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须重视两个效率提升

　　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8）

　　时间：2018年6月30日

　　地点：首农香山会议中心

　　张连城：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中国经济增加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现在开幕！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本届论坛继2011年之后要发布第8次生活质量指数。主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还有新加盟的中国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新加盟的还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我是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专家、教授、学者和博士研究生，我代表会议组织单位向所有女士、先生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论坛的媒体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证券报、经济日报、中新社、搜狐网、中国日报、香港商报、经济参考、中国经济导报、经济上报、每日经济新闻、光明日报、新华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产经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网、中证网、中国经济信息网，本次论坛由新浪网和中证网进行现场直播。

　　张连城：下面第一项由主办单位领导致辞。首先请第11届、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

　　郝如玉：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长期的持久的高峰论坛，高质量，参加这么多年了，特别感谢组委会，社科院和首经贸的同志们，特别是张连城同志，从我开始参加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使得这个论坛已经在国内国际有很大的影响。

　　今年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当前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的经济环境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本届的论坛主题为“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再一次扣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表明论坛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具有前瞻性，政策建议也将会非常有针对性。另外，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调研也进入了第8个年头，在促进民生改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调研方面上与国际接轨，使生活质量分析具有国际可比较性。

　　作为财政收入的工具和经济调控的杠杆，税收与我们本论坛讨论的经济主题密切的联系。从税收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些年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落实税收法定。落实税收法定一方面来看，我们近几年加快了从国务院条例上升为全国人大法律的步伐。也就是在11届的时候我们立了一个法，就是《车船税法》，12届全国人大前年立了一个《环保法》，是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立了一个《烟叶税法》，一个《船舶吨税法》，也就是我们18个税种中有6个是全国人大的法律了。6月底我们常委会上开始审议了个人所得税的修法，社会上议论很多。我们去年12月，上一届的人大常委会和今年4月份的人大常委会制定了2018年的税收的立法计划，这个立法计划今年立法的有《税收征管法》、《资源税法》、《耕地占用税法》，还有《个人所得税法》，还有一些需要研究和论证的项目，包括《消费税法》、《契税法》、《印花税法》、《房地产税法》，这是在预备项目里的。我们讲税收法定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从条例上升到人大法律的进程，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在理念上的最大进步，这是最重要的进步，过去我们一直讲税收是无偿的强制的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人民收取收入的工具，我在中财编教材的时候都是这么写的，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人民征收。现在税收法定了，是代表人民最高的代议机构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税，是由人民来决定税法。这个理念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现在观念转换了，要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定。也就是税收法定决定了征税要由人民和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决定。

　　由此而见，税收法定这样一个理念不仅要求人民决定税收收入的规模，即征多少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民要决定在税收中的支出，政府的支出，通过财政支出的多少，人民要决定政府支出的规模，决定政府支出的结构，要决定政府的职能，要政府的机构，要决定政府的人员多少。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现在只是提出来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有一个过程。从这个方面来看，税收法定原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大家最近老问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出台不出台，什么时候出台，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怎样参与税法的制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良税，优良的“良”，来适合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民的要求，我们怎么制定一个好法，制定一个良法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马上涉及一个个人所得税，前天已经公布了个人所得税。这个税起征点的争议是非常大的。个人所得税减税工具特别多，里面的税率，我们现在最高的税率还是45%，在世界上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是“双刃剑”。我们可以往下降降到35%、37.5%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对高收入的人就要用高一点的税率，45%的税率，就可以用税率来调节税负，实际上是这样的，还可以用税率最低是3%，我们可以降到1%，也是减。比如我们1%的所得，比如0-5000适用1%，如果我们想减税1%的税率0-5000，大家想想这个减税幅度有多大。所以，不是一个起征点就死盯着这个起征点。起征点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它就是起征点定的越高，纳税的普通的面越小。我们在2000的时候起征点纳税人是8400万，占城镇工薪人口的28%多，但是我们到了3500的时候，纳税人锐减，占工薪人口的8%左右。所以，纳税不普遍。也就是你可以定低一点的税率交10块钱，交20块钱，但是它比较普遍，公平的第一原则是普遍。

　　我现在讲为什么需要大家参加呢？给大家说一个个人所得税修法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在上一次修法的时候，一审以后就公布了修法的草案，挂到网上了，当时收到了23万条意见。23万条意见，83%的网民都说起征点3000太低了，要求涨。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客观没办法的事，我们要开各大部，各企业，各人民，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要有报告附在那儿，但是大家都不太看这些纸面的东西。权重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好设计。所以，大家对个人所得税问，也有问房产税的，都是一审出来网上的建议，我们这里做的都是大经济学家，不但要考虑个人的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政治，对国家的稳定（的影响），特别是房产税。

　　各位嘉宾，我很高兴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研究所，首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的基础上，今年增加的中欧实验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充分说明了我们论坛的可持续、高水平、国际化。

　　同志们，当前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有各种干扰的情况下，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懂事希望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借助论坛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多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连城：郝如玉是我国著名的税务专家，我作为14亿分之一，我也觉得3000或者3500的起征点太低了。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基础上，中国的税收不断增加这不见得是件好事儿。至于房地产税我也听出来了，复杂得很，一时半会儿可能出不来，但是大家都关注，感谢郝如玉教授的发言。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代表《经济研究》杂志致辞。

　　刘霞辉：首先代表杂志社祝贺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开到了十二届，应该说像这样的一个学术会议能开到十年以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成长，原来可能不太熟悉的，现在都成了很熟悉的人，原来很年轻的都变的比较老了，这也是时间在流逝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我在这里利用一个小小的机会，占用大家一两分钟时间也把我们编辑部的一些简单的事儿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公开的汇报。

　　第一，我们编辑部现在跟国内的很多著名大学有一些合作，召开一些论坛，现在我们论坛也正在改革，其中包括我们这个论坛也正在改革，希望我们杂志社跟论坛之间的结合度以后能变的更加紧密，尤其是跟我们论坛的一些优秀学者之间建立更为严密的一些机制，这个我们以后会慢慢看出来。

　　第二，我们杂志社现在也在与时俱进，原来我们杂志社是比较保守的，有人说我们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因为我们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大家文章写得好，所以，把我们搞得高高在上了。但是这样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审稿周期比较长，跟作者之间的联络沟通等等都不够方便。所以，我们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现在都不太愿意给我们杂志社投稿了，我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我也是做研究的人，假设一个杂志失去了优秀的作者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到编辑部以后坚决要求编辑部的编辑平台进行改革，我们就在《经济研究》的第7期上已经正式对外发布了公告，将从2018年8月份开始正式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希望大家对这个系统提出更多的意见，使我们作者、编者和各个方面的学者之间的关系变的更融洽，也避免很多的误会，提高我们的审稿效率，并且能遴选出国内最为优秀的文章。谢谢。

　　张连城：《经济研究》杂志是我们国内公认的高等级杂志，通常我们评审“长江学者”、“百千万”都要看《经济研究》上有没有文章，请张平副主编和刘霞辉主任多关注我们与会的这些人员，以后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参加过论坛，或者参加过几届论坛。

　　下面请会议的主办单位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颜安生致辞。

　　颜安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第12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本届论坛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发表精彩的演讲，这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今天是2018年的6月30号，再过一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1周年的日子，今天结合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向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

　　很多专家学者都对香港的情况很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成功完成了两次重大经济转型，一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香港先后利用了世界产业大变迁，工业化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转移的机遇，及时地承接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到来，使得香港经济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又利用了内地改革开放的机会迅速地进行了产业转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成为本身集中发展进锐贸易与服务产业，香港通过第二次产业转型和升级得以形成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并延续至今。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首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充分认识到香港进行第三次经济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崭新以科技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目标和转型计划，比如香港科技园计划、香港数码港计划、香港中医药港计划等等。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经济升级和转型的计划大多没有如愿实现。香港经济转型周期之漫长、难度之大，远远超过董建华先生当年的预计和想象。

　　2008年10月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探讨香港未来发展的路线，香港组成立了临时的顾问机构经济金融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香港6大优势产业，即医疗、教育、检测及认证、创新科技、创意文化和环保产业。然而10年过去，香港产业结构变化不大，新兴产业发展仍然步履维艰。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呢？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缺乏创新、科技发展的强有力驱动，一直以来香港社会缺乏科技文化的底蕴，整个香港社会长期被急功近利的商业文化所浸淫，香港的优秀学生一般都被家庭要求学习金融和工商管理等实用性专业，因为这些专业毕业后就业容易，收入比较高，而科技专业的学生在香港就业面窄，收入也不理想。所以，极少有香港本地的优秀青年学子真正投身创新科技产业。与此同时，香港的企业也都热衷于赚快钱，很少有企业愿意将资本投向那些投资大、见效慢、回收周期漫长的创新科技领域。

　　总之，创新科技发展在香港一直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然而，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其主要标志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局正式成立。同时，特区政府开始从宏观层面规划和推动香港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是2017年1月3日，深港两地共同签署了《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这是港深科技创新合作的重大突破，由于深圳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地，香港借力深圳共同打造深港创新圈，可令香港的创新发展走上一条高效快捷的道路。

　　第三，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对24名在港的两院院士来信做出重要指示，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了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政策，实现了香港的科技界近年来一直期盼的内地科研资金可以过到香港的愿望，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习主席和中央的支持，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送来东风，注入了强心针。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规划也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提供重大机遇。香港能够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要素，从而实现跳跃式发展。

　　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正在翻开新的篇章，可以预期有国家强有力支持，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正迈上创新科技发展的新里程。香港经济有望获得全新的发展驱动力，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也将会在创新科技的崛起过程中逐步得到实现。

　　我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张连城：香港经济导报社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二届论坛，始终不离不弃，支持我们论坛的发展，对论坛的举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感谢颜安生总编辑的讲话。下面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致辞。

　　蔡继辉：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谢谢论坛发起方的邀请，邀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作为主办方之一参与论坛的举办，并在紧张的议程上安排专门的环节发布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我谨代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与会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谢意，项城市质量蓝皮书的编写单位，首都经贸大学和中国经济实验室研究院等表示祝贺，向张连城教授、张平教授、杨教授等表示祝贺，也对长期以来把你们的大作交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各位教授，各位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论坛的主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刚才几位领导致辞中对此很好的引导性发言，时间关系，我仅就蓝皮书的主体和出版情况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居民满意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发展城市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主体和研究领域，相信也会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的关注。

　　但是城市生活质量的测度又是个难题，不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标准又不一样，用客观指标进行评价大多数使用的是综合评价的方法，但综合评价有可能掩盖了某一个指标对生活质量的极端影响，满意度等主观调查进行测度一方面可能受期望值的影响，比如期望值越大满意度可能越低，主观满意度与实际现实值不符，而且期望值与现实值差异越大可能满意度越低，这些问题都为生活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增加了困难，当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们这项研究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本书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客观评价和主观满意度的调查，分别列出中国35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分数和排名，调查和评价总体上比较科学、规范，对城市管理者了解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有针对性地制定公共政策，提高管理水平有重要的指导和决策参考作用。

　　这也是蓝皮书的基本定位和重要的价值所在，皮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版以来，从最早的经济蓝皮书开始，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开始逐步发展到今天，目前每年出版皮书450多种，有80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每年有一万多位作者参与。20多年来，蓝皮书的出版契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系统性数据和高质量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需求，对政府决策，对诸多行业，诸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对加强智库建设，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对引导主流舆论，对海外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对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等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蓝皮书的编写与出版更上一个台阶，进一步发挥皮书作为应用对策类成果的价值和作用，也借次机会向支持皮书事业的各界朋友，特别是皮书主编表示诚挚的谢意。

　　皮书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出版社与学术界、智库界共同研究，群策群力，不断完善每一本皮书。以本书为例，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我们出版时间还可以再提前，今年发布的是2017年，实际我们现在发布的好多蓝皮书都是2018年版了，包括我们书样有些时间的标注可以再清晰一些，比如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执行时间，因为调查的时间可能对居民当时那种主观的态度有影响，比如如果涉及到公共安全，上海小学生的事件可能调查时间是今天可能对它城市公共安全的评价又下降，把调查时间提供给读者，对于读者做一个综合性判断是有帮助的。比如客观指标数据的时间，有的是2016年，有的2017年，有的是2015年，因为很多经济的指标对客观评价是有影响的，不同年份也是有不同影响的，可以标注的更清晰一点。另外，我们希望研究对城市总体人群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能关注更多的人群，尤其是相对弱势人群，比如老年人、残疾人、城市农民工等等，他们城市满意度的情况什么样，可能对于我们城市管理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水平。不同的人群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满意度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的城市应该为每一位居民做好服务和保障，这也契合今天我们城市论坛的主题，通过关注更多的人群更深层次的问题全面提升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最后，我代表社科文献出版社祝论坛圆满成功，祝我们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越编越好。谢谢大家。

　　张连城：很惭愧，我们生活质量蓝皮书只得过三等奖，原因之一就是和我们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的重复率太高，新闻媒体的报道总是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一查重重复率比较高，这是得三等奖的原因。今后我们正在想办法怎么更快一点赶到新媒体前面，那是不可能的。尽量的我们争取一等奖，特别是今年我们的主观满意度调查采取了国际统一的标准，按照密歇根指数进行了调查，可能今年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感谢蔡继辉总编辑的致辞。

　　最后请首都经贸大学校长付志峰致辞，这个掌声可以热烈一点。

　　付志峰：我其实跟特朗普先生还差好几级，我也他穿得那么西装革履，我今天穿的体恤衫，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话不靠谱，我这个首都经贸大学校长说话是靠谱的，我代表首都经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真心的感谢，用北京的温度来欢迎大家到这个论坛来。

　　经济问题确实特别复杂，受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资源环境多方面因素影响，有时老天也插一杠子。北京很热，温度高了用电量就大，用电量大了中国就烧煤多，估计对煤的价格也会有影响。尤其谁能想到高举全球化大旗美国现在又重新举起高关税的大旗，对中国，也包括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重新打起了贸易战。经济这么复杂，也许正是因为经济的复杂，让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也包括后面的同学们能醉心经济问题的研究。下面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各位专家，来聆听各位专家的精彩演讲，谢谢大家。

　　张连城：感谢付校长简短而热情洋溢的发言，下面进入论坛第二单元，大会演讲阶段。首先，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很高兴！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参加了，年纪大了，主办方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邀我来讲讲40年改革开放的问题。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第一点，关于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讲这个问题？30年前，1987年10月份到1988年6月份，当时国家体改委组织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中央党校的课题组，北大、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他们的课题组就中国中期，指的是1988年到1995年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纲要。有上百位经济学家对大家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当时有个最大的争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当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代表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论。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包括楼继伟，他们的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中期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价格，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

　　第三种，我们社科院课题组，当时课题组是副院长和我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要双线推进，所谓两条主线。

　　今天看来，我们当时提的两条主线，当时所谓主线指的是中期的主线，这两条主线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总的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

　　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一条主线主要讲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有几块，首先是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当时根本谈不上“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全国只有14万户15万人，改革开放后最早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的是为了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也有的说法叫知识青年回城催生了个体经济。主要是到1979年上半年为止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到2000万人以上。所以，怎么样来增加劳动就业岗位成为党和政府的最紧迫的问题。1979年2月，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局长会议，面对那么大的就业压力，当时写了个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提出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以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的手工业个体劳动，但是不准雇工。所以，1980年的12月、11月，各个地方的工商局发放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当年就有81万人拿到这个执照从事个体劳动。到了1985年，已经有1700多万人拿到了从事个体经营的执照了。我们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我看2016年8000多万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

　　第二，私营经济接踵而来，个体经济一发展，私营经济必然接踵而来，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列宁说过，小生产是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所以，个体经济发展以后，有些经营好的个体工商户就需要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经营项目，就需要雇工。当时城乡有那么闲散劳动力所以雇工是很容易雇到的，但是开始时候对雇工作做很多很多限制，而且争论也很大，开始邓小平非常英明，这个事情看一看，虽然看两年再说，后来又延长再继续看，这样实际上雇工就逐步的发展。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所以，个体经济是1980年，私营经济1988年开始，各个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就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私营经济开始发展。

　　80年代初期大家还知道什么叫个体经济，什么叫私营经济，怎么划分界限争论很多，经济学家也争论很多，最后还是靠《资本论》解决问题，《资本论》第一卷第9章马克思讲了雇工8个，8个人的是资本家，8个人以下小业主。1988年开始私营经济可以发展了，到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1994，1995，连续三年私营经济户数的增加，50%以上快速增加，迅速发展。所以，私营经济在1988年开始正式可以从事私营经济经营，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雇佣的劳动者已经到了1.2亿人，加上个体经济八千多万，总共两亿多。这是第二。

