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主持人：请各位嘉宾入场。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早上好。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

　　今年的主题是新常态，新转型，十三五规划展望，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11年以后第五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主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试验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早报社，我是中国经济实验试验研究院的论坛秘书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

　　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第五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张卓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国际货币经济组织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先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希望金融学著名教授Graciela Chichilnisky女士，她是2007年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希望共同获得IPPCC报告的主笔人，也首次提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第一名学者。下面还有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希望终身教授甘犁院长，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州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原则研究院院长首席顾问龚刚。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主任李建伟研究员。本次参会的来自本次报刊杂志的学者和专家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马宏伟博士，蓝皮书出版单位社会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论坛丛书出版单位毛副社长，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张雁，中国社科杂志社经济部主任林跃勤，刘英，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嫁琼教授，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办杨研究员，上午一般常务副主任郑洪亮研究员，中国社会院副社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常辉研究员。香港经济早报社常务副社长刘晓东先生，高级记者张丽先生。作为东道主的中国社科院等，还有作为东道主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各位院长、处长，教授、教师，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和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博士研究生与会，这里不一一介绍。我代表会议、组织单位、向所有女士先生和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证券报、21世纪经济早报、第一财经报、经济观察报、经济参考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商报、紫荆杂志、经济纵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新闻媒体。

　　本次论坛全天由中证网、新浪网、中国网做网络直播。本次论坛与会人员200余人，论坛新增了一个青年论坛，都是通过本次论坛征文择优入选会议的。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预祝本次论坛成功。

　　下面进入大会第一项，由论坛主办单位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致辞。

　　王稼琼：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了。非常感慨，九届了，九年如一日，实在不容易，我院借此机会代表首都经贸大学，特别衷心的感谢我们的合作单位，社科院经济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早报等通力合作，也特别感谢一年多来一直关心和支持论坛的各位来宾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有些专家、来宾九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论坛，让我们非常感动。

　　很多专家九年来一直参加和支持我们的论坛，使我们的论坛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在这里也特别向国外远道而来的几位专家表示诚挚的问候，在这里也想衷心的感谢首经贸这个团队一直坚持，自从首次发布中国质量指数，到今天第九届论坛开幕，第五个生活质量发布，论坛不仅见证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进入新常态，而且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好的，非常多的建议。论坛已经在国内外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的论坛也将会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和非常大的影响。2015年是我们国家的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克强总理在前几天访问欧洲的时候，仍然对今年7%的目标充满信心。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全球经济继续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我们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们将持续面临的严重的挑战。因此，这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了各方专家、学者、围绕着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这一主题，探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为我们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献上我们的良策，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不仅惠及民生，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衷心的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也衷心希望论坛广泛开展国内外的合作研究和协同创新。进一步扩大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同时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心我们首都经贸大学的发展，最后祝这个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这里渡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校长的致辞，下面由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税务专家、中国经济试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

　　郝如玉：尊敬的论坛主席，各位学者，我见证了每一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很高兴论坛和指数已经在国内外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试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举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暨第五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2015年既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布局之年，国内外客观条件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新常态下实现的转型，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可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因此，今年的论坛主题为新常态，新转型，十三五规划展望，再次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我是负责税收立法，税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影响是正面的。但是今年我们税收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是我们在立法法中对税收进行了科学和正确的定位。立法法是我们立法的大法，是我们立法的根本。在去年的八月份，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的审议，然后十二月份经过了第二次审议，拿到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那在这里边关于我们税收的特别重大的修订，就是我们把税收的立法作为，我们税收必须通过法律的立法来征收，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来征收。在这个立法法里边，把它的条款单列了，把它的位置提前了。所以，他突出的体现了税收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居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我们的很多税种从条例上升为法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家知道我们立法法原来在立法法里边，税收是和财政、海关、金融、外贸、在一个条款里，就是说必须通过立法来决定的事项。那么我们立法法里边一共列举了九条，第八条就是这样一条。所以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收从这个综合的条目里面把它单列出来，并且把它的位置提前，那么在我们八月份的常委会提出来以后，在十二月份的常委会上法工委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把它单列了，但是搁在了第十条。

　　所以后来我们在第十二月份的常委会上又提出希望把它挪到第六条，因为这个第四条我们立法法就是说要用法律来实现的，第四条是犯罪和刑罚，是剥夺居民的人身权利。第五条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这要通过法律。所以我们认为第六条就应该是税收，应该是对居民财产权利的剥夺。

　　而我们原来放在第十条，前面就有很多了，包括国家对非国有资产的征用，这是有偿的了，是吧？我们讲税收是无偿的征收。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位置的变化，表现了我们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所以新的立法法对税收地位的重视和提升，体现了税收的本质和它所蕴含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本质上是政府通过征税取得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契约关系，这个关系中政府征税天然的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形式特征。那么它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强烈的税管和快速的反弹，纵观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许多经济的波动，政治的动荡和政权的更迭都是由税收的产生，正是因为税收的无偿性和对经济的重大影响，税收发挥这是旨在保护居民财产权利的原则才逐渐的产生和发展，如今政府征税必须得到人民的立法，这是税收法定的核心理念，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在税收上的普遍做法，现代法治国家大都通过大法来规定，议会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税。本质上来说这是对居民财产权利的一种强有力的保护，是防止政府滥用征税权侵害居民财产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正是处于保护居民财产权利的意图，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对税收法定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这个角度上来看，新的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意义不仅仅是将税收立法的条款单独列示和位置提前，更重要的是他突出了税收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设立了税收立法的基本程序。这一条款正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征税必须经得民众认可的基本制度保障。

　　这一个修订是非常及时、到位的，我认为这个税收法定在中国的进展还是确实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从文革包括文革之前中国对税收都是否定的，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国民党剥夺人民的外东西，所以在文革中想实行单一的税制，一个税，1984年我们才建立了立体的，复合型的税制，到90年代有个人所得税，2000年左右，才对居民普遍的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至今为止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还是由单位扣缴的，还不是我们直接去交的。

　　所以中国的税收发展很慢，但是我们税收法定现在已经在立法法里体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修订还是很及时的，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十八个税种，只有三个是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也就是说立法法里面讲的。当然立法法里面还有授权，如果来不得制定法律的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

　　所以现在我们其余的15个税种全部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将这些税种由条例上升为法律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上一届立了一个车船税法，我们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从两千到三千五，起征点的调整，本届常委会到现在人大还没有一个税收的立法了。但是最近，大家注意到今年全国人大的发言人傅莹在全国人大的新闻记者会上说到2020年，今年是2015年要把全部的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大家可想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的繁重的了。这次常委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发了立法规划的调整规划。本届人大将完成四到五个税收的立法，任务也非常的繁重。

　　所以说我们税收比较大的一件事跟大家讲一下，最后还是回到我们的论坛的话题，我注意到每一届论坛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都是很有前瞻性的，也很准确。提出过很多好的生活的建议。每年生活质量的研究都有很大的突破，仅仅扣住了现实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的城市因此成立了民生办公室。促进了民生的改善，我相信本届论坛会一如既往的达到预期目的，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同时也希望各研究单位和各位专家学者借助论坛的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试验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多出成果，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刘树成研究员，刘树成研究员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最早的学者，他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走势做了一个概括，特别是从2008年到去年，走势图和现在中国股市的K线图有一拼。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有四种可能，一路走高，一路走低，一路走平，刘树成研究员觉得这三种可能性不大或者是不可取。他建议应该以一个中线为基轴，正常波动，我们叫做一路走好。但是要一路走好，我想就是刘树成研究员说的，不仅仅是三期叠加时期，还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探索期。谢谢刘树成研究员的演讲。下面请香港经济导报社常务副社长刘晓东致辞。

　　刘晓东: 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演讲，我是带着耳朵来听的。因为作为一个传媒，责任首先是听，听回去以后再转给我们的受众，我觉得非常荣幸的是经济导报第九次作为这次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今天到会的有很多学界的前辈，因为我是在北京上的学，同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们。2015年到底是什么年份，新常态是什么样的新常态，新常态面临的是什么新增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速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新动力，作为香港媒体来讲，很希望把这些带回去，然后再发送给他的受众。 没有疑问的是，2015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尤其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对整个经济形态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对经济走势的不同判断将影响到决策层采取何种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我希望能够在今年的论坛高峰上倾听到和分享与会专家对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并和我们新闻界的同行把最新的信息和观点向海内外推广。

　　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已经连续创办了九届，成为海内外知名的论坛品牌，香港经济导报一直是这个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作为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财经杂志，创办于1947年，今年已经有68年历史了，见证了香港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增长几十年的历程。经济导报目前也是唯一一份在大陆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同时发行的财经杂志，其发行创办人之一许涤新教授是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经济导报将和在座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同行，我期望今后能够与社科院各个主办单位、首都经贸大学继续合作，把论坛办得越来越好。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刘晓东社长的致辞。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演讲。题目是：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

　　张卓元: 很高兴参加到第九届论坛，我发言的题目是：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怎么样认识新常态，怎么样使中国经济稳步的进入新常态，现在正在讨论。我的发言着重想通过怎么样深化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顺利进入新常态，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题目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但是还没有很好的进入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的含义是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我想最权威的还是总书记在2014年10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当时他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个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个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讲了这三条，去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来分析中国进入新常态的表象，我认为那九个方面还是这三个特点的表象。从这三个特点来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但是还没有很好的进入新常态。

　　首先，中国经济正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还是在探底过程中，经济下行的压力还不小，还没有在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中稳定下来，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今后5—10年有可能降到年均5—6%的中速增长。最近中国科学院有9个院士组织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也请了我们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参加，他们认为今后是中速增长，原来说中速增长是5%，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以后，把5%去掉了，就说是中速增长，没说具体是多少。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的改革发力、政策得当，7%或者6.5%左右的增速应该能够维持到2020年，甚至更长一段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希望持续时间更长，7%左右，我个人认为恐怕很难。

　　其次，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总书记讲了，新常态下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但是目前离这个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体会，成为主体一般应该占60%以上，而2014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8.2%，今年一季度刚刚超过50%。2014年最终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超过投资4个百分点，也是刚刚到50%，但是离消费需求的主体地位还有相当距离。

　　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没有五年、十年的持续奋斗，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谈不上实现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所以，新常态不是指短期的状态，也不是管几十年的长期阶段，而是指大致十年左右的中长期状态，是涵概从现在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高速度国家行列，为逐步实现现代化打牢坚实物质基础的时间。大概到2025年左右的时间，主要是要看到，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时间不可能很长，能维持十年左右就很不简单了。关键就看个提质增效，实现转型能不能在这期间做到。在这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要再下一个台阶。最近比较杂志上说慢慢向均值靠拢，再下一个台阶了。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进程加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后，中国改革包括经济改革进程加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推动下，改革呈现明显的加快势头，在被认为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其中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的有50个基本完成。这一年改革力度之大，频率之高，比以前有很大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中央政府带头推进审批制度的改革，下放了很多权利。二是近年来由于推进工商注册制度的便利化改革，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大大改善了创业环境，调动了大家创业的积极性。上市制度改革最明显的变化，大概是从2014年3月到现在到5月，大概每天有1万个新的企业注册，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解决就业问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继续推进营改增的改革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这方面减税按照财政部的说法减了3700多亿。另外，扩大了小微企业税收减免的优惠，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继续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的支出，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项目倾斜。 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在加速，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而且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五家民营银行已经陆续开业，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确在加速进行。还有一个是自由贸易区建设向前推进，从上海到了广东、福建、天津等等，今后还要继续拓展。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推进，2014年7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在中央企业启动了四项改革试点，分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董事会授权试点，向央企派驻纪检组试点，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个是国有集团，一个是中建材。还有中央企业，像中石化，去年把油品等销售板块拿出不到30%的股权转让给包括民营企业在内搞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特别是行政任命的高管人员薪酬降低，已经开始实行。

　　这些改革都有利于稳增长，有利于为经济进入新常态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弱化了原来主要由政府和政府官员为追求短期GDP增速最大化形成的恶性竞争。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改革的确进入深水区，有几项改革困难重重。当前，改革的确进入了深水区，一些重要的改革可能涉及比较重大的利益调整，阻力比较大，因此困难重重。首先，我认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前一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比较严重，地方政府之间为追求GDP短期增速的最快化，一个劲的搞粗放扩张，结构趋同，造成了一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环境严重恶化，地方债务负担很重。现在要转方式、调结构、去产能，修复生态环境，减少债务，就需要首先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着力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但是现在还看不清楚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究竟有哪些举措和取得哪些实质性进展。看样子政府的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改革，仍然是今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垄断行业的改革阻力很大。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比如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但是这方面进展很慢。比如去年中石化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也是个非常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但是有关负责人却指责中石化抢先改革，没有及时请示报告，对改革表示不满。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和适时推进改革，决定已经作出了一年半多了，至今看不到加快的影子，一直说要在去年建立起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但是至今也看不到建成的日子。根据报纸上记载，现在仍然有90%以上的县市没有动作，理由是没有部门能够协调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在消极抵制和应付这项工作，而没有这个平台，所谓房地产税的征收就是一句空话。三中全会决定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还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我记得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提高个人所得税，向个人直接征税真的太难了。为什么流转税为主，流转税从企业中直接扣，要向个人直接征税，现在很难，阻力非常大。比如稿费，工资，这些扣税很容易，但是有的人一下子暴富的怎么增税，比如有一些大股东，一下套现多少亿，几十亿，这个税怎么征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这方面的改革据说财政部最近要考虑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紧迫需要推进，但是难度又非常大的改革。

　　第四点，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后，改革越来越难，深水区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有认识分歧问题，有怕担风险的问题，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为在既得利益由于几十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固化以后积重难返，改革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动产统一平台的建设，一再后推，就是要求太全面，太高，九个方面不动产一一登记，而且从城市到乡村，做起来的确很麻烦，也很费时费力，应当逐步建立，不宜一步到位。

　　更重要的是，我估计由于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积极，因为这项工作可能损害他的利益。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有的领导说，他到地方去调查，问地方的干部，据他所接触的，每一个地方干部差不多都两三套房子以上，因此他主张征房产税从第四套征起，这样征房产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动产统一平台难建立，恐怕工作是难，另外布置要求太高太全，最重要的是可能触犯到他们本身的利益。

　　由于不动产包括房地产税现在根本看不出出台的前景，在深圳一些地方炒房地产又开始了，炒房地产对资源浪费是最严重的，大家都一套房，结果盖了很多空置房，是要用砖头、瓦、钢筋、水泥弄起来的，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这样造成的空置房或者鬼城，消耗的物质财富太可惜。

　　另外垄断行业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我想主要是垄断行业的人，特别是其中的管理层，多年来享受高收入、高福利，改革以后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会使他们的收入和福利不能够轻易维持原来的高水平，因此他们会本能的采取各种手段来阻挠改革。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已经讨论了很多次，都已经成型了，但是我知道最后一次讨论是4月底，现在已经7月了，到现在下不来，我想还有没有协调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审批权利，因为那里有自己的利益，放弃审批权利等于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所以政府改革很重要，很紧迫。但是绝不是短时期就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没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很难推进。也由于既得利益的固化，使得改革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改革的余地越来越小。 可以想像，像征收房地产税，不可能一下子像美国那样对所有的房产都征收，很可能采取比较择中的方案，让受损利益的人缩小点，对高收入的群体征税，分布实行才行为。要到2020年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和任务，将是困难重重的历程，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当然，折扣打得越低越好。谢谢。

　　主持人:张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令人尊敬的长者，他还是中共十八届十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说法，就是新常态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张老师对新常态，根据习主席的指示做了科学的定义，同时还有时间定义，阐述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也描述了未来改革困难重重的因素和前景。我想张老师的发言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谢谢张老师的发言。

　　下面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发表演讲。

　　许宪春:谢谢。非常高兴参加第九次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给我一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我发表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我所在的单位。

　　大家都知道，经济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它既是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对外贸易结构都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目前经济结构问题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这里的演讲主要是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对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我讲三点：一、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二、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严峻挑战。三、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一、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包括历史的、自然的等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比如，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矛盾，需求结构方面存在着消费需求不足，经济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问题。区域结构方面存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矛盾。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存在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对外贸易结构方面存在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的矛盾等等。 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二五”规划都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促进重大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习总书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在一系列调整经济结构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对外贸易结构等重要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一）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这张图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图）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第二产业增速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比第三产业回落幅度要大。随后在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第二产业增速首先起来，一直高于第三产业。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增速始终高于第二产业，这就导致了第三产业的占比在不断上升。图上最上面的线是第二产业的占GDP的比重，斜线往上走是第三产业占比，往下走的是第一产业占比，在2012年之前，第三产业的占比始终低于第二产业，2012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12年，第三产业的占比占45.5%，第二产业占45%，第三产业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超过了0.5个百分点。到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到48.2%，第二产业占比42.6%，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刚才刘树成老师已经谈过这个事情，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到51.6%，当然第一季度有特殊情况，因为第一季度第一产业非常低，所以导致第一季度的三产比较高，所以年度更有代表性。

　　我们知道，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由第二产业主导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转变。第三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因此，三次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改善民生。 在产业结构力，还值得关注的是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在上升。图中可以看到，上面的两条线一个是高技术产业的占比，在抬头，2014年到30.4%，比2012年已经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高耗能行业在回落，下面的两条线一个是高技术产业，一个是采矿业，高技术产业也在往上抬头，采矿业在回落。在工业中也有高技术产业比重上升，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上升，高耗能行业比重下降，采矿业比重在下降，这都是积极的因素。

　　还有就是服务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今年1、2月份，包括1—5月份也是这样，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9%，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只有6.4%的增长，一季度GDP增长7%，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增幅比较高。服务业中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发展比较快，特别是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5%，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增长10.1%，明显高于服务业的增长，明显高于GDP的增长。

　　（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图），上面的线是最终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在波动中回落，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到2008年左右，几乎是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是看最近一些年，2010年左右已经抬头，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在抬头。投资占比是中间的这条线，在回落。进出口需求在2007年占GDP比重达到了8.7%，那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压力很大，现在已经回落到2.7%，2.5%左右，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水平。这是三大需求结构。再看区域结构，上面的线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长期东部地方经济增速超过中西部，所以东部地区的GDP占比是不断上升的。从近些年看，东部地区的增速已经低于中部和西部，所以这已经导致中西部增长，中西部GDP占比在回升。上面的线是东部地区GDP占比，长期以来是上升的趋势，从2008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占比已经开始回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占比开始回升，这是区域结构在发生变化。 经济发达省份与经济不发达省份人均GDP的比，最高的时候最发达省份人均GDP是最不发达省份人均GDP的10.9倍，到2014年，最发达省份GDP是最不发达省份GDP的4倍，已经明显缩小，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

　　（三）收入分配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我们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长期以来是比较低的，上面这条线的趋势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一直出处于回落趋势。最近一些年，从09年以来已经在回升，（图），已经从50多到62。其中的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还在抬头。至少我们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升，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这也是我们长期追求的。我们都希望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提高经济消费拉动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整个收入分配格局在发生变化外，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在缩小趋势。我们看一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这条线讲的是增长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菱形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说如的增长率，多数年度前面都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人居纯收入的增长。最近一些年，反过来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还有一个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就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最高的时候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现在已经回落到2.97倍。（图），这是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之间的无等份的收入，人均收入的绝对量和增速情况。随着收入组的提高，增速在回落，低收入组增长了16.9%，高收入组增长了7.5%，说明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差距也在缩小。基尼系数也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2008年是比较高的，0.491，04年已经到了0.469，是在回落中，无论是居民收入格局，在国民收入可支配收入在三大主体之间的分布，还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包括城乡之间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还有基尼系数，都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我讲的是相对差距在缩小。

　　（四）对外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技术密集型行业超过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主要的出口工业。从2014年主要出口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看，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的比重达到64.5%，已经成为我国主要出口工业，比重远超过传统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我刚才讲的是五个方面，经济结构的五个方面，我们知道“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需求结构，一个是产业结构，一个是区域结构，一个是城乡结构，我这里讲了五个方面，又增加了收入分配，还有对外贸易。

