授权国务院证券办公会议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证券主管机关职能。证券公司的设立和日常管理都是人民银行审批和管理。最后，民政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核准注册了人民银行组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报告。
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建立，其业务分工尚不明确，涉及多家部委，如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制要经过国家体改委和财政部审批，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上项目要经过国家计委审批，用于技术改造项目要经过国家经贸委审批等等。为了减少成立证券业协会的阻力，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们便把凡是与证券市场沾边的有关部门领导都拉了进来作为证券业协会的副会长。协会会长由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正部级）郭振乾同志担任，名誉会长请金融界德高望重的人民银行老行长，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陈慕华同志兼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协会的副会长除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和民政部副部长之外，其他副会长绝大部分均成为后来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委员。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陈慕华等领导在大会主席台
1991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中国证券业协会；同年8月3日至6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协会成立筹备会议，我作为协会筹备组负责人主持了会议，人民银行金管司金建栋司长出席了会议。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郭振乾同志做了大会工作报告。证券经营机构会员代表123人参加了会议。出席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人大常委委员会委员张劲夫、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并表示祝贺；各大金融机构和北京市政府等单位负责同志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南朝鲜（韩国）、中国香港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界、证券界人士、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以及一些国家驻华使馆、金融界代表，共计5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协会领导机构和人员，我被选为协会秘书长，负责日常具体领导工作。因为当时我正处在办理调往总行工作的过程中，不便以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身份担任协会秘书长，便以中国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身份出现（我于1987年荣获中国人民银行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授予的全国第二批高级经济师技术职称，并荣获中国人民银行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我自证券业协会成立之日至1998年底，离开证券监管工作阶段，始终兼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职务。在此期间我先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国务院证券办公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兼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等职务。在我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期间正值我国证券市场开创阶段，以协会名义先后开展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1992年5－6月间，我以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身份在《人民日报》连续刊登14篇有关证券知识的介绍。我事先将写好的14篇证券知识介绍一次性交给了人民日报社。当时《人民日报》只有4版，每隔一段时间在第二版，相对固定位置刊发一份连载稿件，每次大约占五分之一版面。这在全国普遍不熟悉证券市场的启蒙阶段，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迅速普及证券知识的作用。
二、参加国际证券商协会年会，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和合作。资本市场是国际化的市场，虽然我国证券市场重新恢复和建立不久，十分脆弱，暂时还无法参与国际竞争，但不可能长期封闭，必须尽快走出去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参与他们的活动尽快融入国际大家庭，与国际接轨。协会成立第二年，1992年3月29日至31日恰逢国际证券商协会第五届年会（ICSA）在日本大阪召开。东道主日本主动邀请我国协会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我带一名协会常务理事刘大伟和一名翻译安四洋一行三人东渡日本赴会。这是我们第一次代表我国参加国际性大型会议活动，尽管我们穿着当时国内时兴的灰色西服，而人家清一色地穿着国际流行的深藏蓝色或黑色西服，特别是在开会第一天正餐晚宴时，除我们仍然穿那套灰色西服之外全体男士全部穿着深黑色燕尾服，我们显得格格不入，十分寒酸，弄得我们十分尴尬，很没面子。尽管如此，因为我们后面有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证券市场做后盾，加上我们不卑不亢、十分得体的表现，在活动中赢得了与会者的尊重。当即吸纳中国证券业协会为国际证券商协会正式会员，并收到下届会议举办国——法国证券商协会邀请出席会议。
为了扩大国际交往和学习机会，我国证券业协会积极与各国证券商协会联系，组织国内证券公司到美国、日本、韩国等西方发达资本市场考察与学习，促进交流与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证券业协会成立初期与韩国证券商协会的合作经历。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证券公司经费和外汇都十分拮据，出国考察较为困难。于是我们与韩国证券商协会协商并达成共识：双方每年各派一个考察团，人数对等，互相考察访问。双方除往返机票自理外，落地后一切费用均由对方承担，从而大大缓解了我国证券公司出国费用问题。一开始双方每年各派5至10人互访，即韩国来5至10人到我国介绍交流经验，我们负责接待并承担费用；同时我们再派出5至10人到韩国考察学习，他们负责接待并承担费用，这样双方均可节约大量经费。由于韩国只有31家证券公司，而我国证券业协会有123个会员，照此下去韩国券商就可以很快轮一圈，而我国券商需要十多年才能轮一圈，很难满足我国广大证券从业人员出国考察的需求。于是我们又与韩国方面磋商，每年我国出访人数适当增加一些，从而加快了走出去、请进来的互访考察进度，使我国证券业通过这一窗口迅速学习到了国际经验，增进了友谊。我国证券业协会改革开放的姿态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好影响，赢得国内外券商的认可和好评。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许多团到韩国、日本等国考察访问，所到之处无不打听我国证券业协会及我个人的情况，可见当时其国际影响力之大。