　　第三是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始的时候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当时斗争也很激烈，姓资姓社的争论，由于得到邓小平强烈的支持，后来特区也办成了，开始利用外资了，而且利用外资也不光在经济特区了，逐步到沿海各个城市外商投资越来越多了，到2012年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达到44万户，投资总额达到32000多亿美元，注册资本18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都是有60%左右（到2012年为止）是从事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的贡献相当突出，而且它对出口的贡献也很大。外资企业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1991年是17%左右，上升到2014年的46%。在工业部门的总资产中，外资占的比重达到24%。外资经济也是中国很大的一块。一个是个体，一个私营，一个外资。

　　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首先，农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私有权前提下放开了经营权，所以解放了生产力。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得比较迂回，比较艰难。从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来又利改税，后来又承包制，一直到1993年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78年扩大企业自主权到1993年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整整走了15年，国有企业改革走了一些弯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过程决定的。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就提出来了，现在一直到十九大都提出要继续坚持和巩固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次40年改革开放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也是我说的第一条主线一个大概的状况。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理解公有制为主体，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据我所知，2013年在起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理论界、工商界对这个有两种差距很大的不同看法，有的理论界人士建议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它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甚至60%，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60%，就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被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受到动摇。所以，他们主张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建议对财富积累特别多的富豪动手，实行再公有化。前不久也还有类似的看法。

　　跟这个相反，也有的理论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现实经济活动已经发展到实际上是民营经济为主体，如果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否名不副实，也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建议基本经济制度改为以公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有这么一个看法，我还参加全国工商联的会上，有人就提出这个意见，这个意见现在看来应该说是站不住脚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认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曾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当时的文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当时十五大报告讲的。

　　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2017年的39年中国GDP增长了33.5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国有经济，集体和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获得巨大发展，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公有资产在世界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命脉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最近财政部国资委、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公开数字，一直到2015年底，经营型的国有净资产大概34万亿，行政事业型的国有净资产11万亿，金融型的国有净资产53万亿，资源型的国有净资产大概是458万亿。这一部分自然资源资产占的比重特别大。私营经济注册资本大概也就40万亿，外资十几万亿。所以，跟500多万亿比，在这里讲的还是净资产，总资产更多了。所以，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没有变。至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个大家没有任何争论。所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资产都大幅增加，但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并没有变，而且按照十五大对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也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所以，今后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第二条主线主要讲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展开的，也就是逐步放开价格，搞活市场展开的，大家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南方广东这一带先放开鲜活农产品，价格一放开，这些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一个激励了大家生产这些产品，一个使得很多附近的产品都往你价格高的地方卖，使得大家看到市场机制搞活经济，搞活市场的魔力，从而支持和拥护市场倾向的改革，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比用指令性的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所以，1992年，十四大总结了改革开放13年的经验后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下面讲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格改革走在各项改革的前面，1985年起中国价格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先是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工业品的价格，使商品市场迅速活跃起来，市场繁荣，上百种票证相继被取消，到1998年上半年，终于出现了人民期盼已久的买方市场，主要指商业部商业局直接管的600多种主要的商品，而且到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工业产品资料销售总额市场条件下的比重达到95%以上，各种服务价格也陆续放开。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向资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水、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铁矿石等矿产品，劳动力、资金、土地等价格市场化改革逐步，取得进展。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放开了。我想起80年代价格的时候，我们一再提一个方案希望市场价格体制，当时参考了台湾、香港、新加坡，把80%商品价格放开了，现在已经放到97%。

　　第二，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的基础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市场发育四阶段，各类市场蓬勃发展，这是第一，第二阶段1992年。 第三阶段2002年到2012年，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一个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 第四阶段，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建设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三，关于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对进，经济搞活了，微观主体有活力了，在这个同时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才能使整个经济运行能够稳定健康。1985年著名的八三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上得出了一些共识，最主要的就是微观经济搞活以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应该跟上，但是应该从直接管理，计划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是要执行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过热的时候实行紧缩的政策，经济过冷的时候，实行扩张的政策，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尝试，但是我记得我们1985您我本人也参加八三轮会议，当时听到外国专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都觉得还是很新鲜。

　　在实践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是增长的，没有一年出现负增长，而且最低的GDP增长率也达到3.9%，1990年是最低的，虽然出现了两次两位数的CPI上涨率，但是很快够得到控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经济的GDP的年均增速达到9.5%，这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就证明了我们整个宏观调控，我们整个40年的发展是非常之健康的。这是我讲的第四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两个重点的规定。我说的两条主线，因为完善产权制度，所谓产权就是所有制的核心，这个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我们今天完善产权比如强调要很好保护知识产权，要增强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要保护非公经济的财产权，要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这些都属于所有制或者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完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是我们讲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搞好社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这些方面。所以，30年前提出的两条主线论和今天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改革的两个重点我个人认为它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当然今天提的任务比30年前要符合新时代的精神，比如完善产权制度要知识产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概念，这是我们社会现代化建设进步提出的新的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张平：我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平。这一节我们请来重量级的两大嘉宾，一个是社科院的副院长高培勇教授，一个是著名的专家，经济所的资深研究员张曙光教授。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蓝皮书发展，一个是经济增长蓝皮数发布，一个是生活质量蓝皮书发布，这一节还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现在有请高培勇副院长给我们做讲演，他的题目是《主动“对表”》。

　　高培勇：我报这个题目的时候打算和大家交流的是地方债的问题，昨天在扬州活动，听到扬州市委书记在谈论新时代怎么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工作，昨天晚上到了清华大学，李稻葵又在那儿发问，是现在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所以，我临时决定用这个PPT，这是在其他地方用过的溆浦PT我做了一点调整，想用主动对表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样一个话题。

　　“对表”，4月23号中央政治局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用的一个词，是这样讲的，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而且进一步讲对得上的抓紧推，对不上的抓紧改。

　　想到这样一段话，我就在想在宏观经济领域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到今天按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一个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格局大致形成。如果再把十九大之后在宏观领域有关新的概念引入其中，比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纳入到我们的宏观调控的视野当中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体系的格局又大致的勾勒出来。它的大致演进脉络各位是比较熟悉的。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面对经济形势所出现的转折新变化我们把它概括为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是2013年做出的归结。

　　到2014年，我们在“三期”叠加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理解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在概括三期叠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指出它是长期性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变化。当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三期叠加进一步引申为长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2014年在解决了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转向经济工作怎么干，先是指导思想的变化，2015年的10月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紧跟着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2016年媒体新概念就叫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紧跟着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到2017年年末的时候就以此为基础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因而从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我是觉得一个新时代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雏形或者框架已经大致的勾画出来了。

　　要想“对表”，那就是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对上表，看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因为教书教久了，我所觉得推崇的办法就是比对，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对旧概念而言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当讲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我总问经济发展旧常态是什么，讲到新发展理念旧发展理念是什么，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是说它相对什么一个东西，对照这样的比对的过程中，我理出几个线索大家看对不对。第一是分析视角，这个分析视角现在是在变，原来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的视角就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面对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和什么对接呢？和经济发展的周期对接。它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哪一个周期性的哪一个阶段的问题。在我们心目当中经济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的波动过程，衰退了我们就说它是衰退阶段的问题，通胀了我们就说它是在高涨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判断它一定是短期性的变化，一定是周期性的变化。它是周而复始波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判断因素。第二是总量型的因素。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么需求大于供给，要么供给大于需求。过去的分析的视角已经融化在我们血脉中。现在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以往的分析视角之间就不是那么契合。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和其他方面的公报在讲这个话，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接下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按照这样的一种判断和我们原来传统的分析视角对接的时候它就不那么契合，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既然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总量性问题，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它就不一定是需求侧的问题或主要不是需求侧的问题，既然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短期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应该把它列入。

　　第二个变化就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我理解就是一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做经济工作是奔着什么去的，原来在高速的发展阶段，无论你个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以GDP为分析，你也不可能不围绕GDP的高速增长做文章，因为你那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何谈其他方面的问题？自然是以GDP论英雄。但是今天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个理念指导下的发展，而这是一个不说颠覆性变化也是一种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你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为重心已经转向追求质量的轨道，而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变化是政策的主线索，政策的主线索，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是强调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的条件下，可以归结出几个特点：第一，不管任何条件下我们总是站作需求的角度看问题。第二，我们盯的是需求总，供求之间矛盾的不平衡我们着眼的是怎么用调整需求的办法去适应供给，而主要不是想调节供给。第三，我们搞的是一种对冲性的逆向调节，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加需求，需求过旺的时候我们减需求，因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稳定，这是我们过去长期做的事情。而今天强调的问题跟过去不同了，正好对着来。首先，我们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给角度来了，原来盯的是需求总量，现在主要盯的是结构调整，原来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现在我们紧盯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我想这是在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给够性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试错机制，怎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层面的调整这样一种路径下实施的，我们把宏观政策当做一种政策变量。什么是政策变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调整。现在谈论的问题是根本途径是改革，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着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实施机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现在是政策安排+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特别是最近面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单纯的调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失效状态，起码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动体制机制，那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没时间展开这些方面的说法，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此。房地产的问题，消费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类似所有问题拿出来，你不动体制是解决不了的。

　　第五个变化，我想跟大家商榷，我还拿不准，昨天晚上突发奇想加上来，变化了的政府的作用，拿不准还没有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大家体会。这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引发出来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提升或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儿？这个大家已经讨论很多次了。第一就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了层次。因此，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又加了一类需要，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使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来的需要，与这一需要相对应的载体是什么？要么是制度产品，要么就是政策产品，用武之产品、文化产品满足不了这一需要。如果物质文化需要更多依赖于市场供给，我们更多的强调市场供给，后一类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赖于政府系统。因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依靠市场系统，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统。

　　这个时候政府系统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政府供给，我们过去写《公共经济学》教材，写财政学教材都这么讲的，凡是市场做的好的都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给政府，它是拾遗补缺，但是当你面对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强调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之外的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这么思维，行吗？统统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政府去拾遗补缺，我觉得恐怕得需要调整。

　　是不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遗补缺转向并驾齐驱，我没想好，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十九大报告中相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十九大中把“和”字换成一个“，（逗号）”，从上面5个方面的变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表述大体上是这样归结的。这里面凸显了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在此基础上解答昨天李稻葵提出的问题，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带给财政政策的变化是什么？一个问题大家主要谈的现代财政政策积极吗？该怎样的理解积极的意义，去年我在张燕主编的光明日报的理论版写了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变化问题，1998年我们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称谓的时候我们是把“积极”等同于扩张，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积极有效，我们的解读都是对现在有关的扩张力度不满，要加大扩张力度。但是当这样一种解释套用到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中来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怎么体现“积极”？财政上的积极主要体现为财政赤字，扩张不扩张不看赤字能解决？赤字我们也深知一条，有没有赤字不是扩张的标志，赤字规模多大也不是扩张的标志，唯一的标志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来得大，我们看的是边际效应。照此理解，去年财政赤字23800，今年23800，我们财政政策积极吗？肯定是不积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生变化了，按照现在财政政策的解释，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说，预算报告怎么讲，着重点、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效益和质量上来，转到化解产能过剩，主攻方向转到结构性调整。所以，现在谈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这样一种语境下是“扩张”的意义，初次以外是“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

　　第二，投资。以往的投资在我们概念中，特别和积极正政策挂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总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带动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4万亿投资，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十几万亿投资，这是一个投资乘数的实施过程。我们目的干什么？是为了增加支出，增加都是，拉动和扩张需求。对投资的理解我们过去是这样理解的，但今天十九大报告中专门给都是讲了一句话是说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它强调的是优化供给结构关键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资在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动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动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优化供给结构。所以，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条件下，投资的定位和寄希望于它所产生的效应相对以往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了。

　　常欣在这里，我们去年围绕中间投资做调研，你就会发现行为的轨迹和过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第三，赤字考量，以往我们脑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么？财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间的那个差额，支出大于收入，这是不好的事情，怎么让它好呢？那就是为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不惜扩大赤字。以财政收支不平衡换取整个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我们是把它当这个来用的。所以，为拉动需求不惜扩大赤字，为经济的平衡不惜扩大赤字，而对赤字的度怎么掌握，只要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要大的经济宏观上它是有利的，我们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但是大家注意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过去5年我们一直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占GDP的3%以内，请大家注意这是当成绩来讲的。为什么？因为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我们对赤字变的谨慎了，我们对赤字已经开始心存敬畏，我们对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线了，这是不同的背景。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中摆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重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债风险上，这是不一样的考量。

　　第四，不一样的减税降费，多少人指望减税降费，但是减税降费过去我们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是把它当做扩大需求的一个手段，给个人减税降费，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给企业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投资需求。我们是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实施路径。今天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减税降费是和降成本之间对接的，减税的目的是为了降成本，降费的目的也是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税，涉企的收费，没有提其他方面的都是。所以，这样一来，减税降费的这种目标和行为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发生深刻变化或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识地去对这个表，否则的话就难以跟上。

　　我还强调在我们理论界，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战略，你理解不理解或者怎么理解，你要想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读首先得把它的来龙去脉考虑清楚，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全面的调整理念思想和战略，反复的告诉自己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以往，反复告诉自己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以往的社会主要矛盾，反复告诉自己我们主线索是供给侧给够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我们要满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有意识的“对表”到最后变成下意识的，用这样的理念思想战略去做指导，我想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谢谢大家。

　　张平：感谢高院长，讲了很多宏观调控，但是我也想再强调一下，整个宏观调控我们是1994、1995年建立的，其实是基于工业化大量的宏观调控，这里面命题除了目标以外，整个管理机制还需要有新的探索和突破，这以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方面的适宜质量转型的新的一些探讨。下面有请张曙光教授探讨人才争夺战与经济转型。谢谢大家。

　　张曙光：大家好！我就这题目讲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人口问题谈起，人口问题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我们在人口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误区和片面性。人是有一张口，二是有一双手，三还长了一个脑袋。这三者确实关系很密切，如果三者结合得好，人类的奇迹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往往把它割裂开来，先看人有一张口，口可以吃饭，所以，咱们只看到人口可以吃饭，所以，人多了要控制人口。控制用经济手段调节一下也可以，但是咱们非要用强制性的行政办法。而且这个政策在当初制定的时候是说2000年前后要做出调整，但是由于特殊利益阶层，以至于拖到2015年才放开“二胎”。但是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放开以后人家不生了，年轻人现在不生小孩。所以，政策效果也就很微弱。

　　我昨天来的时候坐出租车，司机说他家里兄弟姐妹13对结婚的12对不要，只有最小的一对要小孩。这个问题从世界来看也是大势，咱们是未富先老，很多发达国家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生育率很低，而且出现负增长。另一边有些穷国，特别是部分国家人口增长非常快。大家想一想，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人类的人口结构决定人类未来。有人已经敲了这个警钟，但是各国的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

　　在人口的问题上咱们只看到口可以吃饭，而没有看到口还要刚才。讲话又是人口很重要的功能，如果人不吃饭要饿死，那人不刚才也要憋死。尤其人口的讲话又与人脑联系起来，人脑的发达和语言的发达，人脑的退化和语言的退化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如果说人不吃饭饿死，不讲话憋字，一个社会只有少数人可以讲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言论的这样一个状况，我看可能个人状况不会好到哪儿去。

　　人都有一双手，这双手可以劳动，可以做事，但是怎么做事儿可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化的劳动和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劳动天壤之别。我们经济所已故的老所长在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接见外宾的时候曾经问人民公社怎么回事儿？回答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农奴制的劳动和自由的劳动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最根本的一条是放开了人的手脚，让人家有一点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才有了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

　　劳动有体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二者的结合可以创造出奇迹，但是咱们的认识里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到现在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这个状况仍然存在。咱们再看人脑，人脑的作用确实会思考，有理性，有感情，可能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脑的功能上。人与人的不同差异可能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既然可以思想，就能够使得它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就可能产生坏思想，也可能产生好思想，但是咱们想一想，如果你不让它自由思想，那不可能抑制坏思想的泛滥，但必然造成好思想的给抑制。人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是人才，咱们4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去年GDP82.7万亿，世界第二，人均59000元，中等水平。咱们要讲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咱们现在是报喜不报忧，有些喜报过头，有人讲中国在六大方面超过美国，结果造成盲目乐观，但是看不到问题咱们也不知道咱们怎么去解决。咱们30年发展靠什么？依靠大量的资源消耗，中国消耗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的百分之四五十，但咱们的GDP只占不到20。造成了大量的环境生态问题。最近环保部在督察大家就可以看到。

　　还有，咱们靠大量的投资和货币发放，去年M2和GDP的比例达到了202.7，造成了杠杆率高企而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潜藏着很大的金融危机。咱们过去的发展也主要靠出口贸易，结果国内外经济失衡，造成了很多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这是一个。所以，总的来看，咱们还是一种粗放式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不多。所以，面临着一个转型升级的任务。

　　怎么转型升级？怎么提高质量呢？最根本的是要靠人才，要靠创新。大家想一想，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要靠人才，城市的水平和面貌要靠人才，你国家的未来和前途也要靠人才。正因为如此，咱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技术之间、城市之间、单位之间现在人才竞争是如火如荼，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也潜藏着人才问题。你再看咱们“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一点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提出来世界共同体，但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对周边有些国家也有影响，人家认为我们成为人家工业化的一个障碍。本来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开放，改革开放，寄希望于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中国走向了另一面。所以，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也另眼相看。所以，他们的战略在调整。