　　二、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我们的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但是我们经济结构问题依然面临严峻挑战，首先看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这个表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图），世界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占比是70.18%，我们现在年度还不到50%，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和高收入国家相比，有25个百分点的差距。中等收入国家是55%，我们也是低于他们6—7个百分点的差距。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高耗能行业比重偏高。虽然我们的高技术行业占比在上升，但是只有10%左右。高耗能行业虽然比重下降，还接近30%，高耗能行业占比还是特别突出，这也是我国能耗高，环境污染重，二氧化碳排放多很重要的原因。

　　（二）需求结构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77%多，我们现在是60%多，比重也差得比较多，和高收入国家差得更多，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们也是低了不少。

　　（三）区域结构面临的挑战。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首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中西部地区发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2000年，最发达省份人均GDP是最不发达省份的10倍，回落到2014年的4倍，相当明显。但是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中，比如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3万多人民币，贵州人均GDP是2700多，到2014年上海的人均GDP是9万多，贵州的人均GDP是26000多，相差70000多。2014年贵州的人均GDP和上海的人均GDP绝对差距是1993年的2.6倍，绝对差距在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本来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实现梯次转移，转移到东部和西部，全国毕竟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候，中部和西部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于东部，但是上升也很快。我们遇到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更低的劳动成本的竞争，中西部地区遇到了这样新的挑战。

　　（四）收入分配结构面临的挑战。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虽然在上升，但是和发达国家比依然偏低，特别是和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相比，我们的占比是偏低的。还有一点，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要知道，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转移是比较多的，比如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比较多，如果按照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虽然我们也有社会转移，教育、医疗，但我们毕竟不全是免费的，有些发达国家都是免费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偏大，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依然偏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郭达，基尼系数依然偏大。虽然说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标准说法，基尼系数多大是合适的，但是不少专家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的时候是过于平均的，0.2—0.3之间是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我们现在是0.496，还是差距偏大。

　　（五）对外贸易结构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服务贸易严重滞后于货物贸易。这张图上面是货物贸易、货物出口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的比重，下面是服务出口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的比重。货物出口占绝对比重是90%多，我们的服务出口不到10%，两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图）上面是服务进口占比，下面是服务进口占比，服务的进口也低，但是要比服务的出口占比高出1倍左右。我们过多进口服务，但我们出口的服务比较少。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出口大概只有8%，发达国家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英国是30%多，美国也接近30%，我们是8.6%，即使在金砖国家我们也是最低的。说明我们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满足不了国际市场的需求，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同时，货物贸易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质量赶不上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劳动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受到双重挤压。

　　三、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一）关于产业结构。

　　1.继续加大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力度，解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2.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较高，有其必然性，我们现在是世界工厂，为世界生产产品，所以第二产业占比比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会略第二产业的发展。只有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才能使得第三产业获得稳定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重视发展第三产业，但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第二产业的发展。3.三次产业的发展都需要通过创新。不论是一产、二产、三产都需要通过创新发展，依靠传统的拼劳力、资源肯定不可持续。

　　（二）关于需求结构。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充分发挥投资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民生改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投资的作用，想实现这些结构调整也是很难的。3.面对出口需求的双重挤压，面对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要巩固好我国长期努力取得的国际市场的份额，使出口在稳定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三大需求都不能忽视。

　　（三）关于区域结构。

　　要保护好近年来形成的中西部快于东部发展的势头。要继续实施长期发展战略，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同时要重视中西部地区人才不足问题，创新能力不强问题，技术进步缓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要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问题。

　　（四）关于收入分配结构。

　　我们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同步，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平衡，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平衡，要避免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也要避免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超过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长明显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影响到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把劳动成本上升作为第一个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如果劳动力成本持续大幅度上升，可能支撑不了，可能会带来企业倒闭问题，工人就会失业，不但没有收入，将来可能还会失去工作，所以必须保持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平衡。

　　（五）关于对外贸易结构。

　　坚定不移的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就业和民生的改善，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但同时我们又是世界上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国，我们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国，但又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这种状况也应该改善。这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些观点，主要是五大结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谢谢大家。

　　主持人:许宪春研究员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是我们论坛的老朋友，他的发言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单位。许宪春研究员用详实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一些可喜的变化，许多中国占比该高的都比发达国家低，只有一个比发达国家高，就是高耗能产业，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许宪春研究员给出了可行的对策和建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许宪春研究员的讲话表示感谢。 刚才刘树成研究员在形势方面讲了总量，张老师讲了改革，许宪春研究员又讲了结构，下面一定要讲开放，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发表演讲，题目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开放。

　　裴长洪: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媒体上、专家、学者以及各种研讨会很多，但是我看了不少的文献，我觉得不少的议论和讨论都属于想象、猜测、自话自说。这个问题党和国家有一个非常公开的文献和完整的表述，就是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这是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最完整、最权威的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政策声明，或者说是一个解读。我感觉不少人至少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文件，标题叫做“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个标题都很值得琢磨，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讲讲我对这份文件的学习合理解。

　　我觉得有十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它不叫战略。习主席是重大倡议，李克强总理用的是建设，所以标准的说法、官方的说法叫“一带一路”建设。第二，基本理念是和平发展。当然，首先是经济发展，同时还有文明的交流和世界和平。这里面提了一个新的概念，比如讲了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均衡普惠在我们过去的对外开放文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又讲了是对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这是基本理念。第三，建设目标是世界范围的宏大经济愿景。主要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基础设施，第二部分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贸易区网格，第三部分是政治复兴人文交流，这是建设目标。第四，建设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不是单方面行动，很多误解都认为这是中国单方的行动，我想干什么。三部委文件的标题是“推动共建”，不是我想干什么，是我和人家一起干什么，这是这份文件的含义，它包括坚持开放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因为现在是按照古代丝绸之路来发表愿景，但不限于，比如日本、美国要加入也可以，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市场运作主要是企业为主体，政府也发挥作用，所以不是援助。四是互利共赢，寻求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大家知道数学中的最大公约数有时候很小，并不大，没关系，能有多大就多大。

　　第五是基本内容，陆海统筹，两圈对接，六条走廊。第六是谋求合作共赢之道，实现五通。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民心相通。这里面有必要专门提一下资金融通，从政策声明来看不是只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但不是只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讲了四个要点，我看了一下都没有让人体会到要指定人民币作为必须使用的货币。第七合作机制，务实民主。第八，举国响应扩大开放。我看了一下这份文件，没有被提到的省大概只有山西省，去年的说法，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到过一些地方，发生了很有趣的现象，大家在争夺，比如新疆说我是丝绸之路核心区，很得意。甘肃说我是走廊，也很得意，陕西说我是起点，河南说不对，我是起点，因为武则天把首都放在我这儿。后来习主席说郑州搞了铁路集装箱枢纽中心，说河南要积极参与，河南说这下我找到依据了，我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份文件几乎把所有的地方都囊括进去了，举国响应，这也是一个愿景，我算了算，除了山西省没有提到其他都提到了。第九体现大国责任，在体现大国责任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是过去没有说的话，说是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所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包含有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责任义务这样一个问题，不是说光考虑我能有什么好处，是你要承担责任义务的表现。第十是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通过我们和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能够使我们培育一种新的规则优势，参与培育制定国际规则，发起新倡议，新议题，新行动，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品，这是一种新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对这份文件的学习理解的十点小小的体会。

　　第二个问题讲讲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

　　我目前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国内各个金融机构在各个地方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和授信支持，这已经有了，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第二方面是个别的金融机构，比如中国银行已经在海外发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债券，媒体披露已经发行了40亿美元。第三方面是国际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这里面有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等。特别是亚投行，6月29日亚投行协定已经签字了，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因为这里面去查找都能找到。

　　亚投行实际运营后要面临的考验，我认为第一个考验是亚投行设立运营以后，第一个要面临的是如何建立互信包容的治理架构。因为实际上亚投行按照目前初始的法定股本金，在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中还只是个小弟弟，因为亚行是法定股本金1600亿，亚投行只有1000亿，规模还是小的。习主席说要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而亚投行的创始成员是57个，当然还需要国内立法批准，至少是多数，只比亚行少10个。过去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内部要协调、治理，本身就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亚投行能不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创新发展，这是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第二个考验，到底有多少事可以干，因为现在媒体上报道亚洲基础设施需求多么大，博鳌论坛说有8万亿美元，全世界70万亿，其实都是绝对需求，要按照绝对需求，在座各位人人要一辆车、一套房子、一套别墅，能满足吗？能付得起吗？所以经济学要研究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到底有多少项目，是按照商业原则可以干的，这是需要研究的，而且未来的世界经济到底是使资产价格走高还是走低，这里面都有风险因素。

　　第三个考验是风险评估。

　　第四个考验是金融设施和生态环境。“一带一路”涉及多币结算，支付体系，包括信用环境、金融监管，会计准则以及到底中央银行能不能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因为是做商业，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做援助。

　　第五是与国际规则的协调。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国际规则，比如将来和沿线国家产生的贸易投资关系，如何和已经有的和将要产生的国际交易规则相协调，而且20国集团也有一个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及如何和亚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的协调关系，这都是未来亚投行需要面临的考验以及课题。

　　有几个问题需要专门讲一讲，首先，“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有一些海外的媒体有误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第二，国内最大的误解是认为我们搞“一带一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赶快把过剩产能都往外输送，这是国内最大的误解，包括一部分专家学者也是这样想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是要按照市场运作，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这些项目都要采取国际商业规则，因为要进行国际招投标。中国企业能不能够在投标中得到项目建设的承包权以及设备材料采购权，这要看我们有没有竞争能力。即便一些企业通过招投标中标了，从而导致我们国内的一部分产能确实往外输送了，这是竞争的结果，也不是通过特殊照顾、制度安排、特殊待遇实现的，所以从规则安排上说，不可能为中国过剩产能专门做这种安排，这是国内的一部分误解。还有一部分误解，目前媒体渲染比较大，我们几个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有些媒体说将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亚投行，中国金砖银行，重塑国际货币体系，这些话都说得比较夸大，也是对我们目前做这些事情的误解 。

　　因为从未来的趋势看，人民币确实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被选择，这是肯定的，一个是被选择，在双方的合作中被选择，导致人民币继续走出去。在贸易投资洽谈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规则，这也是必然的，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出现，对现行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都只是一种补充和完善，而不可能是替代，也替代不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一带一路”建设也好，包括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人民币被“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区域内被选择的货币，这些现象都是对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谢谢。

　　主持人: 关于“一带一路”，目前学界还有政界都有许多误解，是凭想象、凭猜测来自话自说，裴老师对“一带一路”的内含和目标作出了科学的定义。另外，要搞“一带一路”的建设，他提出必须有金融支持，当然也包括资本市场支持。还要把绝对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里面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今天上午和下午发言的都是中国经济学界研究宏观经济的大牌，他们的观点都非常的新颖，他们的对策和建议都非常有建设性。感谢裴长洪研究员的发言。

　　这一节现在开始。我们探讨的主题更为深入，包含两节，第一节是请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进行讨论，包括我们课题组的袁富华教授进行关于经济增长的测算，和我们最近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要隆重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首先有请IMF的高级代表AIfred Schipke发言，主题是：劳动力市场新常态。

　　AIfred Schipke: 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先谈谈中国的股票市场。因此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劳动力市场，大家可能在想，我们会听到什么样的信息，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近常态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我觉得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吸引人的话题，尤其是现在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中国过去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而劳动力的稳定性变得更加重要，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转型，在我的发言中会介绍几个话题，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现状，然后是变化的趋势，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究竟怎么样，是否比较好，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改革。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现状，我觉得总的来说人们的想法也获得了数据的支持，即劳动力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弹性的，尽管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放缓，前面的发言人也都提到了，实际上有一些数据甚至指出劳动力的状况现在是比较好的，政府也感到比较高兴，现在就业的目标以及新的就业机会创建方面做得是不错的，去年就业目标的创建超越了。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当大家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图），你可以看到名义工资的增长放缓了，当然这是和经济增长放缓一致的，但是它的增长还是超过了GDP，我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家还可以看到城乡工资的差距，城市居民、农民工工资差距的状况，至少这个差距没有加大，没有变得恶化，这也是好消息。这里还有一些高频的数据，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指出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话题。

　　劳动力市场有哪些作用力，这里有一些变化的趋势是好坏交错的。一方面，出现了城市就业不断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更加迅速，我们知道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能够创造更多机会，正是这样的原因，劳动力市场现在整个的情况发展态势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现象是结构性的，人口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在几年之后会开始下降，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作年龄的人口也会下滑。一方面意味着对劳动力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了，但是也有一些综合症，有一个现象是比较正面的，劳动力在中国的参与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图），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和欧洲平均的比较，当然它是高得多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进入到劳动力大军的新一代人，他们获得的教育更多，这也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这里有几个人口方面的因素，实际上也是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从长期来讲，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关于中国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农民工，这种现象也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惊讶，有哪些因素促使这些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去打工？当然首先是现存的经济增长方面的收入差距，随后我会给大家再讲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收入差距方面，相对来说收入差距还是比较高的，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他们的收入要高于农村人口，因此这些农村人口就进入到了城市打工。现在有一个问题，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真的是像现在表面上所显示出来的这么好吗？现在经济出现了放缓，劳动力市场真的好吗？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正如刚才已经指出的，有很多的文件能够去支持，第三产业服务业现在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创建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部分能够解释目前劳动力市场不错的原因。当大家分析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是有一些挑战的。

　　当然，数据并不是完美的，随后我也会介绍这个话题，不管我们从数据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结论，也许这可能也是一个数据不完美的问题。即使我们从数据当中进行总结，当大家看各个国家的时候，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在我们进行转换的时候指出，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在的重中之重。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较好，主要是由于政府非常重视劳动力市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涉及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独特特点的，就是农民工城镇的转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国有企业当中，还有一些大的、私人企业当中劳动力的特征，这两个因素都支撑着劳动力的市场，经济放缓时失业率并没有上升，这种状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刚才已经指出了，我觉得政府在一个领域当中必须要做更多工作的就是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大，因此中国必须要出台更多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在这个领域中国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红色的图能够显示出波动率，好像波动不是特别大，经济是有循环和周期的，房地产也会出现顶峰，疯狂的增长，然后下滑，股市也是如此，西方在数据当中会出现波动性，否则我们会怀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这里关键的信息如下：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政策的决策者必须获得关于劳动力优质的数据。我觉得在中国是有共识的，对于我们所有的学术人士来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优质的数据来做更多的分析。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当你去看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你要去看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人把它称为定律，在中国让我们感到并不惊讶的是，中国的失业率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改变，而增长率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然后我们就会问，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最后我们发现，你会在移民和增长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关性，这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看看过去不同时间段农民工迁移的状况，这就说明当经济放缓的时候就会有两种事情发生，一方面是对于外面的员工可能不愿意到城市去，所以到城市移民的人流会减少。另外一点可以看到，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从房地产建筑业方面从城市回到农村，现在的人流也会逐渐减少。这方面我认为这可以展示，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灵活度。我们也可以描述城市的失业率会增加。

　　同时，我们还想强调的是，如果说这个过程延长了，人们在农村地区待的时间更加长的话，可能会影响政府的目标。比如要改变消费结构，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尤其是实现城镇化发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政府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不利于地方政府来改变经济结构的目标。所以说这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我也不觉得它一定正面，生产力过剩的行业当中，个别的工厂可能要关闭，破产，不断把他们挤压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问一下，如果这些工厂都关闭的话，这些劳动力去哪儿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没有非常完备的数据来给我们非常好的描述劳动力的去向，我们是根据案例的研究方式来进行研究。（图）对于那些有关键生产力剩余的行业，可以说这些行业有些还是非常开放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河北省有一个非常大的钢铁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钢铁制造厂，他们跟我们说我们总共有4万人，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18000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展现出失业率，就是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又对于社会的保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这就说明社会保障还不是非常有效，这样的工业行业必须要缩水。在此之外，大部分的企业必须要支付更提升的工资，工资增加的话他们还会支付更多的成本。实际上它也没有推动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型，政府说我想要给需要重新培训的员工提供支持，你可以给他们支付工资，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从你们的透明度预算当中实现。但与此同时要培训下岗人员，经过再培训之后他们可以到不同的工作场所或者工作岗位当中去，我们把它叫做隐性的失业人数，这种隐性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像钢铁或者其他行业的生产力过剩。

　　从整个经济角度来讲，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知道国企的失业在不断增加，他们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工作人群不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私营企业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尽管他们的生产力在不断减少，但他们还在不断吸收人群进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现象加起来是什么样的意味，从地方的角度来讲，有一些过剩的生产力都是在某些省份非常集中，我们在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整个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常好的，整个情况也是非常乐观的。其他国家的失业率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但是在中国很多失业人群可以由大企业进行吸收的。

　　针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作出的建议：首先是政府作出了声明，会定期进行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查，并且公布相关的数据。如果你是一个决策者的话，你确实非常希望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可以根据这些准确的数据作出判断。如果这些是隐性的失业问题，这对于政府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改变这样一个架构来进行实际的支持，而不是维持表面的和平现象，这样就意味着要继续支付工人的工资，但与此同时还要支持他们的再培训，或者再给他们寻求其他的工作岗位。无论怎么样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谁来支付养老金，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来进一步支持服务业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我想简短的做一下总结，现在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尤其是通过预算的支持，还有非常定向的财政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隐性的失业率正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生产力过剩的行业。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要进行改革，要有相关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谢谢大家。

　　主持人: 讲得非常好，中国PMI最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数据，讲到失业率在提高，就是PMI里面关于失业率的提高，这说明有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开始进行深层次调整，不再进人了，而且最近由于建筑业的下降，过去吸纳最大的就业的池子也在收缩，隐性失业问题，还有失业的问题，慢慢也就成为了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感谢AIfred Schipke先生，下面有请Graciela Chichilnisky进行演讲。

　　Graciela Chichilnisky: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论坛，我作为大学的教授每次都参加这样的论坛，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看到大家。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同样重要的假想，刚才的发言人做了针对另外一个假想的发言。

　　我的发言主要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现在我们是在世界当中人类占主要的力量，可以说人类也是世界上目前在星球上最大的群体，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的气候，还有水系，以及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这就引起了气候变化。弗朗西斯主教在上周时给大家解释了在科学的角度，我们人类行为能够带来的影响，这种好的影响包含哪些部分，全球的风险包括非常多，比如气候的变化，以及生态多样性的灭绝。在过去40亿年当中，我们形成了非常多的生物多样性，还有清洁水缺少的问题。另外是我们的食品缺乏，再就是水的缺乏，还有空气，清洁空气的缺乏，这对于我们来讲是生存的必要要素。

　　海洋生物在不断绝种，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生物的绝种，这引起了我们非常大的关注，来解决这种紧急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对于气候的变化能够采取相关的措施。在2015年12月份将会召开气候变化第21次大会，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政府间的组织在不断进行这方面的讨论，2005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有什么样的国际协议，OECD国家都还没有参与进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被隔离出来了。

　　有灾难性的风险包括非常多方面，比如联合国20%的成员有非常多的小岛，43%的小岛，他们都不断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问题。极地的冰盖在逐渐融化，还有史上从未见到的大型飓风、洪灾、旱灾、火灾，有非常狂暴的沙尘暴，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城市中肆虐好几周，甚至街上的汽车都飘起来了，我们不得停工、停课。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现在由于气候的变化，在全球引起了三千万人口的大移民。在美国的五角大楼2009年的报告中也发布了，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风险。

