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主观满意度微升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专家，早上好！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现在开幕！

今年论坛主题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同时本届论坛将继续2011年以后第六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举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我是中国经济学院研究院院长和论坛秘书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先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甘犁先生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中心副主任Jude Blanchette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长江学者杨瑞龙教授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蔡志州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

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

今年论坛规模有所缩小，今年没有邀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参加会议，也没有同声传译。另外已经参加前九届论坛的著名老一代经济学家张卓元研究员、林兆木研究员、胡乃武教授，由于年龄原因不能参加会议，我代表论坛对老一代经济学家对于论坛的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的刘树成研究员目前在美国，也不能参加本届论坛，他委托我向与会嘉宾表达致意。本次参会的来自报刊杂志的学者和专家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马宏伟博士。蓝皮书出版单位：社科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社分社长恽薇。还有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社长，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张燕（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主编编审刘英。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会长、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郑红亮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长张永山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研究员、东道主的中国社科院香港经济导报社的其他领导和专家学者，还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各位院长。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博士，所有的女士、先生，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地感谢！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中证报、21世纪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商报、香港经济导报、澳亚卫视、经济纵横、经济体制比较、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新浪网、中国网、本论坛由新浪网、中证网、中国网做网上直播，让我们以热烈地掌声祝贺本届论坛开幕！

下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著名税务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致辞。

各位学者大家好！这个论坛非常重要，从三个方面来看都非常重要。从我们来看，全国人大财经委，我们对这个论坛非常重视。我们每个季度都要搞经济形势分析会，其实这个月18日、19日两天，我们听完分析会以后心理不是特别踏实，所以这个论坛提供的各种理论的碰撞、各种现实的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从全国人大、从国家、从中央的角度，我们这个论坛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周期理论和现实的客观需要。第二，从国际来看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基础依然非常脆弱。最近英国脱欧，以及我们国家周边地区的部分…因素加剧，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外部有很大不确定性。第三，从国内来看，我们处于二次转型时期，一次转型从加工业解决脱贫问题，二次转型难度大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找经济内在动力现在找不到，比较难找，很困难，科技领先这方面的战略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我们淘汰过剩产能，要改变能源消耗破坏环境的企业，淘汰这些要付出很大成本。我们从去年的经济下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国家出手不出手重大的调控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看来中央还是希望能够灵活地调控，专项的、定位的、灵活的调控，不搞大规模的对市场振动比较大的调控。所以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今届论坛的主题又瞄准了当前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确实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智库，这是我们的论坛。我的工作，在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税收这一块，秘书长让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这方面的情况都是特别敏感的，我泛泛的讲一点。

比较大的进步是在立法法里把税收条款单列，把它提前到第六位。立法法里有十项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才能使用的，要求这十个项目必须制定法律。原来税收是在最后一项，税收、财政、金融、保险、海关等等是并列的。去年修改立法法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重大问题。税收是对人民财产权利的剥夺，你交税以后不再直接返还，当然房产税体现的更多一点，直接从你的财产里面交税。所以必须按照税收法定原则，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来征税。我们国家现行状况是，18个税种有15个是国务院条例和法规，只有3个是全国人大立法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所以这种状况和税收法定原则，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相差很大的。但是本届到现在为止税收还没有立法。很多同志提出这个异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税收法定，要征税全国人大必须立法。但是本届还没有立法。我谈谈我的感想，我们国家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发展的太晚了。我这个年纪所受的教育都是说税收是资本主义的，是剥削人民的工具。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税是坏东西。

1984年改革开放以后，发现税收对于国家的财政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建立了很复杂的立体交叉研究的税制体系，30多个税，后来简化到现在。所以长期的这种宣传给人们造成的税收的痛感和对于税收的仇恨，在我们国家税收立法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车船税，我们在计税依据上，以前是按量增收。…后来我跟王冠斌（音）说，我说心里不好受。他马上给我回信，过半数…实践证明你的工作做的是最优秀的。他怎么知道。因为马上开全国人大会了，给委员长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说到“车船税是民主和科学立法的典范”，我们当时设计车船税，1.6是变点，1.6以下的降低税负，1.6以上增长税负。这是第一稿。网民看了以后，来了十万条意见。都讲主打车型是2.0，应该2.0以上减税。我当时脑子里想1.6是主打车型，我的车就是1.6排量。最后大家都提2.0，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委员长拍板了，调高2.0。所以是科学、民主立法的典范。

虽然现在从条例上升为法律的速度比较慢，但是我们能够提出税收法定，我们能够修订立法法，把税收单列，把税收的财产权利与人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三个权利并列。所以整体来说税收法定和立法法里面体现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理念进步还是很大的。当然立法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讨论车船税的时候，我作为专业人已经认为非常好了，但是缺三分之一票，它太难。当然因素很多，和社保也有关系，西方国家的税收为什么抵触小，它的社保非常发达。

今年我们安排了环保的费改税。其实也有很多想法，但时间关系不说了。大家最关心的房地产税，仍然在起草过程中，这两个税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提出来的“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步伐和促进环保税的费改税”，今年房地产税在继续起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论坛特别重要，回顾我们这个论坛2006年到现在走过了十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本轮周期从高峰到触底，是否触底大家还在讨论，是触底？还是L型？还是U型走势？相信论坛的各位学者有很好的建树。同时我们这个论坛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后来增加了“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调研”，也步入了第六个年头，在促进和改善民生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这个论坛长期保留下去，在此向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的召开暨第六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郝如玉教授是吴邦国亲定的中国著名税务专家，许多税的出台都征求了郝如玉的意见。由于他的身份，现在正在开人大常委会，是临时过来给我们致辞。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到今年是第十届，各位专家不离不弃，十年来我们讨论了许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尽管中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这个方面我们校长王稼琼给予了坚定支持。下面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致辞。

各位来宾，老师们、专家们，大家好！首先代表东道主首都经贸大学特别感谢来指导我们工作、来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和媒体朋友，也祝贺论坛的顺利召开。

做一件事情能做好，最关键是能够持之以恒，贵在坚持。首经贸长期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波动，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十届。每次论坛的主题都和当时经济最前沿的问题高度吻合。比如我们论坛讨论过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的路径转换和政策选择、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等等，去年讨论新常态新转型问题。目前为止论坛已经出版了九本有关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论著，紧扣宏观经济发展脉搏，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十年的努力，我们经济增长论坛已经从一个小范围研讨会，成长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坛。辐射范围不仅影响到学术界，还影响到政府决策部门，在企业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9年我们经济学院专门开展了中国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调查，设计出适合中国城市特点的一个指数体系，并且在2011年开始在论坛上发布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这个指数的发布引起了很的反响，每年一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并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

今天的论坛主题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十分契合。目前的复杂经济形势下，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发表真知灼见。共同为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和防范外部冲击开出一个解渴的药方。希望首经贸的老师和同学们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多向专家们请教，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我们首经贸支持这个论坛能够持续继续办下去，不断地更新内容，突出论坛的品牌和优势、特色，充分地把我们的智库作用发挥好。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衷心地感谢王校长对我们论坛的赞扬和支持。下面请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副会长颜安生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各位学者、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论坛，经济导报和各个主办单位一共走过了十年，我是第一次参加，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和各位专家学者请教，聆听各位的高论。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问题，关于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经济舆论的主导权问题，在这里请教各位专家学者。

前不久6月中旬，香港经济导报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福建沿海进行采访，我带队，到泉州、平潭、厦门这一带，我们也拜访了民营企业，我们听取了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感受，他们讲到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比较担心。我们问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他们说看到了很多媒体，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投资机构、商业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的预测。他们很相信这些预测和言论。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中国经济仍然以6.9%的速度在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有增无减。同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也在不断加深，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结构日趋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创新、创业正在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总而言之，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发展潜在不可限量。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及中国经济仍然十分出色的表现，有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商业机构他们对中国的预测表现出十分地悲观。认为中国未来将陷入长期低迷。中国的危机论也不时出现。我们在香港经常听到或者看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一些重要商业机构唱衰中国经济的背景下，加之国际金融大鳄的配合，人民币经历了一次罕见的暴跌过程，特别是在离岸市场。西方媒体和商业机构对中国经济出现的诸如地方债务问题、房地产存在泡沫、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出口低增长或者负增长、经济增速放缓等正常经济现象或者可控问题进行夸大解读和负面报道，从而不仅令国际社会误以为中国经济会出现大问题，危机不可避免，甚至部分中国精英人士和企业家也受到影响，从而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心。

众所周知，西方商业机构在国际社会影响力非常大。它的分析报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投资者的判断和选择。同时西方媒体与舆论在国际社会占据主流位置，国际受众多受其牵引。西方机构和媒体正是凭借这种优势对中国经济说三道四，对活力中国、改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视而不见，基本上不报道。但是专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放大报道、歪曲评论，甚至将白的说成黑的、正面的说成是负面的、正常的说成不正常的、小问题说成大问题、没有问题说成有问题等等。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加之西方机构和媒体通过互联网的渲染和传播，因而不仅在国际上到处散播中国经济悲观论，而且严重误导了国内的部分民众，听信这些言论和观点的人实在不少。包括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转载的文章，基本上都说是国外某大行、某机构做出的预测。

• 西方商业机构和媒体对中国的分析、评论究竟如何？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当然总体上不可否认他们的水平很高，但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和分析他们确实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说2011年，惠誉国际曾经表示未来三年中国银行业的生产资料可能恶化，并将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者违约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恰恰是这三年时间中国银行业的业绩表现是最好的，完全和报告相反。因此有专业人士评价说惠誉对中国的判断它的专业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经济学系一年级本科生。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各种各样说三道四的舆论越来越多，在今年3月2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做出负面展望，接着又在不到24小时内对中国的28家国企和25家金融机构出手，将中国的国债评级降为AAA3，比美国低三个档次。他们这种做法，这么急躁，而且在比较关键的时刻，这样做法的居心如何不言而喻。穆迪的做法其实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他们虽然想通过他们的信用调整来引导全球资金离开中国资产，但是效果不佳。

•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和利率水平，市场的营收水平仍然大高于美国，资本逐利性决定了国际资本只会流向利益高的地区，加上中国的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几倍，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且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总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大大好于美国。所以中国经济总体上的良好表现抵消了这些国际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带来的影响。虽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这也是一种外部冲击，但最近这些年不断反复出现的中国危机论、中国悲观论，其实对于正在走出去的中国经济还是带来了不利影响。

•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正在全面地“走出去”，实际上这些国际商业机构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报道、负面评价、夸大的报道，对于中国“走出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应该说受到的损失也不小。由于我们国家仍然没有形成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导致中国企业与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到处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甚至遭到人为干扰与破坏，出现许多人为困难，包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际舆论的种种抹黑报道，当然也有客观上的，比如贸易上、中国产能过剩给西方国家造成的压力，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负面报道、抹黑报道、夸张报道也是一个很大原因。

• 因此，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的“扬声器”，并逐渐地掌握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舆论主导权，从而不断改变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的国际舆论环境，这将是一项国家综合性工程。不仅需要境内外媒体共同参与，而且也必须有强大的企业群体作为后盾支撑，更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引导。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内有些巨型企业正在做这个工作。今天香港经济导报利用这个场合抛出此议题，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能够得到首都专家学者们的重视，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与舆论主导权出力。谢谢大家！

• 张连城:

  下面请东道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裴长洪致辞，同时进行学术讲演。

• 裴长洪: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上午好！没有辞可致。我还是讲讲我今天要讲的话题，讲对外贸易。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转型升级”，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没有思考好。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我有几句话可讲。今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货物进出口贸易大概能到25万亿人民币，2014年是26.4万亿，去年进出口贸易下降幅度7%跌到24点几万亿，今年1-5月依然是负数，5月当月转正。预计今年全年转正没有问题，但增长幅度会很低，预计在2%以内，大概就是25万亿的规模，仍然低于2014年。

• 这一两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小，无论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一带一路”，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如何应对TPP，无论是讨论还是措施都热火朝天，但为什么数字依然这么不好看？到底转型升级的机遇在哪里？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现在无论是继续扩大开放，现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若干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如何应对美国新的TPP贸易规则，使国内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治理进一步和国际接轨，但是没有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技术工具和商业模式。

• 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外贸易，特别是开放经济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商业模式对于转型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讨论当中重视不够。这两年关于跨境电商的讨论不少，但是往这方面想的不多。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工具的广泛普及，目前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运用比较多的是两个行业，一个是贸易，包括了内贸、外贸，再一个是金融，当然仍然乱象很多，不规范、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但是毕竟昭示了一个发展方向。

• 跨境电商发展的时间并不长，2015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已经达到5.2万亿，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4.5万亿，也就是占20%以上，5.2万亿里面4万亿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将近1万亿，它以出口为主，跨境电商的增长速度，跨境电子商务快于境内电子商务。

  出口为主，线上线下的操作，到境外目前是很难鉴别的，目前跨境电商做出口贸易还比较容易，海关报关的环节从线下转到线上，到了外面是不是建立海外仓、是不是建立互联网供销渠道，中国自己的经营者掌控不了，所以跨境电商目前最大的政策交集矛盾点是在进口贸易，进口贸易这两年来国内的讨论和争论比较激烈的节点，也是未来发展空间最大的一个节点。

• 未来看增长率在每年20%几到30%。跨境电商这几年的增长速度在30%左右。对比服务贸易，服务贸易这两年一直正增长，从服务贸易占有比重来看，国际上服务贸易占整个商品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0%左右，但跨境电商则不然。它未来的前景很大，另外目前中国的跨境电商的经验在世界上不低，我们是领先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起步我们是早的。在整个跨境电商发展当中形成了一种平台经济，这种平台经济、平台企业和原来的跨国公司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原来的国际生产、贸易、投资基本上是由大跨国公司垄断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生产和贸易包括融资，但是未来这样一个局面将会逐步发生变化。什么使它发生变化？平台企业。而且有的平台企业做得很大，比如阿里巴巴，去年一个财年它完成的交易总额3万亿。沃尔玛是用了54年达到3万亿。阿里巴巴用13年的时间，它汇集了8千个技术人员，上千万个个人和中小企业，4亿多消费者。3万亿零售总额是这个交易体系完成的，这个交易体是由众多的零售企业完成的。这个平台是个共享经济的平台，它和跨国公司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的平台能够把商品深入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跨国公司建立的分销渠道是按照盈利最优先的模式分布的，这个地方不盈利不会分布。但平台经济则不然，它可以延伸到很偏僻的角落，所以它具有和跨国公司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分销渠道。从共享意义来说，它比跨国公司走得远得多，同时它对于市场经略也要深入得多。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跨境电商。去年国务院发了指导意见。美国2015年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十年规划，美国这样的国家一般不做什么产业规划，居然去年发布了十年规划，到2025年它的跨境电商规模要占整个国际贸易的70%，欧盟、日本都出台了发展规划。大家想一想，十年之后，美国对外贸易70%是跨境电商，全球的国际贸易将是怎样？未来十年，全球国际贸易的样式基本改变，所以我们将要进入下一个十年的国际贸易时代。什么叫转型升级？这里可以看到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曙光已经出现，它标志着全球普惠贸易时代的到来。原来跨国公司主导，很多中小企业、很多个人很难参与，未来是全球的普惠贸易时代。而且这种普惠贸易体系会成为一个新课题。同时，它也会改变传统贸易，能够提高交易成本，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还能使大数据应用成为可能，同时其他为贸易服务的各种环节都发生改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通关、融资服务、结算支付等等，同时能够补上中国流通能力的短板，流通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物流成本很高，同时有助于消费拉动支撑经济增长上一个台阶。未来消费、投资、进出口协调拉动，特别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应该起更大作用，怎么起更大作用，恐怕要靠电子商务，特别是有助于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并掌握国际贸易的话语权

我们跨境电商方面目前的水平和国际上先进贸易国没有太大差距，怎么制定未来十年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我们要重视，不仅要自己发展得好，而且要总结这种贸易商业模式的规则和支持措施，这样在国际贸易的话语权才能先走一步。这方面政府各个部门有了初步认识，但认识还很不到位。今年4月财政部等部委出台一个政策，使今年5月的跨境电商又受到了挫折，主要是税收的问题。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物流问题、融资问题、第三方支付结算问题、税收问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正因为涉及的问题多、汇集的矛盾点多，因此这里看出了未来新的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机遇。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贸易的新时代，它的技术工具是互联网，商业模式是跨境电子商务，目前采用的各种模式以及规则要适应、突破边境后措施的各种区域性的国际规则。这方面，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空间都很大。

谢谢大家！

大家知道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很不乐观，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专家和权威裴长洪研究员提出了重振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思路和路径。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远的将来还有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谢谢裴长洪研究员。

下面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分析新经济政府统计面临的挑战，大家欢迎。

尊敬的王校长、裴所长，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感谢张院长，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已经多次参加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感谢王校长承诺以后继续举办，这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大家可以交流新的观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今天讲讲新经济对政府统计工作带来的挑战。

主要讲四方面的内容。一、新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二、新经济给政府统计带来的严峻挑战。三、国际上关于新经济统计的研究与探索。四、国家统计局关于新经济统计开展的工作。