　　第四个问题，讲国内人才竞争。前几年好多城市里都发布了自己的人才新政，不光有中小城市，你比如东莞、佛山、山东的潍坊，而且有很多省会城市，比如西安、合肥、南京、杭州，一系列。到了今年的3月20以后，北京也宣布了自己要引进人才的管理办法。3月26号上海也出台了它的要高端人才的战略。前几天天津也加入进来，大家看由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加入，人才争夺已经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争夺的像北京，办法是引进的四大战略符合的人才，没有住房的可以在单位引进人才的地方落户，买到房的可以直接户口迁入，子女随迁，解决户籍的重要渠道。上海要引进大数据，各种各样的13种人才。本人和家属子女，团队和团队家属的子女一律解决户口问题。北京为了给国外引进的人才十年之内来往自由的方便，而且还要帮他解决中国国籍的问题。

　　从省会城市来看，你可以看南京，40岁以下本科都可以在南京落户，西安出台的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明可以在大西安落户，当前落了80多万人。大家可以看到人才争夺确实非常激烈。这个争夺总体来看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是好事儿呢？从我们过去不重视人，不重视人才转变到重视人，重视人才。咱们过去是见官不见民，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魂，这个问题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争夺人才。我觉得很关键的咱们现在争夺人才里有很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一，什么是人才，大学生算不算人才，现在算。还有争夺人才要干什么，咱们好多学校引进院士，引进长江学者，但是只是为了名头，为了牌子，并不见得要让他们干事儿。于是很多人也看到这个好处，于是多是兼职，频繁地变换单位，把名都值做到最大。第二个，引进人才怎么引进，咱们现在都是给房子，给户籍，给补贴，比如说引进人才这块火热到什么程度呢？算法科学家年薪100-500万，还要外加股权。但是实际引进人才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产业和事业的发展，人才来了是要干事业的，不是坐享其成的，很多人有事业，那可以完全扑在事业上，没有事业他到那儿去干什么？没有事业等于让他去受罪，让他去坐牢。第二，尊重人才，给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不尊重人才，不给他自由你也引进不了像样的人才，引进的也会流走。咱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看重的是官，官员有充分的自由，那对不起，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就受到限制。现在你可以看，很多人才做事儿的，得奖的，得利的是那些监管组织部门的。所以，不可能尊重人才和给他以充分的自由。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城市是一个生态，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结构，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还有一般的劳动者。咱们可以看，一方面大力吸引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又大量驱赶低端人口。一方面鼓励考研，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问题又是一个短腿。一方面引进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又外流，一方面批判美国，另一方面把子女都送到美国。这个矛盾的事情让人质疑。还有引进人才靠制度，咱们的制度比如说户籍制度，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自由迁移没有解决，城市里制造业已经是农民工做主体了，80后、90后回不去了，但是落户问题解决不了。

　　最后再讲一个问题，人才的流动自然有它的平衡机制。我觉得如果东北的人口流出对东北振兴有利，如果东北比如黑龙江四千万，现在减到三千万，它的收入，它的效率就可以提高。北京、上海人流入对北京发展有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没有道理，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如果我们看一看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人比上海、北京多了，那么人家没有控制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控制？我觉得如果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人才竞争会走向一个良性途径。谢谢大家。

　　张平：下面蓝皮书发布时间。

　　张自然：各位领导，专家，上午好！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这是蓝皮书的总报告，由中国经济质量前沿课题组做的。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内容。

　　有5个方面的内容：2018年中国宏观经验事实、效率转型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效率提升。

　　经济增长、就业、价格和汇率处于平稳区间，需求趋弱，生产仍强，中国债务周期的压力逐步显现，外部冲击与经济增长。这些内容不再细说，大概展示一下。

　　GDP 6.5%左右，其他的都比较平稳。需求、生产、投资、债务的压力，外部冲击。

　　重点讲一下我们报告的主要的潜在生产力核算，我们有一个基本假定，我们动作非参数线性估计方法对要素弹性参数进行估计。第二，设定中国未来TFP增长构陷达到发达经济体基准水平30%，第三是基于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计模型，给出对资本形成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得到下表。

　　我们认为GDP增长率在6.45左右。其中从资本增长率来看，这些年资本增长率是有所下降的，劳动增长率本身是有下降，同时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为负的，总体劳动投入的增长率相对前期是下降比较快的。

　　贡献部分，资本贡献部分是出现到2008到2012年，再到上5年的下降，今后几年7%不到。

　　劳动贡献率会进一步下降。城市方面，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对中国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分析，资本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劳动投入增加率下降较快，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左右。中国经济始终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增长，资本要素使用效率和边际效益持续下降。这是一个基本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提升，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居民的舍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第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重点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和特征，第二是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设计，第三中国与发达国家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差距。主要是国际比较方面的。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针对中国的发展阶段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公推富裕。这一判断指出我国专项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从物质生产体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创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和特征应该是知识消费，人力资本地方，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

　　我国在工业化阶段偏重于中低层次教育，形成较大比重的低层次人力资本，目前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问题。日韩经验15-20年高等教育基本普及，人力资本结构的快速提升促进了整体创新能力，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内涵是广义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体育等多方面的快速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中，经济增长伴随着知识消费比重提升。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6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及持续提升科教文卫体等知识消费比重，让更多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第三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第四经济稳定性。第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第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大致是这6个基本特征。

　　我们针对这些特征，高质量发展指标设计是基于参考国际相关的五大指标体系，以OECD发达国家为参照样本，包括5个一级治保，经济增长、创新效力、政府效率、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

　　我们的指标有若干个二级指标，下面有67个具体指标，其中50个指标可以国际比较，17个指标不可国际比较。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估中国和OECD发达国家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差距，发现短板，并缩小和OECD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是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其中打星号的是反项指标，所有指标正向化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效率部分城镇失业率是一个反项指标，经济稳定性基本上都是反项指标，居民负债水平，企业负债水平，我们排名非常靠后，这说明我们的负债过高了。

　　创新教育一些指标可以说一下，一个是PCD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互联网的普及度，研发强度，知识产权保护，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市场规模，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是比较重要的可国际比较的指标。

　　政府效率方面包括两个，公共效率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效率包括营商指数比较重要的，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专业服务监管指标，人员交通通信监管指标。零售业监管指标，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数，政府开放度指数，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都是比较新的，而且可国际比较的。

　　生活质量方面，消费升级，消费促进两种指标。科教文卫的消费比重，大学教育的比重，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两个不太可比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社会保障，我们用的是社保缴费占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环境质量方面列的比较多，一部分是可以比较的，比如人均水资源量可以国际比较的，城市人均垃圾生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可以国际比较的，PM2.5指标，我们比较关键的，PM2.5大于35的比重，按照35的标准中国应该是比较落后的。环保科技占全部科技都是的比重也是比较重要的，都是可比的。

　　我们有一个发现，三个指标，市场规模是不容置疑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人均垃圾生产量是不高的，中国近1/6的指标排名全球30%以内，与前沿国家差距小于50%的指标比例超过了1/3。

　　高质量发展一级指标经济增长、创新效率、政府效率、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等诸多指标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具体的指标结果，国家超过四五十个以上的，低于60以下的OECD国家比较多。GDP中间个别特别高的，我们排在第23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资本回报率，42个OECD国家，包括中国的发达国家是排在第13位，差距是53%。劳动生产率方面200个国家我们排在第十位。

　　比较重要的资本化率我们在60个国家里22位。几个波动指标步态理想，差距100%，差距非常大，我们居民负债排在133个国家的第105位，企业负债水平是在132个国家里排在第126位，我们负债过高，正负债水平在41位，也是当高。

　　国际专利，110个国家里排在第2位。论文发表数量排在第一位。研发强度在36个国家排在第13位。知识产权保护还算比较创新，100个国家49位，货物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基本上还在中偏后一些。技术成熟度基本上倒数第二了。出口还算可以，43个国家第7位。

　　营商指数在近200个国家中排在第78位，产品监管指标我们几个监管指标基本上倒数2或者5以内，营收监管指标36，相当于倒数的。公共服务满意度45个国家地区里第28位政府开放度指数排在第87位。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下降的影响是倒数第一的，非常不好。科教文卫消费在42个国家倒数第一。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在42个国家地区中26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在88个国家中第22位。社会保障在93个国家和地区里29位，水资源量比较靠后。能耗指标反项指标我们在倒数第四，36个我们排在33。PM2.5指标大于35微克/平方米我们也是挺靠后的。科技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倒数第五，科技方面或者环保方面的我们是比较靠后的。

　　可国际比较说了。下面大概讲一下区域比较，省内比较的，2018年发展前景指数和排名，“十三五”的，2018年的分级，简单过一下。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连续8年对中国区域科持续发展进行跟踪评价。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应该从以GDP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专项以劳动生产率与TFP增长为基准的创新和效率的评估方式，强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增长。

　　经济增长、增长潜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环境质量。

　　2018年海南环境质量是第一的。发展前景综合的和5个一级指标的情况。权重变化情况的列表。经济增长排名变化，办法特别大的没有。增长潜力方面天津下降14位，大的变化其他都不是特别大。政府效率方面也变化不是特别大。人民生活方面也变化不大。环境质量方面变化没有特别大的。

　　权重排序，增长的综合质量的情况，增长潜力的一些排名情况。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海南明显比全国高很多。

　　“十三五”的大致展示一下，现在“十三五”的第三年，这是一些大的排名情况，略有变化，发展指数达到平均每年的指数。“十三五”经济增长排名变化比较大的辽宁下降12位，其他的有大有小，海南降了5位，黑龙江涨了5位。

　　增长潜力方面下降比较多的是天津下降了10位，这是比较大的，福建上升9位，变化比较大一些，河北涨了6位。政府效率方面变化不是特别大，“十二五”到“十三五”，人民生活方面河北下降了6位，这是下降比较多的，其他的4位不算特别厉害。

　　环境质量方面山西下降12位，这是比较大一些，其他的安徽下降7位，湖南涨了12位，甘肃下降11位，这是下降比较多一些的环境质量方面的指数。

　　橙色的是发展最好的，江上浙江和广东，北京2017年其是第一级，2018年已经在第二级了。经济增长天津、上浙和广东最好的。

　　政府效率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是比较好一些的。人民生活，北京、天津几个。环境质量方面最好的是海南，青海、北京、上海。

　　雷达图上海是最好的，但是环境质量不是很好，北京是政府效率最好的。

　　谢谢大家。

　　张平：非常感谢，接下来是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郎丽华：谢谢。自然讲的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讲35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讲四部分，重点讲第二部分，但是讲第二部分之前我要讲一下关于调查的说明。我们2011年开始指数发布到今年是第8届，前6届我们主要是主观调查指标5个指标，但是没有进行国际比较。从2017年开始我们进行乐昌市，跟佛罗里达大学合作，在生活改善度这个指标上我们采用美国G根指数进行了涨势，效果很好，2018年我们开始进行全新的尝试。2018年指标体系的构成主观部分4个，消费者信心指数、教育质量、健康状况、医疗服务。

　　第二个变化是调查方法的变化，原来采用电话调查，今年电话和网络合作。我们目标是趋向于网络调查。今年的调查结果，有12800多个有效样本，其中电话调查占50%，网络调查占50%。这是基本情况的说明。

　　重点的放在第二部分，主观满意度调查的情况。第一项指标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我们是采用美国密歇根消费者指数，同时加入中国的情况，分数越高反映消费者信心越强。消费者信心主要有6个问卷，但是密歇根指数是5个问卷。所以，我们加了第6个。

　　问卷1，你认为你的收入比前一年更好还是更差。第二是针对未来一年您认为您家人的收入是更好还是更差。第三，根据国家的整体形势，您对未来一年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是否有信心。第三，纵观国家整个经济形势，您对未来5年经济发展是否有信心。第五个问卷是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耐用必须品的好时机。第六，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美国没有这个指标，我们假如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住宅的好时机。

　　我们分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5项，第六部分是专项调查。消费者信心我们得出的结果，全国35个城市，所有城市消费者信心都大于100，其中上海122.8，最高，最差的104.44，平均值115.48。表明中国的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的个人收入、收入预期、经济形势还是充满着信心。我们也跟美国进行了一个比较，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进行调查，2018年4月到5月，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8.8，我们的调查是2018年3月份到4月份，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比较的。2018年3月到4月，中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平行值为115.48，这是第一项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

　　层次看，女性对消费者信心更强，越年轻消费者信心越强，学历越高消费者信心越强，在职的消费者信心大于非在职的。这是第一个指数。

　　第二个指数，专项调查专项调查主要是问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住宅的好时机。我们设定三个问话，第一个好时机，第二不确定，第三是不好的时机。只有济南一个城市认为好时机的比重大于不确定和不好时机的比重。西安、深圳，还有杭州这三个城市认为购房不是好时机的比重大于好时机和不确定的比重。平均来看，全国35个城市23.6%的人认为现在购房是好时机，46.5%的人认为不确定，29.9%的人认为不是好时机。

　　第二个指数是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教育质量满意度的指数我们设计的依据是根据教育部建立健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的5个指标简化而设定的。它主要分成总第7项到第13项，第7项是个基本数据，主要是面向中小学教育。第8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是否注重学生的品德的发展教育。第九个认为您认为目前的周小学是否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第十，您认为目前的中小学是非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结果是总的排名，济南排名最高，是74.58，杭州排名比较低，64.22%，但是整体的排名都大于50。这表明对教育质量还是比较满意的。平均的得分69.39。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我们认为集中优质资源的城市它的得分并不高，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城市的受访者他认为优质教育的供给和受访者对教育的需求还是不匹配的，也就是教育的发展还是比较失衡的。

　　关于学业负担的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学业负担如何，是重还是轻。第12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生进入重点学校的主要壁垒是什么，第13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生教育的课外支出负担是否重。调查的结果，这个得分大家看得分越高表明负担越轻，得分越低表明负担越重。得分最高的是青岛，得分是35.82，低于50分，表明负担非常重的，得分最低的城市是西安，是25.66，平均值是29.93。全国整体来看，学业的负担，中小学的学业负担是相当重的。这跟我们平时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第12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进入重点学校的壁垒是什么？主要的壁垒，学区壁垒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壁垒是户口，第三个壁垒是择校费，第四是学生成绩。目前，全国有33.5%的受访者认为学区是主要的入学壁垒，19.2%的受访者认为户口是主要的壁垒，17.4%的受访者认为择校费太高，17.1%的受访者认为学生成绩不够是主要的壁垒。

　　第13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的课外教育的支出是重还是轻，也是分数越高表明课外支出负担越轻，分数越低表明课外支出负担越。得分最高的是青岛，35.57，低于50分，得分最低的是哈尔滨，22.79，全国的平均分是28.77。这个表明全国35个城市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课外支出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三项介绍一下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健康情况我们是从第14到第17个指标反映了健康情况。第一个是总体的情况，这个问卷的问题，总体而言，您觉得您的健康情况如何。全国35个城市的受访者调查结果是这样的，青岛的得分最高，70.58，这表明相当好了，因为大于70分了。最差的城市是杭州，是53.91，尽管是差，但是都高于50分，都是一般和良好之间，平均值是64.48。我们把这个情况跟美国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全国35个城市平均值64.48，我们了解一下美国的一个情况，美国最新的调查结果是61.6%，我们的平均值高于美国的平均值，其中28个城市的得分高于美国数值，7个城市得分低于美国数值。这是整体的健康情况。

　　这三项是针对过去一个月内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还有对工作的影响进行的调查。第一个是回顾过去30天你有多少天身体不舒服。第16个问题是过去30天你有多少天心理上感觉到不健康。身体和心理的不健康在过去30天中有多少天影响了您的工作。这也是根据美国疾控控制中心和预防中心所开发的健康不良指标来计算的。这个总的天数是30天，我们把15、16加到一起就是不健康的天数，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不健康的天数，这两个点数加到一起如果大于30就以30为限来算的。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总的健康情况，身体不健康和心理不健康的天数，南京是过去30天内有3.4天不健康，长春不健康的感觉最高，是感觉，9.7。但是平均值是5.5。我们跟谁比较呢？我们还是跟美国比较，跟美国来比较我们会发现美国最新的调查数据是不健康的天数是6.6天，高于中国的。所以，它的健康指数是低于中国35个城市的平均值。其中35个城市当中有27个健康直属高于美国，不健康的天数低于美国。1个城市跟美国相等，8个城市低于美国。整体来看，心理不健康的天数平均3.01天，大于身体不健康的2.53天，我们心理觉得不健康还是比较多的。