　　说到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现在海洋也面临绝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谁都没有非常仔细的考虑这个问题，面对我们的下一个是什么，现在在地球当中的生态系统也许有99.99%的可能都会灭绝。接下来的就是人类了，我们是最大的物种群，也许我们等待了太长的时间，20%的世界人口都在工业化的国家，也在OECD的国家，他们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等等，占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45%。比如产生能源的火电厂等等，这些火电厂或者是发电厂对于中国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全球来讲，总价值占了53万亿的基础设施，现在这些国家急需要改变这些基础设施，对于中国来讲，他们也建了非常多这样的发电厂，其中很多都是火电厂，他们对于吸收外来的员工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刚才的发言人讲的那样，随着经济的下滑，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离开城市，回到他们的老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维护稳定，因为有5亿人都是流动人口，甚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数，现在有30—35%的中国人口依然还是从农村向城市移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力量，5亿人不断的从农村到城市。对于中国政府来讲这是非常有风险的一项决定，如果一旦关闭了这些火电厂的话，对于5亿人来讲就没有工作了。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提供非常必要的条件来吸纳气候变化，就是在全球来改变我们的发电厂，能够向清洁能源转变。当然在短期内我们是无法实现的，在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修改了他们的一项法案，里面涉及到进行气候变化的应对等等政策。对于非常边远的州，比如加州这样的州，都是对于美国非常重要的，鉴于中国现在还没有参与到京都议定书当中，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是非常大的排放国，现在在联合国的体系当中还没有包含中国这样的国家进入到京都议定书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两大排放国，目前他们还都没有强制性的约束，现在中国已经主动提出来改善自己的行为，根据人均GDP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基于人均GDP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态，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提案或者是建议，包括提升，无论是中国的决策者还是美国的决策者，他们都没有非常明确的路线图或者是方案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

　　到底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对气候变化我们现在有IPCC，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委员会，现在发现我们要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来实现两度温升的状况，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要出台碳负极的技术，我随后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技术，我也会给大家放一个视频看一下政治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需要政治核技术层面的双重解决方案才能控制气候变化。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地质学家关于地质状况及人类所造成的地质状况有一些新的理论，实际上人类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地质状况，我们已经从全新纪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即称为人类纪。

　　现在人类造成了非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类造成的，但主要是由人类所产生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这是一种资本主义，非常成功的世界的经济组织，他们驱动着全球化的发展，他们现在造成了我们目前进入到了人类纪这样一个新的纪元。简单来说，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几千年之后，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些新形成的岩石就会发现人类活动所形成的踪迹，人类纪是始于什么时候？主要是1945年在全新纪之后出现了人类纪，这样一个时间点的确定并不是我确定的，而是地质学家所确定的。因为在1945年之后，在二战之后，唯一的全球组织安排国际和国内的贸易，在那个时候创建了这些全球的机构，这样一个秩序是由美国所统治的，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打败了日本和德国之后，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占比50%。在1945年的时候建立了全球的机制，利用贸易来替代战争，我们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两个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现在彼此进行成功的贸易，因此他们之间不会再产生战争。

　　简单来说，你不会杀掉你的客户，美国是中国的客户，中国也是美国的客户，这两个国家不会杀死自己的客户，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和美国彼此都是贸易的合作伙伴，是彼此的客户。因此从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机制，贸易替代了战争。当时创建了一些世界的组织，包括前面发言人来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也在那儿工作过几年，还有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这些组织是当时所创建的第一批国际组织，他们促进了全球的贸易，而这种全球的贸易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当中，美国处于主导地位，因为美国是世界主体的经济，当时是占世界经济的50%，当然现在下降到了25%甚至更低。美国领导着这些机构来促进他们之间的经济发展，而美元也成为全球的货币，这是一个美元所领导的世界。

　　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布雷顿森林机构，他们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刚才讲了，这样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促使了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常人们把它称为一种大众经济，这种经济是基于大众消费的，这主要是美国的一个发明，美国发明了大众消费的经济，美国的居民数量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又创建了欧盟，他们也希望创建这样一个大众市场，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有13亿人口，是美国人口的近4倍，而美国所创建的大众消费的经济现在要转移到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比美国更多，是美国的4倍。西方的经济体在那个时候美国是一级经济体，发展非常迅速，利用了非常多的资源，成为一个前沿的经济，成为先锋的经济，重塑了西方经济体的思维方式，也促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历史，一个单一的、前沿的社会，主要是美国所代表的，它在全球经济当中创建了经济体之间的互通互联。是怎么创建的这样一个互通互联？他们是创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市场。今天的组织有经济的结构，过去是单一的，也就是说贸易国，还有消费者他们彼此相互竞争，现在西方的经济在人之间是缺乏连接性的，在各个经济体和环境之间也是缺乏连接性的。经济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没有建立，如果你去阅读金融时报的话不会看到人们去讨论有限的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西方的经济体之间他们在不同的代际之间也缺乏联系。现在有4—5%的发展，但是实际上我们现代人是利用了将来人的资源，我们要考虑到将来人的需求。

　　现在我们所发生的状况都会对将来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可是发展需要我们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联系。现在人类掌控着整个地球，第一次在有纪录的历史当中，在快速全球化的时代之后，人类开始掌控整个地球，统治着整个地球。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自然资源达到极限时，我们整个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现在在连接并改变正整个的地球环境、水体和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物种。我们怎么样进行调整，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技术和正确的政治，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去改变经济发展的状况，使它具有可持续性，我们也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从GDP转向人们最基本的需求。

　　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碳市场，碳市场赋予碳一个价值，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改变国际法，我随后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怎么去做。联合国指出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京都议定书当中指出我们所需要做的措施，现在我们要建立碳市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排放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缺失了一些信号，市场的信号非常重要，它能够显示出碳的价格变化，显示出碳的价值，但是我们缺失了这样一个信号。如果说我们砍掉所有的树去造卫生纸，当然我们造纸时需要砍树，当你砍树时GDP会上升，这会影响到环境。我并不是反对卫生纸的生产，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缺乏市场的价格，我们没有卫生纸市场的价格，碳的价格也没有。碳的市场能够帮助我们赋予人类活动的碳价。2011年12月份，京都议定书要延期三年，在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当中作出这样的决定，一直生效到2015年，现在要进一步延长它的有效性，到2020年。

　　简单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需要怎么做？北部富有的国家人口占全球的20%，还有南部的穷国他们占全球人口的80%，哪些国家应该在进行减排，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很多国家都比中国更加富有。南部的穷国他们的人口占了80%，他们开采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源，他们也把这些资源出口到富国。碳的市场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转移，但是它是一个市场，是资本主义系统的一部分，碳的市场是一个例子，我们也有水的市场和二氧化硫的市场。

　　我们为碳排放赋予一个限制，这样可以由固定的供应，国家可以在碳市场上进行碳排放额度的交易。碳必须要去执行碳排放的极限，实际上这可以创建财富，有一些国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他们可以和清洁的国家之间进行碳的交易，但是世界的财富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只是在高排放国和清洁国之间进行碳排放额度的交易，鼓励人们减排，这也会改变全球的经济。

　　大家知道，上周六个最大的油气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还有壳牌公司，还有法国的道达尔公司，他们向美国传达了一个紧急的信息，敦促美国支持全球碳的市场。在1997年我撰写碳市场时人们有很多争议，但是现在碳排放的市场已经广泛被人们接受，包括油气公司，每年可以去交易三千亿美元。这些减排的国家可以从碳市场当中获益。还有清洁发展机制，可以进行转移，可以有500亿美元的CDM资金的转移。碳的市场，京都议定书协议当中涉及了碳的市场，碳的市场创建了清洁发展机制，中国可以开发出最成功的太阳能和风能的设备，实际上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也一直出口这些设备，这是非常快速的一种创新，太阳能光伏设备的价格也出现了急剧下降，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中国的创新。整个世界都要感谢中国。

　　主持人: 非常感谢Graciela Chichilnisky教授的讲演。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个命题非常长，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为了论坛可持续发展，忍痛给叫停了。现在请袁富华教授代表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讲述我们未来对经济增长的思想性展望。

　　袁富华: 我们的研究重点包括以下几方面：2011—2014年，我们课题组围绕中国经济减速的结构性引路及效率非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的方法依然是非常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框架。因为新古典增长框架，在应用于中国抑制性问题分析时我们遇到了很多理论困难，促使我们进一步进行思考，怎么分析中国的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是立足于经济租金理论，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考察新卡尔多事实作用。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以人力资本增进和制度完善为手段，以创造租金（创租效应）和规模报酬为环节，寻求TFP增进的路径，防止规模效率路径向租金抽取路径的退化。我们分析框架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创租效应，一个是抽租效应，是分析框架的基础。

　　这个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15年的经济状况以及“十三五”的展望，第二部分是一般性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作为一般理论框架案例，我们对中国、国际人力资本结构模式进行比较，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第一部分，经济增长现状及“十三五”展望。一、中国2015年的经济形势及启示。我们认为2015年的一些事实和问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制度问题受到极大关注。2015年的经验事实包括全面通缩，就是说从PPI的下降转变为GDP的评价指数下降，地方债务置换受到关注，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加快，资本化率提高与多层次股权市场建立，跨区域经济布局启动，这些问题以及措施可以归纳为三点，改革、开放和开发。2015年经济问题和措施的要点是：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制度深层次改革的重要性，制度、积聚、信息等新卡尔多事实开始进入中国视野。

　　二、“十三五”增长预测。我们预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事，除了制度性因素，TFP的重要性在未来越来越重要。三重结构性冲击，资本增长的倒U型趋势，这是我们已经做过的，去年已经说过，劳动力增长的倒U型趋势，干中学效应逐步衰减，导致了中国的“十三五”时期经济出现减速。减速叠加效应，包括资本弹性逐步走低，就是提出了要素弹性逆转问题。还有节能减排对于增长负向冲击，工业品扩张的需求约束，以及国际市场再也无法容纳中国过多的工业品制造。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认为“十三五”的增长会发生以下情况：首先是劳动力投入可能变为负增长，资本的存量高估，认为达到9.5%，资本存量增长已经很高了。再假设TFP的贡献在30%的时候，我们对“十三五”的预测是6%，勉强超过6%。我们做这个分析的要点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的TFP贡献如果不能达到30%或者40%，中国的经济减速态势根本无法扭转。

　　第二部分，中国可持续增长路径，我们想建立一个分析抑制性的租金理论框架。首先继续看TFP事实，第一个问题是效率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一般事实。第一个小问题，TFP水平的国际比较，以美国为基准（图），红线代表美国，蓝色代表英国和德国的平均，还有巴西、日本、泰国，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与美国的TFP水平相比，英国、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表现出与美国的趋同。第二个问题是后发国家，例如泰国、巴西等国家的TFP水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扩大，目前他们大概为美国的1/3。日本作为追赶成功的典型，失去的10年，失去的是效率改进，因此我们有一个小结论，城市化阶段经济绩效主要体现为TFP。

　　经济追赶国家的效率问题，图上列了两个，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拉美六国和东南亚四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TFP的变化正相关，TFP份额普遍在20—30%，是经济追赶国家的普遍特征。全要素生产率份额偏低，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下降。解释一下这个表，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拉美六国是在1970年之前，他的份额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是30%左右，80年代、90年代之后陷入了危机，TFP甚至为负，进入新世纪才逐渐转入20%以上。东南亚四国的状况和拉美六国平均差不多。

　　中国区域TFP比较。我们的结论是：从区域的TFP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就是东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是3%，东部TFP增长对经济的贡献最高，是20%左右。处于第二位的是中部，TFP对经济增长贡献10%左右，西部最差，TFP增长速度低于1%，TFP对增长的贡献仅为7%，使我们想到了美国一个研究，美国在60年代产业转移时，转移的是劳动力，但是TFP份额东部和西部都差不多，中国现在TFP出了问题，差异太大。因此，区域发展前景的排序，与TFP相对应，TFP高的地方，东部和中部的某些地区，他的发展前景就好。

　　租金创造、租金抽取与TFP分析框架的建立。概念解释，租金的概念大家比较熟，由于资源供给被固定或控制而得到的长期或者暂时的收益。张曙光老师关于租金的分析对我们启发很大。创租效应，是由于发明创造等积极因素形成的动态租金，创租效应包含了规模报酬和递增报酬，国际上也有不少研究。创租效应导致TFP动态增进，租金抽取效应是体制造成的经济分割所导致的租金抽取机制，这个是我们在前期做的研究，抽租效应的结果是从生产性部门向非生产性部门的配置，导致TFP改进动力枯竭。

　　下面看一下初步的租金理论分析框架中的经济过程，政府行为对租金的影响以及向TFP的传导。经济追赶阶段，政府通常具有内生作用，在新型古典经济学得到了认同，比如克鲁格文献非常精彩，内生性政府的作用导致纵向、横向的条块分割，这是抽租效应的关键。内省政府具有抽租效应特征，也许还包括克鲁格论证的所谓寻租行为，当然包括到这里面，以及亲资本的政府行为。内生性政府导致经济内在失衡，这种失衡不通过制度重新设计很难回复。政府内生性导致的抽租效应，导致的失衡，是系统性、结构性的，是不可恢复的。

　　经济追赶的城市化阶段，作为一个案例，服务业主导地位的建立，有可能强化政府干预，因为服务业一些部门比工业部门更容易被视为价值观念，国家安全的标志。因此，成为比工业化时期更强干预的借口。政府在这个时候更容易介入经济，导致抽租。政府行为需要重新定位，就是说发挥制度的租金创造效应，这是我们对制度红利的一个机制解释。

　　创租效应与新卡尔多事实的对应。我们认为，新卡尔多事实本身包含着租金因素，第一个是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租金，空间积聚、制度创意和信息都可以看成动态租金。从租金的角度来看，新卡尔多事实强调租金创造效应，这是立足于报酬递增机制强调租的生产性。我们认为新卡尔多事实最伟大的地方，报酬递增，目的是强调租的生产性，突破了新古典的框架静态的租的分配，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租金理论框架之下的城市化过程，租金创造效应导致空间积聚，静态的古典租金导致空间发散，创租效应意味着快速城市化，抽租效应意味着城市化衰退，根据城市化发展过程一些国际经验利用租的理论给一个初步的案例。这个理论含义是什么，就是不改变制度因素对于创租效应的阻碍，不可能收获城市化的收益，至多是贫困的城市化，拉美最为典型。硬把城市化理解为创造租金的创租装置，这种机制在工业化阶段表现得不是那么突出。启示：人力资本和制度相应成为关注的核心，因为这两个因素涉及到创租效应能否充分发挥。

　　重新认识资本：抽租效应下的经济过程，把人当成消费的，L就是劳动力，相应地，GDP就是加投资、加消费，也就是说经济有作为“死劳动”的投资K，和作为劳动力的人的消费构成，这是传统解释，特别适应于工业化，把劳动力拿来就用，因此GDP等于K+C。创租效应下，如果我们的思维角度变了，把租金理解性生产性创租效应，那创租效应下的经济过程把人当成具有未来潜力的一种“活劳动”，这是马克思非常经典的说法。消费不是生存、享乐意义上的目的，生活是为了创造，这是马歇尔所谓的与活动相联系的需求，我们认为可以作为我们的补助。GDP进行转换，GDP等于K+H，就是说C转换为广义的人力资本，其中C里面包含的教育成份更是代表了经济过程对未来创租效应的预期。

　　资本的重新解释，意味着不同经济我国的态度，决定了TFP的地位。如果注重C，进行K和C的替代，这是短视的行为，认为现在重要，包括内生性政府的短视行为，我觉得国内学者有很多分析，如果注重H，不看重C而是看重H，表示经济过程对未来乐观，增加消费的目的是增进人力资本和未来增长效率，去年我们思考消费补偿问题，在这里基本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释。

　　我们再看一下租金与生产过程。创租效应导致的宏观波动，（蓝线），如果把租看成具有生产性的活动，它会呈现出这样一种蓝线的形式，如果把抽租效应导致TFP下滑，（图），创租效应的结果，暂时性的租金创造的动态变化，可以导致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可恢复的，导致可恢复的经济波动。抽租效应是因为结构性租金控制，导致了经济出现TFP系统性下滑，经济失血。这里面包含的制度含义，作为创租的秩序规范，我们把制度定义为作为租金创造的制度规范，创租效应导致的波动意味着经济充满不断创租的获利，这就是创造性毁灭。

　　抽租效应下政府干预的具体事实。举个例子，纵向水平上国有经济依然保持着信贷、技术配置的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市场竞争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水平较低，就会形成垄断部门对竞争性部门的租金抽取。横向水平上，科教文卫、社会管理等非生产性部门的扩张和人力资本积聚，如果不能给生产性部门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非生产部门的扩张就会导致对生产部门的租金抽取。增长策略的核心依然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性理论，主要把增长的本质看作资本积累而非其他，没有转向我更为综合的制度治理，这是目前中国的现状。

　　一般性租金理论框架分析中的案例，是一个比较大的案例，经济追赶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变。我们的观点是：追赶成功的国家，随着工业化过程推进和人均GDP提高，经济发生了由低层次人力资本向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这是一个共识。高层次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存在跃迁现象，一般在较短的时期里完成高等教育普及且与高生产率循环累积，这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经济被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且导致效率提升速度放缓。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等人力资本堵塞，且质量有待提高，高等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根据人力资本深化规律，现阶段人力资本的培育决定了未来一二十年里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为降低转型迟滞的风险中国应该积极搞教育储备。

　　人力资本演化模式。经济追赶国家人力资本呈现出三种演化模式：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模式，特征是高等教育比重大，中等人力资本向高等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较为迅速，非常快，15年。且各层次教育质量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这是他们很重要的特点，中国不同步。第二种是中国模式，特征是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处于第二级人力资本的主导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布的比重非常大，70%。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的模式，特征是初级教育劳动力比重较大，中等教育劳动力比重过低，图是三种演化模式的示意图，是二级人力资本，就是中等教育的演化图。中国到70%的时候还没有往下拐，韩国和日本70%的时候拐下去了，拉美国家比较低。（图）

　　第三部分，追赶成功国家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跃迁现象。追赶成功国家大学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普及一般是15—20年时间，15年跃迁现象是为未来15年产业结构进行教育储备，这是人力资本的升级经验统计规律。

　　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高级化的临界现象和低层次人力资本堵塞问题，就是临界现象问题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相继发生的倒U型趋势变化过程中，中等人力资本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拐点迟迟不能出现，经济被大量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无法实现向第三级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路径跃迁。临界现象的克服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发生质的变化以及转型的成功。因此我们离转型比较远。结论是：人力资本结构低级化，蕴含了抽租效应。

　　第四部分，“十三五”时期的增长路径，首先是完善分配机制，全面建设小康。包括初次分配的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改革促进创新转型，首先是清晰定位两只手，把政府职能逐渐转变到秩序规范和经济社会整合上来。防治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发挥了空间集聚的效应，防范外部冲击，主要是一些具体的短期的宏观政策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增进为核心，以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提升为支点，是中国未来增长路径的唯一选择。谢谢。

　　主持人: 谢谢袁富华代表我们课题组进行的研究综述，很多都是袁富华教授的思考，也是代表着我们课题组未来一系列研究报告的起点。这块主要强化了新的要素供给和新的研究分析框架。下面是最为隆重的一项活动，生活质量报告蓝皮书的发布，社长亲自来致辞。现在有请谢寿光社长致辞。

　　谢寿光: 尊敬的主持人，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国际会议上有一个发言的机会。发言的理由就是要在这儿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作为蓝皮书的出版方，我首先代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蓝皮书的研创机构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从事调查、数据整理、报告撰写的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关心支持这部蓝皮书原创的有关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谢。

　　皮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打造的一个智库的品牌，现在年度出版总规模已经超过330种，皮书本身就是研制经济蓝皮书，而经济蓝皮书就是在座的像刘树成教授在座的这些人首创的，它是通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做一个市场化、系列化、科学化的运作，形成现在最重要的智库产品。中央去年发文提出要建设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皮书本身的研创也是新型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围绕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我本身是做社会学的，充分体现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因为长期以来做生活质量研究，而且我们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报告，经济学一旦介入，报告有它自身强大的优势。通过电话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来引领，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排名，已经连续发布三部了，但是在皮书系列里面影响力不是很大，所以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推介。

　　今天发布的这部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是中英文同步发布的，这是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对于各个城市生活质量的排行，应当说提供了研究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各个城市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思路，也是可供参考的。相信这部报告发布以后，会不会对我们的房价，对城市居住的质量提升，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树立起一种标杆，树立起一种新的竞争性态势，为我们经济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样板，我觉得都是一种思路。