三、1993年4月29日至9月3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金融时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5家单位决定联合举办了《1993年全国证券知识竞赛》。
4月29日证券业协会等5家单位召开知识竞赛筹备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筹委会和专家评委会及其组成人员，决定大赛分个人和集体两种参赛方式，决定大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阶段进行。
6月7日由证券业协会等5家单位联合主办的《1993年全国证券知识竞赛》大赛组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道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等领导出席会议。国家司法部、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等单位领导和在京证券经营机构代表共计100多人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会后18家新闻单位进行了报道。
6月11日证券知识竞赛试题在《金融时报》上公布。证券业协会在数万份答券中选出12支代表队。
7月1日至3日协会为进一步落实《1993年全国证券知识竞赛》电视创作事宜，在北京怀柔农业银行总行招待所召开证券知识竞赛电视创作座谈会。我以协会秘书长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夏斌、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罗贵亭等相关创作人员参加会议。
7月7日浙江省体改委副主任张荣高等证券知识竞赛复赛组委会办公室同志来京汇报筹备情况，我以协会秘书长身份接待，听取汇报并提出一些要求。
8月15日在杭州，顺利举行复赛，选出了六支种子队伍准备参加决赛，浙江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
1993年协会与CCTV等合作成功举办全国证券知识竞赛
9月23日，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大赛决赛。参加决赛的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江苏仪征化学公司、交通银行西安分行、天津证券交易中心、上海海通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等6支代表队进行决赛。当时请中央电视台经济节目著名主持人赵赫和敬一丹两位主持。我事先把竞赛题目和标准答案给了他们，并与我彩排一次便很快上场，举办了以现场直播方式的史无前例的证券知识竞赛。为了解决选手未按标准答案回答问题时，如何判断答案是否正确的难题，我们约定好：我和人民银行金管司金建栋司长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手里拿着红、黑两块牌子。当选手回答问题未按标准答案回答不能判断正确与否时，我们举出红牌子或黑牌子示意回答正确或错误。
因为当时中国证券业协会隶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而证监会又直接监管证券市场，于是我们分别邀请了人民银行和证监会领导光临指导，同时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王光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中国证监会刘鸿儒、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等领导莅临指导，使我们这次全国性证券知识竞赛规格达到空前高度并取得圆满成功。
相关领导莅临1993年全国证券知识竞赛决赛现场
协会这一活动对广大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以及对广大电视观众进行了一次最直接、最迅速、最大范围地证券知识普及教育，在人民群众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地深远影响，有力推动了证券知识普及和证券市场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增强了社会公众投资意识。整个证券知识竞赛活动中我以协会秘书长身份组织策划，大量具体工作主要由协会几个部门负责同志俞白桦、周阿满、王燕红、杨小兵、薛兰、张明莉、夏博等同志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完成的。
四、1996年2月2日至5日协会在昆明举办《中国B股市场发展研讨会》，会议由我国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和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赞助。中国证监会主席到会并致开幕词，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董事田渊义久先生到会并讲话，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董事长金建栋出席会议并发言。大会由我主持并做了主旨发言和会议总结。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全国各地证券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时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参加中国B股市场发展研讨会
有些领导开幕式过后就带着秘书和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去西双版纳考察了，最后会场只剩我一个人自始至终参会并认真研讨学习。会议临结束时他们赶回会场，宣布会议圆满结束，便带着大家一起回京。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倾听各方特别是日本客人的高见和建议，我是会议主持整天忙的连宾馆大门都没迈出一步，就同大家一起打道回府了。有人见此愤愤不平对我说：“他们说是来参加会议，结果去西双版纳玩一圈，你连昆明市内都没看，连句客套都没让一让，就被一起带回北京了，你太亏了”。我对他们说：“日本客人是我以协会秘书长身份邀请来的，哪有扔下客人不管之理？！我忙于会务，哪有时间欣赏祖国大好河山？表面上我吃亏了，实质上是我赚了。有幸聆听世界顶尖专家高论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错过送上门的学习机会，这辈子再也补不回来，而我欣赏祖国大好河山日后有的是机会。”果不其然，趁会议期间出走一圈的人这辈子再也没法补上这一课，而我退休之后第一时间到昆明，大大方方、问心无愧地补上了这一课。