　　分指数来看，南京身体不健康的指数是最低最少，1.55，长春身体不健康的指数是4.43，平均是2.53。心理不健康的指数，上海是最少1.83天，田教授应该有感觉。心理不健康的指数最高的也是长春。所以，我们东北人民可能真的是身心都觉得比较疲惫。你因为身体不健康或心理不健康导致你影响了工作的天数。福州人民不管身体和心理他影响天数都不是最少的，但是影响工作的天数是最少的，福州人民还是比较敬业，尽管压力很大，但是比较敬业。福州是排名第一，他因为健康因素影响他的工作天数是1.25，银川最低，是4.74，平均值是2.19。这两个指标也反映了不同城市身体或心理不健康对工作的影响不一样，工作态度不太一样。

　　第四个指标是医疗服务，由三个指标构成。第18个指标，过去的一年您是否因为自己的健康或者陪同亲友去医院就诊？最近的一次就诊经历有没有。一年当中有没有就诊经历。第19和20是医疗满意度指数，第19考虑到您最近的一次就诊经历，您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是非满意，20是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是否满意。没去医院还是去了医院，济南人民过去一年有52.1%的人没去过医院，这个指标比较好。最低的是南宁，南宁人民27.7%的人没有去过医院。全国35个城市，36%的人过去一年没有去过医院，25.1%的人去过社区医院或者诊所，27.4%的人去过综合医院，9%的人去过专科医院，剩下是其他机构，社区医疗其是起了很大作用，减轻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负担。

　　第19个指标就诊经历对就诊的满意态度，是否满意。厦门人民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比较满意，满意度最高，满意度最低的是海口，是58%，但是都超过了50%。所以，也表明我们对就诊医疗机构的服务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第19项。

　　第20是您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是否满意，宁波人民的满意度最高，68.3%，上海人民的满意度最低，可能要求太高了，上海人民的满意度是56.32，但是都超过了50%，也证明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把第19项和20项加到一起，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情况。整体来看北京的满意度最高，两项指标北京都不是最高的，但是两项综合起来北京是70分，最高分。满意度最低海口57.36。但是也是整体情况都超过了50%，平均值是65.31，说明我们35个城市的受访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居民的获得感还是增强了。

　　第三，客观指数。因为客观指数张自然已经说了大部分，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客观指数没有变化，数据来源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指标体系也没有发生变化，指标体系的构成仍然是，包括生活水平指数、生活成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和生活感受度指数。这5个指标中我简单说一下，跟2017年相比生活水平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和生活感受指数都略有上升，人力资本指数基本持平，只有生活成本指数较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整体的结果，北京生活质量总指数北京排名第一，杭州排名第二，南京排名第三，都超过60。有4个城市低于50，西宁、重庆、福州和郑州，平均值是54.85，跟历年来相比，2013、2014、2015、2016、2017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下跌之后，2017年企稳，2018年比2017年略有下降，下降的原因是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第一个结论主观满意度调查显示我们城市居民有较强的获得感。第二个客观指数的分析表明，35个城市生活质量基本保持平衡，但不足的地方就是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可是居民又有较强的获得感，也反映了主观满意度和客观指数之间的一个反差。另外，还存在着城市和地区之间较大的生活质量的差距，生活成本的进一步上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住房市场的不确定预期，这些可以看成是当前主要面临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刚才各位老师讲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必须保持可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治理现代化体系，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张平：感谢。这两个大的调查，两个大的指标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是高质量指标设计，一个全新的生活指标，一个微观的，一个宏观的国际比较，微观数据我们也非常感谢，因为这涉及到12000个样本，尤其医疗部分我们连续两年了，我们希望能够对人民生活获得性、获得感给予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调研和关注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系列追踪。感谢大家。

　　（上午结束）

　　主持人：下午演讲的第一位嘉宾是南京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沈坤荣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有请。

　　沈坤荣：非常高兴今天来参会，我参加过11次，每次来都有新的收获。今天怀抱着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经济来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话题做一个分享和交流。

　　城市群的崛起是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创新资源与全球市场进行有效的整合，世界级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集聚作用将更加突出。

　　如果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提升我国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提出要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打破地理边界，以有效合作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加快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面重点讲三个方面：

　　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背景；

　　城市群发展的国际参照；

　　城市群发展的现实选择；

　　城市群发展的最突出的背景，上午各位专家都提到我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发展的新的征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速度转向了高质量，而如何实现高质量需要从两个角度审视。

　　第一，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在哪里。从短期来看，经济运行的潜藏风险如何规避。所以，我们从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需要三个方面，那就是适应新环境、拓展新空间、构筑新动力。

　　适应新环境的重点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尤其是全球价值链收缩、管控分歧的背景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上午各位老师都提到如何处理好这么一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前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揣测或者是预期，但是最近变的扑朔迷离，核心就是两个国家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用一张图表示的是60年来中美在全球经济中比重的变化，最核心的变化是2002年之后，当时我们加入WTO之后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围绕着国力的竞争来展开。第二拓展新空间，重点是坚持全球化道路共筑世界命运共同体，核心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一个前提条件是国内经济要稳健，国内市场要稳定。所以，进一步拓展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以高水平的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具体的就是拓展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建设。第三，构筑新动力，构筑新动力就要推进创新，最核心的是培育新一轮竞争中的产业制高点，核心动力就是要使得中国的创新不但是追随的，还要原始的。我要讲的是构筑新动力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或者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以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为此需要创新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由行政区经济向功能区经济转变，打破行政壁垒，发挥区域协同效应。第二是从同质竞争向协同发展转变，形成一个开放融合、协同发展的大生态系统。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构造化主导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有的城市化主导的阶段已经到了，城市化接替工业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这个看得很清晰，未来经济增长将以城市为核心，经济增长是以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态势，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大城市经济的密度是比较高的，经济产高的区域都集聚在城市群里，而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我们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主要的都市圈人口和产出的占比较之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大城市集聚程度还比较低。从城市经济的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两亿到三亿每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的其他地区，但是跟世界其他大都市比起来远远低于韩国的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纽约等等。上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从理论上，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来源来看，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和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所以，地区之间的分工合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规模经济的红利。因此，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但是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之间的博弈，往往导致市场的分割，不利于地区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地区之间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税收竞争，最近表现为土地出让金的竞争，环境污染，污染转移，金融资源获取，包括无节制的发放地方债等等。这种竞争从一开始的较为正面的替代市场功能，逐渐转变为负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对配置资源的干预，在中国如果离开了这一个视角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40年来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负面的竞争行为造成行政边界的恶化，严重阻碍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经济边界的有效扩展。

　　为了确保城市群战略的顺利落地，就需要妥善解决地域分割严重、城市职能定位不清晰，协同发展制度成本比较高这些困难。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引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要素的价格扭曲，加剧了资源错配，抑制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的动力。

　　行政边界固化进一步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经济边界的拓展，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种过度竞争掩盖了很多真实的问题，通过低价的出来工业用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放松环境管制或者实际上的转移使得我们整个经济陷入了一些非常负面的东西。这些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临近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这方面的研究这几年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污染治理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它跟经济潜在的动力释放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地方政府演变到全国政策的河长制、湖长制，我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就中国的河长制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经济研究上也有这样的文章，环境污染的转移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围绕这些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真正体现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行政边际的固化限制了这些要素的流动，行政边际还阻碍了一些事情，所以，要协同治理。这是城市群经济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城市群发展的国际参照

　　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城市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

　　城市空间集聚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市场边界不断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还有利于劳动分工，这是正的外部性。

　　在这方面时间关系不展开讲，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可以参照的世界级城市群就是我们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的协同效应上来做。

　　最近我研究长江经济带，国家也在做，怎么以绿色发展为引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这里面要做好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开发，首先是以城市的秩序为抓手来推进。

　　比较世界三大湾区就可以发现，湾区城市群有效整合了创新资源和全球的市场，它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国际化的视野和创新功能区，网络化的基础设施，统一的区域治理。

　　我们国家城市群发展的现实选择是什么？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好三个区域的规划和引领。比如我们规划了很多城市群，最突出的现在最值得去示范引领和带动的就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你们是所在区域的专家。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更多的还有政治层面，但是它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港珠澳大桥建是建好了，怎么开发？因为我们是靠右行驶，它是靠左行驶，怎么弄现在还没想好。因为我在长三角。所以，长三角城市群提一点看法。长三角城市群一开始提出来，我跟时任省委书记李强提出“一体两翼”，国家需要我们一个市三个省，但是一体两翼的长三角核心区更有竞争力，两翼就是江苏的8个市，现在要扩展一个市就是盐城，扬子江城市群，南京、杭州、宁波这么一个湾区，实际上一体两翼从比较来看，我们有一系列的数据比较，我跟我博士生赵倩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系列比较，在比较上“一体两翼”的长三角核心区可能更有竞争力，现有的整合湾区只是形势，城市集聚才是核心。比如杭州湾加上扬子江城市群形成“一体两翼”的格局，以宁波为南，以南京、苏州、杭州拱卫上海可能更有竞争力，这方面长三角已经一市三省的委员会成立，挂牌成立长三角协作办公室，放在上海，开始定期的磋商机制和一体化的规划，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当然这里更重要的是市场为基础。

　　从空间不具合产业结构来看，上海不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口型城市，扬子江城市群为上海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苏州、南京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中心，苏南五市是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还有一个雄安新区，这个再说。

　　最后一分钟时间，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打破地理边界。第二个是以有效合作的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以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为核心，使得把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不但是人才引得进来，还要使人才使得上劲儿，更要使人才留得住，这是城市集群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主持人：谢谢沈教授。中国政府城市发展政策是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市，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群到底应该由小城市组成，还是应该由大城市组成。希望有关部门认真听一下沈教授的意见。下面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连城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有请。

　　张连城：上午张卓元教授讲了改革的历程，那是前辈，我也是一个改革的亲历者，从1980年到1987年我曾经在经济学周报、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兼职工作了7年，所以，我也算个改革亲历者。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体会。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都经过了哪些阶段。1978年以前实际上1980年之前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一大二公，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有产品价格都由中央政府定价，1979南曾经也进行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但是失败了，没有成功。于是到了1981年我们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按照这个改革，我们首先把农村承包的经验移到城市来，实行经济责任制，后来又发展到利改税，再后来就发展到个体经济是补充，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垄断的情况下打进了个体经济，这个个体经济就是张卓元研究员讲的8个人以下的，放开了三类农产品的价格，这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基本内容。

　　经过几年尝试发现计划经济为主依然没有脱离过去的轨道，所以，1984年我们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是国家调节市场，让市场引导企业，同时提出了初级阶段的理论。另外，提出8个人以上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都是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同时推进了价格双轨制。

　　经过1984年到1989年的改革，把计划经济撕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注入了市场经济成分。从那以后1989年到1991年开始治理整顿，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讲出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以前我们提商品经济羞羞答答的想引进市场经济成分，邓小平干脆我们要搞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的十四大上得到了确认。从那以后中国就迈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首先一点就是所有制方面承认非公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放开商品价格。1992年中央管理的定价的737种商品减少到了89种，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比“基础作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上就出现了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1978年以后的，一个是1992年以后，这两次大的改革都是以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是以两次大的意识形态调整为前提的。

　　第一次1978年突破了“两个凡是”，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要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或者意识形态调整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他讲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我们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这是第二次市场解放，这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伴随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变革，1956年以前，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一长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两种制度并存，之后过渡到“一长制”就是企业立一个人负责。1956年八大决定在国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建议要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15年9月，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再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这是强调了政治核心。将来企业体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现在只是一个理念，究竟怎样变革下面还有待观察。

　　不同体制下经济增长是不一样的，无论是速度和平稳型都是不一样的。大家观察这个图，红色的平滑虚线是潜在产出增长区市县，黑线是实际GDP增长率。计划经济出，潜在生产出增长率平均值只有4.99%，平均增加率只有5.14%，这是1956-1977。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潜在产出增加率的均值达到9.52%，平均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9.57%。在从波动幅度上看，明显看计划经济的波动幅度我们看是非常大的，之后波动幅度很小，计划经济条件下波动幅度最大的是46个百分点，最高增长率是21.3%，最低增长是是负27.3%。计划经济既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做到这两点。

　　市场经济体制能保证，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平稳更快的增长？因为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否定市场机制，是由政府或者由一批官员在全社会配置资源，包括劳动力。为什么包括劳动力呢？因为劳动、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的投入要素，但是政府要在全社会配置资源必须有个前提，就是把全社会的资源，包括劳动力都得变成政府所有，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博士，你们在计划经济年代毕业让你上哪儿去你就必须上哪儿去，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你不去不给你粮票你吃不上饭，不给你布条穿不上衣服，不给你工资，你人都是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本质上就是政府所有制，所有资源都必须是政府的，政府才能在全社会配置资源。

　　计划经济的最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剥夺了所有消费者、生产者的权益，个人和企业都不能从自己的努力当中获得经济利益，生产者既没有内在的动力，也没有外部竞争的压力，从而不能形成制度激励。因此，计划经济绝不是一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仅仅靠政府部门来配置资源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失衡，并且导致剧烈的经济波动，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经济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我们观察一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在201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都是平均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是持续下跌。从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有32个季度持续下降，并且还没有止跌回稳的迹象。

　　我们提取了资本、劳动和TFP增长率的趋势率我们观察这个图可以由4点结论。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本增长趋势率是一致的，这就是说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全都是靠资本推动的。第二个结论，就业增长率是持续下行的，特别是1985到1993年最剧烈，从4.4%下滑到1.1%，从1993年以后就业增长率就缓慢走低，一直到今天，这说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可能跟劳动供给没有关系，它可能更多的与中国的劳动成本相关。第三，潜在产出增长率和TFP增长趋势率的波动方向基本一致，说明TFP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豆粒。但是2000年以后TFP增长率并没有趋势性的增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制度变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弹性最大，我们计算结果是0.45，然后才是技术进步占0.3，其余是人力资本的变化速度等等的贡献，而且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也与制度相关。所以，综合来看，制度对TFP的弹性要达到50%，所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应该占了半壁江山。这就说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靠转型，必须靠TFP的提高，不可能再靠资本的增长和劳动的增长。

　　TFP的增长又主要靠什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要靠制度变革，因为它的弹性达到了50%左右。所以，没有经济体制改革TFP要想大幅度增长也不可能。

　　结论就是以要素投入为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通过TFP的提高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而TFP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从全社会固定投资完成额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你不可能再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劳动参与率来看也是持续下降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不可以依赖的。

　　最后我们只能依靠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改革是有风险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构建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向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但是至今我们依然没有使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有什么实质性的措施出台，可以想像以市场化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举步维艰，难度很大。最近这些年许多学者都认为政府最近这些年更加主导经济运行，并且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大，集权程度越来越高，行政垄断、行业垄断，排斥竞争的趋势不断强大，国企称雄称霸愈演愈烈，从金融信贷、非非公市场准入、去产能等方面挤压歧视并没有减少，以及国进民退等等，都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似乎并不是沿着市场化的趋向发展。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具体形式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本质上是属于过去八字方针里调整的内容，正如上午高培勇讲到的，供给侧要想真正改革必须触及到体制层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使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充满活力。

　　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改，改不改又取决于什么呢？美国经济学家库兹茨曾经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什么什么，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之上的。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实行什么经济体制，企业制度取决于意识形态，体制和制度怎么变革则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调整，中国1978和1992年的体制改革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风险就在于进入新常态以后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不能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的结论应该符合马克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和他的要求是一致的。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教授的精彩演讲，一句话，改革我们就能有好果子，不改革果子就分配去了。下面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他演讲的题目是“所有制改革留下的重要理论问题”，有请。

　　杨春学：今天早上谈到所有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假如没有我们之前进行的所有制改革的成就我们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管现在的市场经济形态，即便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改革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间原因讲三个问题。

　　第一，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在理论上，公有制有两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基本形态。我把它称为积极的形态和消极的形态。在前一种形态中，对生产资料每个人以成员的资格拥有一个明确的份额，实质上是“联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部分。

　　实践当中对应的有两个，一个农村土地所有制属于前一种公有制形态，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国有企业属于后一种公有制形态，生产者跟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的。

　　农村的土地制度，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土地要素要市场化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实际上大伙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实行市场化？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农村土地制度的混乱，这样一种混乱状态是在非农用土地表现的最为典型。2006年公布的数据，有一年我们国家上访案例400多万，其中跟土地有关的是380多万，相当于每天将近一万，不仅仅农用土地，包括城市改造。所以，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维稳成本那么高。怎么会变成这样？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非农业土地里政府想从里面赚到钱。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这是胡说八道，农村里问问农民，清楚得很，我这个村子跟你这个村子哪条线，你的村子敢占用我们的土地那是要打架的。承包以后从哪儿到哪你们家的一清二楚。就是政府要征用搅和不清楚了，产权不清楚是政府想从农民的土地上获得收益，水是很清的，搅浑了，不清，改。

　　国有制问题，国有制是一种消极的公有制形态。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态。在我们国有企业，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这种消极的公有制的实质。我们公有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直接相结合焕发出伟大的生产力。实质是什么？他说当时国有企业什么状态？劳动者仍然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没有获得对生产资料直接管理权。这一矛盾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一方面直接生产者实际是国家的归恿劳动者，因而无法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产生官僚主义。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