刚才裴长洪所长讲的跨境电商也是新经济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新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教授在2014年指出新经济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他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伴随着蒸汽机诞生的，这次革命的特征是克服了人类肌肉力量的局限。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数字技术，核心是硬件、软件、网络所产生的巨大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革命，基本特征是克服人类大脑智慧的局限。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新经济势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经济发挥重大推动作用。

1991年到2001年是美国有经济周期以来最长的扩张期。这期间，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较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较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阶段性扩张得益于全球化效应，国际竞争力提升、管理更加科学、成本下降以及这些因素相关的效率提升，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最显著的特征是新经济。

新经济快速增长对我国传统经济下滑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对冲作用。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在下行，2011年连续五年经济回落，但是中国的新经济在成长。在创新战略和万众创业万众创新形势下新经济在迅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一季度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0%，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的4.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快速成长，1-5月增长9.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8个百分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增长28%，信息、化学产品增长20.9%，电子及通信设备增长11.4%，医药制造业增长10.2%。新产品在迅速成长，1-5月新能源汽车增长88.8%，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增长42.7%，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增长44.3%，太阳能电池增长17.1%，工业机器人增长25.8%，智能电视增长19.9%。新型服务业快速成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调查结果表明，新型服务业在快速成长。1-4月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5%，软件开发营业增长收入增长22.6%。网上零售快速成长，1-5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27.7%，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增长25.9%，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36%。上述新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对我国传统经济下滑影响发挥重要的对冲作用，减少了我国国民经济不行压力，可以预期，新经济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必然产生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经济体量目前还比较小，还不能完全抵消传统经济下滑的影响。一旦新经济体量大到可以抵消传统经济下行的影响，那么中国经济可能就稳住了。现在看到工业已经趋于稳定，2011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速一直在回落。但今年以来，增速相对稳定。去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6.4%，二季度6.3%，三季度、四季度5.9%，今年一季度5.8%，4、5月6%，趋于稳定，所以工业中的新经济的成长，我认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传统经济下滑的影响。

新经济的快速成长正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3D打印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新技术，互联网服务新产业，网上零售等商业模式在越来越广泛领域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

二、新经济给政府统计带来的严峻挑战

新经济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给政府统计带来严峻挑战，包括基本概念方面的挑战，统计调查方法方面的挑战，GDP核算原则与核算方法方面的挑战，价格指数编制方法方面的挑战。目前国际上对这些挑战看法不一致。据我学习和研究主流的观点，包括OECD、欧盟等主要国际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研究结果都是对政府统计构成挑战的，特别是对GDP核算构成挑战，对价格统计构成挑战，对就业统计构成挑战。

首先基本概念的挑战。关于新经济，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通用的、统一的基本概念。这对政府统计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统计最注重的是概念、定义、统计范围，没有严格的国际通用的概念、定义、统计范围，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合理性。按照各国的理解去做难以比较，所以这个挑战比较大。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在1996年，自从这一词汇产生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对新经济概念、内涵进行过一系列探索，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分享经济等相继出现。

知识经济，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强调知识经济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二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三是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四是人类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很长时间大家把知识经济和新经济视为同一词汇，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研究的认为知识经济概括不了新经济。

数字化经济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可以实现，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的交易模式。数字化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数字化经济已经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影响到银行、零售、传媒、交通等各个领域。

分享经济，一种以互联网为中介的新型服务模式，是数字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共享社会资源，以不同的方式交换商品。分享经济包含多种形式比如分享住房、分享汽车、分享车位、分享图书、生活日用品交换等等。其主要特征是将闲置的资源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给有需求的用户。对于供给方来说，通过在特定时间内出让货物的使用权或者提供服务获得一定的收入汇报，对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拥有货物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货物。

这些新名词从不同角度刻划新经济，目前为止人们对新经济的认知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新经济基本概念。OECD在2000年和2001年两次指出新经济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机构具有不同含义，现阶段不太定义一个国际上统一的概念。

统计调查方法方面造成了挑战。以分享经济为例，传统的生产统计以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主要调查对象，但分享经济、分享住房、分享汽车、分享车位、分享图书，参与者大多是居民个人，因此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很难完整采集到相应的生产数据。

GDP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也受到占，数字化经济催生了新商业模式，产生了大量非货币交易，对GDP核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许多互联网网站向居民提供大量的免费或者价格非常低廉的服务，这些网站主要是通过在线广告从企业获得收入，并不是从居民享受者获得收入。从而居民关于互联网服务的最终消费被忽略或者被严重低估。互联网提供了大量免费服务现在是被忽略掉的。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划分消费品和投资品带来挑战。现行GDP核算居民购买的轿车属于消费品。但是如果居民将轿车分享出去获得租金收入，这些轿车实际上发挥了固定资产的作用，从而属于投资品，这对就GDP核算将这些轿车作为消费品处理还是作为投资品处理带来挑战。

•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处理居民关于闲置日用品交换带来的挑战。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日用品，包括新的、二手的，在购买时计入消费指数，在销售的时候以负值计入消费指数。这种处理方法也是一种约定俗成，但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利用一部分闲置的用品对另一部分居民提供，其实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的作用。

• 三、国际上关于新经济统计的研究与探索

  国际组织关于新经济统计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OECD、欧盟统计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形成了若干一致看法。比如，新经济的出现造成GDP规模的漏统和增速低估。

  发达国家关于新经济统计的研究与探索。美国和法国比较早研究了新经济对国民经济和各主要指标的影响。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于2000年发布了测算新经济的研究报告，法国国家统计局于2001年发表了新经济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测算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指出对新经济进行准确测算十分重要，可以为评估诸多政策、法律法规、和税收制度的效果提供一个客观基准。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新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等支出法GDP的各构成项目上。在收入法中GDP核算中，新经济的影响体现在雇员报酬、利润、业主收入，以及租金收入、利息、股息等各个方面。这两篇研究结果都说明新经济对GDP核算产生影响，两篇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完善GDP核算，以跟上经济发展步伐。

  新经济居前10位的州存在许多共同点，聚集了大量高科技企业，从事知识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这些州几乎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前沿，大都拥有坚实的创新基础设施，促进和支持科技创新，这些州企业通常在更大程度上面向全球市场，许多州吸引大量的国内外移民，这些移民属于高度流动的高技能知识工作者，努力寻找良好的就业机会，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 新经济落后的州历史上大多依赖于自然资源或者大规模制造，在新经济时代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竞争成功的最终因素，仅凭借低廉成本的州会被国外的廉价生产者所削弱。美国的新经济指数对这两点考虑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排前十位的主要靠创新，排后位的过去长期靠自然资源，过去的自然资源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劣势。

  四、国家统计局在新经济下开展的工作

  制定了“三新”经济专项统计制度。研究制定“三新”经济增加值核算方法。建立健全与新经济相关的统计分类标准，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正在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标准，比较全面的反映新经济活动。研究建立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现有的新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特别是新经济统计指标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产业研究制定新经济指标体系，为改进和完善新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建立和完善新经济测算方法，加强新经济统计数据在经济形势下的分析。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新经济的基本概念、内涵特征以及口径范围还未形成共识，国家统计局建立的“三新”经济专项统计制度、“三新”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和新经济统计体系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完善新经济测算方法、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宏观决策和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谢谢大家！

• 张连城:

  作为学者型的官员，许局长给我们介绍了新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同时对政府统计面临的挑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新经济可能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经济持续下滑的条件下，新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扭转传统经济下滑的趋势。

  下面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所杨圣明研究员讲演，他发言题目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 杨圣明: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我国30多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长很高，由1978年劳动者4.02亿增加到2013年的7.7亿，净增加3.68亿。如果每个劳动力创造一元GDP，那就是7.7亿，但是劳动人数的增长，仅仅关注这个因素还不够，更多地应当关注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数这两个因素。劳动生产率增长多少？每个人生产的GDP1978年是908，2013年是73898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很高的，劳动者人数增加了，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

• 中国经济减速将不可避免。这里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国内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质量效益比较差，各种资源比如水、土地等消耗的过多，环境污染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如果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投入一定的财力，这种情况下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国际上看，世界银行大幅度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预测，它预测经济到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分别是2.8%、3%，世界银行预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3%。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要下降的，和过去长期的两位数增长不可比，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了，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这种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 • 世界经济增长也有预测，2015-2020年世界经济GDP年均增长5.5%，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不可能要求太高，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有计算的方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有三种形态，价格形态、收入形态、产品形态。从价格形态来看，所有的参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与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来说，所有参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参与单位和非参与单位初次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来看，所有参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值之和。

  •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方法有三种。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这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测算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结构。这种方法对我们的经济总量也是也有影响的。GDP这个指标有两种，有一种人认为它是好东西，没有它就无法经济整体，也有人认为它是不准确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计入到GDP里面去。比如说有的国家认为GDP只能体现一个，不能包括一国的财富，所以GDP并不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指标。还有的国家是将贩毒、卖淫、军火走私等等列入统计之内，这样做的结果，比如意大利的GDP可以上升9%，欧盟经济多增长2.4%，瑞典和芬兰两国如果算上非法交易收入，该国的GDP增幅将达到5%，在英国仅黑市交易计入GDP就可以再增长3%、4%。所以这个GDP各个国家计算的最终结果都不一样，因为包含的因素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要完善经济总量统计指标的设想。

  • 今后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适应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弱化GDP增长速度的情况，在我国探索正确反映经济各方面的科学指标体系，有一些国家很赞赏我们这样的做法。譬如新加坡海峡时报2014年10月25日有文章《废除中国的GDP资产》，这篇文章写到中国国家统计局较早宣布采用中间收入GDP计算，对常规GDP核算方法进行调整，增加创新和研发的权重。调整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结构，更能反映生产方面的真实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是计划近期内对GDP以外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大约40个核心指标，这些指标更能够反映技术升级、城乡收入差别、产品化、民生等各个关键领域的经济和社会调查。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判断我只是一个初步设想，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 张连城:

    杨圣明研究员分析了中国30年经济的高增长，同时指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经济减速阶段，认为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外原因，并且对经济增速的核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感谢杨圣明研究员。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路权平等与城市秩序”。

  • 张曙光: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会的邀请，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路权平等与城市秩序”以电动自行车为例。我想讲四个问题，一、电动自行车的草根式发展。二、电动自行车是大众化的坐骑。三、限行查扣和路权平等。四、交通管理和城市秩序。

    电动自行车主要由中小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行业，是1995年开始，2004年达到了2905.4万辆，2015年达到3200万辆，成为一个相当不小的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5-1999年试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主要是围绕着电动自行车的四大组件进行开发，而且开始试生产，同时也进入了消费者的视野。二是2000-2004年规模化的生产阶段，这个阶段里技术也有了进步，比如电池效率提高了35%，而且成为摩托车和自行车很重要的替代品。在这个时间里可以看到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三是2004-2013年超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里电池的效率提高，而且电机从原来的低效变成高效，也出现了锂电池，所以这个阶段大力的发展，2013年…2015年320万辆，但是2015年由于种种原因销量下降了20%。从2014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旺销不在，竞争激烈。

  • 调整阶段里一些新的领头企业仍然在快速发展，同时有700多家中小企业被淘汰。

    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一是锂电池在逐渐发展，而且成为一些企业的主打产品。二是轻型化，很多企业都在设计的时候采用轻型材料，这个轻型材料可以提高续航能力。三是人性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电动自行车不仅仅是代步的工具，而且由人、车消费于一体，增加了新的功能。这个产业可以说由于在市场的推动之下，由于草根的发展，所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 二、大众化的坐骑

    现在电动自行车乘用的人都是什么人，现在进城市农民工2.6亿，1亿多人务工群体首选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农村有6000万的留守人员，而这些人员的交通和运输是靠着电动自行车的。城乡快递物流最方便廉价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城市居民接送小孩上学入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每年600万毕业生创业常用交通工具。个体创业者几千万人也把电动自行车成为他经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帮手。8000万-2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很重要的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所以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坐骑。

    • 三、查扣限行和路权平等。

      现在公共交通工具有三大类，一是公共交通，二是私家车，三是电动自行车。这三类交通工具各有优劣，做一个比较，这里列了一个表可以看到优劣。（图）公共交通从运量看是最大的，一辆车可以运几十甚至上百人。私家车坐4个人，大一点坐6个人。电动自行车坐2个人。运输成本，私家车是最大，公共交通居中，而电动自行车最小。从占用的道路资源来看，深圳市有一个统计，20%人乘公共交通，而人均占路达到7.8%，而私家人乘用的人有20%，占城市道路达到50%，乘用电动自行车的人占50%，而占道达到20%。方便情况，解决最后一公里公共交通解决不了，私家车可以解决，电动自行车更方便，所以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死亡率来看，公交没有数据，私家车1公里的死亡率是0.89，电动自行车是0.44，电动自行车是私家车的一半，摩托车的死亡率是2.4。从污染来看，如果以私家车为1，公共交通的人均污染排放是私家车的1/5，而电动自行车是公交车的1/10，等于是私家车的1/50。

    • 下面是茶歇时间。

    • • 张平: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二次转型，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到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为广泛的探索中国经济未来的效益来源在哪儿。工业化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而且基于全球贸易。工业化阶段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只要是能走上工业化都能够实现一个加速赶超。但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规模收益就开始下降，很多的效率问题都开始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自主创新、人力资本集中都是在这个阶段里显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今天参会的代表已经作了系列演讲，包括新经济，包括马上要讲的新秩序，这一套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提升效率，获得更多的自主创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开放越来越充分，我们的比较优势水平在下降。怎么能够迎接和稳定好经济，保护好我们不受外部冲击或者少受外部冲击，使得经济更为平稳。这是经济二次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下面有请田国强教授就新规则进行演讲。

      • 田国强: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会主办方的邀请，基本上从第一届开始参加，中间有一些事务，有两次没有到会。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关键是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

        这是我最近几个月一些新的思考，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谈到了一些观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都非常关心中国改革的前景，改革当前进入了深水区，成就巨大、问题严重。在最近几年雪上加霜，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无论是实体经济、信心、投资，民营企业倒闭潮、商业银行的坏账、内外需不振、人民币贬值等，经济持续下滑很大。为什么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都出现了很大问题？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观念。

      • • 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从去年开始公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即将在7月9日发布这个表。基准点是6.4，今年如果破了6.4%，这是很大的政治任务，就是需要在2020年翻一番的政治目标，经济形势的威胁性很大。如果矫正以后是5.9%。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所以中国经济下滑是新常态。是这样吗？我希望从逻辑、历史和数据来说，不。我有三个判断。一、潜在生产率即使由于边际效益下滑，但是国内外的经验，从来没有像短短几年离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准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现在已经下滑了3个百分点，一定是不正常。

        • 二、有的人说持续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已经很接近了，这种观点更加不可理解。本来改革就是提高效率，现在国企形成垄断，许多政府部门、官员不作为的情况怎么可能提高效率，使得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一致吗？我得不出这个结论。三、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威力，如果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我文章中提出三个历史数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提出翻两番，当时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相信，结果怎么样？改革开放大大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举个例子，1990年“六四风波”以后中国经济下滑，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中央决议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中国经济增长了20多年。第三个数据，2000年在上海香格里拉开会的时候我们探讨推动参与WTO，那时候很多人对我们上纲上线，认为我们是卖国贼，如果参加WTO中国的汽车工业、纺织业、药业都会完蛋，完蛋了吗？WTO让中国经济又保持了高速的十多年，同时改变了政治和经济格局，让中国经济总体从第七变成第二。

          我一直想要一个量化分析的模型。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研究了中国经济从1953年以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从2012年到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以改革开放前后的各种因素贡献作为假设，得到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杰弗（音）的结论和我差不多。第一个结论是改革、不改革差别巨大。如果继续推动改革，市场化深层次的改革开放，2012年到2014，今年是2016年，8年后平均增长率7.8%。我一直认为在7.5%左右。如果不改革开放5%，相差3个百分点。所以我理论的论证和我们前面历史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所有的工业革命，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有作用，但是不是关键、不是根本的。在8年当中的3个百分点，相差的可能是50%。所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一些关系到国家层面的大方向上的东西我们要肯定。从历史统计逻辑都得不出来潜在生产率下降的结论，这是我当前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速度一直大幅度下滑的回答。

        • 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差距？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落实贯彻中央决议精神，也就是十八大三、四、五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也包括应对经济下滑的一些具体措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要解决“谁去做”和“怎么做”这样的一些方向性问题。到底是让市场还是让政府、让国企还是让民企去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仍然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这些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使得大家对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改革有误差。比如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三区一降一补”，这个定位非常正确和精准。首先要看清楚“病因”在哪儿？哪个地方的库存最严重、哪个地方的产能最严重、哪个地方的成本最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结论是国企。短板最严重的地方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方面有所欠缺。

        • 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问题背后的制度以及深层次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很容易死灰复燃。由于执行力的问题，由于具体的措施产生了问题，就产生了改革大计难以落实，让人们迷惑，导致各种各样的争论。出现了否定市场化改革，甚至把现代经济学作为一个市场基本的理论基础要否定掉。小平同志说市场是工具，社会主义可用，资本主义可用，一下上升到意识形态上，甚至故意混淆一些概念，比如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将个体和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共有经济等同于国有经济。在这个大方向不明确的时候，肯定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国家在推进改革中政府部门没有方向，观念就会无所适从。没有安全感，企业家、知识分子纷纷会跑路和信心不足。大众没有了希望感，往往过度关心政治，实质上公民、老百姓过度关心政治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三年前谁关心政治，谁讨论改革方向，大家都在一心一意的关注学校发展、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现在饭前饭后、会上会后都在讨论。怎么走出困境？就是应该坚持真正地让中央三次五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目标落实，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市场效率的提高。这就是我的核心建议。