知识就是这样靠貌似平常、不经意间地学习慢慢积累起来的。正所谓“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过去打仗讲究“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现在搞经济建设，特别搞证券新兴业务更要努力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做到平时学习不嫌少，集腋成裘，用时方能不恨少，运用自如。我的所作所为被与会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但赢得国内与会者的尊重，并且给日本证券界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日后学习和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组织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与期货法制研讨会。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证券界的交往，第一届海峡两岸证券市场研讨会在台湾举办，当时大陆高西庆、吴亚伦、禹国刚、龙涛、郭峰等人参会，并未邀请我国证券业协会参加。轮到第二届研讨会在大陆举办时却迟迟没有单位敢于担此重任。当我们中国证券业协会得知此事时，便主动担起重任。当时虽然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均已成立，但中国证券业协会及证券公司仍由人民银行管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5年1月12日至14日，协会会同沪深交易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证券公司以及台湾辅仁大学、台湾证券期货发展基金会、台湾工商时报、元大证券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国大陆首次《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与期货法制研讨会》。研讨主要议题包括：有价证券店头市场、证券期货法制、信用交易制度、公用事业民营化、财务会计咨询披露、海外募集发行有价证券、期货与现货互动关系、上市辅导制度、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结算制度、有价证券溢价发行制度等，共计三四十位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发言。我以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身份主持开幕式，协会理事长金建栋和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张宇恭先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到会表示祝贺，中国证监会刘鸿儒主席和台湾证管委主任（相当于中国证监会主席）戴立宁先生分别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以原辅仁大学校友会名誉主席身份看望台湾代表，为会议增添了光彩并提升了规格。研讨会期间我作为总协调人，每半天换一位主持人，由两岸业内人士轮流主持。1月14日我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当晚中国证券业协会与沪深交易所联合举办联谊酒会暨欢送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出席晚宴并看望台湾与会人员，为会议圆满结束画上了句号。
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与期货法制研讨会
大会结束后协会组织安排台湾代表赴杭州参观考察。由于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组织证券界人士大规模研讨会，台湾方面热情很高，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最后高达108人参会（如此庞大队伍台湾专业人士回祖国大陆参加研讨，迄今为止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及时向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对台办公室进行请示报告，引起国务院海峡两岸大陆工作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并派出副主任亲临会议指导。整个会议会务工作全部由中国证券业协会承办，当时协会不过十几名工作人员，我只是做些组织协调、请示报告工作，具体工作都是协会部门负责人俞白桦、周阿满、王燕红、薛兰、杨小兵、张明莉、周素霞、王孜红、夏博等同志经办的。他们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睡在协会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为了表示大陆宽阔的胸怀和热情，协会动员了几乎全体工作人员到机场欢迎和欢送来自海峡对岸的同仁。
由于这次研讨会参会人员较多，层次较高，从起初只限于学术交流逐步上升到政治高度来对待。台湾方面参会人员即有证券经营者、专家学者，又有证券监管者，并且来自不同党派，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治事件，我们除多次与台湾承办方——辅仁大学沟通外，还与参加会议主体单位、证券界自律组织台北市证券商同业公会等同仁联系，要求他们做好台湾方面各界的工作：无论哪一党派人员在会议上双方称谓一律统称大陆或台湾，不要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防止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双方努力下，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通过交流使我们认识到，我国证券界无论经营者还是监管者，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固然重要，更应重视汲取台湾证券业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因为两岸同根同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都很接近，台湾过去证券市场上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大陆现在正在简单重复再现。台湾证券界人士看到大陆证券市场发展迅速，潜力巨大，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愿意把他们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走过的弯路分享给大陆，促进两岸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我国证券业协会通过这次研讨会促进了两岸证券界、学术界的交流，培养和锻炼了协会工作人员对外交往与合作的能力，赢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后来全国人大立法确立协会地位奠定了基础。
协会组织的海峡两岸证券市场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按计划也将举办1个国际研讨会，他们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工作进度时，感到有些不足，便要求他们到证券业协会来学习一下。我自1991年起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聘为兼职教授，成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民银行研究生院领导找到我说明来意，他们都是我的领导，岂敢班门弄斧，便派协会得力干将薛兰等同志去帮助他们做些工作。可见当时我们协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之大。