　　我们国有企业也是这样。我们国有企业改老半天改动了吗？放权，承包制，股份制，现在到管资产，用现代体制，现代体制什么含义？股份制就是股份制，用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非要用现代体制。

　　国有企业要改你要怎么来看，国有企业里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思考它，以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名义进行的改革能否摆脱这种困境，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有制”这种低级的公有制形态？有三种视角，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理论，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的。另外，基于市场失灵的所有制理论，公共物品，自然垄断产业里让竞争性市场经营，它的价格会高于均优价格，产量低于均优产量。另外，基于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所有制理论，哈特说国有企业还是有必要的，他主要按照法国国有企业研究的，法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很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这涉及很多具体问题，不多说了。

　　第三，非公有制的性质问题。实践中非公有制有三种形态，个体户、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汉语里与“公”相对应的应该是“私”，公有、私有相对应，非公什么含义？女人，非女人就多了，鸡、鸭、狗全都是非女人。公有制搞明白了，非公是哪些东西？非公有制的三种形态，个体户私有制形态。1978年、1979年大家讨论，当时人民日报广东一个农民承包鱼塘，雇佣六七个人，人民日报争论了三个月，我都找来读了，说《资本论》7个人以下算积极的私有制形态，别小看这个问题，私有企业获得了合法身份，现在我们看来很可笑。为什么我们非要说非，不说“私”。市场经济体制下，私有制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它肯定带有剥削的性质，剥削是跟社会性质不相容的，那不行。就为了这点东西我们弄出个“非公”，反正我是搞不懂。

　　现在我们对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一直在使，我们回避“私有制经济”这样的概念，这很麻烦在哪儿？你既不是公有制，又不是私有制，是什么东西？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口至而实不惠。大力发展，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发展半天和我不是一条心的。国家经济学界很有智慧，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声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也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它是在公有制阳光的普照之下，公有制的性质还私什么私？普照之下，还引用马克思的普照之光，意态之光是普照之光。

　　我们说经济支持两种，公有制、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后来非要以这种方式思考，非公有制经济效率方面大于公有制经济，总有一天我也会压倒的优势80%，你20%，你说清楚吗？国进民退，只要你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是不可避免的，国进民退对中国改革的阻碍很大的。

　　我们国内学者也有聪明的，围绕《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论坛，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叫扬弃，扬弃是保存好的方面，抛弃不好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找了个根据。

　　说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就我个人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空间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放弃从农村土地获得利益的渠道。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困境中，私有制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制适用于一个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因素。社会的最根本因素真是所有制吗？我们仅仅是一个什么形态的社会主义？说这句话的含义，非要把所有制的改革，意识形态角度我们思考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我们所有制的改革会永远处于在意识形态阴影中蹒跚而行。

　　所有制的核心是产权，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思考所有制与社会公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主持人：我参加一个会，他们给混合所有制是如此下定义的，说过去我们所有制改革是把国有企业不断地做小，然后慢慢地退出竞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国有企业不断收购非国有企业，从而达到国有企业的混合。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有请。

　　杨瑞龙：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我基本上没缺席过，每年都来，今天也如期，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我收到会议的主题，围绕高质量问题发表我的看法，我的题目叫“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问题简单说一说，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是有客观必然性的，你想了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就了解一个概念就是经济新常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的外贸下降导致投资下降，然后中国GDP增速下降，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2009年3月份迅速触底反弹，这样的反弹是有很大副作用的，一方面表现结构的严重扭曲，四万亿投向重化工部门，导致结构扭曲，今天的所谓产能过剩。

　　2008年刺激大量的货币流向虚拟经济，导致房地产的泡沫。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2009年开始退出刺激计划，随着刺激计划退出，我们到了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出现了拐点，全世界经济学家，包括国内的都没预测准确。我们没想到持续这么长的经济下行，对这样一种经济下行我们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下行我们要从性质做个判断。这种判断结果慢慢达成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呢？我们认为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所谓的结构性因素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发生了变异，包括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后利，这样的一些红利，传统要素发生了衰减，这样一种衰减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或者L型走势可能是个中长期问题。到了2014年我们把这样的状态描述为经济新常态，当处在经济新常态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弃对高速度的追求，把重心放到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上来。这样我们就提出一个所谓的“增长动能的转化”问题。你要创新驱动，结构性调整就不再可能依靠传统的生产要素来维持增长了，你需要发现调动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这就是思想的我们讲高速度向高质量转换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我们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尽管十九大中谈得不多，但是这可能是我们中国未来将面临的中长期状态。对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怎么定义潜在增长率时间关系不多说了，我们沿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潜在增长率的概念，1979-2015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平均算下来7.2左右，近期2011年以来是有所下行的。平均7.2有几个断点，主要表现为是1988、1993、1998、2003、2011年。这些结构断点表明在不同时期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这样一些变异预示了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发生了一些持久性的变化。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劳动力的推动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而资本的贡献变得居高不下。同时，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一些波动。

　　这张表我们测算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它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以及劳动增长率的趋势和资本增长率，全要素趋势增长率，以及劳动资本，以及全要路相应的贡献，我们按照不同期限测度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国内很多团队都做出了相应的测算。从这些测算当中我们看到劳动贡献确实在不断下降，资本贡献居高不下，全要素生产率是有一定的波动，近期还是有一些下降。

　　这样的波动反映增长动能的变化，包括改革红利、劳动人口红利、开放红利，等等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一些变化，国内不同团队都做了不同的研究，增长的波动性和这样一种增长动能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时间关系不做具体分析了。

　　潜在增长率的波动中，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绝对性作用，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极大的波动性未来要稳定潜在增长率核心就是稳定全要素增长率。我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资源再配置三个方面，我们发现过去前面讲过的一些增长都能发生变化，我们发现过去技术提高的重要动力是对国际技术前沿的学习，现在看来难以为继了。过去我们规模经济主要通过分工干中学获得，但雪球扩张是实现的保障，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阶段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一种上升态势，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外贸方面遇到了困难，包括最近我们发现三驾马车中投资、消费都出现了相应的回落，因此，相应的规模经济通过干中学相应的发生了变异。同时，市场改革是资源配置的内和外生动力，现在看能改的都改了，改革越来越难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都没达成共识。时间当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

　　针对这样的变化，中央做出了一个部署，这个部署我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个攻坚战。一个总要求，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一条主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抓手，一个是结构调整，一个是创新驱动，近期三大攻坚战，理解前面的背景我们理解中央的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个攻坚战的判断还是准确的。这就是我讲的背景，讲讲为什么我们战略要发生转变，现在都在谈高质量的问题，我们想维持增长惟有高质量发展，你要通过传统的高速度我们无路可走。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非常明确，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转变的关键根据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一种新旧转换。在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转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一个增速放缓，这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大家不要对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增长放缓大的形势是觉得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可能西方有的国家预测中国从此走入停滞的20年，这样一个判断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后发国家经历一段时间的增长以后，增长放缓是一般规律。

　　何以为证？我们大量的数据，我们按地区，经济增速放缓占比按地区按时期做了一些观察，我们发现很多国家都在经济增长一段时期面临速度放缓的问题。从不同国家来看，我们发现人均GDP一万一千美元左右的时候，韩国、奥地利、墨西哥、匈牙利等国面临一个增长放缓的过程，在人均GDP到一万五千美元左右，像新西兰、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波兰等国家都面临一个经济下行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可能会出现一次下行，还有一些国家其实在增长过程中发生了多次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像匈牙利、希腊、日本等都面临经济下行，我们好象不太习惯，1978年改革到2008年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觉得在中国增长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即使没有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可能也会面临经济下行。所以，对这样一种下行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因为它是一个一般规律，是一个一般现象。我们要关注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经济下行过程，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出来了，有些国家没有走出来？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当中后来只有13个国家或者地区成为了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以色列、日本、葡萄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但是大量的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出现了增速放缓以后从此陷入了停滞。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一万美元以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经济下行，但是有些国家走出来了，有些国家没走出来，而且没走出来是大部分。所以，经济下行好像是个天大的事情，我们要关注经济下行作为一般现象为什么有的国家没走出来，有的国家走出来了。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国家在低收入阶段都会靠廉价劳动力、技术引进、城市化、人口后利等等，中等收入一万五千美元左右都会遇到工资收入上升、劳动密集产业比较优势降低，技术逐渐靠近前沿水平，后发优势到极限，人口红利等等消逝中等收入陷阱，经过研究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出来了？因为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实现了一个增长模式的转换和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因此，你要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增长模式的转换和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速放缓是一种必然现象，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但是增速放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是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一些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但是有些国家经济下降以后，人均经济增长率在0附近徘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进入一个增长陷阱。

　　因此，我们要关注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换，怎么实现新旧增长动能转换可能是我们下阶段通过一个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高速增长放缓具有必然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挖掘原有动能的同时转变增长模式，实现新旧动能的持续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必要妖魔化，现在很多人怪农民工工资上涨导致我们成本上升，其实是不对的，我们欠了农民工很多债，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他们应该得到回报。我做了一个课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这样的课题。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既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第三就必须要以改革为突破口来培育和激发经济新动能。高质量发展，你一定要实现增长动能转换，你要实现增长都能转换就要创新驱动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这样的两个抓手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逻辑上是清楚的。这一方面达成共识也很难，中国不像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有人怀疑中国未来增长可能性，我认为一点都不用怀疑，中国还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的增长，因为我们客观上存在这样的新动能，这是我们原来的旧动能，这样一种新动能，我们完全可以实现都能转化来维持二三十年的中高速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问题在于这样一些动能怎么激发出来，很重要的是改革。两大发展，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怎么样来落地，关键是改革。我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开了几次会，95%都是院士，搞文科的两三个人，我老捞不着发言，开了三次会都是白发苍苍的院士讲，到会开完了，原来的科学院院长说你还没发言你讲讲。我讲什么呢？他们一讲创新驱动就是“983”，我说关键问题就是要制度创新。我给他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也不是我创造的，讲了个什么例子呢？英国的工业革命表面上好像是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是这个，关键蒸汽机因为工业革命之前一百年就广泛存在了，为什么那时才引发工业革命？原来是那个时期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对创新进行了产权保护，贸易制度的构建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两个因素导致了英国工业革命。后来发现原来是制度创新。再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这个跨越增长靠什么？靠改革。所以，中国现在还是在以政府主导来搞创新，我们中国可以靠国家搞芯片了，国家搞芯片搞得了吗？搞不了，没有对接市场，靠国家搞芯片很难很难的，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所以，好在中央没呼应这样的声音。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改革，调结构，经济结构背后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背后是体制结构，体制结构背后是发展模式，我们现在发展没世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调结构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调结构调不动，发改委主导的调结构去产能这些产能都是当时他们批的。所以，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为什么改不动？改革的动力机制，当下中国改革大家都明白，真正反对改革的没多少，大家都想改革，但是为什么好多文件改革落不了地呢？改革的动力机制。混改现在搞了两年多了混了，但是没改。为什么本来混什么？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混改，现在混什么？82.6%的国企都混了，当中90%都是国有和国有混。动力机制缺失。要让改革者有好报，不能让改革者承担很大政治风险，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改革改革很简单，如果我们改革确立市场化改革，就看产权有没有变化。第二资源配置市场起作用还是政府起作用，如果这个改革导致了产权清晰越来越向反方向走，如果资源配置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越来越主导这不是改革。所以，重塑改革动力机制，通过改革动力机制激发来推动改革，通过改革为动力机制转换创造条件。我想中国维持二三十年中高速增长一点都没问题。所以，生在中国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希望就在改革，改革，再改革！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激情，有希望，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理论探索与创新”，我们专门讲个理论的话题。有请。

　　张平：大家下午好！今天以经济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图谱解析一下中国的经济理论。大家都爱讲改革，但是传统体制就建了20年，我们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所以，改革确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意思。所以，它需要一整套有关改革的理论进行建构。要不然建了20年，改了40年还老说改传统体制，有点过分。所以，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仅仅要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的所有制问题，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也要改革大量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利益形成的一些固有的利益机制，比如我们依靠地方政府进行了GDP改造，但是同样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自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寻租者。所以，这些行为都是我们要改革的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体制。我们理论建构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讲了，整个增长奇迹使得我们腰杆很硬，人家说你们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前进，但是其实我们改革的背后是一整套理论知识图谱在支撑着我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我们的知识图谱不想给大家讲的那么复杂，早期肯定是从最传统的一些理论入手，比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大量的大家在本本主义之争，就是我们怎么引经据典批判原来的引经据典，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通过新的引经据典，结合中国的国情批判传统的引经据典，完成了我们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活用，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第一步。但是这一步最大的推动除了形势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推动是调查和实证的清晰，过去中国的研究全是形式主义到形式主义，然后在80年代开始，包括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组开始进农村调研，写调研报告，最早改革发展组体改所，早期改革的这些研究机构，经济所也好，大量的人都走到了田间地头进行研究。所以，你们看这张《经济研究》原来发表文章最高峰你们能想象到是什么吗？是农业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这里面这两个高柱子都是包含了大量的调查，联产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无非是大家要从一点一滴的积累案例中突破传统的系统性的特征。在我们能看到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所谓改革战略之争，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体系之争，两条线之争也好，还是所有制中心整体改革，但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建立市场体系和一个中国理论逐步形成规范的时代开始了，这个重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巴山论，首先是东欧的市场化改革的特征，和国际的西方宏观管理的经验引进，这两个结合才是后面的改革战略大讨论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特别是宏观调整和宏观经济理论经过1988年价格闯关以后这个理论大家发现宏观定价对整个微观基础的促进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用关健词一看1987年整个宏观经济研究也开始进入了新范式，连经济研究的栏目也在1987年后开始正式用“宏观经济”这个词，原来我们叫“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讲的是计划的概念。宏观经济第一次在关键词中开始我们引入了，大家看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要简单地看，原来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叫循环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供求关系的引入是真正的宏观范式的引入，而从这时候的引入到我们真正的建立宏观范式，已经又花去了很多年，我们经过了90年代开始的宏观范式引入使得我们大量的领导者和学者都心里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一些他思维上的宏观概念，这时候才真正的启动了所谓的我们宏观体制的建立。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所有制，我在这里略微给大家详述一下中国是什么样的宏观管理理论和体制，在什么时期建立的，到现在我们应该干点什么。中国的宏观体制非常有意思，是1994年、1995年彻底奠定的中国现代的整个宏观管理体制，这“现代”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是跟国际接轨的现代宏观管理体制，第二是现在还在用的这个宏观管理体制。这个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有意思，大家老说很多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很少人关注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宏观定价对比较优势的伟大的贡献，没有宏观定价做不到比较优势。为什么？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绝的年叫1995年，在这年以前中国全是贸易逆差，在这之后中国全是贸易顺差到现在，这一年干了什么？就干了一件事情，干的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从4.26并轨到1：8.3，大概4.7，并轨到8.3。这一次并轨相当于我们一次大的宏观定价的变革。所以，在之前我们也好好地有竞争力，但是在之后我们就有顺差了。所以，不能说全部靠微观改革，也要看到宏观改革的根本。1995年我们启动了商业银行法，我们才从过去银行印票子我们都是贷款比存款多的时代开始转入了以存款为基础的贷款，我们滥发货币这件事儿到1994年结束了，而後我们是什么呢？通过外汇占款进行货币发行，我们2013年货币占款占整个央行资产表的83%。所以，人民币一直过度超发，其实这是不严肃的一个论题，其实中国是基于非常强大的中国从无价变有价的劳动力，无价变有价的土地市场的货币化过程进行的国际交换而创造了货币。还不是简简单单国内无价变有价，而是我们通过国内的无价变有价，这个价还是国际交换。过去农村劳动力叫剩余劳动力，住家里还得吃饭，不但不挣钱还得消耗粮食，现在变成了工厂的工人，而且他的产品能出口，这个价格滚动。所以，我们能看到1994年开始我们的汇率改革了，我们的银行的发钞方式做了重大的改革，然后其他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原来就叫四大出纳，你一听就知道农业的出纳找谁，现在变成商业银行法运转，我们的财政体制也是在同期进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我们增值税，而且就是以工业增值税为基础进行征收，直至去年我们把第三产业的增值税并在了一起，这样我们才形成所谓的财政框架。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整个宏观管理框架是1994、1995年基于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时代创立的，但是现在我们2019的年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我们这套的基于工业化的宏观管理框架是否应该变革，税收是不是应该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还是应该以银行为基准的服务工业化还是转向更为不一样的东西，而我们的货币发行也很明显，外汇占款不断下降，我们货币发不出去了。所以，这套体制都是面临着我们的改革。所以，我们的理论一定要走在前面。