　　作为出版者，我们始终认为这只是一种观察的视角，一种数据，一种评价，仅提供参考，不宜过分把它夸大，但是至少这种成果是有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研发团队，这次做的是电话调查，在大数据时代，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法，包括和社会学研究者们进一步结合，甚至做城市个案的进一步分析，这个指数能不能有更加专业的、专题的指数，这有待于大家共同合作。作为出版者我们会和研发团队密切合作，真正把这部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打造成一个精品和品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给我们一种指导。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 感谢谢社长的鼓励和鞭策，我们蓝皮书也希望能够结合很多社会学的知识，但是估计走得不是大数据，而是更希望进入小数据的研究，做实验室对幸福的定义，生活满意度的深层心理思考。同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把我们的指标更凝练，类似于消费者信心指数，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一定的意义。这都是需要我们努力的。下面隆重有请蓝皮书的主编张连城教授做蓝皮书的发布。

　　张连城: 下面我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发布2015年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今年报告的主题是：经济承压，生活质量满意度稳中有升。

　　这个报告是从2011年以后第五次发布35个城市生活质量的报告，第一次是30个城市，这个报告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调查，还有35个城市客观生活质量指数的统计计算，第三项是专项调查。

　　下面我向大家报告第一个内容，35个城市主观满意度指数的调查结果。主题是：主观满意度指数整体上升，但是区域差异明显。对于主观满意度的调查，我们涉及的指数体系是，包括五个分指数，也就是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人力资本、医疗保障、生活感受，这五个分指数，加权平均形成主观满意度总指数。这五个分指数通过向受访者询问八个问题，并对受访者的回答给予答案附值给予的分值。本次调查仍然采用国际通用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方法，保证了城市间分布的合理性和广泛性，还有我们调查的抽样随机性。

　　今年3—4月间，200余名调查员工作了近2个月，共拨打了395537个电话，产生有效随机样本22939个，其中固定电话12669个，移动电话10270个。有效样本比去年增加了38.2%，95%置信度下整体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标准误差从去年的0.15缩小到今年的0.139，可靠性进一步增强。39万多个电话得到的有效样本只有22900多个，第一反映了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度缺失，第二反映了对众多的垃圾电话监管不力，导致了调查难度上升。

　　（图），这个表是我们对35个城市主观满意度调查的总指数情况。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排名情况来看，排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有：排名第5位的昆明市上升29位，排名第12的大连市上升14位，排名第18位的南宁市上升了14位，排名第7位的南京市上升了13位，排名第9位的哈尔滨市上升了13位，排名第4的海口市上升了12位，排名第16的武汉市上升了12位，排名20的郑州市上升了10位，排名21的广州市上升了10位。

　　排名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有：排名第6位的天津市下降24位，排名第19的青岛市下降18位，银川市排名第32位下降17位，排名第35%的兰州市下降16位，排名第15的沈阳市下降了12位，排名第25位的西宁市下降了12位，排名28的北京市下降了11位，排名34的太原市下降了11位，排名17的重庆市下降了10位。

　　杭州、厦门、宁波、长春四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排名前十名，贵阳、深圳两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排名后十位，太原、兰州四年当中有三年排在后十位，北京在四年当中有两年排名第28位。

　　主观满意度总指数，从全国35个城市的加权平均值来看是35.38%，仍然保持在满意区间。但是，满意度偏低，没有进入到非常满意，就是75分以上的区间。因此，依然出于基本满意的范畴。从动态角度来看，从2012年到2015年，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是逐渐上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并且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有所下降，但是主观满意度指数反而有所上升。我的感触是35个城市的老百姓真好，这是在3—4月份调查的结果，那时候我发现股市还是蒸蒸向上的时候。

　　从地区分布来看，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的比例是6：3：1，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3：1：6。从满意度来看，东部城市要高于西部城市。这是总指数的情况，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分值和排名情况可以从下面的分指数得到说明。

　　第一个分指数是35个城市的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这个分指数又由收入现状和收入预期的电话调查附值结果构成。在35个城市当中，海口、杭州、青岛已经连续四年排名前十位，四年当中宁波、合肥、厦门、长春有三年名列前十位。兰州已经连续四年排在后三名，四年当中三年排在后十名当中的城市有：郑州、西安、沈阳、西宁四个城市。排名上升比较明显的城市有昆明、哈尔滨、广州、南京、合肥、银川、宁波、西宁，上升的原因有所不同，哈尔滨、南京、银川城市这些居民是因为对收入现状满意有较大幅度上升。宁波、昆明、合肥等城市的居民是因为对收入预期满意度有较大幅度上升，广州、西宁两者都有。排名下降比较明显的城市有天津、重庆、呼和浩特、贵阳、上海、成都、北京、沈阳，下降原因因城市而宜，沈阳是因为居民对收入现状满意度大幅下降。贵阳是因为居民对收入预期满意度大幅下降，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天津等城市两者都有。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四年当中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近四年整体呈上升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排名前10位城市当中有6个东部城市，3个中部城市，1个西部城市。后十名城市当中，比例是3：1：6，显然生活水平满意度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依然高于西部地区。

　　第二个分指数是关于城市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的分指数。和往年一样，所有35个城市的居民都处在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意区间，没有一个城市得分超过满意和不满意的临界点50分，但不满意的程度有所不同。在35个城市当中，长春、合肥、济南连续四年排名前十位，就是说他们不满意的程度比较低。对生活成本最不满意的是北京市的居民，北京已经连续四年排在后三名，今年在35个城市中排在最后，连续排在后十名的城市还有深圳，四年当中三年排在后十名的城市有兰州、银川、贵阳、广州四个城市。

　　尽管35个城市居民连续四年对生活成本都不满意，但满意度指数四年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今年上升趋势明显。指数变动趋势表明，居民生活成本在逐年下降，但依然没有进入到人们满意的区间内。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上升的原因也得到了客观现实的验证，首先是CPI同比增长从2011年7月的6.5%下降到今年5月的1.2%，近几年70个城市的房价整体走低，都使居民生活成本下降。从地区分布来看，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比例6：3：1，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排后十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比例为4：1：3，总体看东部城市在生活成本方面的满意度还是要高于西部城市。

　　第三个分指数是人力资本主观满意度分指数，是通过询问受访者本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满意程度，并通过答案附值得出的。35个城市当中四年连续排名前10位中的城市只有宁波市，四年中有三年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有杭州、西宁、上海三个城市。对受教育程度或者人力资本最不满意的当属深圳、太原、贵阳，深圳已经连续四年排名在后十位的行列当中。太原在四年中有三年排在最后，贵阳四年当中有三面排名在后四位的行列中。

　　从变动趋势看，人力资本或者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指数总体比较稳定，今年略有上升，仍然出于满意区间。从地区分布来看，前十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7：2：1，后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比例为2：3：5，这些表明我国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还是很大的。

　　第四个分指数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分指数，它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满意度，还有安全状况，也就是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得出的结果。根据我们主观满意度指数体系，从城市来看，连续四年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有杭州、宁波、济南、青岛、厦门，四年当中有三年位列其中的有上海和西宁，没有一个城市连续四年排名在后十位，郑州在四年当中有三年排在后十位城市行列当中。从变动趋势看，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2013年和2014年有所降低，今年有较大幅度上升。社会保障满意度上升的原因是因为医疗和养老保障，城市安全两个细分指数今年都有所提高所致。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城市满意度城市数量是7：1：2，后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比例是3：3：4，对社会保障的满意程度仍然是东部比较高，西部比较低。

　　最后一个分指数是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是我们通过询问生活节奏和生活便利这两个细分指数得到的结果。从得到的调查结果来看，杭州、南京已经连续四年排在前十名，成都四年当中有三年排在前十名，深圳连续四年排在后十名的城市行列当中，四年当中北京、广州、兰州有三年排名在后十位城市行列中。从2014—2015年，居民生活感受指数不仅波动幅度比较大，而且涉及的城市比较多，这可能与各城市建设的速度差异有关。

　　从动态角度来看，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还是比较稳定的指数。在两个细分指数当中，生活节奏满意度35个城市四年来没有一个城市对生活节奏满意，得分都在50分以下，只是对生活便利的满意度比较高，这两者相抵就是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处在了满意区间。这是主观满意度指数。

　　下面报告35个城市客观指数的统计和计算，这不是通过主观满意度调查，而是通过对客观数据的统计和计算得出的。主题是指数下降，经济承压，地区差异较大。（图）这是我们对生活质量客观指数，也叫客观社会经济指数设计的指标体系，参考了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指标体系，是由五个分指数构成，这五个分指数和主观满意度指数是对接的，这五个分指数用八个一级指标，还有20个二级指标的统计和计算来说明，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在统计和计算客观指数时所涉及到的人口数据都是采用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而不是户籍人口数，也不是市辖区人口数，这样可以更准确的反映一个城市的客观生活质量。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从官方文件当中选取35个城市的20个二级指标的客观数据，这个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2014年的经济状况。然后运用归一化平权方法计算出反映生活质量的8个一级指标，再将一级指标求平均得到5个客观分指数。将5个客观分指数求平权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客观总指数即每个城市的客观经济数据指数。最后按照功效系数法进行调整，使之能够与主观指数相对接。

　　这个表就是我们今年对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的统计计算结果，（图）。从统计结果来看，今年低于50分的城市有南宁、西宁、郑州、重庆四个城市，而去年只有郑州一个城市，今年增加了三个城市，并且这四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排名在后十位城市的行列当中。排名在后十位城市行列当中的还有哈尔滨市，北京已经连续四年排名第一，连续四年排名在前十中的城市还有南京、西安、广州、上海、西安、深圳，从排序变动来看，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当中，多数城市排序变动都不是很大。排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厦门，从去年的排名第六位下降到今年的19位，下降了13位，下降原因主要是生活水平排序下降了9位。此外，生活成本指数排序下降了4位，生活感受指数排序也下降了5位。排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是排名第四的杭州和排名第23的南昌，都上升了9位。杭州市上升的原因是生活水平排序上升了9位，此外生活成本排序上升了5位，人力资本排序上升了7位，南昌上升的原因是生活水平指数排序上升了18位。

　　从动态变化上来看，今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比前两年有所下降，但主观满意度指数却有所上升。客观指数，也就是实际的生活质量在下降，但是主观满意度在上升，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可能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乐观有关，也许与生活成本下降有关，也许人们满意度的提高来自于非经济的因素，比如对本届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经济战略满意，或者其他原因，当然也不排除短期内部分居民可能存在着货币幻觉。

　　从地区分布来看，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6：2：2，在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的比例是3：3：4，总体来看东部生活质量客观上要比西部高。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可以用五个分指数来说明，首先可以用城市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来说明。首先是地区生活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印证了上午许宪春局长的报告，实际上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宁波五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排在前十位的城市行列当中，并且分值都在60—80分之间，太原、昆明、西宁已经连续四年排在后十位城市当中，且分值都在40—60之间。客观生活存在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与去年相比，生活水平客观指数下降了8.23分，大约下降了12.1%。分城市看，在35个城市中，分值上升的城市只有杭州，上升了3.82分，分值不变的城市有北京和太原，其他城市分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描述生活水平的六个二级指标看，除了消费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略有增长外，人均消费、人均财富、人均财富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有较大幅度下降，这是导致生活水平客观指数下降的直接原因，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可能是近两年经济持续下降所造成的。

　　第二个客观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成本客观分指数。我们首先看到的也是城市间生活成本的巨大差异，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是昆明，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实际上低于50分的有十个城市，北上广深四个特大城市都在其中。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昆明、长沙、西安、呼和浩特、石家庄、南昌、西宁、七个城市已连续四年名列其中，在后十位的城市当中，深圳、北京、上海、海口、太原、宁波、杭州都已经连续四年名列其中。广州连续三年名列其中。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是特大城市的通病。

　　从动态变化来看，生活成本总体上比2012年和2013年有所上升，比去年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这与生活成本的主观满意度提高是一致的。

　　第三个分指数是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描述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的二级指标是教育提供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城市间排序变化不是很大，但城市间存在巨大差异。分值最高的是南京市，分值最低的是西宁市，并且西宁市已经连续四年排名在第35位。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南京、贵阳、广州、西安、北京、太原、上海七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位列其中，武汉连续三年在前十。在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西宁、厦门、重庆、郑州、青岛、成都六个城市连续四年位列其中，海口、乌鲁木齐连续三年位列其中。从动态变化来看，人力资本客观指数极其稳定，这与这个指数的性质是相一致的。

　　第四个是城市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这个分指数是通过统计和计算社会保障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得出的结果。这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城市间排序变化不大，但城市间存在巨大差异。排在前十名的城市当中深圳已连续四年排名第一，北京连续四年排名第二，另外杭州、厦门、宁波、广州、上海等城市也连续四年位列其中。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西宁已连续四年排名第35位，哈尔滨、海口、昆明、石家庄、郑州、福州等城市也已连续四年位列其中。

　　从动态变化来看，与去年相比，社会保障客观指数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是从二级指标来看，社会保险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略有上升，但是失业保险覆盖率的下降较快，导致三者加权平均者与去年相比下降，失业保险覆盖率下降，可能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关。

　　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描述这个分指数的二级指标包括生活便利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收入差距指数，这是三个一级指标。这个分指数也是相对稳定的指标，城市间排序变化不大，但城市间也存在巨大差异，排在前十名的城市当中北京和深圳已连续四年分列第一和第二，广州连续三年名列第三，沈阳、南京、杭州、昆明等城市已连续四年位列其中。在后十名的城市当中，郑州、重庆、济南、长沙、南宁、成都、贵阳七个城市已经连续四年排在后十位当中，其中郑州已经连续三年垫底。

　　从动态变化来看，与去年相比，生活感受客观指数稳中有升，需要说明的是，在一级指标生活便利指数当中包括交通提供能力，医疗提供能力，万人影剧院等三个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生态环境植树种，包括空气质量和人均绿地面积两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收入差距感受是用基尼系数这一个二级指标来描述的。

　　下面汇报最后一个内容，专项调查。今年继往年对房价预期和影响生活质量最大因素的调查之外，又新增了一个互联网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调查，下面是我们的调查结果。

　　对于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您所居住城市的房价今后1—2年是涨还是跌，回答大涨100分，涨75分，一般50分，跌25分，大跌是0分。所以指数越高，说明这个城市居民房价上涨预期的幅度越大或者下降预期趋强。越低说明这个城市居民对房价上涨预期的幅度越小，或者下降预期趋强。房价预期上涨或下降的临界点的分值是50分。

　　调查的结果是：从专项调查表来看，所有被调查城市的分值都没有超过50分，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未来一两年的房价看涨，而是普遍看跌。35个城市虽然都预期房价会下跌，但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看跌的幅度相对较小，排名后十位的城市预期未来房价下跌的幅度相对较大，包括了深圳、北京、广州三个城市，对房价预期下跌的幅度比较大。这是在3—4月份之间完成的调查结果。

　　从动态角度来看，前三年的调查，35个城市都预期房价上涨，唯独今年大家预期房价会下跌。在经济学理论当中，我们知道通常把通胀预期看作是影响实际通胀的重要因素，只要存在通胀预期，未来就一定导致实际物价上升，当然房价也不例外。但是在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房地产政策也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由于人们无法对政策作出正确的预期，因此也就无法对房价走势作出正确的预期，这就是说，政策冲击可能会导致人们的预期出现系统性偏差，从而导致房价预期与实际房价出现偏离。

　　第二项专项调查是关于影响生活质量最大因素的专项调查，问题是您认为以下哪项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我们给了四个备选答案，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空气质量，第三是物价，第四是交通状况。从调查结果来看，有17个城市都把空气质量排在第一，尤其是前面几个城市，受访者里面有40%以上的都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我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不仅这17个城市，后面还有10几个城市也是这样认为的。换句话说，除了海口、昆明、宁波这三个城市认为食品安全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外，其余32个城市的居民都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这与去年的调查结果不同，去年只有17个城市认为空气质量影响最大，18个城市认为食品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今年这个数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5个城市对影响生活质量因素的调查虽然有一致性，但如果从不同的学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工作状态，还有就业状况等等来分析，还是有所不同。无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大家最关注的都是空气质量，空气质量这行占比最高。但是从性别来看，相比较而言，男性对物价和交通状况的关注度高于女性，而女性对食品安全和空气质量的关注度高于男性，从文化程度来看，相比较而言，学历高的人群似乎更关注空气质量，学历低的人群更关注食品安全和物价。学历高低对交通状况的关注没有明显差异。

　　再从不同年龄段对四项因素的关注度来看，首先纵向来看，不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把空气质量放在首位，60岁以上的人最关注的是食品安全，这与我们前面得出的总体结论不一致。其他年龄段与总体结论是相同的。横向看，从食品安全方面来看，年龄越高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越高，60岁以上的人群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最高，年轻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最低，这也是年轻人可能经常受骗的一个原因。在空气质量方面，20—40岁人群对空气质量关注程度最高，其中31—40岁的人群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最高，41—60岁的人群次之，60岁以上的人群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相对较低。物价方面，年龄段越低对物价的关注度越高，其中20—30岁的人在各年龄段中对物价的关注最高，这可能和他们的收入水平偏低、住房压力有关。交通状况方面，20—30岁人群对交通状况的关注程度较高，也是最高，51—60岁年龄段的人群对交通状况的关注度最低。

　　最后一项专项调查是关于互联网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调查。我们的问题是：您觉得互联网对您生活哪方面的影响最大，备选答案是：买东西或者购物，沟通联系，金融理财，服务便利。从调查结果来看，沟通联系是排在第一位。前面的城市也是对沟通联系比较在意。（图）。总体来看，除了武汉、南昌、大连、兰州、太原、南宁六个城市的居民认为购物对生活质量影响最大，青岛市居民认为购物和沟通联系对生活具有同等质量的影响外，其余28个城市的居民都认为互联网在沟通联系方面对生活影响最大，这反映出即使在生活层面，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

　　分性别看，不同性别对互联网使用情况有所不同，从男性来看，他们对金融理财和服务便利的使用情况要更多一些，而女性对购物的使用可能要更多一些。不同年龄阶段可以看到，20—30岁对买东西、沟通联系比较看重，41—50岁对金融理财比较看重，60岁以上对服务便利比较看重。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情况大家可以看蓝皮书。

　　最后的结论：第一，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承受着巨大下行压力，并且在城市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数中有所反映，但是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依然稳中有升，说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系列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并且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也应该看到，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令人忧心的空气质量，普遍担心的食品安全，地区和城市间存在的较大生活质量差距，城市规模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当前面临的不容忽视的挑战。因此，怎样在稳增长、调结构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谢谢大家。

　　下午

　　分论坛二：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

　　主持人：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演讲。

　　张燕生：首先强是非常感谢，感谢本次论坛的邀请，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把最近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环境，也就是说中国搞“一带一路”，我们的国际国内环境，究竟有哪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讲一下外部环境，也就是三中全会的一句话，叫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就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全球化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有一句话就要适应这个新形势，就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那么开放经济的新体制，又应该是怎么样去构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全球化的新形势，首先，什么是全球化？我是把经济全球化总结概括为三个驱动，就是全球化是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是创新驱动。中国人怎么样看全球化呢？也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讲是机遇期？因为世界史，经济史告诉我们凡是经济全球化时期，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凡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是一个快车道，谁搭上这个快车道谁就快速的崛起。这是第一句话。

　　我们说历史上的全球化，比如说第一次是1870-1913，谁搭上了呢？美国和德国。还有一句话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高频率的发生的时期。我们说经济全球化有哪些新形势呢，我在片子上列了，说TPP，TTIP，BAT，ITA等等，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危机后美国推动了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规则的变局，这个变局对我们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这里写了三个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是变局以后全球化很可能四分五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TPP，TTIP，实际上把世界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区域，就是参与则能享受开放，不参与则可能会被边缘化。因此朋友们就讲说中国从全球化得到最大的红利，全球化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中国还能获利吗？

　　第二个就是区域化的发展很可能带来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陷阱。我们知道陷阱是什么呢？标准越高，能够实现的就越少，所以实现的者越少，就意味着高标准将把相当一部分的经济体排斥在外。所以高标准的FTA的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很希望容易被边缘化。