六、组织证券公司主要负责人赴日考察期间发表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我率团在日本考察期间发表谈话，震惊日本证券界，对我证券协会不可小视。
我国证券公司实行属地化管理，但在业务上原来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中国证监会成立后交由证监会统一管理。在这一管理体制下，改革开放初期，证券公司出国由各地分别审批，往往造成同一时间不同地区代表团到境外同一地方考察，出现前脚刚走了一拨，后脚又来一拨的现象，引起接待方的反感。于是我们以协会名义统筹组团出国，既方便了分散各地的证券公司出国考察学习，又相对减少了对方重复接待，提高了学习广度和深度，深受国内外同行的赞许。有一次我以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身份组织十几家大证券公司总裁到日本考察学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证券业半个世纪几乎停滞，与国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加上有些日本人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中国人，因此我国几届证监会主席去日本考察学习，约见下日本大藏省证券局局长（相当我国证监会主席），他们牛得很，总找些理由推脱不见。
过去，我与日本证券界有过五次较深的交往，彼此互相了解，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尊重。这五次大的交往是：第一次，1986年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董事长率团考察沈阳率先开办的证券交易业务，我以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身份接待了他们，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1987年应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董事长邀请去进修证券专业，回国之后编辑出版了25万多字的专著——《日本证券市场考察与思考》，令他们刮目相看。第三次，1991年我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证券管理办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期间，应国际证券商协会联合会年会举办国——日本证券商协会邀请列席了会议，在我不卑不亢的努力下，赢得世界证券同行的认同，接纳我国证券业协会成为正式会员国。第四次，我调到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兼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期间，他们来拜访我。一些日本证券界老朋友见到曾在日本证券业基层工作过的人员，现已成为证监会中层负责同志感到惊愕并颇有微词，我当即有理有据地予以驳斥。第五次，我以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身份邀请日本野村证券公司为我国证券监管与经营负责人进行较系统的讲座，我主持会议并自始至终听取他们的讲座，他们被我认真求学的精神所叹服。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证券业协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
这次我率团到日本考察学习再次与日本证券界交锋，并即席发表讲话，引起日本证券界震撼。当时我指出日本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培养中国证券方面的人才，其中我也是一员。当时我就问过你们，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建立，你们花这么大精力培养中国证券业人才有何用？你们说虽然中国现在证券市场不发达，但过20年就发展起来了，到时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没想到我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发展速度之快，超越你们的想象，不过八年时间我国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可当我国新兴证券市场初具规模，有业务可做时，你们却没拿到中国证券市场的业务，相比之下美国前期一点功夫没下，却抢到大把生意，你们想过是何原因没有？我来帮你们分析一下，原因在于：一是，你们误判形势，没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开放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你们的预期；二是，当我国证券市场迅猛发展有生意可做时，由于你们证券界自己出了丑闻，忙于整改，错失了与中国做生意的机会；三是，你们日本人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中国人，到中国做业务也不启用中国人，而美国人很聪明，启用大量中国人，很快拿到大量业务。跟中国人做生意还瞧不起中国人，不启用中国员工，怪不得别人，活该拿不到中国业务。当时我指出五条原因现在只想起上述三条，条条直指要害，句句猛戳心窝，说得他们脸红一阵白一阵，各个心跳加速。在我慷慨陈词的过程中，会场鸦雀无声，日本方面一会儿进来个人，一会儿又进来个人，一个比一个官大，不一会儿屋里坐满了人，后来的只能站着听我带有挖苦味道的讲话。可能他们看惯了唯唯诺诺的样子，听惯了谦卑赞扬的声音，头一次看到另类人这样讲话，特别是发自一个中国人的不同声音。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甚至有些呆傻的样子，感到十分有趣。我发完言中间休息时，日本人逐渐地离开会场。其中一个中文翻译是华裔，走时到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说，“你讲的太好了，句句呛日本人肺子，可给中国人出气了。”当屋里只剩下我们团里的十几个人，他们表示听我发言时大气都没敢喘，生怕日本人下不了台，为我捏把汗。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志善意地提醒我，你带有辛辣的批评，这样讲合适吗？况且还在日本国土上，他们能接受吗？我自信地跟大家说，请放心，我太了解日本人啦，你平时不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在他们面前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也赢得不了他们的尊重，他们反而瞧不起你。你平时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威信，说话说到点子上，再戳心窝他们也能接受，反而更能赢得敬佩和尊重，这正是日本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和建议，不断进步之处。果不然，复会时日本同行兴奋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把我的即席讲话向上报告过后，大藏省证券局局长想邀请我到大藏省会面。要知道我国前几任证监会主席到日本考察想约他，他总找借口推脱不见。今天我把他们训了一通，反而在行程之外特意放下身段约见我，也算破例了。于是我与大家商量，决定要与中国证券公司考察团全体成员一起去。日方经请示后破例邀请全体成员会见。本来日本人是非常讲究兵对兵将对将的，日本证券局局长能临时安排见我已是给足我面子，没想到我方还“得寸进尺”要求全体成员参加会见，他居然也同意了。可见日本证券界对我们一行人格外礼遇和重视，再不敢小视中国证券界。我的所作所为大涨了中国证券业协会士气和威风，在国内外也树立了良好形象。从此日本证券界到中国考察与访问，除要求拜见证监会主席外，大都希望拜见我一下。