　　刚才说整个宏观理论1987年开始，到1994、1995年，因为社会都理解了这套汇率、供求关系、财政问题、税收，这个改革才开始。所以，理论的探索一定是超前于实践的。这点希望大家有所认识。现实问题成为了很多的焦点问题，确实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的一些分类，这时候宏观研究非常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我们进一步的大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赶超，中国从这一时期，1999年到2012年中国另一个学问词崛起，也是我们课题前途就此而崛起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去我们叫“经济发展”，大家知道“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概念按卢卡斯的名言经济发展能说得清的部分的就是经济增长，说的清的部分可以科学化、理论化，中国经济越来越从朦胧性的发展，各方面率先逐步纳入了整个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这么一套理论，从而也奠定了中国现在都用TFP，TFP写到了党中央的文件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公司治理、人力资本成为主线，特别是我们能看到金融经济学也在这方面快速发展。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理论不但是越来越丰富化，我们的理论也越来越规范化了，也要越来越需要讨论杨春学问的问题，我们的词语定义不是朦朦胧胧的，我们必须建立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下，我们现实也丰富化了，现在谁也看不到这点。所以，我们笼统地说改革，你说改革一个房地产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这个不是一改就灵，而且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学科建设中有很多的，包括田国强教授一直拉扯着我们做机制设计，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大量的改革是公共服务的改革，简而言之你用一个市场价格是很难定价的，你可能要设计一套机制使分配是公平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上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贡献。

　　最后，一分钟时间我用最后一个总结，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国，我们现在也确实有资格向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反思我们自身的毛病和学科建设问题，使得创新引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谢谢。

　　主持人：感谢张平教授给我们《经济研究》杂志社做了个大广告。下面有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高质量政府与高质量发展”，有请。

　　张晓晶：谢谢。首先特别感谢主办方，因为每次能够参加这样的会对我来讲是极大的荣幸，而且特别有感触的是什么呢？每次这样的论坛能够推进我的研究。不同的主题会让我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工作。大家看咱们今天论坛的题目是关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我的题目是高质量政府与高质量发展，就是一个命题作文，高质量的政府对应了我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于高质量发展在座的各位都提到了，但是中国的很多概念特别像一个大的框框，高质量发展在今天为止应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题，就是说这个框框里到底应该装什么东西，现在可能还正在讨论之中。我们最近也给上面做了一些课题来解析这个框框里到底应该放什么。首先，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概念，包括新常态都是从国际上而来，也就是我们不是凭空产生的。关于增长质量、发展质量的衡量国际上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指数来进行界定，比较著名的是人类发展指数，这里面我就不去做更多的分析。当然，人类发展指数是相对简单的，它是为了比较容易进行国际比较，特别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但是他有个最大的特点，超越了基本的经济增长的层面。

　　第二个就是增长质量指数，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者提出来的，一方面我们除了讲产出，比如经济增长怎么样，同时还要讲产出带来的效果，对人的健康、寿命、教育各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所以，它等于是在数量基础上加上了质量的内涵。第三，包容性的发展指数，这个指数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来的，这里面包括了几个方面，增长和发展，这也是大家经常讲到的，中间是包容性，后面是关于跨代亿与可持续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是我们讲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增长我们已经有了，而且是快速的增长。

　　接下来我们今天中国要搞高质量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因为最近跟国际的一些专家有一些交流，他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你们搞高质量发展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想搞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你们有什么样的界定吗？我们其实不是体好回答，当然我们就简单说五大发展理念，加上什么什么，其实我们也很难集中聚焦到某几个重要的指标上。因为中国讲任何事情，特别是讲我们讲的发展也好，增长也好，质量也好，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搁到一块，我们希望所有好东西都进入这个框架，因为要跟国际比，人类发展指数才几个，增长质量指数才几个，我们除了五大发展理念，不同专家还会加东西。希望好事成堆，但这在逻辑上就是一个悖论，好事成堆是很难做到的。

　　高质量发展的框框开始放什么东西呢？最典型的就是五大发展理念，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这个够不够？我们认为还不够，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帽子，所以我们要加上这个。再有我个人提出来的，我认为更重要的，如果你不加上后面这一条，前面所有的东西就都没有用。前面东西都是好东西，但都是零，后面的东西才是1，没有高质量的政府根本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其实我讲的这个东西跟刚才各位教授，甚至是上午的各位专家讲的可能很多的认识方面是比较一致的。

　　高质量发展指标的比较不比了，我们的指标是最全面的，但是我这里想说我们今天提“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不是今天，包括新常态，当时就说新常态应该是什么状况？大家想描述9大特点一二三四五，今天看已经不够了，因为用高质量发展替代它具有了新的特点。

　　我们要说今天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那样了吗？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想一想，我们遇到的问题跟美国，跟其他发达经济体他们遇到的高质量发展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吗？显然是不一样的。等我们到他们那个阶段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就会发生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在今天我们强调的不是高，不是新，我们强调的是适合当今发展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包括环保方面，包括绿色包容各个方面。包容要做好，但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勤劳致富，不是政府给你包了，这个包容是有限度的。

　　高质量发展会有一些特征，我们总结的不一定对，大家不断努力过程中才能形成比较明晰的概念，我们很多东西提出来没有明晰的界定，没有明晰的对象。首先，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关键词，没有发展高质量就谈不说。所以，第一点，发展是硬道理。第二，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央界定的，质量、效益、动力三个方面的变革。第三，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什么才叫高质量发展呢？过去低质量？但是我告诉。缺了什么才不是高质量？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三点它都没有，不全面，只有经济增速，其他方面不行。还有协调，我认为协调是这里面最最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协调就没有可持续。为什么说协调重要？比如我们讲五大发展理念五个方面你都要发展，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当然是有冲突的。比如你创新，你创新就有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就有人失业，你有没有包容性的发展来支撑你的创新才能继续下去。没有这个就继续不下去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速也是这样，你需要经济增长快一点，对不起要牺牲环境，你需要绿色发展我们就要歇一歇，我们就要慢一慢。所以，各大指标之间最重要的是妥协，是要相互补台，我们一定是不要把每一个指标它所有的潜在的能力都给它用尽了，不是这样，一定要知道哪个是短板，我们的发展是按短板来，比如现代扶贫，比如现在环境攻坚，比如现在防金融风险，那都是我们的短板，我们不按短板来三大攻坚战根本没法打，不按短板来我们可持续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重要的反而是协调，甚至是妥协。

　　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以前市场化改革也好，包括宏观体制改革，我们要学西方发达经济体，学这个，学那个，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说美国这个好了，但是那个不好。比如经济有活力，但是差距太大。欧洲比如说社会福利好，相对公平，绿色发展也不错，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社保都不行。日本也有好的有去的，也就是它不能成为我们完美的可以参照的样本。那就是我们要按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我们就是要提出来前面说的人民为中心，五大发展理念，加上政府高质量。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怎么衡量政府的质量，政府能干什么？1997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文献，变动世界中的一个政府，它其中就讲了政府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我想我们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我们政府几乎把上面所有的事儿都做了，甚至上面没有说的事儿也做了，这就是我们全能的政府。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呢？我们是不是越小越好？显然不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关于政府的作用有一大堆文献，我这里可以简单地过一下，因为都涉及到一些大家经常会提到的早期的强调政府。

　　林毅夫教授也强调有为政府，对有为现在争议很多，斯蒂格利茨强调你过去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行了，真正的要素禀赋是什么？是那些无形的东西，制度、教育、社会的学习能力等等这些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需要什么？需要政府来配置。

　　这是一篇外国的文献，总结了很多的文献来提出来，因为政府是多目标的，所以，他还能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大家的很多，美国在指责中国智造2025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他的理论和他的例子来论证美国其实在支持制造业，在支持高技术方面他们美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这实际上为美国发达经济体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专家Mazzucato。

　　最后谈到福山和Acemoglu的一些贡献，福山最强调“国家能力”的理论，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国家能力特别强调除了你前面的国家能够有好的税收能力，国家掌控资源的能力，重要的就是你还有需要有责任，还有法治，什么东西来制衡你的能力不是无限的扩张，这个约束的东西非常重要的，而这个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下面我们根据前面的文献来做一些简单的总结，政府质量怎么衡量。政府质量的研究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落后，国际上专门有这样的机构，有政府质量研究所，他们对政府质量几个关键词，前面值得信赖的，可靠的，中立的，廉洁的，还有有竞争力的，我们更多关注了后面这个，我们Power很强，有竞争力，但是可能忽略了前面的这些，国家能力、掌握资源能力不细说，政府效率也有很多衡量，关键可持续性，包括政府债务涉及到可持续性，更大的可持续性是什么，是我们执政党的可持续性，这非常重要，但是它怎么体现在政府上我们再研究。

　　制度的质量涉及到产权保护、司法效率、政府诚信等等，如果我们要有高质量的政府这个方面就应该做的很好，高质量政府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国家能力，我们什么事儿有干不了，我们即便有再好的新的发展的目标，新的发展的理念，我们也实现不了，非洲、拉美就很困惑，但是如果国家能力很强，在这个时候你的目标设定不当，比如我们早期只关注速度你可能就会存在问题。同时，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力缺乏约束的话，政府这个手哪儿都要伸到的话，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来讨论去都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政府这个手到底伸到哪儿，我们怎么把这只手限制住，不是捆住，是限制住。所以，大家不同的角度都提出这样一个想法，40年之后我们改革再出发重点是什么？什么东西一改就灵呢？当然我提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太宽的抓手，改政府一抓就灵，过去40年我们改的都是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我们要建，那个没有要建，到了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再想市场化推进的阻力在哪儿？全在政府。最后发现你就得改它，你不改它你所也的市场化都无法推进。所以，今天我就说，到了今天我们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政府应该是我们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这里面我提到几点，你对自身要有检点，既要能保证我们新发展观的实现，同时你自己也要老老实实，特别是要减少扭曲，因为这个概念我也不想多讲，因为美国一天到晚攻击中国这扭曲那扭曲，所以，我也不想强化这个概念。在今年《经济研究》第一期我们团队写了这样的文章，扭曲、赶超与可持续发展，这里对扭曲就进行了一些定义，而这里面更多的扭曲是以赶超为旗号所造成的扭曲，这样的扭曲我们要不要减少，肯定要减少，彻底消除掉你可能做不到，但是应该逐步的减少。所以，这也是改革40年今后要走的路就是要进一步的推进政府的改革。

　　我们如果把国企改了，如果把国家强的控制力改了，我们会不会在国际竞争中没有竞争力？会有这样的担心。实际上我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外部的压力会导致我们国内改革的扭曲。这个机制其实大家应该认真分析，我这里就讲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是看了大量的搞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他们的一些观点，这句话基本是他们的观点，可能那个领域大家是个共识，把这个观点放到这儿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里面说了什么？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崛起，主要是跟你内部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治理各方面直接相关，而不取决于你的外交战略。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要练好内功，深化改革才是正途。不能秉持“敌人坚持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持”。如果这样的思路就会打乱我们改革的阵脚。而且有时外部的压力会导致我们能顺势而为，可以更好地推进改革。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这一节演讲几位嘉宾都已经演讲完了，并且按时按点的完成了任务。总之，我们这一节是一个呼吁改革的特殊的一节讨论会，希望我们的呼吁慢慢的通过各种媒体的声音，通过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能传播到更广的范围，能有更多的人士接受，使我们的改革能进一步推进，使我们的福利更进一步的增加。谢谢大家。

　　（茶歇）

　　主持人：下面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

　　沈越：上一节讲改革，我今天也讲改革，只不过从马克思的角度讲改革。张教授有一个说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完全没错。我今天想讲的内容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40年来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实践层面的，最多是在应用理论层面的，而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至今奉行的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这一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障碍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家都认为要动作改革我们才有高质量的发展，会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今天我就想在基础理论方面讲一点自己的看法，讲四个问题，最后落脚点我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

　　今年既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最辉煌的40年，当然今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马克思诞生200年。可以说4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反思苏联计划模式，以及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然而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做市场经济的认识却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甚至没有达到古典经济学的认知水平。从中国经济学界限有关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谈起，就是马克思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一般化的改革。为什么说它似是而非呢？说它“是”，马克思确实没有使用过“商品经济”，也没有使用过“市场经济”的概念，说它“非”，是因为马克思有完全能涵盖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更深刻的更一般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他从古典经济学那儿继承来的“市民经济”、“市民经济制度”，“市民社会”等一系列概念，然而这一些概念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绝大部分被翻译成了“资产阶级”，就把它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了。

　　市民经济的本性是商品所有者，而资产阶级的经济本性则是资本所有者，误译使人无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这类市民概念，甚至直接将其等同于资本主义。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中国时，这个错误就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在过去的实践中所走的弯路在基础理论上都和误读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直接相关，我把它概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将市民混同甚至等同于资产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来源。比如知识分子按照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讲那就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当然，这肯定是错误的。所以，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后来不让提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又再次提出来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思想是对的，但是他的话语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其实马克思的原话语体系了知识分子算什么？他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第二点，是把市民经济等同于资产阶级，就把商品和市场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这是我们曾经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的理论基础。

　　例如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就应该译成“市民权利”，我在80年代就写过文章。这样就把市民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在实践中把商品经济作为权宜之计，把价值规律视为可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尊重经济规律的学术基础。

　　第三个问题，选择性地把德语里的“Burger”就是市民这个词一词两译为“市民”或“资产阶级”就把市民经济社会理论搞的支离破碎，市民经济社会理论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正确的译文主要在早期著作，所以，这个话题主要是哲学界的人关心，其实马克思的最成熟的理论是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术语基本上全部被错误地译成资产阶级。

　　下面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市民经济的异同。市民经济是从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深层次角度概括的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而商品或市场经济是从物，从经济运行角度概括的市民经济。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是苏俄人在19世纪末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一点人民大学的教授有过专门的考证，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概念呢？因为它把一般市场经济的市民经济的概念误译成资产阶级了，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又必须有这个概念，于是乎就创造出了一个商品经济概念。

　　虽然商品经济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被误译的市民经济，但是它却抹去了市民经济所反映的最重要的信息，即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有见物不见人的拜物教之嫌。这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只见物，不见人。

　　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倾向不仅见于商品经济替代市民经济，用商品经济社会替代市民社会，还突出地表现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目标人的解放拜物教化，即把最高目标设置为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看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它的终极追求木比，生产资料及其所有制关系身外之物，公有制不过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派生条件，是手段。这种把目标和手段头脚倒置的正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的缺陷。杨春学教授讲了消灭私有制的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使用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词，扬弃，当然也可以译成“消灭”。我倾向用扬弃，扬弃后保留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讲的个人所有制。而个人所有制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是西方人在19世纪末创造出来的概念，吴敬琏先生1991年做过考证，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甚至仅仅指价格机制，具有一个典型的“工具性”特征。以新古典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拓展了古典经济学市民经济的研究视野，他们对市场机制以及对现今中国经济运行的分析当然不可或缺。但是它对市民经济深刻内涵缺乏足够的重视，通常这几个东西把它的作为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被忽视，这个对已有成熟的市民经济的西方社会来讲可能不是太大问题，但对中国尚未成熟，亟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来说却明显缺陷。对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分析和对历史文化因素的研究恰恰是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的优势。

　　第三个问题，市民经济社会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花了很大篇幅专门讨论市民经济的本质规定，简单讲就是四个字“自由”与“平等”，当时有时马克思用的不是“自由”，是“独立”，它把商品使用价值使用的本原规结为市民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认为正是个人天然禀赋的差别以及所处的资源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劳动产品的千差万别，构成了市场交易的物质基础。另外，他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市民质检人人平等，认为只有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不同的劳动才可能通约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使商品成为“天生的平等派”，等价交换，公平竞争才有可能成为现代市民经济的基本原则。

　　它还构建起一个“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但是我们马恩著作里大家看不到，都是资产阶级，还有后市民社会。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形态模式。

　　当然，我们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强调三形态模式，但是三形态模式是受我的影响把它概括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形态，这也是见物不见人。内容上是一致的。

　　他还尤其关注前两个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的这一个进程，它把它称之为市民化的进程。名词动词化，动词在第二分词作为形容词化。我们把这个词已全部翻译成“资产阶级化”，这既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扩大了资本主义的队伍，这就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做的这一套，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现代法律体系建立、市民革命的一系列的历史巨大进步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功劳。其实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在市民化基础上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意味着封建的有产市民的资产阶级化，也意味着城市下层居民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其实不过是市民经济（社会）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或者是西方社会实行市民化的一种结果。同样，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是市民经济（社会）的另一种历史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模式，而不是基督教文明下的模式。

　　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经济体制中开始了现代化的艰辛历程，从这一进程的制度上讲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市民化”。在最初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这一进程都十分缓慢，直到40年前的改革开放，这个进程才步入了快车道。

　　其要旨在于赋予了中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地位，解放了最有活力的劳动生产要素。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人们从各式各样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上独立自由的个体，中国人从此告别了数千年来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前市民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

　　我概括为四大自由，第一个是交易自由，放开价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交易，不仅解决了计划体制下短缺的顽症，更重要的是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发挥。第二个自由，择业自由，改变了由政府安排够也的计划体制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城市居民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在过去40年中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生育劳动力，使他们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转向了生产率更高的红色服务业。