　　中国现在提出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中国的高标准和当前美国推动的高标准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看看最近签订的中韩自贸区协定，我们看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区的协定，我我们可以看到TTP和中韩、中澳自贸区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中韩自贸区货物贸易90%以上达到零关税，过渡期是20年。中韩自贸协定是用20年来示意高标准，但是我们知道TPP是会过期的。另外我们看看中韩和中澳自贸区协定，韩国说中国汽车市场的开放对韩国是一个大冲击，因为他希望不列入开放的议题，因为从中国出口的，在中国生产的奔驰、宝马[微博]、奥迪一旦开放了就会对韩国形成重要影响，中国说，好，这是你的核心利益，敏感领域，那这个问题就不列入开放。

　　包括像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看到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澳大利亚是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的，中国是采取正面清单管理的。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区域化和TPP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也就是TPP，TTIP有很强的排他性，而中国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怎么办？怎么适应变革，一个方面克强总理强我们对TTP持开放态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推动了“一带一路”，推动了亚太自贸区，推动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把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变局看作是倒逼改革的压力。而且中国提出来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是包括TTP，包括RCEP，也就是说中国提出来的建议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建议。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的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为什么“一带一路”。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国内的经济正在发生一个大变化，去年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超过美国，斯蒂格里斯讲2015年是世界中国世纪的元年，我们说可能会面对三种有可能的选择，一个是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另外一个是可能出现弯道减速，还有可能出现弯道翻车，像日本那样，20年的停滞，要想实现弯道超车我们就要全面改革。这个地方我们想至少要发生三个变化，从过去35年靠汗水驱动的增长，转变到未来35年，靠智慧驱动的增长。另外是转变成包容性的增长，基尼系数下降，居民城乡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要持续下降。

　　第三个是新常态从高碳发展转向低碳和绿色的发展，也就是说过去35年我们的发展模式很难支撑新35年的发展，这个方面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我们回到了1979年，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回到一个过去。

　　这有一个变化呢？我们会发现过去35年我们熟悉的东西恐怕都要消失，未来35年，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可能都会出现。因此再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说不能适应变化，你就OUT了。年纪再大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要想适应新变化，我们可能还能够继续下去。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外经贸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变化就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驱动的外向型模式OUT了。新35年我们要专项开放型，什么是开放型？我们将更加重视进口，我们将更加重视走出去，我们的汇率，我们利率，我们的价格，我们的货币和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价格信号将更加专项中性。

　　第二个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熟悉的，从1993年以来的双顺差的格局正在走向基本平衡。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加工贸易顺差在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主要是工序分工，工序分工我们前35年是潜入到跨国分工的分工体系。现在我们说加工贸易的出口已经从55下降到了34，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工序分工为主，嵌入式为主的出口结构正在退出。而以我们国内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到现在靠竞争力为主的一般贸易，我们仍然是逆差。也就是说我们靠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没有办法赢得顺差。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现我们加工贸易的顺差在下降，我们一般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服务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我们服务和金融资本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国际收支的状况从我们非常熟悉的双顺差转向平衡，甚至是可能出现逆差。去年第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将近一千亿美金。这是新常态还是旧常态呢？那绝对是新常态。

　　我们整个亚洲，东亚，在2015年都成为资本进输出的地区，中国是一个趋势变化的主导。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开始了过去35年的GDP主导转向了新35年的GNP主导，我们的原产地开始多样化，我的手机是华为的，我没有用过苹果，我也没有用过三星[微博]。华为的手机开始从中国制造的华为开始变成非洲制造的华为，东亚制造的华为和南亚制造的华为，中国的出口开始变成了全世界的出口，是吧？是原产地的多元化，资本输出带动了我们商品输出的多元化，境外人民币需求结构的多元化，将会使中国真正的开始一个GDP持续扩大的阶段。境外的要素收益将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下一步财富的来源，福利的来源。

　　所以说我就讲了三句很绝对的话，所谓绝对的话就是，要想经得起困难，第一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过去35年的代工，甚至说绝对一定，包括服务代工、制造代工和研发的代工，它的黄金时期统统过去了，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要想成为制造强国通过一个工序，一个技术来带动成为全球的强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主席讲下一步要自尊、自信、自立。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给我们带来的代工要退出了，我们说战略上和整体上，局部一定会存在，我们说这个经济上一定会存在代工，但是战略上退出了。

　　第三个方面我们低端参与竞争的国际黄金时代退出了，我跟企业家讲过去35年能用便宜的材料不用贵的，能用便宜的人才我们不用贵的，能用便宜的零部件，我们不用贵的，这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迈向中高端的就是能用贵的，我一定不用便宜的，能做好的我一定不做低品质的，否则的话不可能有未来。

　　第三句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叫做简单模仿、仿制和抄袭的黄金时代过去的，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学家讲，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都在讲的，过去35年谁创新谁死，新常态这句话变了，叫做谁不创新谁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是加工贸易已经从55降到34，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现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说哪一种产品的增长更强劲呢？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说机电，还是高新，是传统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更强劲，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说受打击最早，调整最早，现在见效最早。

　　我们就问自己机电会不会成为第二拨呢，高新是不是成为第三拨呢？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实际上正在发生了变化，另外一个方面，贸易作为我们发展的引擎，这个时代是不是结束了。对吧？今年的GDP能够达到7%，外贸呢？能不能达到6%，很困难。一个去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史上都是贸易去引擎化的时代。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适应这个变局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老百姓正在从过去的35年的价格的追求者开始变成了价值的追求者。老百姓过去像我们这一代人是买便宜的，现在我们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是要买好的，是吧？那么要买好的这种消费者，2020年要增加多少呢？可能是要增加3-4亿人。2020年前我们增加要买好东西的价值追求者的消费者增加的人数比美国的国民人数都要多，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现在做好准备生产好东西了吗？有更好的人才，更好的管理，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原材料，我们企业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现在出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在买世界。包括到日本买电饭煲，买马桶盖，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出现需求结构变化诱导我们创新，诱导我们的供给，诱导我们的新35年和旧35年所产生的质的变化。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发现新常态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那么“一带一路”首先讲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是吧？这个地方讲了邓小平30多年前讲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的开放是三个方面，过去35年中国的开放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未来35年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是吧？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开始了，第二次上山下乡开始了，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想上山下乡吗？到亚非拉去，对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第二个是邓小平过去30多年前讲的两个大局的思路，现在过去35年重点是东部沿海，未来35年有可能是中西部，是吧？那么我们的西部地区，像云南是作为丝绸之路南翼的桥头堡，宁夏是作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说广西是对东南亚的门户，新疆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些地方都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吧？

　　当他们进入到开放的前沿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走出去的实力，能力建设、体制高低、离岸体系的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新一轮开放的最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讲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一定是举全国之力。

　　第三个是邓小平30多年前就讲说开放是由两个内容，对外叫做开放，对内叫做改革。因此我们讲开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高水平开放的本质，是要推动高标准的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改革和发展所发生的性质上的改变。是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一带一路”在30多年前邓小平讲的三句话中可以看到。

　　因此我们会设计我们的“一带一路”，首先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带一路”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把它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第一个主题词是发展，对吧？它要为发展中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创造一个好的格局，和创造一个好的秩序。

　　第二个主题词是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阶段，大家要包容、合而不同。

　　第三个主题词是共享，也就是说发展，我们要共享他的机会和成果。

　　因此中国提出了我们“一带一路”要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那么这个地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做到政策沟通呢？政策沟通首先涉及到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欧洲、日本这些大国之间的政策沟通。我们说亚投行，实际上是“一带一路”，表面上看是资金融通的一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沟通的场所。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真正的能够开绿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包括设施的联通，我这里讲了你要搞交通的基础设施，能源的基础设施，通讯的基础设施，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同当地的媒体、社区、非政府组织、青年人打交道。我们中国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吧？也就是说你要想在“一带一路”65个国家，44亿人口，21万亿美金的GDP，你要想站得住脚，凭什么，难道仅仅是送钱就够了吗？不够的，要得民心，你不进村，不上山下乡，如何赢得民心，是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新35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在亚非拉站得住脚，包括你的经济，包括你的文化，也包括了你的软实力。

　　如果亚非拉占不住脚你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美日欧正面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可能赢得未来的辽海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新35年对中国的考验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

　　因此自贸区，中国就讲了三句话，一句叫做立足周边，一句叫做辐射“一带一路”，一句叫做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在全球建立起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化的安排。是吧？

　　我最后一句话是我自己的预测，2025年未来的十年，中美、中欧、中日、中俄、中印都可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第一个条款是什么，签订以后90%的货物贸易零关税，过渡期结束以后，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百分之百的货物贸易零关税。是吧？

　　如果说百分之百的货物贸易零关税像我们北京到天津，是吧？而且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就是说明确列出哪些是安全，哪些是敏感，哪些是战略，除此以外对中国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空前开放。这个角度如果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都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一带一路”走起来会变得更加的通畅，我们过去三年和美国的学者研究了六轮关于中美BIT，BITT等，我们后来委托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做研究，美国也委托了一家研究所做研究。后来他们的前所长去我们这里汇报的时候，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美搞自由贸易协定合作给美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净增加和给中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净增加一样多，我说太好了，你告诉我们双方，双方合作得到一样多的利益，对抗我们双方得到一样多的损失。

　　后来最后的发表的报告修正，报告上说中国人会从中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如果调一调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第三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促进产能合作，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觉得现在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是比较偏低的，我们看看2013年我们的电解铝是73.5%，我们的造船是65.7%，我们的水泥是75.7%，也就是说我们说75%以下是严重的过剩，我们相当一部分的产品都是严重的过剩。是吧？那么我们看看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一再看看欧洲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发现美国在2000-2012年美国是最低是67.2%，欧洲是69.5%，我们会发现美国的产能利用率最低值比我们中国的今天的产能利用率还要严重。是吧？欧美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样解决呢？用危机来解决。中国呢？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一场危机，接近一场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怎么办？

　　因此我们会发现中国开始把自己的十二个行业的产能像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讯、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海洋工程，十二个行业的产能开始“一带一路”进行全球配制。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十五的时候，中国鼓励走出去在境外搞加工贸易，在国外拿能源资源，十一五推动我们推动原产地的多元化，到国外搞基础设施，第二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推动国际营销网络平台的建设和重视当地的民生和社会责任。我们说十三五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带动中国的全球贸易，全球的投资，全球的生产的布局将是一个新变化。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也就是说中国的扩大内需和对外投资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新增就业将达到七百万的新增就业岗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亚投行会有57个国家积极的加入。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搞中国制造2025。第一步用十年，也就是2025中国的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再用十年，2035进入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然后再用后续的时间到2049，中国要进入制造的前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我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是吧？但是毛泽东时代我们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的效率，社会主义有效率，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最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邓小平时代解决了，就是搞了市场经济，是吧？因此中国经济经过了35年以后有了今天。

　　我们说新35年，也就是说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新的要建立起一个制造强国所需要的这种独立的制造体系。是吧？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说我是当过产业工人的，我当过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我的师傅是八级工，我当工人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我们企业里面有高品质的职业中专和大学，改革开放以后都没有了，只有农民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用工序分工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制造体系，我们是有低成本的。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现在又开始迫切的需要技工，是吧？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调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需要职业教育的中专，职业教育的大专，职业教育的本科，职业教育的硕士和博士，什么概念？中国要走向制造的强国，我们突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资资本和这种会发现是新35年的新常态，这是过去35年所没有的。

　　最后结束，我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下一步中国要走向新常态必须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这一坚实基础，没有实体就没有未来。第二句话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要成为大国，如果不能够转变就没有未来。第三个是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中国开始从中国视野转向全球视野，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圣明演讲。

　　杨圣明：各位同志，各位领导，各位朋友。美国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今天大家讲的都很好，上午听了很多的发言，刚才张燕生教授讲得也很好，他从全球的视野。我现在讲的是没有那么大，万万没有那么大，还是比较适合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我的题目实际上是十个字，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这个词提出不久，提出很短的时间，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在河南考察的时候首先提出来的。在这一年的七月，总书记在座谈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个新常态。后来就是说他提出这两个以后，人民日报八月四日起连续四天在头版发表了有关新常态的特别报道和平面报道。出来以后从8月4号，5号，新常态这件事提到了我们可以说理论界，政治界的前沿来考虑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还要强调，他认为认识还是不够，他在同年十二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九个方面，像上次提到的九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了全面、深入的学习和介绍。他强调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是总书记说的十个字。

　　对于总书记的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的理解新常态，我们说这个新常态不是说一下就算完了，不是一名词大家知道知道就行了，不是这样。一定要学深学透，在思想上要把它树立为指导思想，作为主旋律，这个要很长的时间。这是我讲的一个意思，新常态的来龙去脉吧。

　　第二个是新常态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他主要的是指我国经济领域的问题，经济领域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新与旧，这个常与旧，既然是常嘛，就是有过去了，新常态我理解就是说新旧的关系。这个发展过程中新和旧，没有新的产生，旧的不会下去。没有旧的，新的也不会出来，这两个是互相依靠的。

　　对于这个认识来看看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可以说我们三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功，我们经济的速度很高，可以说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各个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在这里不去说了。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未来三十年，未来三十年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应该发展更好，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所以说这个新常态这件事情要解决过去的三十年和未来三十年，我是这样的理解的。

　　在这个过去的三十年方面，我主要强调的是说这个不足，我们过去的30年的不足是什么不足？可以说是速度相当高，但是我们的结构、质量、效果这三个东西比较差。关键的话说是我们的经济还要靠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大量的投入。来支撑这样一个高速度，但是这样能不能下去呢？不行，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支持今后三十年的发展呢？就一条，必须有新的思路，有新的主张，新的政策。什么是新主张和新政策，一会儿再说。

　　我认为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在经济方面，提出什么样的新思路，从研究经济，我们要从经济方面提出来的新思路，新的主张，对国家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政策，是这点。我认为这是主要的。新形势下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一定要相应总书记的号召，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要求干什么？在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在整个社会以及各行各业大力提倡创新发明，只有这个创新发展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说真正的实现了转型升级，我们的经济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外延转为内涵，我们必须转型创新。苏联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但是至今都没有转出去，苏联垮台的时候，199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仍然说这个。过去我们经济所的所长孙亦航同志，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他的讨论，那个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我的所长，那是很早了。

　　在这个苏联的教训也给我们启示，不进行转型，最后不可能使你的经济协调，你看现在的俄罗斯的经济还是一套，实际上他还是没有理顺这个关系，随便谈了造什么枪炮、火箭、导弹，但是他的经济还是很差。这是我讲的，我们要用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个新常态这件事。

　　那么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想我们还是依靠十三亿劳动人民，一切精神财富都是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么我们有13亿劳动人民，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创新，不管哪一个国家没有十三亿，把西方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也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要珍惜。只有依靠十三亿富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十三亿劳动者，才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这个物质财富现在来说，现在说的物质财富是怎么样的呢？就是GDP。是吧？今年创造多少GDP，那就是说这个有数量的，有计算的，统计局可以统计出来的，是不是？这个巨大的物质财富，我们要使它的增长速度高一些。要保持稳定。不能太低，今天说了，速度是七还是六点多，还是五，这件事经济学家还是有争论的。要是七左右还是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不是那么乐观的，变成五或者是四。但是即使这样，这个速度我们也是比西方发达国家高，比欧美的速度还是高一些，那个速度是多少，才二点几，欧洲才一二，美国最高达到三点几，这个GDP的速度，我们远远的高于发达国家。所以用这样一个速度，不会我们赶不上，我们又崛起，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一定能超过美国，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

　　那么我要实现这样的信心呢？就是说一个靠劳动者吗？一个靠劳动者的人数要增加，一个靠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劳动者光靠一个劳动力，自己生产，自己吃掉那就完了。必须你的劳动生产率高，一个人能养活十个人，一个人能养活二十个人，那么你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了，是吧？但是农民，过去在农村辛辛苦苦劳动，一家五口，我劳动一年，够这五口人生活差不多，就够了，那是一个劳动力养活五个人。现在的一个劳动者能养活，可以说是，那是很多倍了，比这个数要多很多倍了，不说具体数了。

　　我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劳动者要使他的生产成果养活更多人，实际上是什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最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归根到底，一切我们今后不是铺大摊，不是搞这个劳动力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靠什么，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有教育和科学。劳动生产率现在念一段话，列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原话啊，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奴隶制度下所没有的劳动生产，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觉、自愿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觉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高，这才是共产主义，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就到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种精神，最后两行字啊。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唐朝的贞观盛世，出现过清朝的康乾盛世，放眼未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面貌和人的生活要更加的美好，避免出现更加雄伟壮丽的，举世无双的新世纪，新常态。

　　主持人：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演讲。

　　杨瑞龙：非常感谢大会的邀请，我也是连续多年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有机会和同行们进行交流。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谈谈就当前的经济发展谈一点看法，大家知道我当经济院院长之前，2006年我们创建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出了十次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和走势。

　　所以我借助这个机会，借助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我想谈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家知道我们应对2010年年末开始出现的经济下行，为这样连续多年的下行给出一个新名词，尽管我们官方有一种倾向说大家不要把新常态和经济下限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无可回避，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我们说这样的下限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可以接受，他和单纯的经济崩盘不一样的，这个下行的话首先是就业比较稳定，尽管经济在下行，物价比较稳定，还有说尽管经济下行，但是服务业发展还是算比较良好。所以说这样的下行的话，可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新创业的机会等等。所以对这样的下行我们要保持淡定，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下行，是一个有潜在增长适度下滑所导致的经济下行。说这样的一种下行的话，不管你着急还是不着急，你想支持还是不想支持，总是存在的。

　　所以你如果过渡的采取刺激经济的话，可能无助于经济上行，还会导致很多的问题，这是过去的一般看法。

　　但是这样的看法到去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外需的低迷，投资大幅度下滑，出现的一个有一个趋势性下滑，最后我们慢慢发现这里不仅有趋势性下滑，而且还有周期性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GDP指数全面为负，这样一个指数表明什么，中国走出一个需要政府救市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我们说有众多的指标显示当今经济的下滑不仅是前期下滑造成的，而且还有周期性的下滑造成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特点是GDP增速在总体回落中出现了部分区域塌方式的下滑。特别是我们发现民意GDP下滑较大，而且近五年来首次低于实际GDP增速。2015年第一季度，民意GDP的增速是5.8%，第二个特点是部分地方出现了塌陷式的下滑，特别是东三省，还有前期表现比较好的中西部省份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下滑。另外是希望房地产投资的引领上总趋势呈现了加速回落态势，有消息就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到五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4%，物价回落四个百分点。另外是第三产业的引领下总供给持续疲软，工业领域的萧条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规模以上的增速下滑得比较明显。第二季度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2，较同期下滑了2.5个百分点。

　　第四个是在总需求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内生性作用下，宏观总体是大幅度上扬，工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向深度迈进，像PPI已经是三个月的负增长。另外是绩效指标逐步恶化，出现了断崖式的变化，特别是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的下滑，特别是新特点是国有企业的下滑更为显著。

　　而且工业企业的亏损也是在扩大，第二个的话，是财政征收回落比较明显，不会出现断崖式的变化，像东三省，还有部分地区县级财政非常困难。第三个指标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随着房地产的下滑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另外居民收入短期内比较稳定，后市来看还是值得担心的。

　　第六个特点是国内宏观经济指数在持续回落，而且多数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特别是克强指数出现了回落，像发电量，运输货运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另外是表外业务清理，整体接待等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供应速度回落的趋缓，金融内生性现象比较明显。实际上中小企业想贷没有钱，还有一些企业可以有能力贷，但是他没有意愿去贷款。所以说实际上进入了内生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八个往年我们不太担心的就业问题，现在来看也出现了新问题，特别是就业质量出现了

　　第九个是进出口下滑比较明显，特别是伴随着内需不足以后我们进口下滑得比较明显。而且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总体低迷的条件下的话，新常态和新阶段还是表现得比较显著的特征是中国的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这个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这个分化首先第一个比较大分化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低迷条件下，我们的股市在房地产的回落过程中出现了股市的泡沫。尽管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实体经济的上扬，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的股市，我们说担心下半年，明年，但是没有想到提前发生了，股市涨的问题，问题是股市不涨怎么办？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了，股市不涨了，跌了怎么办？现在来看问题挺严重。

　　第二个背离是什么，生产领域的收益于金融领域的收益的背离，导致生产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的并存，这个大家看得比较明显，这是为什么实体经济，我们今天的张教授刚才讲到了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叫做实体经济。但是如果说这两个发生了背离的话，那么谁都明白，谁来投资这么低的回报率和合乎股市里面这么高的回报率，实体经济肯定有困难的。