        • 这个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如果认同这一点，就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的改革为内涵推进并且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效率。建立维护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政府是主体它会决定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规范和一个坏的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路。制度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长效的。在个体的思想境界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善待市场不可替代的，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维护和服务中发挥好作用。

        •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是关键的。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央党校上分析了当前经济下滑就是五个原因，边界要素递减，必须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我们必须考虑到新经济，必须考虑到人的大脑的创新驱动，二是政府主导的不可持续性，国企产能过剩积压民营经济，政府不作为以及对新常态的理解偏误。这五个因素背后都涉及到市场化的制度改革，否则这五个原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实当中许多人把理论和实际概念混淆起来，把现实和理想状态混淆起来，说我们都在做，所以说一套做一套，就形成了制度的不相融。许多改革的思路和举措都是反向的，国企做大的现象愈演愈烈，民营经济发展受到进一步挤压，导致当前大众对政策的手段和改革信心不足。我看到一个报道指明学者说大众信心不足是民间投资下降的主因，有人认为民间投资下降是由于经济增长下降导致的，也就是说投资需求不足是人们需求或者生产需求下降的，是这样吗？在今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总增长速度和去年持平都在10%。细看政府投资又去年年底的9.5%，猛增到20%，民间投资从10.1%继续跌到历史新低3.9%。如果说需求下降，如果只是民间需求下降，政府应该大幅度上升。想继续通过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结果出现了大多数资金流向国企，使得国企肆无忌惮的振兴资本密集行业。现在这么多的“地王”都是国有企业造成的，所以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国企和商业银行成为了供给方，国有企业形成了需求方，形成了这样一个市场博弈主体的情况，并且这种投入和2008年我们一直在批评的，效果更差。所以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如果是简单的套用、误用经济理论，那是不可能解决关键问题的。

        • 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才百分之二点几，中国百分之六点几是很不错的，这也是很大误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像我们用火箭把卫星推到正常轨道一样，它有很大的动力，中国的经济速度还远远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这种类比是没有逻辑的。国有企业1840年以来经历了四次大变动，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政府的统治方式以及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都是经济主导地位，但是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非国有企业大幅度发展，无论产值贡献率还是就业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政府主导势必会导致很难解决“五大弊端”，效率低下、创新不足、贪腐猖獗、挤压民营经济，机会不均导致社会公平严重不足。

        • 这里我必须声明，我并不反对国有企业存在，国有企业不是为了解决效率的问题，而是为了经济或者政治安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经济比重应该有一个度。如果过了这个度，它就是没有效率的。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制度，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不够，国企本来应该是生产单位，这也跟它的功能不相符。我认为更严重的是，什么事都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做，中间没有隔离带和防火墙，一旦出事决策很自然的就在政府和国企，矛盾立刻就集中在政府的身上，这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很大风险，并且不利于转型发展。美国最近几年煤矿业一下倒闭了30多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能让一个国有企业倒闭吗？破产吗？很难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而忽视了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这事实上也是不对的。执政基础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执政党的拥戴度和执政的满意度，是否让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让社会和谐稳定，正是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大幅度发展让中国政体、社会和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所未有的稳定。现在要把这些挣钱更稳定的地方，现在不重视这块，会产生很大问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思想解放，打破思想的禁忌，坚定实行市场化改革，竖立鼓舞人心的目标。

        • 下面谈谈核心结论。供给侧改革必须要注意两个逻辑。我们在过去30多年主要注重了发展逻辑没有注重治理逻辑，使得改革空间异常的狭窄。但并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在改革的对策和举措上有问题，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限的维护性和服务型的政府，一定要提高现代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现代化，离不开三个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 • 中国的改革开放，党的领导、政府的主导，很多人这样总结。物理学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哪些新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壮大发展。是这些带来的。

            我们要让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很多事情越拖越麻烦，比如房地产税、遗产税，这些问题如果20年前就做根本不是问题，现在做肯定很难做下去。现在无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从改革中得不到好处的都在反对改革。所以改革的艰巨性和异常复杂，出现的问题来自三个方面，包括执行力的问题。现在改革的做法，让地方政府革自己的命，有可能吗？80年代、90年代有国家体改委，是总理甚至更高级别的带头，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缺乏鼓励改革理论探讨的系统和条件，无法凝聚改革的学理共识，增加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难度。现在越来越多学者不敢讲话、不敢说真话。作为学者一定要求真务实，充分地考虑约束条件。中国的智库结构还是官方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客观性，民间智库发展严重受阻。

            谢谢大家！

          • 张平:

            田教授谈供给侧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句话到底是改还是不改。接下来请张燕生教授给我们讲转型发展。

          • 张燕生:

            首先非常感谢，这么多精彩的发言，也学到很多。我还是讲一下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第一个问题是IMF今年4月的预测报告提到“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的停滞风险”，回顾过去8年，全球仍然是缺少需求，全球潜在增长依然乏力。这就涉及到中国怎么办？刚才田国强教授讲的非常好。第一，我们的问题究竟在需求端还是在供给端。如果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供给端。那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二是结构转换；三是制度改革与变迁。我非常同意国强的观点，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讲的很好，做就可以了。但做的过程中，政府严重不适应新常态。企业适应吗？不适应。社会呢？我们突然发现，过去35年的东西要过去，新35年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存在着适应的问题。

          • 另外，供给侧改革，从美国经验来看，美国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是里根改革，克林顿摘桃子，它间隔了十年。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改到1985年改不下去了，美国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结果是美国人生病，日本人吃药，日本付出了20年停滞的代价。因此对我们的挑战，无论是技术还是结构还是体制，都是长期的。怎么能够在未来十年，供给侧改革能够把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能够拖住，我们需要若干组需求管理政策来支撑。

            当前的经济问题非常明确，是结构性的。如果问题是周期性的，等待是最好的策略。如果问题是结构性的，谁等待谁死亡。因此，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是早调整、早主动、早受益。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改？

          • 从国际环境来讲，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了。过去五年全球贸易表现不好，它的增长率低于增长。未来五年如何？我自己预测全球贸易未来五年也不可能好。去年中国商务部的外贸目标是6%，实际上去年中国的外贸增长是负的7%，出口也是负的1.8%，全球的外贸出口是负的13%，进口是负的12%，因此去年中国的外贸是7%，居然是全球的优等生。为什么？为什么全球外贸熄火了？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是去全球化。我把欧洲、英国脱欧的公投的结果看作是英国人有52%的投票的人投的是去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我想如果全球公投不是也会有一个52%的选票去全球化？

          • 世界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凡是去全球化贸易作为引擎都会熄火。另一方面，欧美过去七到八年的重振制造是一个内向化的趋向。现在贸易摩擦，包括美国对中国的钢铁调查，欧盟议会投票的结果，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都可以看到贸易摩擦、贸易战、货币战对全球来讲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根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短期也不可能解决。我自己感觉，我们的全球化进入到了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因为这种形势，一句话：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个轮子是“一带一路”，一个轮子是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三句话：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下一步将用资本输入来带动商品输入，同时通过三步走的策略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第一个回应。下一个回应是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中国从前35年的外向型模式，出口和引资双轮驱动模式，下一步推动内外需的平衡、进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以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过去引入出口和招商引资，到双向开放，我们的利率、汇率、价格、货币等等应该怎么调整。中国在这样全球化过程中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 我们怎么构建新体制？我自己把下一步推动高开放的实质是高标准改革，而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90%以上的工作不是放在开放上，而是放在高标准的改革上。因为美国的TPP和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的开放是讲通商的开放，而美国的TPP是要推动边境后的政策，要符合美国的标准。也就是从危机以后的开放，本质是你国内的竞争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和国内的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否能够符合一个更高的市场经济的标准。

            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去年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是1.7万亿美金，仍然低于2007年的1.88万亿美金，但是去年流入美国的钱是3840亿美金，比上年增长了4倍，流入发达国家的钱是9360亿美金，比上年增长了90%。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全球资本是净流出了7350亿美金，这种资本流动的拐点性的变化，预示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是井喷式的，以4倍流入美国，以90%流入发达国家市场，净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是7350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 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是负增长，中国的引进来是个位数的增长，中国的走出去是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在这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下，我们就意味着怎么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欧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其实是有利于美国和欧洲，也有利于中国。关键的问题是看我们怎么应对，当年加入WTO时候，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我们要接受15条，当时说的是三句话：第一，为什么？为了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为了体制与国际同行规则接轨。第二，狼来了，反正没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统统被狼吃掉。因此，能不能把高标准的BIT谈判，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前待遇变成像WTO一样倒逼投资环境，倒逼我们市场环境，倒逼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 新科技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互联网无处不在，工业4.0，工业的物联网等等。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对世界带来的变化和1990年上一轮IT革命带来的变化有很大的不同。上一轮的IT革命所产生的效益我们叫“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所带来的变化从分工的角度来讲，是工序分类分工、产品类分工，全球的资本提着篮子在全球寻找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是要素跨境流动最困难的，因此哪有农民工，哪就有国际资本。1990年以来的IT革命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过去转移到非农产业是2.6亿人，许宪春局长那边的数据我不知道，是2.77亿人？可以看到全球资本和中国农民工的结合。我们就会问，互联网无处不在，尤其是机器人能够替代劳动力农民工，而且农民工老了、农民工少了、农民工贵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全球资本不再像上一轮科技革命那样，在全球找农民工，这一次是在全球找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本地化的需求，那有需求，资本就会在哪安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资本，中国必须要走出去，来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 • 因此从供给侧来讲，中国在适应新科技革命方面有三句话。第一，30多年的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技术不是自己的，品牌不是自己的，渠道不是自己的，只有农民工是自己的。下一步转型的方向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自尊、自信、自立。我们研究东亚生产网络的时候可以看到，东亚的生产模式日本、韩国不是代工的模式，只有台港澳的企业是代工的模式，所以我们走向代工的模式，是不是当时学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哪怕把代工做到最高端，这样的黄金时代也同样结束了。

            • 第二句话，低成本的黄金模式结束了。简单、模仿、抄袭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供给侧来讲，中国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的经济规律、我们的要素结构都必须要转向中高端水平。从需求端来看，我们去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6.4，而且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从价格的敏感者转变为价值的追求者，而且学者预测，在未来的五年，中国老百姓要买好商品、好服务的人数会出现倍增，也就是我们讲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下一步将会出现新消费结构、新需求结构诱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趋势。中国美的现在开始要并购德国最好的机器人的公司库卡。欧洲人问我，为什么要并购？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了，我和他们讲为什么要并购，是因为美的在佛山，佛山是中国草根企业最发达的地方，过去35年佛山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万亿，GDP达到了8000亿，达到了广东第二，中国第五。但是草根经济要想转型比等天都难，因此这些地方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像井喷式的上升，满足技术的能力的途径就是并购。

            • 全球过剩产能加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我的很多国外朋友问我，中国的产能过剩究竟你们是出于泡沫经济破灭的前夜还是处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过程中？他们会问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躲过世界历史上产能过剩，最终将会通过危机出清，出现经济的硬着陆？中国怎么才能够不陷入世界历史所发生的规律呢？中国的去产能是行政化去产能还是市场化去产能？刚才田国强教授告诉我们说，美国的第一大煤炭企业破产了，它们的第二大阿尔发破产了，阿尔发在2010年用20亿并购了第四大，2011年用72亿美金并购了梅西，一个最进取的煤炭企业。在危机发生的两三年前不断的巨资并购，最后破产了。朋友们又问，中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在新形势下走出困境，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谢谢大家！

            • 张平:

              谢谢张教授的演讲。下面隆重请出张连城教授，做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 张连城:

              我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发布2016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今年的主题是“预期稳定、压力犹存”。首先对本次调查作出几点说明。从2011年开始到今年，我们已经持续6年对35个城市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其中2011年是只对30省会城市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这一次调查分三部分内容：一，对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进行调查。二，对35个城市居民客观生活质量进行计算和调查。三，专项调查。前面两项调查结果进入实验研究院创建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体系，专项调查不进入体系。

            • 首先发布主观满意度指数的调查结果。题目是“经济承压，主观满意度指数微升”。

              本次主观满意度调查仍然采用通用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的办法，保证了调查的随机性，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合理性。今年3-4月间，我们组织了100多名调查员，工作了近两个月，进行电话调查，获得了有效随机样本14193个，95%置信度下整体主管满意度指数标准误差是0.179。

              主观满意度调查指标体系有5个分指数构成，这就是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

              （图）主观满意度调查2016年结果是这个表格里所表示内容。从表中的数据和排名可以看到，在35个城市中，只有宁波、杭州两个城市连续5年排名前10，深圳和贵阳连续5年排名后10位，兰州5年中有4年连续排名后10位。排名上升幅度的最大的城市是太原市，从去年34，到今年第11。呼和浩特、西宁、南宁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厦门市，从连续4年排名前10，去年排名第2，下降到今年的第35。长春、上海、南京下降的幅度也很大。

            • 从动态的角度看，2012-2016年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主观满意度保持基本稳定，上升速率明显趋缓。

              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分值和排序情况（图），可以从下面构成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五个分指数得到说明。第一个分指数，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生活指数满意度指数是通过提问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满意度两个问题，并通过答案赋值得出的。35城市中只有海口和杭州两个城市连续五年排名前十，兰州连续五年排名后十。从动态角度来看，35个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近5年也呈整体上升趋势，但今年上升的速率明显趋缓，或者只保持了基本稳定。

            • 第二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35个城市6年以来从来都不满意的指标，但不满意的程度有所不同。济南已经连续5排名前10位，即不满意的程度较低，并且稳定。对生活成本最不满意的是北京市居民，已经连续5年排名后3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这和国际上的调查结果近似。美国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美氏最新公布的2016年度海外企业外派员工生活成本调查显示，40多个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已经连续两年位列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个城市行列。上海近两年的排名是第6和第7，北京近两年的排名是第7和第10。

            • 从动态角度来看，尽管35个城市居民连续5年对生活成本不满意，但满意度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指数变动趋势表明，尽管居民满意度逐年上升，但依然处于不满意区间。

              第三个分指数是城市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本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质量是否满意得到的，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在35个城市中，宁波已连续5年位列前10，今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太原市，从去年排名35上升到今年的第10，其次是长沙，从去年第31，上升到今年第12。今年对人力资本最不满意的城市是厦门市，从去年的排名第1，降到今年35。西安、长春、青岛、南京下降的幅度也很大。

            • 从变动趋势来看，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总体比较稳定，近两年略有上上升，仍处于满意期间，但距离非常满意期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从地区分布来看，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中西这三个地区的城市比例是6：2：2，说明东部城市对人力资本的主观满意度比较高。

              第四个分指数，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分指数。根据指标体系，社会保障主观满意度指数是医疗和养老保障满意度指数，城市安全或者社会治安满意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分城市看，连续5年排名前10位的只有宁波市，没有一个城市连续5年排在后10位当中。显然西安、兰州、深圳的满意度已经连续两年都比较低。满意度上升幅度比较大的有乌鲁木齐和太原市，满意度下降较大的城市，并且排名在后10位的城市是厦门、长沙、南昌和南京。

            •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近两年有所上升，并保持基本稳定，处于满意区间。

              第五个分指数，是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是生活节奏满意度指数和生活便利满意度指数构成排分城市看，杭州和南京连续5年排名前10，连续5年排名后10位的城市是深圳。今年上升幅度较大并且排名在前10位的城市有太原、南昌、青岛、石家庄，下降幅度较大，且排名后十位的城市有海口、呼和浩特、长春、上海、郑州。四个特大城市，除广州外，上海、北京、深圳今年分列第32、33、34位，显然与特大城市生活节奏过快有关。

              从动态角度来看，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比较稳定，处于基本满意区间，但是，从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里面的两个细分指数来看，生活节奏细分指数在5年当中35个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满意过，分值从未越过50分满意与不满意的临界点，说明过快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不消的生活压力。

            • 下面发布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调查结果，题目是“经济承压、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下降”。

              根据我们的指标体系，城市生活客观质量是由5个分指数构成。这五个分指数是用20个二级指标的计算所得出的，所以它描述的是35个城市的客观生活质量，没有任何主观色彩。

              各城市的社会经济指数，8个一级指标以及所属的20个二级指标，都来自官方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保证了数据可靠性、权威性。从官方文件中选取35个城市20个二级指标的客观数据，数据虽然是今年做的调研，但反映的是2015年的经济状况。统计和计算客观指数时，所有涉及到的人口数据都采用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而不是户籍人口数。

            • • 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的调查结果（图），表中可以看出，分城市看，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外，还有南京、西安也已经连续五年位列前十。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郑州、西宁、重庆、南宁四个城市连续五年位列其中。今年低于50分的城市是郑州、西宁、重庆。从动态变化来看，受经济下行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继2015年以来连续下降。如果拿主观满意度指数与客观指数作以比较，会发现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下降的情况下，主观满意度指数并没有下降，而且保持了基本稳定。我理解，可能居民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也可能是居民在短期内存在货币幻觉。