　　近年来，中国已经从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就业难的问题变为了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劳动成本的上升使中国过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入到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劳动力的短缺推动了工资上扬，使劳动者能更多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记不得哪位教授讲了，不能把工资上扬看成是问题，而是成果。

　　第三，经营自由。改变了过去只有国家才能创办企业的历史。所有人都有权创业创新，进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经营自由同时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提供了生成和发展的环境，一批批勇于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阶层前仆後继，不断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经营自由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任正非，也不可能有马化腾和马云。

　　第四个自由是迁徙和居留自由，使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收益的农业专项收益更高的工业、服务业，对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当然，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任何限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做法都是倒退。所以，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共识，政府是应该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服务的，你怎么能剥夺老百姓选择居住的自由权呢？大家都有个感觉说改革倒退了。

　　最后一句话，把原计划体制下不切实际地追求结果平等转变为追求前提和机会的平等，进而形成了奖勤罚懒，天道酬勤的激励机制，给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中国人有几千年勤劳节俭，善于学习，善于经营的传统，给了一点自由，给了一点追求改善自己生存状态的权利，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当然，这也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市民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人们最多只能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求一种暂时的均衡。为了迈过这一个市民经济社会无法逾越的障碍，马克思才设计出了超越市民权利的狭隘眼界的共产主义的分配模式，尽管这个模式在现阶段远没有实现的条件，但是从逻辑上讲，马克思的理论是能够自洽的。谢谢大家。

　　杨春学：沈越教授是我们近代经济学家里懂德语，而且会看马恩著作德文版的人。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李建伟：非常高兴今年又能如期参加论坛。从上午到刚刚沈越教授讲的，大家都围绕着高质量现代化，都是一些高大上的议题。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也没干别的，也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讨论。个人对这些高大上的问题总是想不明白，说我们现在要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发展质量不高？什么样的发展是质量高的，前面讲的时候编个筐，我觉得装的东西都很好，但是至少共享发展给装进去了。刚才沈越教授讲到最后的时候也讲到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个人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三年了，第一期很块要结束，我想接着沈越教授讲的我讲一个小的，讲一些收入分配里居民的收入分布是不是正态分布或者为什么是正态分布，如果正态分布的话，后面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1955年库兹捏茨的倒U理论成立不成立。中国居民的收入分布的分布特征到底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做一下估计，最后提点政策建议。

　　我所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它的分布肯定是一个正态分布，很多次有学者给我提出质疑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这个说法，说听说过收入分布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拿了80%的收入，没有听说收入分布是正态，其实这是两个概念，所谓的二八定律是财富规模在人群中的分布，我们这里研究收入分布的正态特点是人群在不同收入水平上人群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形态。

　　为什么说收入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想来想去想到了智商，这篇文章在《改革》发了，国内外的学者研究都表明居民的智商分布是一个正态分布，美国学者研究非常有名，这些人研究完了以后据说走到大街上被人打，为什么你是聪明人，我们的孩子就是笨蛋。但是他的研究还是有道理的，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也是这样，智商分布基本是正态分布的。

　　欧洲学者研究各个国家之间智商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解释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在改革，中国能够成功，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水平平均水平在全球是很高的，中国人聪明。都是用智商分布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关于智商影响因素美国学者市教育可以给许多人赋能，但是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100的人经过严格训练以后和一个高智商的人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高智商的人要好，但是这个聪明的人他后面一旦有了机会以后肯定会后来居上。我们国内很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小孩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一块跟美国学者研究的结论差不多的，因为文化水平高的父母一般来说也是聪明的父母。所以，他就把高智商这个因素遗传给了孩子。另外，他可以提前开发小孩的智商，让他掌握更多的东西，然后学习考试过程中可能比别的孩子成绩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智商分布不是一个正态分布或者智商本身是不是先天的。我认为智商先天性这一块还是有道理的。

　　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你学习条件不一样，比如说你把学习资源更多的给了聪明的孩子，改革开放初期聪明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个正态分布。至于说如果人力资本的边际都是收益不变，你转移越多，人力资本的差距会越大。如果人力资本都是收益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你转移它有一个极限，转移到一定程度达到最大值以后再过度转移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下降，而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把结论告诉大家。

　　无论怎么说，智商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种正态分布。而这种学习资源的调整它会改变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总的水平，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情况下，你的转移有一个最高值，它不可能是无限扩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论。

　　从人力资本我们再延续到居民收入，居民收入这块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工资性收入、你拥有多少人力资本能获取的报酬。第二块是财产性收入，第三块是转移支付。这是我们平常分析收入来源四部分，我们把前两部分归结为人力资本带来的收入，后两部分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在智商和人力资本均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收入也必然是一个正态分布。需要强调的，既然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基本是呈递减的，也就是你给他的时间越多，他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你调整这个学习资源前期可能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收入的平均水平，但是它有一个极值，过了这个极值以后他就会继续改变，就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反过来大家把更多的学习机会给低智商的人，这时他的提升水平也有一个极值。高智商和低智商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也有一个极值，达到这个极值你进一步转移它就不会进一步缩小了，可能会扩大了。这是关于人力资本收入分布。第一，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第二你调整学习教育资源优极限，并不是无限扩大的。

　　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到底是不是呈倒U型的？通过这个理论就可以很好地做出解释。比如早期我们整个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讲机会平等，通过你个人的能力获取学习机会，这时聪明人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也就是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个时候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转移到高智商群体整个社会的水平会提升，同时整个社会收入水平也会提升。但是它有一个极限，不会无限提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往下走。

　　工业化后期收入水平都提高了，这个时候低智商的人也能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慢慢的大学教育普惠以后，这时由教育学习条件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者人力资本差距就会不断缩小，慢慢回到平均智商的相对差距。这个时候由智商差距引致的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也会进入一个缩小的过程。前面扩大，后面缩小，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极值，这就是倒U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根据的。

　　第二，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个收入差距无限扩大的可能呢？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我们分析时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你前一代的资产，另外是你个人通过储蓄的资产，通过迭代以后最后形成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在你前代前辈资产也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我们称为“原始资产”，原始资产形成的增值资产也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它的绝对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由你个人人力资本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的态势。所以，我们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财富差距却在扩大，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儿。

　　第三部分转移性收入，包括我们中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现在是反向转移，其实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任何国家社保，转移性支付都是跟你的财产收入，跟你人力资本收入挂钩的，你收入水平越高最后你拿到的养老金可能越高，为了鼓励大家参保。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收入水平越高交的费也越高，你拿到的肯定比高收入人群交的要少，虽然高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比低收入群体要高，但是从整个转移支付的过程来说，他并没有因为转移支付制度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相对转移支付之前你转移支付之后你的收入差距还是缩小的。所以，逆向转移支付的提法一定要慎重。

　　做了很多理论分析，肯定得找点证据，找证据比较困难，我们的统计数据不太支撑，我就选了各省市居民收入数据。

　　2016年31个省市自治区可支配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它基本上都是同向波动的，也就是它是高度相关的，你的人力资本收入高，你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高，你的转移支付净收入也会相对较高。当然，在论文中我也做了一些相关性分析，他们是高度相关的，后面人口占比很重要的是为了把正态分布的函数求出来。

　　这个图（见PPT）针对所谓逆向转移支付的问题。总的来说低收入到高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占比总的来说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收入水平越低的，你的转移支付占你收入的比重越高，到后面高收入相对就下降，这就是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起作用的。相关关系说明以后，它服从正态分布你得把分布函数求出来，我也拿出图花了很多工夫，函数就是一个正态分布函数，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做很多工作。

　　人力资本收入红线是实际分布，蓝线是我们估计的正态分布函数给它做的模拟估计，基本上方向还是差不多的，财产性收入分布也差不多，高度相关。还有一个是各个省的转移性净收入分布，它本身也是一个正态分布，无论是你的实际分布，还是正态函数做出来的都一样。

　　做这些东西到底想干啥？几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永远都符合正态分布，合在一块同样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分析半天分析这个东西干嘛？一个为了我们做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另外一块对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要提供一个最小的基础。既然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发展过程中你由人力资本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有规律的，是一个倒U型的，财产性收入虽然是正态分布，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可能会成为你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们设计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里面有很多小的，至少这两点，第一要正确认识普通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特点，以及存在差距的客观必要性，要保护不同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合法收入。所以，沈越教授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智商不一样。

　　第二，我们现阶段必须要高度重视居民财产，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未来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做这篇东西想再写一篇，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在下降，但是收入两极分化在扩大，财富两极分化也在扩大，中国也一样。2007年以后我们基尼系数在下降，总体上收入比例也在下降，但是我们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没有相应的下降。现在2016年差不多1%的高收入人群占整个收入的10%，和底下50%的比重，2014年以来就没动。另外，我们财富差距，居民财富基尼系数现在上涨扩大很快，下一步按照它呈几何级数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征遗产税，下一步这一块就会成为我们收入差距，包括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的重要来源。这两点在大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杨春学：下一步我们要求李建伟研究员继续研究一个问题，东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那大量的教育应该投到我们西部贫困地区，提高西部人民的智力，让我们后代智商跟你们东部地区距离拉小一点，不然我们就没指望了。

　　下面有请彭建强教授。

　　彭建强：建伟部长讲的非常好，一些主要因素是由智商的分布决定的，怎么改变命运？政府怎么起作用？否则永远没出路，让智商高的和智商低的，穷的和富的，漂亮的和丑的融合，你要想拉平差异可能就这样，社会上好多现象也有这个道理。

　　我跟大家汇报的题目，“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我只讲其中的一点内容，准确讲应该叫雄安新区新的含义。

　　大家累了以后想两个时间节点，2035年，大家不要再疲惫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你想这两个时间节点你会充满生活的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到这一天，我们要关注推进这个进程。

　　现代化有着全面协调、均衡协调的含义，一个发展差距特别大的国家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可能局部现代化了，不能称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无论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是现代化强国，都对均衡协调有着内在的要求。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解决区域均衡协同发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和值得关注。

　　2014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7年提出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党的十九大以后做出这一系列新的新时代的新判断以后我们就更好理解雄安新区GDP协同这种新时代为什么是重大的国家战略，就是因为它针对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京津冀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个区域性的典型和缩影。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常说河北与它环绕的北京之间我们总结叫“断崖式落差”，这个问题就是在新时代新征程，新征程是什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这里大家都熟悉，雄安新区大家也都有了解，京津冀协同也有了解，我还要强调一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核心目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两句话要变成一句，缺一不可。你不能光关注前面的不管后面的，这是完整的一句话。

　　雄安新区的定位、使命和目标也是有两个方面，雄安新区的定位一方面首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承载地，同时雄安新区的定位非常高，他是一个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这几个方面不是引领就是示范，这个定位非常高。雄安新区一定在承接北京转移来的功能和它自身的定位目标方面推动经济的协同，一定都得发挥作用。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今年4月14日中央批复了《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这个《纲要》出台以后，媒体全文发布了，大家没有读的我建议一定要读这个《纲要》。这个《纲要》给我们勾画了雄安新区的框架和美好的蓝图，也是以后雄安新区推进建设的一个基本依据，我读了以后非常想到雄安工作和生活，如果你还没有那是你了解还不够，你仔细看一遍就会产生这种想法。

　　这个《纲要》包括十大内容，涉及到总体要求、空间布局、城市风貌、生态环境、公共服务、高效交通、智慧城市、城市安全体系、规划实施等诸多方面，大家谈论雄安新区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雄安新区多么多么好，清新明亮，水城共明，高端高精尖。除了这个以外，我提醒大家注意，雄安新区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就是它发挥它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的作用，这方面一定要给予关注。当然，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是一个过程，有些问题是推进过程中逐步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是关注两个问题，在此给大家汇报，只是一个思考或者提出问题。

　　首先，北京的疏解和雄安的承接如何对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一方面定位是承接地，再一方面它有自己非常高端的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城市的要求。北京转移什么，雄安承接什么它俩是不是一致。中央意见也是这样，雄安只能承接符合雄安定位的，符合雄安发展需要的这些东西。有高校、科研单位、企业总部、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事业单位，北京一定要转出一些，因为你是按功能分类，你得转出一些高水平的东西，北京还要转低的，低的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北京要转出一些高水平的，雄安不完全局限于承接北京的，因为不够，除了从北京承接以外，还得在全国和全球满为内聚集高端的资源要素，因为雄安创新驱动的新引领，打造高端高新产业，而且纲要里明确提出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所以，聚集的高端资源部据限于北京。

　　在疏解和承接还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要以功能疏解来带动人口疏解。应该是按照功能分类，选择转移哪些非首都必须的功能成分。通过这种疏解来带动这个领域的人口的转移，功能不转移人口也转移不了，存量疏解和增量疏解。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存量疏解才有意义。增量疏解对北京来说不解决问题，增量疏解对雄安来说起支持雄安的作用。所以，哪些北京不要的要转走的，那些北京还要雄安也需要，北京要支持它建设高水平的现代化城市，支持雄安提升公共服务和配套条件。实际当中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本来政府可以引导规划或者可以支配的存量疏解别都做成增量疏解了，这个比较麻烦，要注意这个。最后都是增量疏解，北京的问题解决不了。

　　第三个要注意的，功能人口的疏解和政策机制的疏解，要把一部分功能人口转移到雄安，相应的你得有政策机制，在雄安也得有疏解，也得有创新。一方面你要有政策保障，让转移到雄安的这些功能和人发展得更好。同时，还得保障北京转移出去以后腾出的空位，解决大城市病过去说一句话，外科手术，这其不够，必须外科手术加上内科治疗，釜底抽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疏解承接过程中要提质增效，协同的本质本来就是1+1>2，1+1+1>3。所以，不能当成一些人和单位简单的搬家，应该在这个搬迁过程中提质增效，甚至是一种功效新生和再造，使之雄安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样才能通过北京的功能疏解推动雄安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第二个问题，如何统筹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发展。大家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从大的方面来说，跟北京的融合好理解，因为雄安是北京首都的功能关联城市。所以，它的一些政策方面肯定是相同的，至少是相当的。难的是雄安和周边的河北其他地区的关系，人们自然就有两个疑问，雄安会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崛起的孤岛城市？肯定有这个想法，这就得看雄安的特殊政策和雄安的高门槛是什么样的一种特殊政策和高门槛，如果没有特殊政策就没有吸引力，高端要素吸引不来，有了这个特殊政策，你这个经验是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我们一直说要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没有门槛不行，一股脑都进来了，有了门槛就有一个人的隔离，包括户口、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政策，要有一个隔离，特别是雄安和它周边的区县，和保定并列在一块，人们可能就会比，雄安跟保定周边会不会有落差？第二个疑问，雄安能否充分有效地发挥它的区域对周边的带动作用，雄安带动冀东南，带动河北省，整个京津冀。带动作用多大，依据过去的经验，过去有北京，雄安建起来我们带动河北，为什么北京没有带好？北京带不动雄安能带动吗？为什么雄安有新的含义？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两类疑问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如何，如何让雄安新区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城市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协调的发展，这就需要统筹规划，产业联动，政策对接，融合发展，跟周边地区的统筹融合协同两个层次，特别近的一个范围内属于统一规划的，属于统一和一体的范围，比如雄安和跟雄安接壤的周边的近距离的范围就需要统一规划，《纲要》说得很明确的，对周边地区的产业统一使用负面清单，生态统一治理，就管控起来，这是一个统一的规划问题。

　　再远一点还有一个对接，协同规划，规划对接，分成这两个方面。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在生态治理和产业。区域生态治理不光距离近远，还有谁，还要考虑流域。规划里第到对周延的管控，管控应该注意它的含义，对周边的管控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什么，包括生态要治理，一个是约束的意思，“管控”是我们过去习惯用的词，还有支持的意思，告诉它不能发展什么，不能怎么做，同时告诉他发展什么，做什么，既有约束，还得有支持，告诉他发展什么做什么还得有支持，谁来负责支持实现。雄安以外的外围地区涉及到一些生态治理，谁投入，谁来做，这个问题必须关联考虑才是一个协同的。所以，雄安的规范建设不局限于雄安177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的经济水发展关联到外部一个区域，按照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统一考虑雄安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快发展，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方面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但是在如何使先富带后富，如何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从各地的实际来看，打造一个特区，打造一个新区，只要我们用工用到了，使之快速崛起相对比较容易，让它带队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可能相对比较难，效果也不足。所以，新时代，新征程，在现代化建设的后半场，这一段大家都看足球比赛，到了后半场面临新的主要矛盾，后半场踢球策略就变了。所以，我们发展的策略也要有所。不能老重复昨天的故事。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区开发，新的自贸区打造要特别注意它和周边区域的关联规划，关联政策，关联发展，关联利益。

　　回到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有引领和示范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高端的先进的现代化城市的物质基础示范，更是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创新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才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区，才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的新区。这是我的学习体会给大家汇报，希望大家关注雄安。讲的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杨春学：下面有请湖南大学陈乐一教授演讲，大家欢迎。