我除在日本证券界享有威望外，在韩国和美国等国证券界也享有同样个人魅力和威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美林证券公司取代日本野村证券公司成为世界最大证券公司后聘请我去担任亚太地区总负责，被我当面婉拒一事，背后有很多故事，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展开）。生活和工作中若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从每件小事、每个细节做起，长年累月积淀，关键时刻发力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光靠官阶、“官大一级压死人”是难以为继的；光靠名声，徒有其名吓唬人是维系不了的；光靠拉关系、走后门、套近乎也是维系不多时的。必须依靠自己为人处事的过硬本领才行。有道是“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
七、积极参与证券立法起草工作。在我国，往往出现新成立的机构否定以前的机构及其工作，后上来的领导否定前任领导的工作和成就，从而导致人们思维和逻辑的混乱，简单重复地犯过去的错误，使整个事业不能直线发展而呈螺旋式上升局面，从而制约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复兴。这一现象，在证券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立法加以约束，所有法律都是保护弱者的，作为民间组织在证券市场中始终处于弱者地位，促进协会的法律地位的确立显得至关重要。我们抓住全国人大研究制定《证券法》的有利时机，主动向人大财经委、法工委《证券法》起草小组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协会在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突出宣讲证券业协会与证券行政监管部门是“一部车子两个轮子”的关系。主动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证券市场重新恢复和建立形成的过程：先是自下而上自发建立证券市场，之后建立了证券商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最后才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监管部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同时汇报我国证券业协会前期工作情况及业内与社会反应，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1993年6月2日，证券业协会与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起草小组联合召开座谈会，征求《证券法》第五稿修改意见。我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双重身份主持会议。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起草小组、中国证监会以及在京证券公司、法律界代表共约30人。与会代表充分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尽力完善呼之欲出的《证券法》做出一点工作。经过各界努力终于在国家一级法律中明确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法律地位。这是在全国各类社团组织中第一个通过人大立法确立法律地位的协会。这为证券业协会在今后工作和活动中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此，特别感谢全国人大财经委、法工委和《证券法》起草小组同志及证券界经营者、监管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支持；特别感谢全国人大财经委王连洲同志上下沟通协调、艰苦卓绝的工作。
由于我在《证券法》立法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对信托业的熟悉，全国人大在后来研究制定《信托法》时聘请我为《信托法》起草小组顾问。
回首往事难全是，静看今朝好自为。中国证券业协会在我国证券市场重新恢复和建立初期，为推进证券市场发展，完善证券市场管理体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往事并不仅在于追记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做好现在工作。忘记过去，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极易迷失方向，忘记初衷，导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现在的证券业协会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有了如此之大的平台，进一步发挥“一部车子两个轮子”的功能，在波澜壮阔的资本市场上翱翔，为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马忠智，1944年1月15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硕士生导师。1964年参加银行工作，历任信贷员、科长、副处长，先后从事货币发行、工业信贷、综合计划、调研信息和证券工作；1970年至1984年，历年评为区级、市级、省级先进工作者；198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沈阳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91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证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副司级），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至1998年末；1992年10月负责组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1995年1月3日任主任（正局级），1997年9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首届党组兼任党组成员（中管干部），1998年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升为正部级单位后继任党组成员、系统党委委员；1998年11月9日任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副部长级），2000年6月22日过渡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于2007年6月退休至中国证监会。1987年编写25万字《日本证券市场考察与思考》专著，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先后编辑并担任《企业股份制操作全书》、《股票债权全书》、《中国证券百科全书》、《证券基础知识》、《美国证券市场筹资必读》和《可转换债券发行与交易及实务》等二十余本大型专业书籍的副主编、主编。1993年被中国人民银行授予国家部委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至今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聘为硕士生导师，兼任辽宁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