              • 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分值和排序情况可以由五个分指数加以说明。

                城市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描述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的指标体系当中，这个指数是由消费域人均财富、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财富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六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城市看，去年的生活水平指数只有太原、重庆、南宁三个城市低于50分，今年低于50分的城市多达22个。在排名前10的城市，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是深圳、天津。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降幅最大的是西安、大连、银川、长沙。

              • 动态角度看，去年以来，生活水平客观指数连续下降，今年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已经接近50分的临界点。这个指数描述的是客观生活水平。从描述生活水平的六个二级指标来看，与去年相比，今年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财富增长下降显著，是导致生活水平客观指数下降的直接原因。进一步地解释，似乎可以用2015年的股市大幅缩水，大部分城市2015年房价下跌，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来说明。

                城市生活成本分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是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房价收入比三个二级指标描述。（图）表中可以看到，城市间生活成本存在巨大差异，生活成本最低城市是昆明市，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昆明、长沙、呼和浩特、西安、西宁、南昌、石家庄等七个城市已五年连续排名前十，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特大城市位居35个城市的后四位。排名后10位即成本最高的城市中深圳、上海、杭州、海口、太原、宁波连续连续五年名列其中，广州连续四年位后10位。从动态角度看，生活成本总体上2014年和2015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与生活成本的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提高是一致的。伴随近两年经济速度持续下降，生活成本持续下降也在情理之中，符合短期菲力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产出与通胀的替代关系。

              • 城市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描述人力资本客观指数的二级指标是教育提供指数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但城市间存在巨大差异。从动态变化来看，人力资本客观指数极其稳定，但今年略有下降。原因是二级指标中教育提供指数下降造成的。

                城市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深圳市排名第一，西宁市排名最后，分数相差一倍。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是由社保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三个二级指标构成。从动态变化看，2015年以来，社会保障客观指数持续下降，今年已接近50分的临界点，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指标。从二级指标来看，社会保障客观指数下降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险覆盖率下降造成的。

              • 城市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图）城市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排名前面的是北京、广州、海口、深圳等城市，排名后面的是郑州、济南、重庆、成都、长沙等城市，长沙、成都、重庆、济南、郑州这几个城市都低于40分。动态角度来看，与其他四个指数不同，生活感受客观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这个指数的上升与中国今年生态环境指数，包括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增多有关。

              • 除了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和主观满意度调查外，今年进行了三项专项调查，包括就业前景调查、房价预期调查、影响生活质量最大因素调查。

                就业前景专项调查。您对未来两三年内您所居住的城市就业前景是否乐观。有五个备选答案：很乐观、乐观、一般、不乐观、很不乐观。指数越高说明居民对就业前景越乐观，反之不乐观。乐观与不乐观的临界点分值50分。这项调查不计入我们的描述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 （图）调查结果来看，35个城市当中，只有太原市的分值超过60分，最高，对就业前景最乐观的是太原，分值最低的是西宁市，35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城市高于60分，其他城市都是50多分，均值57.41，尽管分数不高，但都基本处于基本乐观区间。调查结果目前似乎还没有出现人们预期中的下岗潮。

                （图）调查背景看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工作状态对就业前景的预期不一样。对就业前景很不乐观、不乐观的男性占24.01%，女性占26.67%，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很乐观的男性占52.47%，女性占49.21%，总体上对就业乐观态度的男性高于女性。文化程度看，对就业前景很不乐观、乐观的大专及以上群体占24.12%，大专以下群体占26.35%。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和很乐观的大专及以上群体占48.76%，大专以下群体占41.32%。文化程度较高人群对于就业前景相对更乐观一些。从工作状态上看，对就业前景很不乐观和不乐观的在业人员占22.05%，无工作人员占30.47%，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和很乐观的在业人员占53.70%，无工作人员占46.24%。总体上看，在职人员对就业前景的乐观程度远高于没有工作的人员。我们注意到，无论什么背景，对于就业前景表示很乐观的都没有超过7%。

              • （图）不同年龄段对就业前景的调查结果。年龄段，对就业前景不乐观、很不乐观的年龄段是51-60岁人群，其次是20-30岁人群，第三的是41-50岁的人群，第四的是60岁以上人群，最后的是31-40岁人群。也就是说18.41%的人对就业前景不乐观、很不乐观，对就业前景乐观、很乐观的年龄段31-40岁人群，其次是20-30岁人群，第三是60岁以上人群，第四是41-50岁人群，第五是51-60岁人群，他们对就业前景充满了担忧。

                • 关于房价预期专项调查。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设计如下：您认为您所居住城市的房价今后一到两年内是涨还是跌，五个备选答案：大涨、涨、一般、跌、大跌。指数越高当然说明城市居民房价上涨预期幅度越大。指数越低说明城市居民对房价上涨预期越低。本项目也不计入我们的指标体系。

                  （图）调查结果来看，所有被调查城市的分值都没有超过50分，没有一个城市居民对未来一两年内的房价继续看涨，普遍看跌。大家知道中国去年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今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去年房价预期却是下跌。怎样解释这种预期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中国房地产政策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策多变，人们无法对未来政策作出正确的预期，因此无法对房价走势作出正确的预期。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房价膨胀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造成的，外生变量的政策冲击可能导致人们预期出现系统偏差，从而导致房价预期与房价实质变动出现偏高。在中国由于房地产政策不稳定的影响，可能验证不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胀预期的函数。

                • 关于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的专项调查。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以下哪项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四个备选答案：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物价、交通状况。

                  （图）调查结果来看，今年的调查结果与往年不同，2014年只有17个城市把空气质量第一位，18个城市把食品安全放第一位，2015年除海口、昆明、宁波认为食品安全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其余32个城市的居民多数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今年全部35个城市的居民都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排序来看，2015年人们最担忧空气质量，其次是食品安全、物价和交通状况。2016年排第一位的依然是空气质量，第二位的是物价，食品安全降到第三位，交通状况依然垫后。从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来看，未来最令人担忧的也是经济当中可能出现的滞胀。

                • 通过以上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特殊时期，经济转轨步履维艰，增长速度持续下行，人们收入增数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拿主观满意度指数与客观指数作比较，近两年客观生活质量指数连续下降的情况下，主观满意度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尽管近两年主观满意度总指数保持平稳态势，但稳中有忧。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和过快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其次是人均消费增长和人均财富增长速度下降对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地区和城市间存在较大生活质量差距。此外，具有不确定性的房地产价格以及城市居民对就业前景不甚乐观的预期，都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怎么解决上述矛盾？我想邓小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后的重要任务应当是稳定经济增长。

                  谢谢大家！

                • 张平:

                  谢谢张连城的演讲。感谢诸位一上午的辛苦，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 郎丽华:

                    下午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走出速度依赖症下结构调整的困境”。

                  • 杨瑞龙: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走出高增长依赖症下结构调整的困境”。

                    第一个问题，谈谈为什么总是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中左右摇摆。或者说为什么调结构老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落不到实处。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2008年危机以后的4万亿计划，尽管2009年3月迅速反弹，但是4万刺激计划带来了诸多的后遗症，大量刺激资金流向了国有控制的重化工业部门，这样导致过剩产能更加严重、结构更加扭曲。4万亿的刺激计划并没有影响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挤压了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以后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2008年前的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高储蓄等等，我们归结为传统增长要素。2008年以后，传统增长要素程度不同地衰减，从而导致了现在的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假如没有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可能到一个拐点。如果我们判断最近经济增长的下行主要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中央对于新常态的判断，这种下行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如果是这样，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时候采取刺激计划，无助于财富增长，反而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化。所以这两个都可以证明结构调整重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中大家都没有疑问。但为什么大家取得共识的问题，我们在实际中无法得到有效进展。

                  • 原因在于，我们所讲的结构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和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关。换句话说，当前面临的机构是既定增长和体制模式下的一种利益结构。如果要用人为调整，在转型中一定是有一个对增长有负效应。这时候往往表现为行政手段，关停并转来调结构，短期效应一定是需求下行，特别是政府投资需求下行，这就带来增长巨大压力。中国传统模式中存在着高增长依赖症，我们国家之所以对速度非常在意，原因在于在既定体制下对速度有很高的依赖症，我们采用非均衡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要求用一定的速度来维持体制模式，类似润滑剂一样，不是我们喜好速度、不是偏爱速度，是因为如果要维持这样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模式必须要运行这样一个速度。当有速度的时候可以批评速度，但当没有速度的时候，我们体制的自我循环系统会发生严重变异。

                  • 假定我们连续用行政手段导致投资下行，速度进一步下行，可能就业会出问题。我们在谈假定过剩产能关门，实业会怎么样。还与地方财政有关，中国目前的体制地方政府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地方财政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下行，地方财政会出现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系统，人口老龄化之后也需要经济增长来帮助构建。如果就业出现问题，收入就会有问题，那消费也会有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会带来国防问题，国防预算问题，教育投入问题。再进一步经济下行，可能经济环境中微观主体对未来预期看差。总而言之，我们的体制对速度有很强的依赖，速度与结构产生矛盾冲突，短期内往往导向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明白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但实际政策使用上我们往往导向保速度。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高增长依赖症。

                  • 为什么我们老是半途而废，在调结构总是说的比做的多，调结构我们往往遇到一个短期目标，我们老在纠结稳增长、调结构哪个放在前面。最根本原因在于速度问题。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左右摇摆，最后为什么我们导向一个短期目标，保速度，是源于中国体制下和增长模式来，短期内速度远比结构重要。

                  • 再简单讲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与前面一个问题相呼应。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学者把这样一个简单问题说的大家越来越不明白。我学了几十年的经济学，我本来是明白的，供给侧改革就是供给侧角度调结构，但是现在看了很多文章，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实际上是基于原来的增长模式下的结构，导致增长质量下降、效率低下，无非要通过供给侧要素，资本、劳动、效率，从这个角度提高增长质量。具体来说，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来降成本，来实现这样的目标。这是微观上最简单的调结构内容。

                  • 宏观上怎么说。源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不是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是源于传统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异，人口红利减了，我们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让传统增长要素继续发挥作用，然后培育新的增长要素，比如通过城镇化挖增长潜能，提高消费力，通过广义的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指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结构”，结构就是刚才讲的两个层次的问题。

                  •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基于我的判断，无论是结构扭曲还是增长要素变异，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样一种体制不改变，传统增长模式就无法发生变化。传统增长模式不改变，微观层面的结构问题、广义的新增长源泉培育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最终归结为一点——改革，改革是结构性调整内在逻辑归宿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说“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是结构调整，关键点是改革。”我们都在说“两学一做”，都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弄明白关键点是改革。改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非常清楚，“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调结构的根本出路。

                  • 怎么样让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还是回归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改革路线。政府与市场资源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改革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现在这二者关系很难摆布，现在离开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没有边界，不能离开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妄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发挥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在这个逻辑前提下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就有边界了。调结构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也要以这个原则，就是市场导向。

                  • 举个例子，2011年至2013年，发改委领导的去产能，当然它对有色金属、煤炭、钢铁等产业进行了去产能调整，关停并转。有作用吗？有。2011年到2013年这些产业做了很多消减。但是同样2011年到2013年这样一些产业又增加了产能，结果发现增加的产能远大于调整的产能。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有过剩产能，政府对产业进行了干预，这就会进一步背离，还有中国地区考核指标，二者加在一起会扭曲产业的收益成本，从而导致了过度供给，过剩产能的背后逻辑也就是政府背后过多干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传统产业过剩，新兴产业也会过剩。

                  • 2011年要发展光伏产业，说是新产业，大家都上。新产业本来应该引入市场机制，但发改委、地方政府二者一配合，导致了光伏产业过度的财政补贴、过度的政府干预，各地纷纷上马。前几年光伏产业，中国是世界产能的70%以上。现在遇到困难，其实并不是说光伏产业没有前景，为什么在中国遇到这种困境，是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所以产能过剩并不一定发生在传统产业也可能发生在新兴产业，现在在推新业态，如果政府干预过强仍然可能产能过剩。所以结构性改革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样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党的指示精神，调整所有制结构。我们既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现在所谓的产能过剩部门都在哪儿？唯有国有部门，所以背后还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 另一个是改革动力问题。除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一些观念问题，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还是中央政府主导下、党的领导下主导的，我们有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通过经济发展追求政治上的升迁，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他们在合谋过程中进行投资、进行增长的过程中各得其利。地方政府基于指标基于税收获得了政治上的升迁，企业获得了改革的利润最大化，企业和地方政府合谋获得最大化的主要途径是中央改革的优先权，有改革优先权就有特殊体制优惠政策。现在这种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的腐败问题，现在反腐败，要重新整理这种关系。但是关了一扇门要开一扇窗，所以当前结构性改革遇到的问题是改革动力出现了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的懒政、庸政。有的地方领导发现我不干风险更小，可能选择不干。所以懒政、庸政背后是改革动力的问题。所以怎么塑造新的改革动力，让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到实处，这样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没有改革一定没有结构调整。

                  • 改革就是三个层面的问题，要好好做。怎么做。中央党的文件都说的很明白，好好学习邓小平理论，好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好好学习十八大三中全会指示精神，落实党的精神，落到实处。不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学习党的理论就没有出路，所以听党的话、好好干。

                    如果这个逻辑明白了，当前更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管理对立起来。短期内我们对速度还有很高的依赖度，供给侧结构改革总体来讲是长时效的东西。头晕，头晕的表象是发烧，其实心血管出了问题，心血管的问题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发烧要用心血管来解决。我们需要把速度压下来，我们把体温压下来，最好不要和心血管的毛病冲突起来。现在有不好的倾向，把二者对立起来。特别是短期内我们对速度有依赖，我们要维持一定的速度，这个条件下腾出时间更好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否则大家都在讲供给侧改革，但是没有动作。我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 • 郎丽华:

                      下面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甘犁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其影响。

                    • 甘犁:

                      过去很多年我们团队做的工作是发现一些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基本事实、关键问题还是很细节的。今天是我们在土地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次尝试。尤其土地流转，在三中全会上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但这两年出现了很多问题。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数据能够慢慢找一找。我们这个团队在土地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新的团队，我们对问题的寻找，希望各位同仁给我们提点意见。数据是非常丰富的，分析还不够，所以今天是一个简单的描述。

                    • 我们的土地数据怎么来的？流转现状及趋势、效益分析。

                      土地数据来源于我们做的两大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从2009年开始的，已经规模很大的。基层治理调查，对全国1400多个有代表性社区做了详尽调研，这里有很多土地数据。现在有代表性的数据包括了全国29个省、363个市区县，1.1万农户的数据。有2500多个学生出去调研。

                      （图）在家庭问卷中关于土地的部分，只是家庭问卷的一小部分，但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了。

                      （图）基层治理调查，是对社区工作人员、社区领导的详细问卷，包括了社区经济、政治等等情况。这样形成了我们的土地数据库，包括生产、经营、金融、流转、征收、治理的信息。

                      我们的数据和国家公布数据做了一些对比，很多数据我们有，但找不到国家公布的数据。在农村承包地的情况，2013年国家是13.3亿亩，2015年是13.1亿亩。承包地，全国有些省有，有些省没有。

                    • 下面把土地流转的现状作简单描述，主要是描述事实，找问题，为顶层设计、为改革方案提供一个基础，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

                      （图）参与的家庭32%，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村家庭参与了流转，其中7.2%参与了正规流转。27%的耕地目前被流入或者流出，当中20%是正规流转流入，正规的面积大很多，家庭比例不高。

                      （图）到底租金是多了？还是少了？很难有一个评价标准，我们找了一个国外的，和明清时期地租水平相比，现在土地流转的租金平均价格为农用土地年纯收入的12.4%，这是比较低的，国际标准是40%，中国历史早期数据是45%-80%。

                    • 我们发现如果村委会介入了流转过程，土地流转的租金会高一些，期限也会长一些，合约更加正规。这有好也有不好，一旦村委会介入，今后出现纠纷，村委会不得不介入或者流入流出都要求村委会介入，纠纷比较多。

                      （图）研究中有一个让人吃惊的发现。2013年转出12.3%，2015年18.7%，参与转入是11.5%到13.6%，所以整体上这两年参与流转的比例在大幅度的上升，从20%多到30%。但2013年家庭当中转出比例中到2015年40%不参与了，转入的家庭45%不参与了。所以中国土地流转数据里面表现出来协议很短、变化非常多，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土地资产如果不投入，预期只是短期的，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看起来不是宏观经济导致的，很多原因还是跟土地的协议、契约精神还有其他有关。这个家庭如果有党员，契约精神好一些。还有其他因素，我认为这个是值得学术界认真分析的一个大问题。有契约精神的家庭流转的协议时间会长一点。

                    • 到底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土地转出，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土地转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流转会不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到底是谁在干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值得分析。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实证，（图）通过表来把实证的数据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穷人转出、富人转入。最穷25%的家庭转出的比例远远超过转入的比例，其中的差距是14.2个百分之点，富人的差距是8.7个百分之，穷人把土地转出去，富人把土地转入。

                    • 家庭没有劳动力，把土地转出去的比例要高很多，没有劳动力的比例是80%的家庭人口都是非劳动力，这时候转出去的比例很高。劳动力数量也是类似的。

                      教育水准，高教育的人不太愿意种地，就把土地转出去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现象。在城里有房、没房关系很明显，想到城里，城镇有房子就不愿意种地，有30%的有房家庭把土地转出去。这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经济因素，他的意愿影响了土地的流转与流出。