　　第三个全国经济在整体低迷中出现了距离的区域分化，我们有一些地方还是表现得比较不错的，像东部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但是西部地区的话表现得比较低迷。

　　第四个是分化是需求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使行业出现了距离的分化，这个分化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像互联网，但是我们传统的产业出现了比较大的低迷，所以产业分化现象也比较严重。

　　面对这样的一种经济下行，过去我们认为大家要淡定，为什么？这个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的改革红利，我们的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等等衰减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淡定。我们中国主要问题是增长质量有问题，结构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腾出手来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结构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质量。

　　所以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可能有这种至少在理论导向上出现了所谓的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认为这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而然的像一个先进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而然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增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我们改革跟不上去，以时间换空间的结构调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落空。

　　那么一旦落空的话，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根据我们前面我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研究，我们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下，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毛病，类似于像传统计划体制里面的所谓的短缺一样。在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种是什么？叫做增长速度依赖症，我们叫做速度依赖症。

　　在这样的体制结构和发展模式下，我们导致了一种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的下面我们形成了这么一种，建立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利益结构。所以一旦我们不是在短期里边来改变这样的一种体制结构和增长模式的时候，速度一旦下滑的话会严重冲击这样的一种利益结构。

　　从而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比如说就由于财政下滑导致了地方政务的功能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应的社会福利等都存在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叫做速度依赖症，不是我们偏好速度。如果在短时间里我们的体制模式和增长模式不能改变，从而不能化解由这样的模式所产生的利益结构的话，一旦速度下滑的话，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毛病从根上来治，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要体制恢复一下再说，中国就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这样的条件下速度一再下滑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冲击。特别是我们原来假定说在这样的体制模式里仆役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前期做的研究，我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论断在学理上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从学理上回顾过去的增长理论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办法来解决后发国家的增长问题的时候。那么后来的结构性理论，特别是西曼的结构性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可以采取结构性政策来通过对一些关键产业的注入资金，通过前项后项联系，把整个经济从平稳中走出来。因此我们发现理论上来说，结构性政策是解决增长问题的，并不是解决结构问题的。

　　正因为这样的结构性理论和政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冲破恶性循环，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潜入的政府力量，我们导致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和要素价格的干预，这种干预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的限制。但是带来了什么，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的干预恰恰导致结构问题。

　　所以结构问题是由结构性政策造成的，换来了增长。所以我们现在都想用一个不再结构性条件下解决结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往往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得到效果非常小。所以后来有的抱怨是什么？产能过剩谁造成的？什么产业在产能过剩，后来发现都是在发改委在管市场，如果发改委不管的话就不会产能过剩了，这是有政府的干预。不是说我要否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在目前的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单纯从产业上做文章很困难的，最终会换来经济的下行，会冲破体现，我们根本没有用时间来换空间，给一个机会说给调整好了，调整好了再解决市场问题，不可能。

　　因此的话，我们就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在2008年到2012年，到2014年的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就是在过渡能动主义和相对的无为主义之间出现了两个阶段的摇摆。这六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从过渡强调有效系数和危机管理向过渡强调潜在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转变，最后是什么？出现了现在相对比较被动的，不是说结构性调整不好，是很好的。

　　问题是目前的体制背景里面我们可能腾不出这样一个实践来解决问题。因此的话我们认为什么？任何一次的经济危机和危机调整，都是总量因素和结构性因素，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的产物。因此这决定了我们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一个方面要用结构性政策环节潜在的产出水平的下降的空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改革，没有改革，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结构性政策没有依托系统化的改革措施，这个结构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这个档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点是这个是中长期的问题，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近渴是什么，一个方面我们要用需求管理的政策来对冲产出结果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能够兼顾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兼容性政策在当前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新常态依然是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并驾的产物，同时也要意识到中长期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短期行动和变化的产物。我们学西方经济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萨伊定律，告诉我们供给可以创造需求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反过来理解，如果说持续的需求不足，也有可能导致自动带来中长期供给和潜在产出水平的下滑。我们把这样一个萨伊定律的反过来叫做萨伊定律的逆反问题，这个告诉我们只要有消息不足，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一定会通过人类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效，在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不足可能随着他的累积，通过人类资本折旧等等的供给资本的影响会导致一种潜在速度的下降。

　　潜在增长速度并不是一个先存在的一个点，这个点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的。在不同的实体上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高度关注，短期性力量的累计，对有效的需求不足，这个有效需求的不足随着时间的退移，可能会牵引这个潜在的速度进一步下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不是一个既定的点，过去我总是觉得潜在的速度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样弄也好，那样弄也好，跳这个舞还是那个舞，总是在这个点存在的，所以别设了，让他在这个点上，这个也避不下去了，这是部分的，有中期力量的话，短期的有效性不足可能使这个点下去的，这是萨伊定律的逆反命题的涵义，我们把萨伊定律的反面理解，我们学者愿意从学者上去理解。

　　所以我们不能中长期看待因素的变化的冲击，从而把潜在增长看到一个独立远期的事务，从而把宏观经济的调整简单理解为像一个先进的增长目标，自然调整的过程。而忽视了很多中长期趋势性变化，特别是潜在增长速度的变化是短期宏观参数变化的累积产物的一个事实。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及短期资源配制性改革，都会从根本上，通过短期的累积改变中长期趋势性潜在增速。所以我们认为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以短期因素无关的，先进的标杆。我觉得过去在谈新常态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错觉，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没有关系的先进的标杆，我们认为不是的。所以基于这样我们认为应该正视当前这么一个事实就是GDP指数已经为负了。

　　所以我们有效基础不足已经到一个严重的因素了，不仅是潜在因素造成的，也有中期因素造成的，针对这样的因素我们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的选择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提出来，稳增长是当前重要的，尽管我从感情上，改革选择上比较厌恶增长目标，但是基于我们的增长依赖性，如果不增长可能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当前中国的问题是时候，尽管我不习惯谈增长，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讲增长，讲增长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把体制结构，社会结构稳定下来，才有可能腾出手来搞革命，否则的话可能不给这样的技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前高速的增长民意的GDP，核心CPI等参数的质变，中国经济因素下滑开始从传统的经济力量下滑转向趋势性与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转变。

　　所以要高度重视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化带来的中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所以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居然是稳增长的主要位置，不是说我们调结构不重要，我们首先还是要把增长率解决，所以我们的政策定位还是定位在一个宽松定位。

　　第二个不仅要高度重视在总量上，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带来的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同时也要重视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带来了中经济的超脆弱性，所以新常态的攻坚期必须要强化底线管理。特别是对有一些省份，我们认为该救助的还是要救助。

　　第三个是高度重视中国在大转型中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差异，避免政策整齐划一，当前中国不能有整齐划一的政策。尽管宏观经济在结构和区域上的张力导致局部塌陷带来了连带的效益。所以当前中国的话不同的效应已经在中国区域政策管理中出现了强烈的表现，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区域性的政策。

　　第四个是应该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以高债务叠加产生的内生性的紧缩效应，一个方面采取积极的过敏政策，对冲价格回落带来的冲击。另一个方面必须通过大量的腾挪，尽管我们有一些区域的大承诺确实有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不做大腾挪的话可能会使某一些地区或者是产业有大风险，还是要做一些大腾挪的态势来多途径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现在的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了。我们GDP的200%多了。特别是我们央企、国企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

　　因此债务置换，资产的证券化，利用股市实施的宏观再转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较大幅度的下调应该同时并举来解决这样的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第五个的话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的问题，从战略上认识到利用股市繁荣来降低股市的债务，启动经济和整体，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是股市出现大下滑的前夜，我们意识到了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股市泡沫很危险，中国是前所未有出现了一个救股市的现象，政府越陷越深。这个最后如果是把散户绑架政府的话，这个问题挺严重的。股市上涨总有一天会停滞，泡沫总有一天会沫，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早一点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成本会低一点，否则的话越积累成本越高。

　　第六个是进一步通过差别化的政策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上，机制上促进创业和创新活动。但是我们希望什么，通过前期的教训，像光伏产业，各个政府比照政策来搞，导致了过渡供给，我们希望在本轮创业创新的时候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把中国战略转化为各个部门的短期行动，通过国家的补贴形式出现新的活动，我们首先要尊重创新创业的规律，不能进行政府扶持，另外利用市场的利用，来减少风险，避免行政性的补贴，另外是建立创新创业的社会安全网，为创新创业者打造软着陆的缓冲垫，避免出现倒闭潮对社会的过渡冲击。

　　第二个问题本来我想讲一下，我想呼应一下上午刘树成老师的讲话，就新时期加一个新经济增长认识期，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的失效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尽量分析来看，我们原来的有所借鉴，我们数量分析发现，近三年来我们的微刺激的政策明显是递减效应，明显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原因非常简单，政策效应在下降，为什么政策效应在下降呢？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政策背后的即使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面对我们现在体制上的变化，我们出现了懒政、庸政，借助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等措施使政策效应传递出去。

　　但是随着现在的反腐倡廉，八项规定，还有一些新的规定，包括我们地方融资平台的控制，包括我们的金融上的变化等等，使得我们原来的政策的传递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我们政策失效了。如果当前一旦政策定了的话重塑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机制。必要的时候是我们过去大家细看会非常清楚，财政政策一直讲是宽松的，但是看实体效应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中性的，但是货币的条件指数一直是偏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政策的作用机制怎么样来塑造一个新的政策作用机制，使我们的政策的预期效果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政策砸下去了，结果一部分人分得租金，但是政策效果是零。所以这个是我本来想讲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后面还有很多专家讲更精彩，更好的东西，所以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演讲。

　　李建伟：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的论坛，大家都盼着开，终于召开了。今年我们论坛很重要的谈经济增长和“十三五”规划。上午第一个演讲的老师给未来的经济增长给了四种选择，刚才杨教授把这个短期经济增长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都谈了，热点问题和冷点问题也都谈了。但是我还是想从我个人的角度对未来的中长期增长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其实今天准备的PPT很长，但是很长的PPT实际上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要无论是谈短期的经济增长，还是谈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正确的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我的分析结论就是说任何的时期，经济增长都是周期性的。同时，在任何时期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都动态的值。第二点就是说根据比能分析来归纳一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说在面对着三大挑战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是一个周期性的下降趋势。但是未来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着6.5%作用的较快增长是有可能的。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刚才谈的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说从理论上来看，怎么样来把握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那么，第一条就是说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一块其实我去年给他们谈的时候已经讲了，就是说比较巧合的是从收入分布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需求是一种周期性波动的，既然消费需求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整个经济增长也比较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今年实现的怎么样，我这一块不展开讲了。

　　那么既然经济增长在任何的时期都是一种周期性波动的，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在任何的时期都存在着一个动态的，瞬时均衡增长的状态，这个GDP是根据我们的收入建立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分方程做出来，这个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只要是一个差分方程就可以把它的动态均衡值求出来，我就不再说了。

　　刚才这种动态平衡值在普通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与多方面的因素，不光说前面的均衡值取决于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的增幅，这个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在不同的时期，设计的不一样。同时从结构性的因素来看，前面很多的老师也都讲过了，包括出口率、小汇率、小微倾向等这些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期的动态平衡值都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增长的状态，谈到这一块就是说过去有两个领域学派，一个是凯恩斯强调的是固定增长，新古典主义强调的是均衡增长，我们说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增长的模式跟我们所说的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的增长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家知道新古典主义的最新的模型是稳定增长模式。这个模型证明了稳定经济增长状况的存在性。这个东西我想大家会很熟，这是稳定增长的条件。

　　那么这个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模型，我们从佐罗假定的前提里面可以发现一点，假定的很重要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储蓄是取悦与上期的收入。所以我们在不改变任何的家庭条件的情况下，把时间变量引入到他的模型里面以后我们能够发现他这个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增长周期的模型。具体的论证这一块我就不说了，因为我给大家的书里面都有这个。

　　引入这些变量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个模型里面有一个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最后根据这个方程能够化解为一个离别差分方程，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个产业方程性，只要是差分方程，就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会存在均衡的增长状况，而且本身这个比率也会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这个，他的瞬时均衡增长状态的条件是向这个，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动态化的模型的顺势均衡的增长状态的条件和静态模型的时候，又有一定的差距，条件基本上一样。差别就是说这个是劳动力的增长指数，而动态化的瞬时均衡增长条件的系数是劳动力的增，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很重要的就是说静态模型没有考虑时间变量，而这个动态模型考虑了时间变量。

　　实际上在稳定均衡增长状态下这里面两个增长速度，或者是稳定均衡的增长速度都是劳动力的增速，这里是一致的。那么既然你资本与劳动力比率是周期性波动的。所以说从这个人均产出，本身是劳动力与资本比率的一个函数。本身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因为他假定了一个函数，这个可以肯定的说凯恩斯非均衡增长理论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还是一回事，只是他们讨论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大家找点事干。

　　这个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动态均衡值是怎么样变的。这是运用滤波技术做出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动态均衡值实际上是我们2006年四季度的11.67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7.9，现在还是再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动态均衡值的曲线也就是说大家平常所说的潜在增长率。其实这两个是两回事。但是本身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大的周期活动。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你既然把这个动态均衡值算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动态算出来，这个短期的算出来以后，外部的波动比较大，其他的波动都已经开始回升，所以刚才杨教授谈的对短期经济形式的判断，我是赞成的，很重要的是目前的体制机制的转换在短期里面，中长期的波动已经开始往上走了。

　　如果说中长期的趋势或者是动态均衡值到底的话，下一步的经济回升应该说还是离得会越来越近，虽然上午刘老师说大家不敢谈回升，其实既然是经济运行是周期性波动，他就有涨就有跌，有跌就有涨，是吧？没有必要说规避这个所谓的回升的问题。只是说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敢谈什么是回升，因为把不准，外部的干扰因素太多，那么做完这一块以后我想很重要的需要谈一点，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走势无论是他的动态均衡值还是说他的周期性波动会怎么样涨。这个问题谈之前我想最重要的是说看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到底面临着哪几个方面挑战。其实这些方面包括了张老师谈到了新常态等等的这一块，其实也谈到过，就是说可能我看的更微观一些。

　　我认为就是说未来中国经济从周期这个角度来说，是面临着三大挑战。一个是说内需的支撑力在相对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包括上午说的，有人还说中国的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够，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从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的角度来推动中国的消费补给，前几年我反对这个观点，那是一个伪命题，那种GDP的结构反应的是阶段性的问题前几年的中国消费需求每年都保持十几的增长，全球哪一个国家说你的消费需求保持十几的增长，那个消费需求很好。但是当你的消费需求逐步的达到饱和增长的状况以后，这个时候你的消费需求增速肯定要下来。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才会真正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品这一块，他的多数产品都已经到了饱和的增长状况了，饱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产品未来的需求增长，只能是靠更新，就是说产品用久了，到期了，换新的。靠创新，也就是说出了新产品，像手机更好了以后大家把旧的扔了，换成新型号，创新驱动来引领消费，进入这个状态以后，这个产品的需求增速是很容易的，不会说像汽车这一块，比如说2000到2012年年均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更新和创新的需求，这种产品的需求只能是在这个百分之六七，百分之七八这种低速增长的状态。当然大家也说了汽车这一块不是说增长得挺好的吗？现在就是说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实现了这个消费需求，后面不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吗？但是从耐用消费品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说，他的高速增长期一过，未来还会增长，未来今年一季度增长速度不好。比如说一汽除了奥迪之外其他产品的销售都是下降的。

　　但是未来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进入了中等收入家庭实现消费需求的时候，他的基本规律就是说他的增速会不断的下降，从过去的高增长向快速增长，再向低速增长过渡。现在就是说相对快速增长，也就是说能够保持去年13%左右的增长已经是正常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当然短期的因素，限行，限购会对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村居民这一块的基本的消费需求也是面临着这种状况。

　　像彩电已经达到了饱和了，其他的也都是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者是说百分之四五十的家庭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一块的增长相对于过去那一块来说。过去高增长的阶段，农村前几年高速增长很快，这几年在下降，也是适应着行业的消费需求，慢慢进入了饱和需求的状态有关。所以这个角度来说国内的消费需求下一步会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的状况，要以更新需求或者是创新需求为准备的状态。

　　当然，如果说创新很快，有很多的新产品，勾起了老百姓更多的消费需求，可能会实现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但是这种状况从发展的规律来说，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是说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过。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张燕生秘书长的专业领域，是吧？可能后面龚刚还会讲。但是我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的话，我们出口这一块下一步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特别是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多，这种时期毕竟过去了。无论是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需求相比会一直下降，还是说从未来增速的角度来说都要往下走，从日本、德国这样贸易大国，出口大国的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出口产品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占比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下降。否则的话你把世界市场全占了，别人还活不活。那么我们在现在的比重，在全球的比重已经是百分之十一点多了，现在是最高。那么你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如果说进一步提升不了，也就是说你的增长速度肯定会慢慢的向全球商品出口的平均增幅回归，甚至是像日本和德国一样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个速度是多高，过去20年，全球商品出口的平均速度的8%左右，虽然就短期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份，我们的累计出口是负2.6%，这个速度是低于全球的速度，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差不多，全球要保持8%左右的速度。

　　那么我们的出口可能也会慢慢的往这个速度回归，甚至是低于这个速度，与过去相比，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会不断的下降，像张教授上边所说的黄金时期结束了，我再同意他的观点。

　　那么像第三个挑战就是供给的角度来说，就是劳动力不足。无论是说高于人力资本和低于人力资本，再怎么着，是人你得看数量，首先看数量，然后再看质量。那么我们就从数量这个角度来说也要做一个分析，这个结论是去年做的，但是分析未来的增长，我现在还是要用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规模来说，他的峰值是2017年左右，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进入一个规模。就是说这种劳动力供给即使维持这个产业，那么支撑的是多少，未来十年平均增速是6.1%，当然支撑这个速度会不断的下降。从2014年8%一直下降到2025年的4.9%，这是能够支撑的。当然了，上午谈到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技术进步的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也都在采取一些措施，用资本替代劳动，用资本的有机构成来提高。

　　这也是假定了按照目前的趋势才能支撑的，只能支持这么高，如果技术进步的，不妨进一步讲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就是说把大家的劳动年龄延长也能解决一些问题，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约束。但是我们也分析过，你再怎么去延长劳动力，让大家到65退休，到2020年以后，你经济增长要继续保持7%，你也同样面临着劳动力不足，这个从供给的角度来说。

　　那么分析这个挑战以后，以前这个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未来中长期发展的趋势进行一些模拟预测。那么这个预测的结果应该说跟上午刘树成老师谈的结果比较吻合，也就是说未来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但是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也不可能就是说像有一些人说的那样，增长的百分之四五。这一点总的来说，增长的平均增速还能够保持在百分之六到七左右的增长状态。首先是看动态平衡值，或者是说潜在增长率，目前本身是一个周期性波动的下降趋势，会不会有回升，肯定有回升的那天。但是回升不可能再回去过去的百分之十一了，可能会回到百分之七到八这样的程度。

　　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动态均衡值。那么，这个波动我也用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这里有二十多个变量。短期波动肯定是一个趋势，没有考虑外部的冲击，特别是政策干扰的影响这种中期的波动还是会保持一个较大的波动状态，中长期的波动这一块。下一步还是一个相当于延续过去的微波化趋势，但是没有最近几年这么小，下一步肯定会扩大一些。那么长期趋势，长期波动的趋势基本上周期性的底部还会不断的攀升。那么把这种动态均衡值，和各种周期性波动的模拟预测结果合并以后就是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基本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前面我说了，我们动态均衡值的平均的速度，平均值啊大概是6.5，那么加上这种波动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6.7左右的增速。

　　当然这种预测肯定是有前提的，就是说政策保持不变，然后国际经济，特别是主要国家的进口增速要保持一个目前的增长不变，基本上来说美国的出口或者是进口保持6%左右，这是一个基本的预测结果。当然后期还可以有其他的，都做了预测分析。比如说居民消费、居民收入这些。