　　陈乐一：大家下午好！感谢组委会年年邀请我来参加会议，年年安排我做大会发言，我年年参加，从2007年开始，上午刘霞辉研究员致辞的时候讲的很好，大家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年轻的也变年老了，我就是这一类人，我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正好四十岁，现在也五十多岁了。我祝愿这个会议年年开下去，越开越红火。

　　我的题目紧紧围绕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主题，同时今年改革开放40年，我也把这两个都结合起来，一个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不离开周期这么一个问题，选了这么一个题目——“改革开放40年的物价周期波动特征分析”。

　　我最近几年一直做国家社科重点课题，新中国以来的物价周期波动，部分内容属于矢量分析，谈点我的独立研究。年龄大一定的同志都很熟悉，但是年纪轻一点的，我们大学里的学生读了二十三十年不熟悉这些历史，他们觉得还有新意，我讲课他们还感兴趣。

　　张平研究员给我很大启发，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济理论的探索，我与他相对应，改革开放40年以来改革的初步分析，张平研究员是高屋建瓴，有重大意义的。我做的是初步的分析，肤浅的，希望也有点小意义。

　　这个图大家都很熟悉，CPI物价，一般1953年年以来，我提前了两年，1951年开始，GDP的图也是1953年以来的。把这两个图结合在一起，红色的表示GDP，黑色的表示物价。这个图技术上也不难，但是真正把这个图画好真不容易，我找了几个研究生画没画好，只好找博士生画，一般的博士生可能也画不好，找大学学的数学了四年专业的，按我的要求修改了好多次才画成今天这样，技术含量不高。我给学生经常讲不要小看小事情，大家都会做，真正做的比较好真不容易。人生也是这样的道理。比较系统完整的图，我还没有看到。

　　红色的表示GDP，一般的线表示物价。我这个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物价波动，改革开放40年离不开改革开放以前，讲改革开放你就离不开计划经济，1978年，1977年为界，GDP1976年是个波谷，物价差不多也是1976年，1977年物价涨了一点，GDP1977年也涨了，1978年波峰。

　　区别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是系统地梳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前的，我跟我的学生讲的，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GDP大起大落，物价也有个波动的问题，波动也很明显，最明显的物价是1961年曾经涨到16%，1962年、1963年降到-5.9%，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有这么一段物价这么大起大落的历史。这倒不是创新，这个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物价曾经大起大落的，不光是GDP大起大落。1961年之后物价有一些波动也是明显的。

　　文革十年，1976年，物价基本固定的没有变化。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GDP和物价波动，90年代很完整的波动。物价滞后GDP一年或者两年，GDP1978年波峰，物价1980年波峰，GDP1984年波峰，物价1985年。GDP1987年波峰，物价1988年波峰。GDP1992年是波峰，1994年物价又是波峰，很明显的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研究改革开放40年研究80年代、90年代更有代表性的意义，特别是80年代。物价和GDP吻合度很高的一个波段很值得我们研究。这么研究80年代GDP的物价，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物价、GDP波动，很值得研究的。

　　80年代我正好读大学，当时我们看一些文章有一些印象很深的，经济理论现在各位印象很深的，80年代、90年代印象很深的。

　　典型时期的物价周期波动，我把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地质下好好探索一下。时间问题也做个探索，政策研究高屋建瓴的。1957-1965，完整的物价周期波动。这9年时间，1957-1959年形成一个隐性的通货膨胀时期。1960、1961、1962三年物价高涨期，这其实当时的经济滞胀，这其实很典型的，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滞胀停滞和通货膨胀。1962、1963、1964三年又出现典型的紧缩型的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型的增长这几年GDP涨上来了，1963、1964、1965，GDP有波峰，物价1963年百分之五点多，1964、1965这几年物价都是负的，通货紧缩。1963、1964、1965通货紧缩型的经济增长，我自己探索，没有参考其他文献，1961、1962滞胀，之后紧缩型的增长。

　　1957-1959，低名义物价与隐性通货膨胀。1960-1962年叫混合型特征：计划失灵与结构性的物价高涨。1960年经济困境与价格上涨，1961年政策调整与物价飞涨，1962年是全面调整与物价上涨。1963-1965的非典型特征，国民经济调整恢复与体制性的通货紧缩。1963年计划体制逐步恢复与物价下降，1965年全面恢复。物价波动的原因及机理是什么？从需求角度来看，双因素形成了通货膨胀缺口，财政赤字型的投资膨胀和职工扩张型的工资增长，双失调扩大了供需缺口，工农比例失调扩大了农夫产品缺口，商品市场缺口扩大。双轨制触发了物价上涨，当时也有双轨制，计划经济下的平价商品和市场定价的高价商品。

　　二元体制形成物价“调节器”。1966-1977年的物价周期波动表，集市贸易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即使文革是企业体现出波动很明显的，也有波动，集市贸易消费品价格还是表现出了相对剧烈的周期波动。集市贸易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更能反映真实的物价波对情况。集市贸易消费者价格更能反映真实的物价情况。

　　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物价周期波动，我们总结波动的特征，体制性特征，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市场化取向改革，价格改革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同国有企业的其他改革协调配套。90年代物价波动很大，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加大农产品监管力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物价波动的启示，物价波动中的公众预期因素不断增加。

　　对策，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优化企业成本结构并进，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这是我独立研究独立得出的结论。加强冻胀预期管理，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地方价格监管水平与预警能力。“物价云”，现在讲的很多了。进一步推动物价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互联网+物价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监测。深化国内价格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放开国内市场价格，完善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全方位的价格联动监管。实行结构性的价格运行调节，确保价格平稳运行。谢谢大家。

　　杨春学：所有发言者里只有陈乐一教授发言我感觉很亲切，他跟我普通话说的一样好。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常欣主任。

　　常欣：感谢会议主办方再次给予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下午的发言我感觉可能总体上来讲，更多的是从偏中长期的视角，我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一个短期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研究的体会。

　　今天是6月30号，意味着今天过去上半年就整个过去了，回顾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可能有两大关键词或者两大风险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所谓的下行风险，第二就是信用风险。下行风险三大需求同时出现了下行的压力，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唯一所谓的一枝独秀，唯一的亮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所谓的韧性回升，但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它是在特定的刺激条件下出现的，这种刺激政策面临退出，房地产的投资面临一定的不可持续。

　　今天我重点还是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我提到的信用风险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信用风险是怎么发生的，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产生了什么问题，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的举措。

　　具体来说主要分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想谈一下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紧货币到紧信用，也就是信用风险最终回顾它的背景的话还要追溯到金融去杠杆。当然这里分两个阶段，一个紧货币阶段，一个紧信用阶段。第二，谈一下信用收缩过程中的二元融资结构固化，也就是随着信用收缩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效果就是二元融资结构的固化，所谓二元融资结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界定，如果从不同的所有制属性里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或者资金的可获得性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对等的融资条件，所以出现了二元融资结构，随着信用收缩，这种二元融资结构出现了固化或加剧的趋势，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最近也看到所谓的高频数据，也就是月度数据来看，民营企业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加杠杆过程，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加杠杆过程，目前我还在思考过程中，我现在暂时把它界定为被动加杠杆，有的研究者把它界定为恶性加杠杆。不管什么定义，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它和信用收缩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有关系，是不是出现了所谓的误伤实体经济的现象，也出现了所谓的去杠杆的主体错配的问题，这是需要关注的。

　　第四，要避免去杠杆的主体错位还是要围绕着国有企业去杠杆这样一个核心的环节来加以实质性推动，而这种对于的路径我觉得唯一的路径还是动作效率的改进。所以，这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首先，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去年，也是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当时金融去杠杆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一年过去了，这个趋势还是延续，而且有进一步明显的态势，金融去杠杆核心的一个表征的指标就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总资产的收缩。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图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现象所谓的同业资产，也就是说其他存款性公司其中资产负债表中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券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券加总的债权加总出现下降，2016年下半年伴随整个金融去杠杆在整个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出现这样明显的迹象。

　　在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两个不同阶段，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叫紧货币阶段，2016年年中开始，主要是货币政策打头阵，通过提高政策利率，通过所谓的缩短放长这样一些政策操作，它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所以，体现的是广义货币增速M2的下降。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金融体系内部资金的压缩。所以，它没有作用到实体部门。

　　到了第二个阶段，所谓的紧信用阶段，2017年末，去年年底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非常高密度的监管措施，包括对银信通道，包括对委托贷款，特别是今年4月份出台的所谓资管新规，一系列的监管举措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紧信用。紧信用的作用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端。所以，这时候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下滑。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这个图中可以看到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开始从2016年10月份开始插口在慢慢扩大，到了2017年8月份达到了最大，之后出现一个收缩，也就是表明这两个阶段是存在着一个不同的实质的。这是两阶段的划分。

　　刚刚我也提到在紧货币阶段主要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的减少，然后它主要的体现在银行体系对非银金融机构的资金减少，这个表通过存管性资金贷看各个来源结构对M2同比增速的贡献率。国内信贷，对其他金融部门债券是导致M2增速回落的最主要因素，在紧货币阶段主要是一个金融体系内部资金的压缩问题，但是到了紧信用阶段，我们就出现了金融机构它的资产收缩的一个镜像反应，金融机构的资产端对应实体部门的负债端，反映到社会融资总量的一个萎缩。社会融资总量从大的口径来说是三个，一个是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第二是债权融资渠道，第三是影子银行，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个加总就是影资银行，下降或者收缩最明显的是影子银行渠道，这和去年11月份资管新规征求意见收缩非标资产的措施是直接相关的。由此导致的是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变化。

　　图中非常明显，在人民币贷款随着过去整个影子银行的兴起，人民币贷款的占比一度下降到51.3%，2013年是一个比较低的低点，之后出现回调态势，今年前5个月上升到90%的占比。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去杠杆也代表着一定程度的金融压抑或者金融抑制，也就使得我们在融资结构当中贷款的占比又再次回升，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我们希望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中更多的是直接融资来占更大的比例，而不是重新回到间接融资的结构。所以，这也是金融去杠杆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第二个问题，紧信用带来的问题，比较明显的就是违约的风险。宏观经济运行上半年听到比较多的构造“违约”，这种违约不仅包括债券市场违约，包括资管产品，包括私募、信托，包括券商资管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违约，它是和信用收缩直接相关的。

　　我现在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违约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这是我第二个题目主要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个图我搜集了一下2014年以来在债券市场上所有违约主体属性分布情况，我们看出从2014年开始，一共出现了65家的违约主体，其中民营企业是达到54家，地方国有企业是7家，中央国有企业是4家，也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占有绝对的比例，而在违约主体当追上市公司是8家，这8家全部是民营企业。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现在的债券发行的一个情况，债券发行主体呈现民营企业数量少，国有企业数量多的市场结构，而这样一个结构搭配到违约主体民营企业数量多，国营企业数量少的结果，综合这两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发债主体面临的风险系数是要远远高于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进一步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违约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从一般意义上说，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是在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征信成本高带来的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中国这个问题有加剧的趋势，而这个加剧和我们特殊的体制条件是相关的，这种体制条件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所谓的重资产属性带来的增信的效果，这个可能是和所谓的金融摩擦理论直接相关。因为我们知道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金融银企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企业所掌握的抵押品的资产的规模决定了他从外部融资的能力，而抵押品主要是固定资产和存货。我特别算了一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产结构特征，从固定资产占资产总量的占比看民营企业从2003年开始一直比较稳定，35%上下。国有企业虽然占比趋于下降，但是占比的浮动要高于民营企业大概10个百分点左右。国有企业有形资产的比例是高于民营企业，特别固定资产占比高，就缓解了银企的信息不对称，更容易从外部获得融资，这是从重资产的角度分析。

　　另外，和隐性担保下的增信。金融产品定价的原则，如果在不考虑运维成本和资本成本，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有两块，一块叫无风险利率，一块叫风险溢价。无风险利率反映资金无风险运用的机会成本，风险溢价反映的是风险成本。所以，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信用背书，普遍的刚性兑付特征导致了预期违约损失的概率趋于下降，市场对这个风险偏好得以提升。所以，使得整个风险敞口和风险溢价得到一个降低。所以，可以概括为隐性担保下的增信举措和增信效果。

　　与此相关的，金融机构对风险厌恶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风险厌恶也是和特殊的体制条件相关的，主要和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直接相关。这里带来一个问题，贷款或者融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不对称的。杨春学老师提到国有企业干得好不被认可，干得不好要被考核，实际上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他如果干的好也是应该的，但如果干得不好要严厉的问责，而且是终身问责。所以，他是对风险这方面是高度关注。所以，带来一个约束和激励的不对等。当然，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们说名义上利率市场化随着贷存贷款利率改革的完成，好像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实际上可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总的来讲，这样一种金融的体制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机构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是加剧的。所以，风险偏好是下降的，这就和刚才的隐性信用担保下的增信是能够结合的。对于金融结构来讲，他更偏好那些低风险溢价的领域。所以，对于国有企业增信是给予了更高的偏好。这是二元融资结构形成的特殊体制讨论。

　　在信用收缩的背景下，原来一直存在的二元融资结构出现了一个固化，这个固化是和信用紧缩背景下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直接相关的。所以，体现在对国有企业来讲，它即使面临金融去杠杆，边际上受到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就不一样了，随着风险偏好的收紧，民营企业它的融资环境是在持续恶化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固化的趋势，这种固化体现在三大市场上，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和非标市场。从信贷市场测算了一下小微和大中企业，小微企业主要是代表了民营企业，因为没有民营企业的数据只能小微企业代表，贷款的增速我们看到都在下降，但是小微企业贷款下降的速度要大于大中企业，可能和所谓的断贷、抽贷直接相关，导致两者的缺口在扩大。在债券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两极分化，也就是所谓的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处于一个需求比较旺盛的状态，出现了所谓的超募，但是对于非高等级的债券出现了认购不足的问题。所以，民营企业我们知道它的信用评级当中一般来讲中央企业的评级高于地方国有企业，然后再高于民营企业。所以，对于民营企业的低信用评级带来的问题就是它的认购不足。所以，导致了我们看到这个图，无论是发行和取消的占比是在上升的，整个发行量占比是下降的，债券市场上也可以看到民营企业面临不利的局面。

　　非标市场很重要的是信托贷款和委托带看，下降非常明显，随着整个资管新规出台以后，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加强。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对非标渠道的依赖度比较高。所以，随着非标渠道的萎缩，民营企业从影子银行的渠道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这是三个渠道从量上都受到了比较负面的影响。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从价上民营企业业面临不利的局面，它要比国有企业支付更高的融资溢价。这个图是根据人民银行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所画的一个图，我们看到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贷款的利率水平是非常明显的上升，而浮动的情况，上浮利率的贷款它的占比是在增加。基本利率和下浮利率的占比在下降。所以，我们知道执行这个所谓的最低利率或者下浮利率的主要是大型企业，这样的融资溢价情况的变化可能影响的还是民营企业。

　　信贷市场上，债券市场上有研究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谓的信用利差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民营企业面临的信用利差是在上升的，而国有企业的信用利差基本变化不大。所以，可以看到融资溢价上民营企业也是面临不利的局面。

　　第三，刚才我谈到所谓的高频数据月度数据，从去年年底开始，红色的这条线是工业企业里的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怎么理解这个上升？我现在不敢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我现在试图回答猜想之一可能是从负债端来讲信用状况的恶化，体现在利率支出的所谓的财务费用占比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猜想之二，从资产端盈利能力的回落，无论利润增速的变化还是亏损状况的变化，包括应收账款的平均回收期，包括产成品天数等等这些相关的利润指标和效率指标在去年年底开始都出现了几乎是一致的一个变化。怎么样理解这个变化，对于民营企业这样一个不利变化它是一种巧合，是和信用收缩直接相关吗？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和整个供给侧改革所谓的环保限产相关或者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指标，比如统计的战略调整，这个都只是在猜想。具体什么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思考，至少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民营企业它可能在信用收缩期面临着所谓的被动加杠杆的局面，这样的格局会带来什么问题？所谓的主体错配，劣币驱逐良币或者国进民退，上午也有老师谈到国进民退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担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最后一部分，为了避免这样一个主体的错配可能其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图，目前来讲，从不同所有制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远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所以，如果民营企业它的杠杆周期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杠杆周期，但是国有企业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去杠杆的过程，虽然有些变化，但是幅度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未来要去杠杆可能主体还落在国有企业上，当然更多的是从效率改进的角度来说。时间关系，没法展开了。核心要化解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可能还是最终的特别重要的还是要关闭所谓的僵尸企业。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要化解国有企业高杠杆问题可能还需要从关闭僵尸企业的角度，重新资产配置，通过这样一个效率改进和整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降低企业高的资产负债率。

　　这是我要讲的。谢谢大家。

　　杨春学：感谢今天所有的发言人，包括我，感谢所有的忠实的听众们，感谢为这次会议胜利召开付出辛劳的老师和同学们。明天早上有三个分论坛，主要是年轻的学者唱主角，应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不然他们会骂我们，让我们听你们的却不让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会有抱怨，不让我们说不行。所以，会务组每年都安排青年论坛很好，今天主会场的会议到此结束。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