                      （图）家庭平均土地在5亩以上，这些家庭显然很活跃，既转入又转出，20%的既转入又转出。转出的差别不大，转入是本身拥有很多土地，有规模经济了，这样的家庭容易拿更多的地进来耕种。

                    • 数据里有挺多关于土地质量的数据，我们知道能不能机耕、离地多远、坡度、土壤状况等等。（图）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库。土地质量比较好的，这是自我评估，比较好的家庭更容易转出去。确权，确权是21.3%，和17.0%的没有确权的土地，相对来说确权的土地更容易帮助土地转出去，转入也有一点差距，差距相对小一点。到底土地的流转情况，东部的土地流转情况比较好，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做了对比。因素分成四大类：家庭人口特征、家庭收入和资产、土地特征、市场环境。整体因素贡献最大的，比如中部和东部相比，差距最大的还是市场环境，在整体环境中占到62.1%，如果西部和中部的差距是61.5%，都是因为市场环境的特征，包括土地流转交易环境、土地交易的经历等等因素作用比较大。这是非常简单的，到底是土地是原因，还是市场环境是原因，还是家庭原因等等作了一个简单的分解。

                    • 土地转入情况类似，显然市场环境的因素作用更大，高达83%。我们很简单的把土地流转的状况作了简单的介绍，信息量很大，背后的数据很多，我挑了几个和大家介绍一下。

                      空心家庭是一个相对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空心家庭就是住在家里的家庭成员里没有15-65岁的男性，这种家庭的占比是16.6%，空心家庭更容易转出土地，因为没有男性可以种地。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效应。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担心人口，人口结构在变化，老龄化等等，土地流转有规模经济以后是不是有一个土地流转的劳动力红利，规模大了以后用的人会少一点。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有什么样的变化？

                    • 土地流转的劳动力红利有多少？有没有？如果土地流转继续发展，会对中国经济从宏观层面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图）这是我们做的分析，这个点相当于劳动力投入，横坐标每点相当于每个家庭劳动力的亩数，纵向坐标是亩均有多少人。从2013年均值是9.15，2015年均值是9.53，平均规模是在网上涨的，涨了几个百分点，但是这几个百分点算下来的劳动力红利是216万人。200万人是什么概念？我们有一个数，比如土地流转，这是从国家统计局来的数据，农民工的同比增长率这些年来在下降，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率在下降，2015年时外出本地农民工有2.7，外出农民工0.4，同比是1.3的增长。这些年来农民工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增长，是360多万人，农民工增长了360万人，一年贡献了100万多一点，所以是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增长可能因为和土地流转总数差不多。

                    • 收入问题。我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发现基本结论土地的转入会显著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转出对农户家庭没有影响。把土地转出去对农户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转入对转入的家庭有比较大的影响。原因是，总体是富人把土地转入，土地转入对富人的贡献比较大，继续贡献收入，所以对收入的影响有一点。其他因素我们也作了分解。这里把土地的数据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也期待各位同事用我们的数据，把中国的问题找出来，方向定下来了，要改革，一定要改，具体到措施的时候，我希望能找到一点点的问题，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这些政策把问题解决。中国有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不知道具体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说这些，谢谢。

                    • 郎丽华:

                      “三农”问题大家非常关注，“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是流转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的农业，也不可能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甘犁教授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我们一直强调“两学”，甘教授他们已经把重点放在“做”上，而且做得非常合格。

                      下面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需要过几年苦日子”。

                    • 沈越:

                      谢谢会议组织者，不仅给我了一个发言的机会，而且谢谢你们10年来一直鼓励同仁交流，既有犀利的学术观点，也有踏踏实实的学术成果，把研究成果在20分钟里向我们分享。

                      我根据大会的主题“二次转型”谈一点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宏观经济面临逐渐下滑的态势。2008年危机以后，随着4万亿为代表的刺激效应释放，中国经济进入了逐步下行，长期下行的通道。今年可能是继续下行的一个新节点，新节点的特点，除了GDP、工业增加值、外贸的增速在前几年从两位数进入了个位数，今年可能投资增速、消费增速也会进入个位数，甚至M2增速也可能进入个位数。

                      GDP的增速从过去八九不离十逐步下滑，2012年跌进了8%，2015年跌入7%内，2016年可能跌进6%。工业增加值自2012年跌进10%的增速，2013年9.7%，2014年8.3%，2015年7%以下，2016年1-5月仅为6%。进出口贸易总额2014年跌进10%以内，2013年7.9%，2014年3.4%，2015年负的7%。

                    • 2016年前5个月负的3.2%，但是是个双降。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从2012年14.3%，2013年13.1%，2014年11.5%，2015年10.7%。2016年1-5月10.2%，5月的增速下降10%以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的增速跌进了20%，2014年跌入了15%以内，2015年为10%，2016年1-5月仅为9.6%。其中，房地产增速只有7%，工业投资增速仅为5.4%，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仅为3.9%。

                    • M2增速也有可能进入个位数。2009年近30%的增速，这是4万亿的后遗症。2010年19.7%，2011-2015是13-14%之间波动，2016年计划数是13%。1季度完成计划13.4%，但是4、5月开始下滑，4月份12.8%、5月份11.8%。预测6月份为11.4%。

                    • 正是根据上述下滑的趋势，我得出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转型，要过几年苦日子的看法。这种说法是相对于过去人们习惯经济超高速增长下的好日子而言的，习惯财政收支、就业、收入都高速增长，这种状况而言的，我借鉴权威人士的说法，跌也跌不到哪去，苦日子也苦不到哪去。同时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走势下，经济下行也不是坏事，他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多年来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尤其是长期实施宽松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强制性的调整，如果政府不采取“逆市场”强制干预，仍然是比较温和的干预，不但不能组织经济下滑的趋势，而且经济失衡问题增大，今后调整更为困难，我反对政府再用强刺激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因为负效应会更大。

                    • 因为滑也滑不到哪去，下滑了之后有利于用市场的方式完成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也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下滑对我们的改革是有一种倒逼功能和倒逼机制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经济日子好过了，谁也不愿意改革，往往改革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才改，倒逼。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经济下滑的原因。

                    • 首先，我很同意今天上午杨圣明老师的观点，这是一个新常态的结果、表现，从赶超型的经济长周期来看，如果从50年、60年的长周期来看，如果说前30年的增长是一个加速期，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年，可能是这个赶超期经济的顶点，危机以后中国经济虽然还有增长空间，但是增长空间在日趋缩小。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是6.5，可能过几年以后新常态是5.5、4.5、3.5、2.5，都有可能，这是经济增长的规律。

                      第二，经济下滑是对我们长期实施以扩张需求为基调的空管经济增侧的反弹。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时间是靠GDP挂帅，通过粗放型规模扩张实现，伴随经济规模增大，相对增长空间日益缩小，这种靠粗放扩张性的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逐步下降。

                      从投资来看，中国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尚有较大的空间以外，企业投资在现代的制度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空间不是很大。如果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进得好，企业的投资可能逐年会变大，企业投资因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而加快。房地产则因为存在巨大的泡沫而不得不减缓。这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都叫停。现在房地产是个什么情况？有需求的地方不让买房，没有需求的地方大量的库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从净出口来看，由于世纪之初加入WTO，那几年闹危机，我们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速达到30%，是井喷式的，这个东西不可持久，像一个水库把闸一拉开落差很大，现在水库里的水和江面的水平了，这个效应没有了。另一方面，因为土地、工资等供给成本的迅速提升快于出口品升级换代速率，传统劳动密集型市场的丧失速度快于新市场的开拓速度。这是我们对外贸易下降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把出口增速下降主要原因归结国际市场低迷的因素是片面的，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消费来看，消费受政府的影响，受扩张性宏观政策影响是最小的，因为这个领域中的决策者是消费者。政府的政策也能有利于调整，比如临时性的减税，比如购置税减了10%就买了车，但是明年就不买车了，提前消费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三架马车里最健康的。现在跌进了10%，仍然高于GDP的增速，应该讲是正常的。

                    • 再次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定的措施，目前的状况是说得多、做得少，落实不到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出来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多的时间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陷入了不进不退的窘境，至今关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还停留在概念之争中，究竟是概念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要警惕经济学界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我们现在既没有见到顶层设计，更见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措施，这一点是经济持续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意。我同意今天田院长的判断，但是我最后的表述和他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很乐观，他认为我们鼓吹鼓吹就能改，但是我信心不足，因为我已经等了三年了。

                      • 我认为上午田国强老师介绍的信息里，有两个数字，2012年到2020年，12年的增速，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一致的，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得好，我们这12年中的增速他的估计是7.8，远远超过现在的6.5。但是注意下面的数字，如果不做改革，他估计中国的增速是5%，根据我现在的看法，我们现在要想在制度创新方面有很重要的改革，在看不到的情况，我觉得GDP的增速可能是5%，所以我觉得应该过几年苦日子。

                      • 2016年短期的宏观措施“三去一降一补”，“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泡沫，这个措施对于经济增速下行也有一定的贡献，这个贡献是积极的。因为这一任务在今年还不可能完成，其效益还会持续好几年，下行还会持续。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增速下行可能更有利于在今后几年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

                        提几点议论。第一，我主张适度调低“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速。

                      • 第二，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加快具体措施的出台。具体来讲，按照发挥市场解决性作用的要求，推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平等地位的改革，改变目前国有经济的权利和地位是制度性规则，而民营经济的权利地位是政策性的，是优惠性的，是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没有。尽快模仿对外经济中的负面清单制，推出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尤其是民营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一些国有垄断的金融体系，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剪息票的，融资成本极高，很多金融企业在正规的地方是拿不到贷款的，大的商业银行剪息票，再通过理财、通过其他的渠道出去，利率一下两位数，哪样的民营企业能承受？这些东西又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这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关键，也是关系到转型的质量。

                      • 第三，在降成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背景下，我主张适度调低放松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可以提升我们出口的增速，同时可以减少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的下降。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 郎丽华:

                      今天与会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中国经济前景取决于改革还是不改革。如果改，就能够摆脱苦日子。改革是关键，而且不仅要提出改革，还要真改，不能光说不做。下一位是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教授，他的题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发展。

                    • 沈坤荣:

                      感谢大会的邀请，每年都有机会和在座各位同行和媒体界朋友分享一些最新的研究和体会。今天我做一个发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要转型时期，这个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最重要的就是总量下行，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工业角度来说，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0%，这样的速度对于以制造业就业为主体的国家来讲就会有很多的困惑。投资角度来看，（图）从原来的20%几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到最近的10%左右，总量的放缓是其次的，关键问题是中央和地方作用在分化，民间投资在快速下滑。

                    • （图）深蓝色代表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最近一两年，力度维持在比较好的态势。到去年年底，这个投资速度增长还是很快的。淡蓝色代表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在下降。这两种力量分化很厉害，中央政府使劲比较大，但地方政府落实程度很有局限性。

                      民间投资角度来讲，今年开始数据分化的特别厉害。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3.3%，民间投资增长3.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0%。这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速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两条曲线的分化，表明这半年来两种力量的分化，民间投资下降过程恰恰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房地产速度上升的时期，各个地方出现的土地竞拍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央企和国有企业。楼市快速上涨表面上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反过来可能削弱其他方面的增长动力。比如房价过高，反过来增加了工商业运营成本，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而且由于这个过程使得实体经济运营成本上升，去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看到大量的企业在挪出原来的所在地。当然这里固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固然有过剩产能挪出的需要，但是与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成本上升是有关系的。过快的去工业化进程会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压力。

                    •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开始新一轮的加杠杆周期。同时期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末的148.4%上升到2015年末的254.8%。尽管债务比重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在可控区间，但过快的增幅不仅加重全社会债务的负担，而且极易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比重不断提升，上升幅度在不同发达国家之间我们上升速度非常快。

                      我国企业部门债务水平持续攀升，企业部门负债水平高于多数主要的经济体水平，成为近年来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制约了企业发展，也加快了金融风险。（图）国有控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非常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利润和总额增长速度比较也可以看很清楚，下降最快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负增长非常厉害。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起的双重作用之下，企业债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违约，违约企业跨越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企业债务的根源在于经济中一直未能清偿的结构性，目前债务沉疴正是难以消化的金融产业的积淀。需要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比如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有序发展民营银行、有序发展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来丰富金融机构服务主体。能不能多渠道的推动股权融资来探索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转板机制，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些举措需要落实。

                    • 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方式，采取综合措施逐步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交叉感染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做好前瞻性分析，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底线，这是当下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确确实实很重要，来化解过剩产能，比如完善退出机制，退出僵尸企业，深化国企改革，引导企业结构向中高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降低企业成本的角度应该减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角度就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容易一点，在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非常难，因为它土地流转的追溯机制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都是值得探讨的。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来提高居民购买力。核心问题是降低金融风险。

                    • 在化解地方过剩产能中最重要是防风险，最近来看理财产品兑付风险，还有局部爆发的一些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外需下降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基于外部需求、供给结构需要调整，使之与国内需求相适应，部分具有潜力的消费需求，由于存在进入门槛和垄断，非常充沛的民间资本难以进入。所以培育新一轮增长动力的钥匙就是增长有效供给。去年《求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今年两会期间我也发表过一篇文章，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实际上核心问题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是弥补供给数量不足。供给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最终需求。比如公共产品，以小学、幼儿园为例，很多年轻父母为了学区房非常纠结。另一方面供给质量不优，直接影响最终需求。我们需要改变产品质量和结构。还有供给成本太高抑制了需求。这些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根子在体制上，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最终需求，关键在改革，增加制度的供给。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还是很大的。前几年一直在提深度的开放可以和竞争带来的潜在空间是很大的。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来的潜在空间很大。民间资本大量的外移，到国外创造需求或者移民到发达国家购买房地产，这种资本能不能进入到国内的供给领域值得探讨。还有城市和再工业化带来的空间很大。怎么在城市群之间构筑广泛的城市带、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通过覆盖全社会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都是增加有效供给的方面。

                    • 确实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与需求管理的有效对接。如果纯粹推进结构性改革没有和需求有效对接，整个经济可能衰落的非常厉害。36年改革开放中国适应世界推进了改革开放，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新问题。一个规模巨大但发展水平仍然很低而且高度不平衡的中国，世界在体制机制与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汇率、资源、市场、周边国家关系都没有真正地处理好。中国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呈加大态势，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推进，以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的新一轮开放。

                    • 从外部来看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有效拓展我国战略发展空间，增进与周边国家合作，为经济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这方面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很多，到周边国家进行开发区建设。这个过程一方面化解产能，一方面扩大国内产品目的国的销售，还有一些中间产品可以使得解决过剩产能，都可以为转型赢得时间，这方面需要实实在在的措施来推进。

                      内部来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改善投资效率，要建立机制的重构，不光是科技人员，创造财富的人员，还要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未来的中国一方面仍然要强调“中国制造”，与此同时要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而造”的转变，“为中国而造”不仅仅是低端产品，由于中国需求水平在上升，人均GDP上升以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为中国而造”会有大量机会，比如体育产业、养老产业、卫生产业、文化艺术产业、旅游产业、互联网产业等一系列的产业会兴盛起来，使得“为中国而造”成为新一轮的主攻方向。实现中国经济总量赶超型向效益和质量赶超型的转变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前面的36年更多是增长总量赶超、数量赶超，现在要质量赶超，比如品牌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艺水平问题，都使得已经成长起来的消费群体，特别是高端消费群体需要高品味的经济供给，效率提升。如果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中国经济二次转型既是一个过程，更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处理好了，中国的回旋余地很大，韧劲很大，所以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看好的，值得预期，我们期待一个好的、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增长。

                      谢谢各位！

                      • 郎丽华:

                        今天与会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中国经济前景取决于改革还是不改革。如果改，就能够摆脱苦日子。改革是关键，而且不仅要提出改革，还要真改，不能光说不做。下一位是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教授，他的题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发展。

                      • 沈坤荣:

                        感谢大会的邀请，每年都有有机会和在座各位同行和媒体界朋友分享一些最新的研究和体会。今天我做一个发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要转型时期，这个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最重要的就是总量下行，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工业角度来说，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0%，这样的速度对于以制造业就业为主体的国家来讲就会有很多的困惑。投资角度来看，（图）从原来的20%几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到最近的10%左右，总量的放缓是其次的，关键问题是中央和地方作用在分化，民间投资在快速下滑。

                      • （图）深蓝色代表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最近一两年，力度维持在比较好的态势。到去年年底，这个投资速度增长还是很快的。淡蓝色代表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在下降。这两种力量分化很厉害，中央政府使劲比较大，但地方政府落实程度很有局限性。

                        民间投资角度来讲，今年开始数据分化的特别厉害。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3.3%，民间投资增长3.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0%。这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速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两条曲线的分化，表明这半年来两种力量的分化，民间投资下降过程恰恰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房地产速度上升的时期，各个地方出现的土地竞拍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央企和国有企业。楼市快速上涨表面上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反过来可能削弱其他方面的增长动力。比如房价过高，反过来增加了工商业运营成本，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而且由于这个过程使得实体经济运营成本上升，去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看到大量的企业在挪出原来的所在地。当然这里固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固然有过剩产能挪出的需要，但是与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成本上升是有关系的。过快的去工业化进程会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压力。