　　政策这一块我是赞同刚才杨瑞龙[微博]教授提出的政策，从周期波动角度来说，短期波动，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处在中长期周期性波动的一个底部。这种短期波动必然会对中长期发展产生一些逆影响，反影响。当然了这种波动肯定是围绕着中长期发展趋势，是吧？或者是动态平衡值展开的。但是短期的波动改变了未来的增长趋势。所以进行短期政策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种干预应该是要比较及时，比如说，如果去年我们就采取了一些短期的，有力度的干预政策，今年的日子不会这么难过。

　　另外就是说有些政策一定要给好，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投资、消费、这些都是内生化的，有一个变量是外生的，一个是说我们的财政支出，当然财政支出也是受制于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提升你动态平衡值的，可以改变你短期的增长波动方向的很重要的是出口。所以我想要想改变这个短期的形式，你不去改变出口，在国内的，肯定不行，当然我们的出口确实是低于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在做短期的分析，为什么低于预期，因为国外的出口都不错，为什么这里出口不行，这里有一些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加入FDR的一篮子货币，而且人家是需要你非常坚挺，升值幅度很大，这一块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短期的角度来说你想稳增长，除了国内采取一些措施之外，稳出口是稳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这种政策，采取这种措施，比采取一些歪招要管用的多，比如说想通过股市来促进经济增长，来动房地产，刚才杨瑞龙教授谈过了，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些东西是饮鸩止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建伟教授，他是长期研究增长的周期问题的，所以这个方面非常有建树，刚才我感觉到李教授提出了由于三个困境，所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肯定在下降的。短期内怎么样解决稳增长的问题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主要政策的干预，还有一个是希望依赖出口，好像出口现在也很麻烦，因为商务部没有这么痛苦过，今年6%的目标能不能达到，很难。

　　主持人：有请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演讲

　　龚刚：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这样一个论坛，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之转型。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提出问题，对外经济战略的概念，另外是关于新常态，另外是新常态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问题的提出，首先我们想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什么叫做经济发展战略，我想说明的是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体制设计、政策制定和行动规划的依据，也就是说实际上，一旦战略决定好以后，你是可以确定政策政治的制定，所以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至少比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更高。只要战略确定好以后才进行体制的设计。

　　这么一个战略的话我们首先说，可以说对内的经济战略，也可以对外的经济战略，毫无疑问对外经济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对外经济战略我的理解至少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对外贸易战略，第二个是对外货币战略，第三个是对外投资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的经济战略到底怎么样，在这三个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战略上中国采取的是基本上是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等方向，地方政府等等都在追求出口贸易，另外是我们叫做落实对外出口战略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书上提出来的，这是以保护本国经济和金融安全为目的，以资本市场开放，货币贬值，固定货币汇率制度，不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特征，在对外战略上中国采取鼓励和吸引外资，这些都是大家很明确的。

　　这些有没有合理性，我们所采取的，中国对外的经济战略有没有合理性？我想说明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应该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中国采取的上述的这样的对外经济战略，中国所做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考虑一下无限的适应劳动供给是过去三十周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的政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发展国家的初期阶段就是这样的特征，在经济本质上是一个需求上的，而且是增长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考虑的是把增长和周期分开了，周期的话回到凯恩斯有一个需求决定性理论，而增长的话通常是使用供给，就是新古典的理论。中国过去有大量的劳动力的存在，政策角度上来讲仍然是需求决定性的，无论是经济怎么样，都是需求决定性的，这是我认为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刻，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说研究的话，实际上也应该从需求经济来开始。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中国国际上多年的对外经济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来决定的。无论是追求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战略还是说追求贸易顺差的这样一种对外贸易上的，都可以看作是将外部需求因素作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都是一个需求。而中国采取货币贬值和会固定等特征的落实货币战略，不仅是因为国内所限从而无法承担起强势货币之责任，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出口和吸引外商的决策我们是货币贬值，固定汇率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促进货币出口，一个需求绝对性的国际汇率中。

　　我们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于是中国过去的对外战略是否仍然适应一种新的增长态势，如果不适合应该如何调整，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新常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老理。我发现新常态的特征，有的时候把结果和阶段性的特征混在一起，很多的时候会讲到结果的东西，比如说新常态一定意味着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习近平同志也强调了阶段性。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从阶段性发展的上看，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的资源禀赋的结构问题。它的比较优势的问题，这种阶段性的去考察。

　　那么，实际上对新常态还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得到一些，我认为学界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厉以宁提出来认为过去的超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的，新常态就是要回归正常，还有张军就是说新常规未必成为常态。我们讲的未必是对的，这个并非是一定要出现的事情。比如说一定要结构转化，中高速增长，如果说我们做得不对，中高速增长可能都做不到。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说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去谈咱们的阶段性的问题。

　　我这里需要有从经济学理论当中去寻找新常态的学术涵义。如果这里考察一下发展经济学的话有几个跟明显的所谓的拐点理论。第一个就是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经济被分割成相对现代化的工业或者是农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所吸收，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劳动力由过剩的农村转向城市。另外就是Kuznets曲线上的拐点，可以从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来，从一开始恶化到转好。

　　第三个关于拐点地问题还有消费、投资占GDP比例的拐点，都有这些东西，我们从OECD国家中可以看出来消费和投资的趋向也都存在，都有一些拐点。当然还有了环境的拐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等。以及技术方面的等等。所以这个曲线也是一个拐点理论。

　　还有一个拐点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就是开始动力不足，从而经济出现停滞。也就是说所谓的陷阱就是进入这个拐点以后出不来了，也有可能出得来。但是很多国家出不来了。出不来的话我们所说的高质量的增长，不一定是直线。所以说比如说这些拐点，我可以说在另外一个文章中可以把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一码事，我可以用理论模型来证明，实际上这几个拐点说到底就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会出现这个拐点。

　　这里可以具体体现为什么？我把它总结为两个阶段理论。所谓的发展过程是什么，经济体从落后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发展过程。具体体现为人均GDP的不断提高，而发展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等方式不断的演变，从而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里边我提出两个阶段理论，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标志是人均产量的差异，数学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人均产量。这个部分是浪费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卖掉，被使用的劳动力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或者是技术水平落后，说到底就两个。根据这样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发达国家的追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另外是技术提高过程或者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这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理论。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展的最主要的区别，人均产量的差异上。而且他们很好的使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的主要理论。比如说刘易斯拐点等等，可以用模型来论证的，实际上就是哪一点就是擅长消化那一点，就是进入这个拐点。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个拐点，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拐点收入的，就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可以看作两个的分水岭。这是最近的模式还没有发。

　　新常态，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新常态就很容易的看成是第二阶段，就是前文所说的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消化以后所形成的。这是我对新常态的理解。

　　这我要问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符合，或者是接近符合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特征。中国是否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拐点是否在中国已经出现。我们今天上午听了许宪春老师的讲话等等，我们发现这个拐点已经明显了。人均GDP到了6700美元，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生活劳动力已经不多了。今天问许宪春局长说，他认为不到10%。那么欧洲国家是10%。中国现在还没有进行统计，农村加起来到城镇所有的失业人口加起来他认为绝对少于10%，当然美国是4%，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确实已经不多了，达到欧洲的水平了。

　　所以劳动力短期必然要工资的上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工资上涨的话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或者是曲线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进入了后半的了，这是今天上午的许老师给我们的统计数据。然后我们在消费、投资的比例也开始不是一个扬的趋势，也是出现平稳或者拐点等等。

　　所以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我们实际上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增长动力是什么？我们说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消化剩余劳动力，也包括技术进步所体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增长的动力充沛，既有消失的劳动力，又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第一阶段的增长力的充沛，第二个阶段，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外部经济的助力，这里面提出了外部经济，经济增长动力智能来自于技术进步，这个一比较一下，前面也有技术进步，加上剩余劳动力，现在只有技术进步，所以在第二阶段的话，经济增长的动力自然会减弱，这个很正常的，这是中国当前经济的减速根本原因，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增。因此转向中高速，有其客观的技术。我们对新常态理解以后刚刚讲到了，如果不考虑外部经济的助力的话，我们只能来自于技术进步，现在外部有没有可以，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能不能通过外部经济来找到一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助力呢？

　　随着新常态下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特征是资源开始紧缺，这里资源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包括了环境资源。

　　所以我们借助对外经济关系，也许能够缓解中国的这样一种紧缺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以借助对外经济或者是希望消化中国目前的一些对外经济的扭曲。现在的扭曲我们是知道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所引起的扭曲。比如说现在出现的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外部的经济关系来缓解这些。

　　这里边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已经讲到了经济社会首先是在我们讨论GDP的决定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希望由需求决定，一种是供给决定。一般情况下所谓的有短边规则，也就是说所谓的需求决定型经济是一般情况下需求小于经济，供给决定经济是一般的情况下经济的供给小于需求。新古典所设想的经济具体体现为用GDP的决定方式是由生产决定。投资出口，加消费。需求型经济形式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

　　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通常的做法是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刻，我们考虑经济社会的一般状况，从而忽略经济的临时性波动和冲击，因此新古典所设想的供给决定型经济，通常被看作是合理的研究框架。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型经济更为常用，这是我们通常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的。这些是针对发达国家，就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即使从一般的状态可以看作是需求经济体，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意味着无论是研究经济增长还是研究什么都可以用凯恩斯的一般有效需求决定增长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绝对需求为目标的对外经济占有，必然是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当前中国进入新常态以后，这个政策是否还可以持续。

　　我们可以说在需求决定经济因素中，出口的增长将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得以使用，从而贸易顺差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经济社会进入资源约束型时，大量的贸易进口和逆差反过来有助于缓解资源的紧缺，这完全不一样。这里提出一个全新理论上的概念，从而会推高经济增长，相反，贸易顺差就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用血汗的产品来养活他国，同时会降低自己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这里说句很有意思的是我可以在新古典状态模式中去证明。很简单，实际上就是引入了什么？引入了一个进出口，在标准的模型下引入进出口，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变成了出口，有进口的消费，也有进口的投资，产量由生产决定，其他的不变，所以这是一个净出口放进去了。这个模型简单推一下，这是进出口，然后怎么样去转化。X在这里，所以这个很容易推出来，然后进行动态分析，这个东西是一个外生变量了，这是一个方程，稍微推一下，你就可以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模型中本来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进出口，现在是一个常态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出口，进出口是负的，资本的累积是负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增加，会减少资本累积，减少人均资本，减少人均资本必然意味着什么呢？减少人均产量，就是说出口实际上用资源，本来已经紧缺的资源养活他国，本来可以积累更多的投资、消费等等的。现在进口的，即便是消费的产品，可以缓解消费的产业或者是劳动力等等，来用于投资增加人均增长。

　　所以这个里边已经从这个公司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出口，进出口是对人均资本的增长率是有一个负面的效应的。动态分析，很清楚，如果这是正的，这是我们本来的平衡，是在这一点，现在增长会在这一点。这是减少了人均资本拥有量，从而会减少人均产量。如果是负的话，我们就把这条线放在后面。所以是增加了人均资本，这是稳定的状态，这是平衡，贸易平衡的时刻。所以进口会增加人均资本，平衡状态，稳定状态。从而促进增长。所以我们的模型实际上告诉你进口实际上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在供给决定型经济社会中。所以结论是什么？贸易生产，如果按照统计计算，贸易生产构成了GDP的增量，这使得政府会更多的倾向于追求贸易顺差。按照统计贸易计算，实际上同时反应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因此一个需求决定型社会追求贸易生产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出口贸易通常意味着用本国的资源养活他国，如果本国的资源本来就是过剩的，或者是经济的一般状态是需求决定型，出口和贸易顺差不仅能够调动本国的剩余资源，并且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的情况下，出口和贸易的顺差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本国的产量的供给决定，还可能损害国内的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个观点我已经写成了文章投了出去，现在还没有得到消息，应该是在评审中。

　　这里面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讨论的是资源约束型经济一般的状态，我们只讨论经济增长，而不讨论商业周期的问题的时候，当然，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追求贸易顺差，并非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我们讨论了商业周期的时候，回到凯恩斯的需求决定，美国通常是什么情况，自己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才要求，一般的情况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货币战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实际上对到底出口还是进口，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经济学理论不给你答案的，看一下文选的话一般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出口是经常被淘汰的。但是回到发达国家，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

　　用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不讨论的，他讨论的是，他认为贸易一定是平衡的。发达国家中他讨论经济增长的话，他只讨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不从贸易角度去。

　　为什么？有一个合理的假设，就是说长期的贸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续。惟有本国货币购买进口才有可能。于是追求货币国际化这是长期贸易顺差的前提条件，当今世界中有没有，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长期贸易，长期处于贸易的逆差，就这两个国家，没有其他的。

　　那么我们看他的贸易是什么，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美国的贸易的国际货币是30%，但是在国际贸易的总量是10%，差三倍，英镑也是差三倍。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货币去进口，如果用自己的货币去进口，那么贸易逆差是可以长期的，恰恰现在的经济学方面不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个隐含的假定，是什么？贸易长期来讲要平衡的。但是如果追求货币的国际化是完全可以长期逆差的，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一般比那个欧洲国家经济高这么一两个百分点。我认为这个和他的国际货币化，甚至是世界货币因素是完全分不开的。他就是用大量的进口来缓解自己的资源紧缺，这是美国、英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可以说长期的贸易逆差。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已经是很明确了，贸易逆差和货币国际化有一个协同的配合。也许是未来的政策的导向。

　　回到“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对美国进行贸易逆差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用人民币去买美国的商品，美国肯定不干。但是人民币去大量的进口，去买我们周边国家，有没有可能，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所以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提出一个周边区域国际化，通过买大量的商品，缓解中国的资源紧缺，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周边国家可能有一些相对的贸易战略，不一定是出口导向了，我们对云南往周边国家也进行出口导向，那我认为和中国的战略就相违了，首先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境内加工基地移出去，进行贸易，大量的进口，然后人民币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战略，觉得这样的把“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贸易战略等等联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对外战略的重点，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请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演讲。

　　陈昆亭：非常感谢主办方，包括会务服务的同学们，你们的辛苦劳动为我们每年来参加这个会产生了依赖，这个会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很好的满足感。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今天我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汇报我们最近的思考和研究。

　　我从几个要点问题提出，包括最近观察和思考，还有一个理论方面的建设，最后再把理论结合我们的认识。

　　问题的提出，我们觉得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现在就是比较前沿的理论是内省增长，我这里就把这个放得比较长，刚才也讲到了短期和长期的问题，我觉得我的长期比你们讲到的所有的长期还长，是最长的。就是说从尽量长这样一个跨度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是讲了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增长的现象。那么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植入性的，快速的增长，这个增长就是使用作为内生增长，把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这些要素内生化，模型理论内生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现在的增长。这个现在的教课书上也都介绍了，关于这个内生增长有一个预测，预测什么呢？这个内生增长的理论这个平衡增长路径，说明什么呢，内生增长模型预测的均衡和新古典的模型增长的预测不行。新古典的这些都是内生均衡的点，新古典预测的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状态，而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这个内生增长也就是说基本上内生增长现在最前沿的理论，包括后来的一致增长理论也都是在建立的框架中。

　　这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的最高的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从原来的比较水平的状态，到后来比较快速的直径增长的状态认为这是一个未来所有的经济慢慢应该发展到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就会持续的增长，这是内生增长，内生增长之后就没有更多的理论来预测。是不是说人类的经济发展到内生增长的状态以后会一直这样的持续的增长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过来问这样的问题，这个BGP的状态是稳定的马？是可持续的吗？这是我这里提出来地问题。

　　实际上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有很多的事实，最近一二十年，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包括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和落后经济正在走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趋势表明内生增长的趋势不稳定，观察思考，这个最早我们从60年代的观察，比较早的那个时候最初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基本上那个时候有预测，那个时候基本上预测的像索罗模型，等等的模型基本上预测得比较稳定。但是那个时候60年代，卡尔多这样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察，卡尔多观察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说资本产出比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常数，比较稳定，这是卡尔多事实里面的六条最主要的观察的结果。其中比如说一两条我们拿出来，比如说这几条就是。

　　那么实际的，我们的理论是什么？新古典模型的理论，新古典包括预测结果，如果是稳定的话就意味着资本的回报率肯定是下降的，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下降的，观察的卡尔多的事实不是下降的，是比较稳定的，是常数差不多，这是一个矛盾，怎么样解释。于是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对新古典理论这样一个疑问。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种比如说在这个时候，60年代的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对新古典的一种否定的思潮。最初的这样一个内生增长的这样一种思想就开始产生了。到了90年代的时候又有了新观察，60年到90年代产生了新的观察，这个时候内生增长理论已经产生了，包括卢卡斯，Romer等等这些内生增长理论，他们基本上这个时间已经产生了内生增长里了。

　　这个时候观察比较有代表性的，像邦罗这些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些问题，到90年代基本发现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在理论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突破。我们说什么，观察到的事实和卡罗那个时候，有一些变化，但是没有本质上的重大变化，不像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有怀疑，有这个比如说是实际中的，现实中的，不是。这个时候，在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一处长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到现在差不多又30年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些观察了。新的观察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到这个新的30年的时候，特别的值得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是从理论上的角度，一个是对内升增长的这样的理论，我们应该产生一些开始有一些思考了。就恰如60年代的时候，卡尔多事实出现的时候，就新古典理论有所怀疑的那样。

　　我们现在也不少学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开始怀疑内生增长的BGP的东西是稳定的吗？我们张平教授的团队他们上午的演讲我觉得特别好，他们也开始怀疑了。当然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是牛人是史奴比老伯，201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也是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这里不展开了。

　　我们看看事实，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趋势，是有走向一个新平衡的状态的这样一个趋势呢？是的？我们看这个里边是一个发达国家里边可能只有一两个还仍然保持着较好的仍然上升趋势。他算是BGP，没错。可是另外几个基本上都不再是，应该说有新的走平的趋势。

　　再看发展中国家，我们同学总结的时候把日本放在这里了，那当然是第一个失误，日本应该放在第一张图里面，最上边的是日本，他也是走平了，下面发展国家也有很多，基本上仍然保持着比较上升的趋势，这里面其中有一部分也好长时间比较平了，增速不是很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落后的国家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还仍然在五千美元之下的这样的水平，就开始平了，有的已经平了很久了。基本上我们通过几个代表性的群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有走平的态势，穷国还没有进入到BGP的这样一个趋势，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了，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比较平的趋势中了。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我想我们一个粗观察可以看到的，如果说这可能是最新的，应该思考的一些新的增长的趋势。

　　我们看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的一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有一点怪异，我们跟清华的做出来差不多，他们做的短，是2008年之前，我们做出了2008年之后的。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回报率呈现一个什么趋势，我们发现1990年前面的一段时间是30%左右是水平的，这个符合内生增长应该具备的特征，也符合，是一个事实。2008年之后又是一个平台，好像下了一个台阶，大概25%左右，这仍然是一个平的。

　　最新的状况是又下来一个层次，2008年到现在好像又下一个台阶，新常态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应该从现在保持在15%左右就算是新常态了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察可以看到什么，我们是阶段性的内生增长，而总体是呈现一个下降。我们似乎是不再那么内生的增长，我们主题，我们想思考的问题，内生增长这个状态是不是稳定的，从观察来看不稳定，不光发达国家不稳定，穷国不稳定，发展中国家也不稳定。这就是说BGP，内生增长理论所预测的这种，这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是值得怀疑。我们也可以和同行们，也开始思考了。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个阶段从60年到现在已经是两个30年过去了，这个新的时期，增长理论需要有新的思考。这我们观察的结果，刚才已经简单讲到了，我们需要增长的内生增长平衡增长势头等等的问题。

　　基于这些观察和分析，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模型，希望解释，我们和已经存在的研究不同的是什么？上午看到的团队做的很棒，很微观方面的从制度和人力资本的角度在思考，我觉得是很好的角度。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人力资本。当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模型，仍然是总体基础上建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那么我这里看到的，这段时间的文章，所有的思考都是建立内生增长的框架。