                      •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开始新一轮的加杠杆周期。同时期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末的148.4%上升到2015年末的254.8%。尽管债务比重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在可控区间，但过快的增幅不仅加重全社会债务的负担，而且极易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比重不断提升，上升幅度在不同发达国家之间我们上升速度非常快。

                        我国企业部门债务水平持续攀升，企业部门负债水平高于多数主要的经济体水平，成为近年来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制约了企业发展，也加快了金融风险。（图）国有控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非常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利润和总额增长速度比较也可以看很清楚，下降最快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负增长非常厉害。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起的双重作用之下，企业债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违约，违约企业跨越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企业债务的根源在于经济中一直未能清偿的结构性，目前债务沉疴正是难以消化的金融产业的积淀。需要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比如说十八大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有序发展民营银行、有序发展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来丰富金融机构服务主体。能不能多渠道的推动股权融资来探索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转板机制，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些举措需要落实。

                      • 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方式，采取综合措施逐步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交叉感染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做好前瞻性分析，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底线，这是当下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确确实实很重要，来化解过剩产能，比如完善退出机制，退出僵尸企业，深化国企改革，引导企业结构向中高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降低企业成本的角度应该减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角度就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容易一点，在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非常难，因为它土地流转的追溯机制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都是值得探讨的。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来提高居民购买力。核心问题是降低金融风险。

                      • 在化解地方过剩产能中最重要是防风险，最近来看理财产品兑付风险，还有局部爆发的一些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外需下降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基于外部需求、供给结构需要调整，使之与国内需求相适应，部分具有潜力的消费需求，由于存在进入门槛和垄断，非常充沛的民间资本难以进入。所以培育新一轮增长动力的钥匙就是增长有效供给。去年《求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今年两会期间我也发表过一篇文章，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实际上核心问题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是弥补供给数量不足。供给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最终需求。比如公共产品，以小学、幼儿园为例，很多年轻父母为了学区房非常纠结。另一方面供给质量不优，直接影响最终需求。我们需要改变产品质量和结构。还有供给成本太高抑制了需求。这些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根子在体制上，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最终需求，关键在改革，增加制度的供给。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还是很大的。前几年一直在提深度的开放可以和竞争带来的潜在空间是很大的。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来的潜在空间很大。民间资本大量的外移，到国外创造需求或者移民到发达国家购买房地产，这种资本能不能进入到国内的供给领域值得探讨。还有城市和再工业化带来的空间很大。怎么在城市群之间构筑广泛的城市带、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通过覆盖全社会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都是增加有效供给的方面。

                      • 确实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与需求管理的有效对接。如果纯粹推进结构性改革没有和需求有效对接，整个经济可能衰落的非常厉害。36年改革开放中国适应世界推进了改革开放，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新问题。一个规模巨大但发展水平仍然很低而且高度不平衡的中国，世界在体制机制与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汇率、资源、市场、周边国家关系都没有真正地处理好。中国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呈加大态势，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推进，以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的新一轮开放。

                      • 从外部来看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有效拓展我国战略发展空间，增进与周边国家合作，为经济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这方面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很多，到周边国家进行开发区建设。这个过程一方面化解产能，一方面扩大国内产品目的国的销售，还有一些中间产品可以使得解决过剩产能，都可以为转型赢得时间，这方面需要实实在在的措施来推进。

                        内部来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改善投资效率，要建立机制的重构，不光是科技人员，创造财富的人员，还要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未来的中国一方面仍然要强调“中国制造”，与此同时要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而造”的转变，“为中国而造”不仅仅是低端产品，由于中国需求水平在上升，人均GDP上升以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为中国而造”会有大量机会，比如体育产业、养老产业、卫生产业、文化艺术产业、旅游产业、互联网产业等一系列的产业会兴盛起来，使得“为中国而造”成为新一轮的主攻方向。实现中国经济总量赶超型向效益和质量赶超型的转变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前面的36年更多是增长总量赶超、数量赶超，现在要质量赶超，比如品牌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艺水平问题，都使得已经成长起来的消费群体，特别是高端消费群体需要高品味的经济供给，效率提升。如果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中国经济二次转型既是一个过程，更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处理好了，中国的回旋余地很大，韧劲很大，所以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看好的，值得预期，我们期待一个好的、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增长。

                        谢谢各位！

                      • 郎丽华:

                        沈老师强调了改善有效供给就是要增加制度供给，归根到底还是要改革。

                        下面有请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院长龚刚，他的题目是“债务问题，新常态所面临的新挑战”。

                      • 龚刚:

                        刚才有几位嘉宾都谈到债务问题，我这里谈的更具体一些，分析一些原因。

                        一、债务知多少？

                        我国的债务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全球来看，占GDP达到200%，2008年是38%，2013年达到212%。在中国总体债务，包括了政府的、非金融企业的、居民的等等，从72%增加到217%，全世界最高的是日本400%。

                        中央政府部门债务，最高的仍然是日本，美国也在200%以上，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40%。地方政府的债务，2010年调研是10万亿，2014年底的时候是24万亿，2010年到2014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居民部门债务，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这是中国债务的主要问题，目前为止占GDP达到123%，法国是121%，美国通过金融危机处理好了变成67%，所以目前从绝对值来讲，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在中国是最高的，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所以中国的债务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在地方政府以及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调研和李阳（音）老师他们得出的结果差不多。

                      • 二、债务危机是如何形成的？

                        债务研究有两个基本问题，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如果说债务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它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我们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明斯基讨论过债务形成问题，他称之为金融不稳定理论。他认为经济从稳定到不稳定，债务好到债务恶化是内生的自然过程。而且他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危机形成期、危机发展期、危机爆发期。关键是明斯基没有讨论为什么说是内生的？什么条件是内生？他依据的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史，里面的理论没有说清楚。我们可以简单的构建一个数学模型得出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这样一个内在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东西。

                      • 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债务模型，最近在经济研究第六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我构建数据模型开始就发现我们有一个债务定理，我们这个定理具有普遍意义。“一般地，就个别企业而言，如果其债务利率长期大于资产或者收益的增长，该企业早晚会进入明斯基时刻。就整体经济而言，如果债务或者贷款利率大于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则经济早晚进入明斯基时刻。”由此可见，利率是决定债务累计、形成债务危机的一个关键变量。现实中不同的债务利率、债务类型，比如国债，它会有不同的利率，民间的有民间的利率，国债有国债的利率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利率，恰恰这些利率的不同决定了是不是形成危机。各种利率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 三、利率知多少？

                        国债利率基本在2.5%，我们说的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7%、8%，再加上通货膨胀率2%、10%左右，但是利率2.3%。国债的债务是不可能发生的。就美国、日本来讲，日本经济基本停滞，百分之零点几，它的通货膨胀率也很低，所以即使日本的国债，中央政府的债务也是很严重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的中央债务没有问题。地方政府的发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银行贷款，一种是发地方债。地方政府2010年的银行贷款70%几，现在是50%以上，大部分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利率是什么样？发债部分大概只占10%，发债部分可以在国债基础上上浮30%，按照这样的话，发债是3%-5%的利率，地方政府的债务不多。关键还有其他部分，银行贷款的的利率，楼继伟给出的指标，在10%左右，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马上要用债务置换，3.2亿置换成银行贷款，政府的债券，这样利息一下就可以省两千亿，可以看得出利率是多么地重要。

                        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利率。理论上由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一般来讲是中央银行提供法定贷款利率加上商业银行自己的提存，这部分在2%以上，这样一般来讲商业贷款和地方政府银行贷款利率是一样的，在10%，也是非常高，在中国新常态下这是非常高的。中国还经常出现中小民营企业贷不到款，从而不得不借助于地下钱庄，温州有一个民间融资的综合利率指数，20%，高的不得了。

                      • 结论是，为什么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增长如此之快，成为世界之首？答案只有一个，利率太高。2011年12月1日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所以商业银行确实业绩辉煌，在全世界上排名前四位的都是中国的银行，超大型的国有银行。商业银行辉煌业绩并非来自竞争压力下效益的不断提高和技术不断进步，就是二道贩子，从央行借了钱再高利贷放出去，当然还有民间借贷，那就是三到贩子、四道贩子，他们这么高的经济效益以牺牲企业利益，并为社会债务风险为代价的。

                      • 为什么讲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中高速增长，增长率不比以前高了，以前10%现在7%，我们要判断利率指标到底有多高，一定和经济增长有关系。如果不对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中国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 四、债务危机如何引发的经济危机？

                        MM理论认为，债务再高都不会有经济危机，企业价值与融资成本与资本结构无关。MM理论所谓的Modigliani And Miller认为是通过债务和股权的组合来抵消资本的结构变化，对融资成本所带来的影响，这就保证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受负债率的影响。中国的一些解决方案叫做“债转股”，就是MM理论出来的。中国的债转股是行政命令，MM理论是完全竞争市场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债转股能不能实现，需要完美的市场条件，那是不行的。所以MM理论显然不适应现实市场中诸多不摩擦的不完美市场。债务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现实中很多。有一些具体数据的调查可以发现，债务危机时基本上都是有很多，比如由此次贷危机就是基于很多例证。

                      • （图）债务如何引起经济危机？我们有一个判断破产的标准，也就是平均成本与设备利用率的关系，如果平均成本高于“+”企业就不会产生现金流量，产能利用的过低或者产能利用过高都会导致企业破产。关键是债务有没有可能引起产能利用率过低或者产能利用率过高。传导机制，当一个企业债务高企的时，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或者即使得到贷款，新的债务合约必然体现为更高的贷款利率，现在中国正规的商业银行也许不愿意为债务高企的企业提供贷款，另一部分企业被迫转向影子银行和民间接待，无论哪种情况企业都无法如愿进行设备更新和扩大产能，即使市场产品仍有一定市场销路，总体而言，经济社会的投资将急剧减少，投资减少必然意味着总需求减少。因此就一部分企业而言，产能过剩是必然的，而当产能利用率过低时，企业将破产。另一部分企业总需求没有减少，因为在各个行业分布不一样，不排除某些行业需求不减少。但债务高企的企业通常不能如愿更新自己的设备，可能使用老旧设备生产，这意味着平均成本很高。这样的时刻又面临企业可能破产。有些企业产能过剩，有些企业产能不过剩就是老旧设备。

                      • 这种情况下，债务问题为什么严重。常规宏观稳定政策已经失效，不可能通过调整需求，即使要增加总需求也没有作用。所以当面对债务危机的时刻，只能从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有一些方法，比如前一段时间处理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最近有债转股，现在有债务置换。美国的做法，次贷危机后，用四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次贷了就政府买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都是非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实际上是政府直接购买债务的方式缓解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它与需求管理为目标的常规宏观稳定政策有本质区别。但是反对者很多，比如动态不一致、道德风险。支持者认为当金融市场面临崩溃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尤其要求最后贷款人来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额外的流动性。怎么做？就是惩罚性救助，谁出事谁负责，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和法律上的起诉，我认为惩罚性求助是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谢谢大家！

                      • 龚刚教授的分析给我们看到了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非金融机构债务的严重性，如果不解决就可能会陷入龚刚教授提出的龚刚定理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必须解决。如果要解决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惩罚性救济。给我们上了一课。

                        下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国民经济和孙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州教授，题目是从资金流量表看收入分配。

                      • 蔡志州:

                        我去年讲的是居民收入分配，今天我讲的收入分配不仅仅是居民收入分配，它是一个从国民经济角度讲的收入分配，也可以叫作宏观分配或者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刚才龚刚老师讲的很精彩，我这里有一些问题是和他相联系的。

                        一、资金流量表与国际收入分配。资金流量表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的图表。首先来看投入产出表，大家都很熟悉。（图）表纵向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总的投入，上面是中间投入，下面是增加值。横的是最终使用，产品中间使用是多少，最终使用是多少，这是一个总的投入、总的产出的关系。

                      • 在投入产出表中国民经济的部门是行业分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细一下可以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农业、产学业、制造业、学业。资金流量表中把国民经济分成五个收入支出部门，龚刚老师发言的时候讲了非金融企业部门，他所说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个机构部门分类。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部门，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居民部门）、民间非营利机构或者是私人非营利机构，我们国民经济核算中归到政府部门中，现在又分出来。比如幼儿园是私人非营利机构，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幼儿园大多数是公立的，就归到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的规模很小，有时候还把国外作为一个特殊部门处理，我们在这里把国外略去，所以在分析的时候没有细致讨论国外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国民资金流量表是不完整的，但是可以说明98%以上的国民收入。

                        （图）2012年中国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分成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每个部门用会计账户的模式反映来源和应用。这是一个会计账户，有收入和支出。表的左边反映了增加值，怎么样通过要素收入的分配，变成初次分配总收入，又通过经常转移形成可支配收入，可支配用于最终消费，剩下的就是总储蓄，储蓄形成资本性总额。

                      • GDP是各个机构部门或各个行业增加值之和，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等于GNI，是各机构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之和。从GDP到GNP是从生产到分配，它的增加值变成国民总收入，再加上国民总收入，GNI加上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的收入净额，等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析一下关系。从上表上面来看，从静态上来看各个机构部门的支出有几个特点，从增加值来看，非金融企业所占的比重特别大，在52万亿里占了30.6万亿，占的比重达到58.9%，居民部门是第二。

                      • 居民部门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生产部分，就是个体户的生产占28%，14.5万亿，政府部门是第三，3.9万亿，为什么政府部门的增加值少呢？因为政府部门的增加值主要是按照雇员的报酬来进行计算，所以增加值少。金融机构的GDP占的最小，只占5.5%，到5.5也已经够了。在增加值之后，企业发工资，要地租、租金收入、向国家纳税，居民部门就得到了劳动者报酬，国家就得到了生产税净额，其他各个要素部门，资本、地租纷纷得到利息，这样增加值就转换为初次分配收入。

                        经过这样的分配以后的变化是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最大了，它现在占的比重是61.1%，居民通过领工资，通过把房子租出去，收房子，收到的利息等等，这些收入都加起来，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最大。

                      • 非金融企业，由于把工资发出去了，剩下的钱就了，只占18.7%。政府部门的比重提高了，因为收的直接税、间接税，比如营业税、增值税都是政府部门，收了税所以比重从7.5%变成15.4%了，金融机构还是最小，因为把税交出去了，剩下的部分比重就变小了。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者报酬、营业税、增值税、要素收支等等。通过转让收支，转让收支比较典型的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税分成两种，一种是生产过程中的交税，营业税，另外一种是生产过程中，按照收入征收所得税，还有转让收支，比如社保、收入等等。现在形成的是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变成62%，政府部门占了19.5%，非金融企业只占15.2%，金融机构是3.3%。初次分配收入之后变成可支配收入之后比重变化不是太大，所以说初次分配的收入基本决定了我国宏观收入的格局。

                      • 税收分成两次，一次是生产过程中收，一次是生产过程后收。我国的税收结构和日本、美国来做一个比较。（图）首先是2002年的比重，间接税即生产税、营业税、增值税，我们是72.7%，美国是35.8%，日本是52%，美国比例相当于我们的一半。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我国是20.8%，美国13.2%，日本18.1%。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我国只占6.5%，美国50.9%，日本32.7%。中国的情况是，你这个企业还没有开张，就先要收你税了，税是前端在收，美国是要把猪养肥了再杀，猪越重收得越多。日本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从税收里可以看到一点，中国企业的负担非常重，我们国家企业要生产，生产过程中的负担重。

                      • 以上所有的税收加起来，占GDP的比重中国是18.2%，美国是19.7%，日本是16.4%。看起来中国比美国还低一点，比日本高一点，不过中国的情况还有特殊，中国还有两项政府的收益，一项是政府批租土地带来的土地收益，这是非常大的一块儿。还有一项是各种费用，税收附加、教育费附加等等。所以整个加起来，国民可支配收入中间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不低。可支配收入的使用。国民可支配收入是51.8万亿，其中，住户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是32.1万亿，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是19.1万亿，资本形成总额是6.3万亿。不要看中国的房子卖得那么火，实际上算总帐买房子买得不多，只有6.3万亿，就是在2012年。最终消费支出是19.1万亿，因为消费支出是每一家都需要的，但是买房子可能不买，有的人买有的人不买，你买的钱从哪里来的？等于别人创造财富借给了你。净金融投资是8.2万亿，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是10.1万亿，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是7.1万亿，资本形成2.6万亿，净金融投资0.6万亿。

                      • 金融机构可支配收入是1.7万亿，固定资本投资只有0.05万亿，净金融投资是1.6万亿。非金融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7.9万亿，资本形成总额是16.3万亿，只有8万亿的可支配收入，但是资本形成总额达到了16万亿，是两倍以上，净金融投资达到10.1万亿。刚才只差8万亿，现在怎么又多了10万亿，还有2万亿被破烂给注销了，前些年我们投资的那些破烂现在没有用了，钱用进去注销掉。所以前些年GDP10%，今年要把10%里扣除1%，因为前些年生产的是破烂，到了今年注销掉了，所以看着是9%，实际上没有9%，生产了十分之一的破烂拿到今年来注销。