　　我现在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跳出来，如果说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长期增长的趋势问题，不能只建立在内生增长率方面，为什么？这个内生增长率把农业部门给没有了，只考虑了工业经济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样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趋势过程，也正是农业经济工业化的过程，由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过程，以及向后工业过程阶段人口下降的过程，就是这一阶段的划分，我们知道甘奥，他是一致增长理论方面的专家，他是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最初的农经时代的水平阶段，还有一个第二个阶段，有一个起飞的阶段，叫做工业革命的阶段。接着有一个阶段是后工业革命阶段，正好是这三个阶段。我这里挂一个和他不一样，我这里大概有四个阶段，我下面有讲到。模型上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详细的介绍。

　　基本的介绍会得到一些模型理论方面的结论，重点讲这个模型阶段的分析，比如说T0-T1是马尔萨斯的阶段，T1-T2是初期的工业化阶段，T2-T3是后工业革命阶段，问题来了，说的是T0-T1的阶段是自然转轨的过程，也就是说内生增长理论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很多研究解释了从T0-T1-T2这样一个准备的过程，包括拐点，这样的理论非常多，第二到第三个阶段也有研究，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对应了从工业革命初期阶段到后工业革命阶段这样一个过程。这一部分的理论基本上存在的是一致增长的，我们可以去追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都有研究。

　　我们说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二个到第三个阶段我们都有。问题是哪呢？第二个到第三个之后，怎么走。最新的增长发展的阶段怎么走？发达经济应该怎么走，发展中经济到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适应，落后的经济就是在新的发展的阶段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模型基本上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技术，是一个重要增长的动力源，第二个是人口，这个对应着人力资本或者是技术型的波动，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解释是说从我们的模型可以推论这样的结论。

　　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农业劳动变成工业化劳动，到了这个阶段最主要，最重要的动力源是劳动的转移。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会说有其他的动力源，比如说技术带来的，还有贸易等等，我们一般的规律来讲，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什么，劳动力转移。

　　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的转移主要动力源对应于后工业革命阶段，通过我们的模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更好的研究。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人口下降，对应后工业基本所有的国家的人口都在下降。我们通常对人口下降这个时候很恐慌，现在的很多理论在认为，人口下降，我们会不会不能够支撑我们的发展等等，有很多人思考的，甚至是有人说我们计划生育赶快放开吧等等众多的思考，不对，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理论在说人口下降正是这一阶段的增长源之一。这一阶段有很多的增长的动力机制，但是人口下降本身也是一个增长机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模型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

　　这个阶段正是因为人口的下降所带来的人均占有资源的上升等等所带来的。这个政府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后工业阶段能够保持持续维持在内生增长的路径。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模型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当然您可以否定，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可以探讨。

　　现在的问题是到了最后这个阶段，T3之后。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最主要的会在这里，我们说内生增长可持续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刚才一直论证了内生增长是否是稳定的，实际看到不稳定，理论的模型也证明了不稳定，而且这个阶段有可能出现多种因素，它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希望找到，我们的模型理论能够证明有多种均衡的存在，确实有一定的条件下会有低均衡也会有高均衡，或者是双重均衡等等这个都有可能。高水平的均衡，比如说，这个L代表着人口最大的趋向是工业技术性劳动。L趋向如果是代表低成本的状况，趋向达到一种高增长的态势，这个不详细探讨了。

　　对于我们国家的特征我们是说我们当前很可能是处于一个第二个阶段刚刚快要结束的时候，即将向第三个阶段转移的时候。那么光有我们国家的增长奇迹，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30年有这么高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多理论解释不了。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解释其实能解释，为什么？正常发达国家说走过的路程从第一个劳动转移到第二个人口下降这两种动力机制被集中在了一起。我们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政策强行的在增长第一个阶段就把人口开始搞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三十年其实是有两种机制的。这两种机制叠加了，所以才有这么好的奇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中国的经验其实是叫做自动加手动合起来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关键是在实现第三个阶段可持续增长我们需要，我们也有条件在这里，我们的条件在这里不展开了。根据我们所提出的条件要求是什么？降低教育的成本，发现决定长期可持续的这个条件里面非常重要的，教育的成本要降低，第二个是知识、劳动的附加值，技术化劳动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大力提高老师、学者们、研究者们的工资水平是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的。这个不矛盾，不要错误理解。

　　第三个是努力改善微观环境确保部门的配合，这里做一个理论的探讨，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请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演讲。

　　陈乐一：各位专家，各位同学，下午好，感谢大会提供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我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波动史，这不是一个论文，是我学习中国经济波动史的体会。都是资料型的东西，前面各位专家讲的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我这里不是一个前沿问题。

　　我从三个时期分析中国经济波动史，主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大衰退，还有中国现代经济的波动还有建国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长期的停滞不前，而且如果用曲线表示的话波峰到波谷之间的路程非常巨大，经济波动的历史主要是秦汉开始的。

　　秦汉时代到近代，2000多年历史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波动，其中有几次波动特别巨大，对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式的经济灾难。这样的巨大的经济波动，据史料记载达到六七次，每一次都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是二三百年之久。

　　从秦朝、汉朝到三国时期先后发生了三次不同的波动，秦汉之交的经济波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到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经济波动，这中间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和鼎盛时期。这个参考我主要是参考了中国经济史的观点。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全国的封建王朝，秦朝。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确实与不少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但是，短暂的统治中不停的用兵，疯狂的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大规模的工程，大大加重了人员的赋税和徭役负担。终于激起中国历史上希望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灭亡以后诸侯并起，特别是刘邦项羽之战蔓延全国。

　　汉王朝是建立在大混乱的废墟上，汉朝初期到后来开始有所好转，中国的全面恢复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文景之治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发展的曲线从下降走到回升，但是回升的速度相当缓慢。直到汉武帝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的汉代鼎盛时期。汉武帝以后这种经济繁荣的局面基本延续到西汉末年。汉代巨大的经济波动是爆发在王莽篡权取得汉朝以后，这次经济波动幅度比第一次经济幅度大得多，与王莽时期引起的赤眉起义，其声势之浩大，远远超过了清末农民起义的规模，破坏力自然更强烈。

　　东汉时期，社会经济出现回升的趋势。明帝末年，东汉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呈现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是实际上经济回升的曲线，并没有达到西汉前期曾经达到的高度。接下来维持了景象，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是爆发在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标记是黄巾军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久都远远超过了西汉末年的起义，更超过了陈胜吴广起义。接踵而来的是军阀格局引起的更大的混乱。这使社会生产力已经不是一个衰退，而是彻底的破坏了。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长时期的大衰退，大劫难。中国历史上这次空前的大劫难开始了，这个时候大衰退，大波动，大劫难历史非常长，从晋朝开始到隋朝前后历时280余年，这将近三个世纪的灾难，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这是大衰退的规模之大，历史之久，破坏的强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经济波动，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后来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也出现了大的繁荣与动荡。唐朝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来爆发了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所以出现了大的动荡。

　　直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宋朝也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大繁荣与动荡。到元朝出现了大崩溃，元朝以后国家又出现了大分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波动的一个基本的轮廓。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行轨迹是繁荣与大衰退的相互交替，这个大衰退的时期还是长于繁荣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大衰退的交替出现，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周期，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周期。所以我们也不能用近代的危机学术或者是近代周期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繁荣与大衰退的近代的重复。这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情况，经济波动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

　　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分析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困难和不准确性。现在的经济统计中不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的数字，而且各部门的行业产值和产量等指标也不完整。并不意味着不能与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可供研究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价格指标，一个是规模贸易指标，这两个指标都有综合的限制，尤其是价格指标，这个价格指数的波动形态和总量波动形态十分接近，直接用这价格指标来测定近代中国经济的波动形态，集中到现在的经济史中与价格指数资料，工业和农业产品物价指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并且呈现了周期性的波动的特征。

　　也就是说物价周期性波动中逐步上涨，同时存在波长为三到五年的广周期波动，也存在着波长为十到十二年的周期波动，波动很不规则。因为这个图像现实的不太清晰，比较模糊。

　　如果用三年移动的总体估计，画出来的图会更清晰的显示近代中国的批发物价的总体性波动，这里显示了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885年以来，批发物价明显存在希望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周期波动，也有可能三年的平均化对中国的工业批发物价指数和合乎农产品(14.88, -1.65, -9.98%)批发物价指数进行处理。经过处理以后的各种价格指数波动形态比较清晰。他们的波动形态大体一致，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的波动是很明显的。

　　当时近代第一次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个批发物价总指数，这个波谷实际上是1884年，波峰的时间是1905年，按照工业品批发物价指数波谷时间是1885年，波峰时间是1903年。第二次波动波谷批发物价总指数是1891年，波峰是1931年。大体对外贸易指标，在平均值和经验的判断，周期的峰谷可以基本确定1887年，1914，1934年，波峰确定为1905，1931。近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两个，一个是呈现基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像南开大学的王玉如他们的研究，他们用三年移动平均法对1867-1936年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中国近代进口物价和出口物价的波动曲线图。结论是进口物价的周期性波动的曲线与批发物价总体性物价的波动性曲线比较相似，出口的周期性波动物价曲线差距就很大。这说明物价的波动更多是受到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这表明了近代物价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同步性的特征。近代的第二个波动特征是波动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这里有个图显示了1867-1936年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批发物价指数同中国的这些国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来，同期中国批发物价的波动幅度明显低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到1937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登峰造极的无限的通货膨胀。中国物价上涨50%，当时算是相当缓和的，此后不断的上涨，到1937年上涨到15倍，不断的涨，完全无法控制的一个上涨速度。这里有一个中型城市，以上海的物价指数作为中国同期的登峰造极的通货膨胀的证明。这个时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不存在周期性波动了。

　　其实有资料表明，1922年到1929年期间，中国的物价波动形态，与除法国意外的主要资本国家，波动幅度一般都不大，到1930年到1931年个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逐年下降10%以上。1932年以后开始回收，中国，特别是与上海相反，1930-1931年物价上涨，1932年才开始下降。1936年国家基本长都是处于战争时期，

　　1948年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这和中国的物价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速度，比其他的资本国家大得无法比拟，物价上涨的速度大的太多了。这是1937年，1949年建国前期的物价波动完全失去了控制。

　　第三个部分是建国以来我国的历史经济波动的情况，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大大小小的经济波动总共有13次。通过从史的角度的考察，对历史经济波动的规模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了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投资扩张和经济的压缩，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既有的经济体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具体的波动情况是这样。

　　1953年出现冒进到1954，1955年出现衰退，稍微简单讲一下，1952年底，当时我国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兼具任务，工农业生产达到的建国前的最高水平，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之一五计划的目标，大家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53年总体经济情况很好，出现了三年恢复时期的持续繁荣出现了GDP达到15.6%形成了波峰。有了1953年十一五计划的第一个年头，规模和地区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出现了冒进，1954年，整个经济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衰退，1954，1955年GDP增长速度大大低于1953年的速度。

　　1956年出现冒进，1957年出现希望衰退，这个情况主要是1955年底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和1956年的冒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55年农业大丰收，但是建国以来农业总产值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的一年。后面是政治气氛，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上上下下急走毛进的情绪下出现了三管齐下的偏差，农贷的增长太高了，造成了赤字。

　　1956年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的倾向，1956年GDP达到了15%，形成了波峰，由于出现了冒进和失误，导致1957年不得不实现小的紧缩调整，出现了温和的衰退，GDP增长降到了5.1%，分别出现了1958-1960年大衰退，接着出现了1960-1962年大衰退，1958年大跃进。具体的问题没有时间讲了，马上到了。

　　第四个波动是1964年到1965年的繁荣，到1967-1968年大衰退。第五个周期是1970年的繁荣和1972年的衰退。第六个周期是1973年的回升和1974年的衰退，第七个是1975年的繁荣到1976年的萧条，第八个是1978年的繁荣到1981年的衰退。此后就是80年代的，大家很熟悉了，1984-1985年的繁荣到1986年衰退，1987-1988年繁荣，到1989-1990年市场疲软，然后是1992-1993年的繁荣和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第12次是2000-2009年，第三次是2010年以来的新一轮。

　　基本的结论是建国以来的经济波动从中可以发现波动的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是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的需求。

　　促成了投资冲动和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主要是作为管理者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做出了投资扩张的角色。投资加速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供求关系的紧张，各种瓶颈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压缩投资的强制性决策。所以这个投资扩张和压缩的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扩张性和收缩性的决策决定了变动的方向，这个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强烈投资的冲动和需求，是一种体制性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央政府作为管理者身份，投资扩张和加速的决策是一种政策性的因素。所以这个投资压缩，扩张和压缩，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根本原因在于绩优的经济体制和中央的政府的政策决定。

　　此外历史经济波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说政治因素或者是说政治运动推波助澜，这与建国以来的有一个小启示，中国经济主要是三个时期，中国近代时期的波动，还有建国以来的，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谢谢各位。

　　主持人：有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彭建强演讲。

　　彭建强：大家大脑先放松，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我劝大家放松，我今天一天的话，我大脑都没紧张，是因为从上午到下午，各位专家的发言都非常精彩，精彩在特别是研究、学历性很强，思想很希望深刻，很系统，含金量很高，而且信息量很强大。如果一走神就丢掉了信息了。所以说我一直不敢走神，就高度的这样紧张。

　　想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因为我要学的不具有系统性，含金量高，信息量大的特征。所以大家放松一点，多听一句小听一句不影响我的结论和观点，我就说两点，我语言组织上也许不到位，或许会乱一些，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我的两点思考和两个观点。所以大家要放松。

　　第二是在经济增长周期方面我没有发言权，我的专业，过去我的专业是农村经济的专业，研究三农问题，最后关心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这个方面没有发言权。最后一个给大家的是一种交流，就我为参加这次会议做的一点思考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如果说思考有价值的话就叫做新思考，新思想，如果没有价值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是让你们放松，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可以作为晚饭前的放松和调剂。

　　我的题目是有效增长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这个题目很大，所以我把有效增长和创新驱动可持续增长加了一个信号。是因为什么，我只是讲这里面其中的一个我想我自己思考的一个，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一些内容，有效增长第一个问题是有效的增长，有效增长是指长期的增长的有效性。

　　从我们对日常生活线性的观察，我举一个例子，我的观点就表明了。比如说我盖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如果是像英国一样使用一百年或者是三百年我盖一次房子，三百年不增长了，但是我的福利是一直在用这个房子。如果房子的周期寿命20年，我一百年之内，这个房子要重新修五次。重新五次我付出的五倍的增长，最后你的福利还是一栋房子。这是我说的。

　　短期内来看的话，都是有效的，我今天需要盖房子，我必须就要盖，这都是有效的增长，但是长期的关系就不是了，像讲的这个狗熊摘棒子一样，摘一个丢一个，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在效率和价值上还是一个。但是增长的是过程中增长了很多倍，是我的观点。不仅是表现在住房和基础设施方面，还表现在其他的方面。这种长期的效率的损失我认为有以下的六个因素导致了这些效率的损失。第一个损失在哪？刚才我说的这种房子，基础设施，授予他的寿命和质量问题，包括在我们国家跟腐败相关的一些，像过去的豆腐渣工程，这些的话由于质量问题，使得这些工程要不断的，浪费好几倍的新投资和修建，像一条路一样，我们也是反复的在修可能用五倍投资，还是一条路，维护的好的话这个路修一次可能就要使用五十年，这是第一个由于工程的质量问题或者是腐败问题导致的浪费和重复价值。

　　第二块不是质量问题，也不是豆腐渣工程，是由于我们规划的不科学，不严肃，没有长期性，导致了规划在现实中的必要调整和重新的拆建的折腾性的建设。这一块大家要理解，这个又是丢掉的一块效率的损失。

　　第三块是什么，不是有这种行为，不是有政府的行为中出现地问题，就是消费者，居民百姓，比如说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不就是一个房子盖了以后隔二十年，我就是限他不好，我有多动症，我们在政治层次有运动的多动症，经济层面也有折腾，会议室的家具，我过两年觉得不好再换，不断的换，也有消费观念的问题，这是老百姓和消费者的问题。第四块就是说不仅是在这些个像住房，基础设施这些固定资产和耐用的消费品方面，包括我们生活消费品方面由于消费者的不理智，盲目性和商家的这种过渡的忽悠，导致了这种过渡的消费，比方说希望在医药领域，你比如说我用药特别多，输液特别多，本来应该一袋板蓝根就好了，输液三天，加上商家各种行为的促销，导致了这种盲目的不理性的过渡的消费。这由让我们丢掉了一半效率的损失。这都是增长来的，这丢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其实这里的福利都丢了。

　　第五块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导致了重复建设，比如说导致了今天的产能过剩，这不是一种社会资产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吗？

　　第六个因素是什么呢？再分配的机制和环节上，我创造了GDP，但是没有创造GNP，像过于两驾的出口，只是为了改善外国人的中低收入水平做了贡献。我们这么庞大的汽车工业的市场产值的增长，但是利润都是让老外拿走了，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劳动，在付出辛苦但是我们最后获得的利润很小少，这六个因素导致了长期效率的损失，短期看都是有效率的，持续在增长，长期来看的话，我们剩下的福利并不多，所以这是我对增长的看法。所以由此我倾向于对于这种增长，我们不要过渡的说我认为我是倾向不要强调增长，如果说为了增长而增长，我是不断的刺激，我觉得是越来越被动，而且第二个我觉得掉两个点也无所谓。掉的这一块是一个无效的增长，剩下的就是有效的增长。

　　杨圣明：把有效的掉了。

　　彭建强：有效的掉了，是吧？我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现在大家形成的共识，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阶段，从过去的要素、投资驱动到了一个创新驱动了。有效增长过去有很多的，像10%，我们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有效的，过去的增长是两大块，一块是短期条件下的简单的扩张性，是吧？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就有技术的积累，改革开放一利用这种制度和机制，技术的普及和传播的转化，有一个量增长，规模的扩大，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短期经济供给不足有一个增长。当然我们也有技术进步，比如说张老师就讲了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方法。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轻工领域和家电的领域也是有创新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创新上来了。

　　现在的话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有自主创新和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特别是表现在重工领域包括装备制造，重工和航空等领域，支撑以后的可持续的有效的增长。

　　当然了还有一块，这个不在我的话题里面，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到了这种创新，过去的那种增长有没有有效的一块，在我们国家也有可能有，因为我们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这种不均衡，还有可能有一种常规的增长，但是总的来说到了一种必须到创新驱动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后我想提示的是什么，到了这个阶段凯恩斯的调控政策的作用空间和作用效能会越来越小，因为在投资驱动阶段的话，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首先是调控投资的很有效，创新驱动以后阶段这个政策作用越来越小，我倾向于不要过渡的热衷于和过渡的使用凯恩斯的调控政策，这是我的倾向性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过渡的使用也造成了我们不断的有一些问题的积累和后遗症的生成。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还有一点我想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处于从后发优势向面临着后发劣势的这样一个转变期。过去我们增长，我们数量的扩张和学习和模仿都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以后面临着可能是后发的劣势。因为我们要在前沿技术上和现代已有进行竞争。比如是打飞机制造和波音和空客竞争，他采取一系列的垄断的手段打断你，不让你上来，我们将来下一步会面临着后发劣势，所以这是后发劣势需要提示的。

　　这个阶段我想需要靠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支撑长期的竞争。那么说可持续增长是不是每年都要增长，都以一定的速度增长，这取决于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速度。恰恰是我们的问题是缺乏从实质层面上缺乏创新的实质的能力和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没有这样的机制，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上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向脑力劳动的报酬，向创新收益的保护和保障。还没有得到保障，这是在制度和政策上没有得到体现。

　　比如说一开始讲到了现在到了创新阶段，谁不创新谁死。如果说没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创新的权益的环境的话，他创新以后也未必能活，创新以后我马上偷你的技术。现在我觉得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除了制度和政策的环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种在老百姓当中的文化心理，我们的文化心理目前还对创新不够尊重和崇尚。

　　吃饭的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创新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99%的效益是1%的灵感产生的，我们往往认可99%的汗水，所以我们心理上有一点同情苦劳，同情汗水的文化心理，这是对创新的保护的激励和支持上的不够。

　　下面围绕着创新的增长，上午说了以后创新的发展靠新要素的供给，上午谁提出了新要素供给的基础，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补充的是新要素的供给必须有对新要素的内在需求。和对新要素供给的有效激励，因此要创造的是培育这样一创新的制度和环境。这是我的发言，并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