                      • 各项目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图）分成非金融企业部门占可分配收入15.2%，金融机构是3.3%，政府部门19.5%，住户部门是62%，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最大的。在最终消费，政府部门是13.8%，住户部门是36.8%。资本形成，住户部门是12.1%，可非金融企业部门资本形成总额是31.5%，用15.2%的可支配收入，形成了31.5%的资本形成总额，不够的部分通过净金融投资来，净金融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住户部门。为什么说龚刚老师说得好，他说利率高，利率高再加上我们的预期不好，我们中国人就是爱存钱，存了这些钱就转移到非金融企业部门，你看看企业部门的负担有多重，一方面还要交税，一方面又要净金融投资，形成这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到时候又不一定会有产出。一年净金融投资是19.5%，居民部门的15.9.舍得花，就存到银行，银行就到企业。你不知道这个钱到银行，银行借给企业，企业就面临很大的风险，而且企业借了这么多钱不是无偿的用，要给银行付很大的利息，所以企业的负担就很重。

                      • 纵向，非金融部门可支配收入是100%，资本形成是207.1%，净金融投资是负的128%。住户部门，100%的国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是59.3%，用于资本形成是19.5%，25.6%的钱拿去存起来了，也就是说周围老百姓四分之一的钱存起来了，每一年都存。非金融机构就每年都借，正好形成巨大的债务负担。这就是一个问题。

                        从动态上看看国际收入的变化情况。

                      • （图）国内生产总值，非金融企业2000年占55.8%，现在提高到61.1%，我国的增加值是由企业生产出来的，而且企业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金融机构，2000年是4.1%，一路高升，2013年到了7%，金融机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越来越重，说明金融机构在发财。政府，政府部门是从7.9%慢慢到7.2%，住户部门的增加值从32%到24.7%，这里就看出来最上面这一块儿是住户部门，接着是政府。住户部门的增加值是两年稍微有一点扩大，现在又有一点减少，政府部门的增加值是慢慢减少的。为什么比重在减少呢？又不加工资，不加工资别人都加了，你不加，你又是用职工的工资来计增加值的，当然比重就少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整个是一个喇叭型，金融机构钱赚得越来越多，非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保持稳定。

                      • 初次分配收入情况。国民总收入所占的比重的情况。非金融企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18.9%，2008年的23.6%又降到20.7%。居民部门，从67%，降到2008年的58.7%，现在又提升到50.7%。2008年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讲的问题就是企业收入不太高，居民收入太小。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居民的收入开始慢慢增加，居民收入开始增加，政府收入开始增加，金融机构的收入也开始增加，企业就变惨了。住户部门的收入慢慢的减少，现在有所扩大，政府基本上比较稳定，金融机构在不断的增加，企业越来越困难。这一两年，2012年以后企业的自有资金稍微多了一点，但是仍然是可支配收入比较低，投资规模仍然比较大。

                      • 可支配收入结构。居民的收入减少又扩大。政府的收入支出不断扩大。金融机构收入不断增加。企业的情况跟2012年后自有资金的情况稍微有所改善。还是要通过大量的杠杆来支持企业的发展。所以企业才面临很大的问题，企业用这么大规模的债务，从各个机构部门来的净金融投资，然后去不断地进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很多是垃圾。而居民部门赚了那么多钱，不花，都拿去储蓄，高风险投资，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的经济的风险在不断的积累。

                      • 企业的投资的资金来源是怎么来的，在2000年我国做了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之后，企业的投资自有资金的来源不断扩大，从居民部门获得的资金逐渐减少。从2003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时候，这时可以发现企业在固定资本形成中自有资金投资的规模在不断缩小，而居民的资本形成规模不断扩大，这两年经济增长率下来了，贷款规模也下来了，自有资金的比重上升，居民部门也开始减少。所以中国真的经济要持续发展，需求方的拉动非常重要，就是老百姓要花钱，不能把那么多的钱都投到企业，形成企业的经济负担。

                      • 几个结论。第一，2008年以来居民部门的收入有明显改善，但高储蓄倾向影响了居民收费和投资的增长。现在买房子，刚才别的老师说了，需求大的地方没有房子卖，结果没有需求的地方房子盖得很多，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都不够。第二，非金融企业部门通过高杠杆高投资实现发展，但在劳动成本和融资成本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金融风险值得关注。第三，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金融政策，就是所谓的利息管理，改变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通过改善居民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谢谢大家。

                      • 郎丽华:

                        感谢蔡志州老师从资金流量表的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进而分析了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今天下午上半场的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也感谢所有的参会者。下面进入茶歇。

                      • • 杨春学:

                          下面有请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

                        • 陈昆亭:

                          感谢大会的邀请。今天我要进的题目和以前报的题目略有差异，我的题目是“地产风险、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

                          研究背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会议，很多专家都在讨论地产风险，简单来说就是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会产生什么影响。核心的关键是金融部门系统性的风险会不会影响，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金融与房地产因素影响越来越加重。总结美国几次大的危机的形成，最近这几年，十有其七八是房地产投资的首先撤退引起的。另一种观点说，金融部门的风险，引起的波动，它的贡献超过51%。对传统的危机周期理论，80年代的时候，周期理论，70%、80%是由石油危机造成的。最近的统计，最主要的原因已经变成金融冲击，所以金融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性最主要的波动。第二部分是实证研究。第三部分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

                        • 我有两个观察。根据已有的研究，得出来波动超过51%。原因已经讲过了。从实证角度来说也有不少研究。

                          金融市场因素，这里面一个是金融冲击，金融冲击有多种，时间关系不展开了。还有金融中介与摩擦，其中一个摩擦就是前面提到的银行部门的收益，利差就是最大的摩擦。传统研究中没有金融部门这些矛盾的，传统上没有把金融摩擦因素嵌入到主流框架。2008年以后，已经把金融部门作为一个部门嵌入到主流框架，金融摩擦也变成了一个重要因素。FBC与房地产。周期理论现在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RBC、90年代就是RBC的框架理论、方法和凯恩斯理论的结合，我们叫做JBC，或者广义的周期理论，也可以翻译成合成的周期理论，最新的周期理论发展就是FBC（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它作为宏观周期发展的新方向、新领域，当然国内跟踪研究的有一些，但还不太多，去年我们和经济研究合办了首次金融经济周期论坛，今年的第二届论坛我们邀请大家感兴趣的去参加。

                        • 我们主要关注几个方面的问题。房价大幅度波动是否会引起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房价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不去讨论，我只是讨论如果出现会怎么样。是否会引起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多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或者说影响波动的机制是什么。如何判断正确的控制风险的手段？

                          我的研究建立在FBC框架上，也把房地产部门嵌入到模式中。和传统的模式不同，房地产部门还引入了金融中介部门。

                          （图）家庭效益与受到的约束。一般企业的效益与受到的约束。房地产生产部门，假定它最大化效益受到约束。银行部门也是最大化效益受到约束。资本运营部门。市场出清，劳动市场出清、信贷供给、储蓄、贷款，商品市场出清，住房市场的出清。这里重点讨论土地政策的两种形态，这是比较理论化的研究，我们也是初步研究，还有很多不成熟。

                          我们假定考虑完全竞争土地政策，这是基于Base模式，在假设完全竞争土地政策下，土地的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图）。非完全竞争的土地市场上，假定国有土地，实际上是政府决定土地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图（图）。

                        • 均衡效应。首先讨论偏好参数的影响，这里考虑3种偏好参数（图），基本结论：一般商品消费倾向与住房消费倾向的增加，都将引致长期均衡劳动供给的增加，休闲倾向的增加，引致均衡劳动供给的减少。

                          抵押信贷参数效应（图），通过模型实验得出了的效应。要素弹性参数效应模型。主观折现率效应。通过参数的敏感性以及效应的讨论，我们需要知道各种微观的基础，微观的条件，如何影响均衡的。

                          主要结论。在合理参数值范围内，模型经济系统存在稳定唯一均衡。实验2，商品或者住房相对需求增加，将推动均衡劳动参与率提升，资本充足率越低，劳动参与率越高，但超过约束性风险性极大，杠杆率越高，均衡劳动参与率越低，资本产出弹性越高，均衡劳动参与率越高。

                        • （图）土地财政政策效应。P指财政价格。N是劳动的主参与率。对长期经济的影响，这个模式里劳动者的参与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Nh是指房地产部门劳动参与率。rK是指资本收益率。G是指房地产的生产率。不同的土地政策供给条件下，房地产的供给不完全是总能够出清的，出不清有剩余或者有过剩、积压。Q表示房地产价格，S是储蓄。W是实际工资。G和h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大约能够出清。均衡的土地价格、均衡劳动参与率下，这些作为基础模型，下面会讨论不同的土地政策下，均衡结果会怎么样。在垄断1表示第二种政策情况下，当土地价格定义为这样的时候，会出现扭曲，不能出清。随着价格的严重扭曲，有可能改善房地产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状况，但是要想完全平衡，在这个模式里是做不到的。这是一个理论模型，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

                        • 实证结论。在实际金融经济特征，（图）这是基于现实数据可以得到一些特征，这个特征是一般周期的描绘方法。实际储蓄利率rs与产出y的关系，大概滞后相关峰值为0.50，结论是滞后期顺周期相对平稳。

                          （图）模型金融经济特征。和刚才的表对比，我们得到了模型与实际金融经济特征比较，有的有一些差异，有的比较好，总体上是较好的。

                          我们做了几组实验。偏好冲击实验。技术冲击实验。资产价格冲击实验。

                          有一些基本结论。资本品价格的外生波动对商品生产和房地产生产的影响都非常大，对前者是正向的影响，对后者是负向的，后者波动是前者的近2倍。银行部门的消费增加程度，中介的经营放大作用对

                          要点总结。就不读了。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 杨春学:

                          陈昆亭教授的模型太复杂了，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讲明白，很不容易的。

                          下面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教授，大家欢迎。

                        • 李建伟: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与实证分析”，这个题目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技术研究课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技术课题的中期结果。

                          我想从五个方面和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课题的研究结果。大家都说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早期到近期各个学派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观点存在很大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早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集中在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认为收入分配可能影响投资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大家比较熟悉的1955年库茨涅茨提出倒U理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这种研究一直到去年为止，观点还是不一样。一些学者说收入分配不平等，特别实体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大部分实证认为它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去年IMF做了一个全面分析，用一百个国家，用1980到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证明它们是负相关，他们研究的角度比较宽，包括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变革、货币政策等等情况。

                        • 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解决下一步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观点，经济增长是个循环过程，收入分配既是经济增长结果，同时对未来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怎么具体分析它，需要从宏观层次、微观层次两个方面。宏观层次解决两个问题，要回答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近期我从新的角度又做了一下，我们最后可以把投资率归结为一个差分方程，这就意味着是周期性活动，只要是周期性活动，也就是它是动态均衡值，它的动态均衡值区别于投资加速度，还有消费收入弹性。投资加速数又会怎么变？工业化初期，消费结构从食品向轻工业消费品和重化工业产品转化过程中，产业的投资加速数不断提高。

                        • （图）这里有一个计算，这个表计算的中国的不同产业产出的投资加速数。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不断提升，其中制造业提升幅度最明显，到2010年基本到顶，最后开始下降。这个过程基本解释了为什么在宏观调控中投资率在前期是周期性上升，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投资率是呈周期性下降的趋势。消费率和投资率是相对应的概念。

                          在解决投资率和消费率问题之后，可以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从我们分析角度得出的结论和蔡志州老师的结论有点出入。劳动报酬占比和资本要素占比我们表达为一个差分方程，表达为与投资率的关系、消费率的关系。根据差分方程，既然可以表达为差分方程，就可能是周期性活动的，也有它的动态均衡值。周期性活动是什么样的走势，动态均衡值是什么样的轨迹，可以从它与投资率的关系看到，它们之间基本是同向的关系。我们认识到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先升后降的规律，资本要素占比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是呈现同样规律。（图）公式中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表示为资本要素收入占比滞后的关系，即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前期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反过来说，循环角度来说，如果要实现这个经济有规律发展，要求投资和消费达到均衡的增长率，要求劳动报酬占比和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也必须符合相应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前期它会有一个相向的过程，而资本要素占比有一个上升的过程，而后期刚好相反。

                        • 在解决宏观层面以后，还需要回答两个微观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什么原因导致劳动报酬占比有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在早期有扩大、后期出现所谓的缩小。同时收入差距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到你的经济增长，再结合实际回答现阶段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分配结构有规律性的变化很重要的是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相对变化。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前期的时候，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是相对过剩的，收益回报率是比较低的，而资本要素比较短缺，收益比较高，在发展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会慢慢的下降，而资本要素占比会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到了中后期以后，劳动力市场都发生变化了，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劳动报酬或者人力资本的回报就会提升。这时候会出现劳动报酬占比上升，资本要素占比下降。为什么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类似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居民收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你拥有的人力财富，一个是你拥有的物质财富。人力资本较高的人首先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获取的回报率高一些，这时候出现部门间收入差距扩大。从物质资本角度来说，收入越高的人储蓄率越高，他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所以它会形成一种循环，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不仅获取高人力资本回报，并且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本回报。到了后期，人力资本回报相对提高了或者说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或者说劳动技能的溢价的差距永远提升，即使到工业化中后期。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只要越来越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即使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它的差距也会扩大。但是经济增长又要求消费占比要提升，这时候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让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这也是为宏观经济提供一些依据。

                        • 收入差距怎么影响经济增长的，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图）居民收入正态分布的情况耐用消费品的分布一定是正态分布。非耐用消费品的分布是S形的。收入差距越大，耐用消费品需求分布越平缓。前期需求量越多，有利于初期新兴产业的发展，到成熟期、成长期，它的需求相对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有利于工业化初期新兴产业的发展，到经济工业化后期，收入分配差距小了以后反而能够有利于一些产业发展。非耐用消费品或者服务需求来说，道理基本相同。

                          我们进行这个研究干什么。回答一个现实问题。今天讲经济二次转型。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以后，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说让经济实现二次转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来说，我国劳动力供求已经从过去的劳动力过剩转向供求基本平衡，甚至出现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求人倍率是1.04倍，也就是说供给不足。未来会越来越严重。怎么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解决劳动力要素供给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也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怎么提升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投资有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达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收益，那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每个人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

                        • 从需求角度来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甚至向后工业化转化，投资率要陷入一个周期性下降阶段，消费率会进入周期性上升状态。意味着下一步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要靠增加基础需求，包括消费、出口。出口能扩大吗？我们的出口去年占12.3%，已经很高了，下一步只能往下走。要想扩大基础需求，唯一的就是扩大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情况怎么样，从家电这块基本饱和，如果想扩大家电消费需求，就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特别是农村的收入，刺激他们尽早地实现消费需求。再有汽车，2014年25.7辆，意味着高收入、最高收入家庭都已经满足了，下一步是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是汽车消费主力，也就是说中国汽车产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想扩大汽车消费需求，最有效的措施是降低收入差距，通过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促进汽车消费。

                        • 如何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我提了五个建议。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促进公平就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促进金融服务均等化，抑制资本要素过度集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社会保障逆向转移支付问题。

                          谢谢大家！

                        • 杨春学:

                          李建伟教授的报告是想通过数学模型引入一些具体因素，使得库茨涅茨复杂化，改造以后用于讨论中国具体的问题。

                          下面有请北师大教授赖德胜。

                        • 赖德胜:

                          谢谢组委会的邀请，使我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今天的发言题目，沈越老师比较扣题，有二次转型的元素。我认为经济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强度的冲击，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好于坏会影响到转型是否顺畅。

                          中国经济第一次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劳动力市场的角度里看，一是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农业不断流向城市、工业。农村流向城市的2亿多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制造中国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二是劳动力市场本身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改革，比如1982年，我们搞“三结合”，在统筹规划一下，政府部门的介绍、资源组织，这些政策的实施事实得我国的失业率从5.9%，降到了很多的失业率。1986年关于劳动合同制的四项规定，使得企业和劳动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3年大学生就业政策，从组织分配到自己找工作，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

                        •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断增强，特别是有些部门的灵活性非常高。私营部门、非政府部门，劳动市场灵活性非常高，有一些企业主讲，劳动力上午来就来，下午就就走了，没有约束，过度灵活。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去年达到了10.2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0%。过去30年增长人口红利，我觉得是人口红利加人力资本红利。过去30多年人力资本红利为中国经济的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做了比较好的调整，支撑了转型。

                        • 中国第二次转型，比如张平老师的一个定义，从工业化转型为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人说是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有人说是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不管怎么说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种转型，二次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来讲有三个问题：一是现在所开展的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必然会释放出很多劳动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谈到，可能钢铁和煤炭就释放出180万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释放出来以后，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安置问题好与坏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转型。劳动关系问题，以前没有劳动关系，现在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是罢工时有发生。两会期间龙煤集团的闹事，劳动关系的紧张如何化解。二是二次转型过程中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发展现代服务员，必须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劳动资本。三是创新驱动，提高增长质量，一定是有更强大的创新力，如何实现。

                        • 分析一下。劳动力市场与人员安置，这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稳定性的问题，这个词是荷兰经济学家上个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他对灵活性和稳定性有很多的界定，灵活和稳定性根本来说就是企业内部搞灵活、稳定的问题，还是企业外面。我们可以说，企业内部搞稳定，比如劳动力出去，调整工作时间或者工种。劳动力是往社会上排放，成为一个外界的蓄水池，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如何保证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对于经济转型非常重要。

                        • （图）我们根据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来画一个维度，早期是高度稳定，没有灵活性，现在是有些局部产业、行业、部门是高度灵活没有稳定性，还有部分部门和行业是有高度的稳定性，没有灵活性。因此可能在灵活和稳定性方面需要做更多工作。特别要提的有三点，去产能、去库存之后劳动力要释放出来，怎么办？中国政府当前主导的是岗位的稳定性，让我们的企业不要把我们的职工推向社会。经济增速下滑这么厉害，但是登记失业率在4%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要求企业，不管经营多困难，要维持岗位的稳定性。这个办法行不行值得探讨，可能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就业安全性。比如某个企业不要他，但是到市场之后很快能找到工作，就业是稳定的，不是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单位或者同一个岗位，这比岗位安全性更加重的途径和方法。收入安全性问题，如果走向社会以后没有就业，能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收入？李稻葵教授提出来，每个人给10万，我们500万的下岗人员，5000亿够了，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道理，但过分强调岗位的要求，可能是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转型。我们要考虑到就业安全性和收入安全性及

                          劳动力市场一定是城乡一体化的，我们以前是典型的分割市场，今天城乡之间分割性开始减少，但是有一个问题，城市内部拷贝了以前的城乡分割。以前是区域分割的，很清楚的区域分割，现在是在城市里有一个城乡分割，这个城乡分割非常严重。怎么办？如果不去改变，使得城市里工作生活和老百姓市民化，这就有问题。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再生产应该是一体化的，时间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是分割的，小孩在农村、父母在城市里，这种劳动力再生产导致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如此使得城乡劳动力一体化，特别是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到城市比较均等的公共服务，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 劳动力市场如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这不仅是劳动市场的问题，没有逐步的高劳动力我们是很难实现转型的。因此，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包括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知识结构的提高，可以通缩小差距，可以实现这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提高无非就是教育和培训，这是根本。教育一个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教育经费，GDP收入的4%，这个有争议，因为我们2012年实现了4%，有些部门的领导说教育部门的经费太多了，要压缩，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牵涉到整个教育体系里能不能提高质量和扩大规模的问题，如果仅仅是4%，甚至还降下来，这就比较可怕。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包括义务教育规模的扩大，包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优化结构，这个问题很多，我讲一个例子，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偏差，有的专业就业没有问题，有的就业很困难。我前一段时间听到北大的一个教授讲的一个故事，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的时候，中央2月份定下来扩张，6月份完成，时间非常短。这时政府有关部门就到大学里找校长谈判，你们学校应该收多少学生，你们学校应该收多少学生，要消化掉，因为从108万涨到158万，加了50万，而我们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校领导接到指标以后怎么办？讨论以后决定选择的成本比较低的专业来扩张。比如文科，成本很低，工科成本很高、医学成本很高，最后发现这些年真正就业困难的是经济的、会计的、文史的，工科的就业很少过剩。这种就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提高质量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比如小学义务教育提高质量，中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我这里讲的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缩高等教育内部不同教育之间人均培养资源的参与问题。义务教育的均等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资源的分配也应该是均等化的，不是基本均等化，现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差异非常大。有讨论取消211、985，这个是明确的，以后要搞一流学科，我觉得是可以搞的，但是不要行政手段太明显的干预，导致的结果是高等学校的内部差异越来越大。

                        • 高等教育模式的问题，有两种模式可以考虑，一是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二是像德国的那种，很专业。现在中国有两千多高校，很多学校强调宽口径、厚基础，这是有问题的。北大、清华的学校宽口径、厚基础是必要的，搞仰望星空的事情，但是有些学校也这么搞，就没有办法就业，没有办法适应企业的要求。提高质量有很多工作可做，一是高校内部之间的差异要适当缩小，二是教育模式可能需要做调整。还有培训，如何对企业有更多的激励，让他们去培训，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都去读MBA、EMBA，很多高校的EMBA不让招，但这不能影响到一般的企业培训，否则企业没有培训也会影响资本积累。

                        •  

                          • 劳动力市场与创新的问题。创新很重要，如何创新。现在很多人把教育质量差或者教育质量本身有问题归之为创新不好的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靠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一定要使得已经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高校的毕业生，所有的人才如何配置。人力资本与创新的关系，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等人力资本如果配置到政府里太多，我想可能不利于创新。如何使得人力资本，毕业的大学生快一亿了，使得他们更多地去民营部门、私营部门、竞争部门可能是创新的重要前提，只有这些部门有人力资本内涵的企业精神才能得到释放和激励，在政府部门里得不到释放。

                          • 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人力资本配置本身，就涉及到要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主体，是造租者、寻租者，那毫无疑问人们都往公共部门去。最近几年高压反腐，政府工作不是大家首求的部门，这是反腐败的副产品带来的创新，可能使得人力资本配置发生重要变化，如果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人力资本生产对创新的影响，人力资本生产质量高低已经讲了很多，人力资本配置很少人讲，目前为止人力资本如何最优化配置，对创新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应该比第一次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作出相应调整。特别是要兼顾好灵活性、稳定性，要保证就业优先战略得到实施。就业是底线，就业是民生之本，使得就业优先战略得到实施和体现，从而为经济第二次成功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谢谢大家！

                          • 杨春学:

                            赖德胜教授的观点，劳动市场灵活程度的提高，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好事，这一点我认可。但对我这种竞争能力比较弱的人，大学毕业给我安排的工作很好。现在相当一部分家长，觉得我孩子大学毕业了，政府安排工作最好。下面有请张自然博士演讲，大家欢迎。

                          • 张自然: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讲讲与城市相关的一个论文，这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一个成果。

                            本文背景。2013年写的，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2011年GDP开始减速，课题组预计今后几年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期。

                            全要素生产率TFP （Total Facor Productivity），指全要素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有几个观点，一个是技术变化的观点、免费午餐的观点、无知的观点。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技术和效率变化，当然也包含了免费的午餐部分，TFP也有外部性。目前TFP的研究包括了几个方面，包括具体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对中国经济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对各省的TFP研究。

                          • 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增长核算法、包括索洛增长核算法、柯布拉斯生产函数、指数法与对偶法。二是考虑技术效率的前沿分析法，包括随机前沿分析法和非参数法。

                            考虑技术效率的前沿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引入了技术效率。缺点是模型或者数据的微小变动对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

                            我们重点介绍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是用数学规划的方法进行分析，不需要对生产函数和无效率项的分布进行假设，比较灵活，没有报酬、无经验，资本和劳动之内的一些假设，这是它的优点。

                          • 我们采用Fare et al.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来分析中国264个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情况。Malmquist最早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提出，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被广泛应用。Malmquist指数分解为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模式。（图）数据处理，用264个城市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采用1990年为基期的各市的GDP，涉及到下去调整、县调整为区，对不同城市的数据都进行相应调整，开始采用265个地级市的，巢湖市拆分了，所以相应数据也进行了调整。采用不变价格GDP增长倍数的方法倒推基年的当年GDP。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整了城市的常住人口数，以前按照固定人口现在按照常住人口变化来调整相关投入产出。

                          • 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法。

                            劳动投入：劳动者报酬，总劳动时间，通过平均劳动时间乘以就业人数取得，劳动者人数，通常采用就业人数。劳动投入采用中国264个城市年末全市的就业人口数。

                            实证结果。1990年到2011年，中国264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4%，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1.66%。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技术进步起补充作用，TEC：0.4%，TP：0.1%。

                            264城市的平均技术进步情况（图）。（图）按分区，中东西部的不同情况。（图）平均技术效率变化。（图）城市分区平均技术效率，最低90年代大概在35%左右，98年前后最低30%，98年后效率处于改进状态，2007、2008年效率是下降的，整体来说效率都不高。（图）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化。近年来表现还可以。（图）规模效率变化，97年到2008年之间都不错。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地区，TFP平均增长年均3.0%，东部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3.4%，其次是中部地区，年均TFP增长1.3%，中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3%。最后是西部地区，年均TFP增长0.8%，西部的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6.9%。

                          • （图）我们是基于城市做的，得出20多年TFP最高和最低的城市，比如全要素增长绍兴市11%，宁波市是负6.6%。重庆市规模效率变化这些年5.5%，重庆市在技术进步是在负5.7%。规模效率变化辽源市负1.6%，铜川市6.5%，莆田市负4%，技术进步比较高的是娄底市9.6%，技术效率变化茂名市最高7.8%，这是不同城市的状况。

                            TFP增长情况。（图）

                            从1990年到2011年来看，全国中西部地区GDP增长趋势与TFP增长趋势值负相关、东部地区GDP增长趋势与有TFP是正相关。WTO以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西部GDP增长趋势与TFP增长趋势显著相关，中部地区弱相关。第二阶段2000年-2007年，这些地区的趋势都是负相关。第三阶段是只有东部GDP增长趋势与TFP增长趋势高度正相关，相关度高达0.996。全国看，中西部来看相关度是高度负相关的。

                            TFP增长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全国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东部地区GDP增长与固定资本存量有极弱的负相关性。我们同样按照三个阶段来考虑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与GDP增长趋势的相关情况，第一阶段全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是高度正相关，东部地区弱负相关。第二阶段所有地区城市的都高度相关，0.95以上。第三阶段全国中部和西部GDP增长趋势和固定资本增长趋势高度正相关，东部地区增长趋势是显著负相关。东部城市地区城市固定资本存量难以推动GDP增长，中西部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存量增长促进GDP增长。

                            综合来看，TFP增长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对于GDP的潜在增长率影响是互补，当TFP增长与GDP增长趋势相关系数较高的时候，资本与GDP增长趋势是相关系数则较低，当TFP增长趋势与GDP增长趋势相关系数为负的时候，固定资产与GDP增长趋势是正相关。

                          • 全国GDP增长率趋势值与劳动增长率趋势值高度相关。与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增长率的高低相反，劳动增长率高的地区GDP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相关性反而较低，劳动增长率低的地区GDP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相关性较高。GDP增长趋势与劳动增长趋势相关性，第一阶段中部地区城市呈弱相关，第三阶段东部地区呈高度负相关。东部城市的劳动增加来提高GDP潜在增长率，而中西部城市劳动增长的提高仍然能有效地提高其潜在增长率。

                          • 第二、三阶段GDP增长趋势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和劳动增长趋势相关性趋于一致，两者均TFP增长趋势相关性相反。

                            （图）GDP增长趋势与劳动增长趋势相关系数。

                            GDP增长趋势与TFP增长趋势相关性方面。1990年至2011年平均来看，相关系数高于0.9的城市有12个，0.8到0.9的城市有16个，高度负相关的有116个。第一阶段，相关度高于0.9的城市达到144个，负相关的城市45个，第二阶段高于0.9的高度正相关的有26个城市，第三阶段只有85个。第三阶段高度负相关的167个城市。GDP增长趋势和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趋势方面（图）。

                            结论，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TFP增长呈下降趋势。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逐步见效，已经不能走以往那种依赖投资来推动经济的老路。相关性方面，东部地区增长率与TFP增长呈现较弱的正相关，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来拉动潜在增长率。

                            谢谢。

                            • 杨春学:

                              下面有请陈乐一教授演讲。

                            • 陈乐一: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深感荣幸的是这是我第十次参加论坛，2007年昌平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年年参加，一年也没有缺席，所以非常感谢张连城院长、郎丽华院长、张平、杨春学等等领导的盛情邀请，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物价波动回顾。

                              我这个题目偏离了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但十年来以来我每次发言题目是紧扣经济周期的大主题。今天我这个题目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篇论文。现在我正在做一个课题，是2014年关于物价波动的国家重点项目，这是课题的一部分内容。我要介绍的内容主要是资料性的东西，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我介绍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物价波动的回顾与记忆。

                            •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剧烈的物价波动，虽然现在我国的物价从高位降下来了，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必要对历次物价波动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加深对物价波动规律的认识，加强对物价波动走势的预测，对于制定合理的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国外的物价波动史的基本情况已经作了研究，国外的古代物价史研究了1541年至1913年英国人口、工资与价格时，得出了1815年以前人口增长有助于解释价格水平变动，人口变动与价格变动有显著的联系。国外近代物价史研究发现1880至1890年世界鼓舞产品和畜产品的价格变化影响了瑞典的产出构成和劳动构成。

                            • 中国古代物价波动的基本情况，中国古代物价史研究发现物价平准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物价机构，清朝的两湖地区米价波动呈现V型特征。中国近代物价波动史研究，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南京政府时期的物价以及我国建国初期的物价。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物价周期的划分。以改革开放为界，将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物价波动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物价波动，从谷-谷的方法划分。改革开放以前物价波动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到1965年，这一阶段，我国物价水平经历了一次剧烈的上升和下降，1961年CPI达到16.1%，1963年则下跌到负5.9%的波谷，峰谷落差达到22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66年到1977年，这一时期我国的物价水平变动幅度极小，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为3.9个百分点。这个时期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挫折，但物价周期平均波动幅度很低只有0.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上没有变动，持续时间近10年。

                            • 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波动的周期划分（图）。和宏观经济周期大体吻合，波峰波谷大体吻合。

                              改革开放前物价波动的特着及成因。第一阶段1953年到1965年，1959年到1961年我国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大幅度减产，同时，财政在虚假平衡的背后，通货膨胀严重，对物价水平产生了严重影响。第二阶段1966年到1977年，政府直接冻结价格，尽管经济剧烈波动，但CPI基本凝固不动。

                              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波动大致可划分为八个周期，物价波动表现出的周期性变化，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进程，而且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价格形成机制的动态变化。因此，每一轮物价波动的背景和成因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思考。

                            • 1978年到1983年以调为主的探索性价格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价格体制改革进入了起步阶段。1980年CPI达到了波峰，波峰与波谷差值5.5百分点，这是继1961年以来又一次较大的物价波动，这一时期价格的突出矛盾是工农业产品存在剪刀差的问题，即工业品销售价格偏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同时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第三产业收费标准偏低，房租偏低等也是当时不合理价格体系的表现。

                            • 为此国家主要进行了七个方面的价格体系调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八大类副食品零售价格，对职工实施适当收入补贴。有重点地调整部分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其中原煤提价30.5%。1981年提高烟酒皮革制品，同时降低棉布、黑白电视机的产品价格。有升有降地调整纺织品价格，大幅度降低了化纤品的价格。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运货运价格，运输做了局部调整，调整了产品的各种差价，进行了放开价格的尝试。

                            • 1978年到1983年期间的价格调整和价格体制改革，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改变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促进了生产者特别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然这轮物价上涨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比如乱跟风、乱涨价，由于改变了初级产品价格偏低状况，同时使部分最终产品由暗补变为明不，导致商品价格总额增加和物价大幅度提高。同时，物价的上涨需要更多的货币表现，银行为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不得不增发货币。国家为应对物价大幅度上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严格控制监管价格、收缩信贷、1981年开始物价出现回落，1983年2月达到低点。

                            • 1984年到1986年，继前一阶段价格改革的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得以提高。但由于改革措施不完善，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再度出现过热，物价水平也出现新的波动。这几年平均达到了6.1%。1984年以后，价格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实行了调防结合、以方为主的改革方式。放开绝大多数农产品购销价格、放开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继续放开消费品价格。经过这一阶段的价格改革，以放为主的发展模式逐步将以国家定价为主的僵化价格体制转变为比较灵活的多种定价机制并存的价格体制。市场力量对形成合理价格体系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提高价格水平以实行“价格双轨制”有利于刺激生产，扩大市场定价范围；放开农副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进一步提高供给，活跃了市场，有利于满足旺盛的需求。但同时改革也使隐蔽的短缺供给和受限制的需求进一步公开化，加之经济过热、经济不协调发展，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 1987年到1990年，1986年初步控制了经济过热状态，此次物价波动中，1987年达到7.3%，88年上升到18.8%，90年又降到3.1%，峰谷落差高达15.7%，与之相应，各年GDP增长率幅度很大，数据显示物价上升和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硬着陆”，究其原因是经济运行中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价格闯关进一步助长了价格上涨趋势。

                              与前两次物价波动的不同特征是，这次物价波动居民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对推动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了很大作用，并使消费行为突变。1987年四季度以后价格大月每个月提高0.65个点，走势持续上升。同时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得到了双向强化，由于十年改革开放，居民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额的货币现金财产，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下，为保值，积极提前购买，超越了一般的正常消费购买行为，形成了消费行为失常。1988年全国性或者局部发生多次抢购商品风潮，抢购风潮推动了价格更猛的上涨，又导致了抢购风潮的蔓延。

                            • 1991年到1999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拨付最大的一次物价周期，峰谷落差达到25.5%，是1951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次，物价波动周期可分为三大阶段，1991年到1992年是通货膨胀的积聚阶段，1993年到1994年是通货膨胀的释放阶段，1995年到1999年是通货膨胀的收缩阶段。

                            • 新世纪以来分的比较细，2000年-2002年，2003年-2006年，2007年-2009年。

                              政策频繁变动影响到物价波动。货币因素是导致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心理预期加剧了07年到09年物价波动。2010年以来这一轮物价周期，2011年达到5.4%。

                              结论。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宏观调控力度较大。改革开放后，物价波动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货币政策频繁变换，导致物价走势不确定性增强。外部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力不可小觑。粮食危机助推食品价格显著领涨CPI。物价波动中不可避免地夹杂资产价格波动因素。

                              具体的政策建议就不展开了。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